岑参是唐代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岑嘉州诗集》有三百六十首诗，其中约五分之一是在河陇、安西、北庭时所作。作于凉州与稍后作于北庭的诗同是边塞之作，但由于诗人心境不同，诗歌的情感也就有了差异。岑参在凉州时期所创作的七首诗(以诗中出现“凉州”或“武威”等字眼为准)情感意蕴复杂，悲壮苍凉。天宝十载，诗人为建立功业追随守边大将高仙芝从安西辗转到了河西，三月至六月羁留凉州，写下了《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等六首诗；天宝十三载，诗人随封常清赴北庭，途中再度经过凉州，故地重游，感触颇深，写下《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唐杜确《岑嘉州诗集序》说岑参：“旱岁孤贫，能自砥砺，遍览史籍，尤工缀文。属辞尚清，用意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迥拔孤秀，出于常情。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吟习焉。”[1]这七首诗揭示了诗人从安西至凉州这一时期从军入幕的曲折经历和复杂心境，不乏刚健豪侠之气，沉郁顿挫之慨，辞意亲切，广为传诵，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岑参以诗歌为媒介把凉州的物候地貌、风土人情，异域文化传输到内地，推动了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岑参的凉州诗有文献传播和保存的重要意义。
一
自汉至唐，凉州就是我国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古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唐初的大凉都曾在此建都，此后凉州一直是郡、州、府治。凉州又是古代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丝绸之路”西段的要隘，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占领河西，割据凉州，自称河西大凉王。后又自称天子于凉州，即皇帝位，欲与唐皇相抗衡。不久，被唐臣安兴贵联络凉州少数民族击败，“自起至亡凡三年”[2]。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李渊鉴于凉州所处位置的重要，特别任命了善于征战的李世民为凉州总管。有唐一代，凉州城不仅是州(郡)、县治，而且成为都督府和河西节度使治所。凉州最突出的作用还在于它作为河西的军政中心，在战略上成为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必争之地。河西地区的安危对唐都长安有直接的影响，起到了“阻断羌胡”，以隔绝吐蕃与突厥的联系，是唐代前期重要的军事边镇。所以唐代河西节度使是当时全国所设置的十个节度使和经略使中力量最强大的一个，史载天宝元年十镇(统率全国边兵)兵员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人，军马八万匹，陇右、河西两镇兵员十五万，军马三万匹，占全国兵马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数字显示出河西在唐代边防军事格局中重要的地位。唐建国之后的一百年中，与西北边境少数民族发生过不少次战争，多数是围绕凉州或是以凉州为基地进行的。唐代统治者非常重视边功，当时就有许多“出将入相”的人才，唐高宗时下令重修太宗时已修改过的《氏族志》，规定“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明人胡震亨说：“唐制，新及第人，例就僻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这就从政治制度上鼓励中下层知识分子投笔从戎，时人热衷于“边功取宠，谋取重赏”。社会上出现了重武轻文，以从军为荣的风气；再加上军威四震，国威远扬的边塞战争，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尚武精神，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济苍生”、“安社稷”理想的知识分子，便把从军边塞看做是仕进的终南捷径。唐王朝以巨大的人力、物力经营河西地区，为文士远赴河陇提供了机会，也使更多的文人心驰神往于这方热土而竞相咏歌。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之涣、王翰、李益、元稹、白居易、张籍等人都有写凉州的诗，凉州成为唐代诗人心醉神迷的地方，咏凉州诗内容十分丰富，有写其文化积淀的、有写胡汉民族关系的，也有写地方风土人情的。岑参的凉州诗是唐代边塞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盛唐之音必不可少的一个音符。
岑参在凉州居住过一段时间，有充足的时间去体验生活，观察边塞，加上诗人好奇敏感的天性，使他的凉州诗有了独特的意蕴。唐玄宗天宝八载己丑(749年)，三十三岁的诗人第一次出塞，是年冬赴安西，在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职，充节度使幕掌书记。从其《敦煌太守后庭歌》、《过酒泉忆杜陵别业》、《岁暮碛外寄元撝》、《寄宇文判官》、《经火山》、《题铁门关楼》等诗可见诗人首次出塞所走的路线是：出阳关，经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北行至西州(今吐鲁番)，由西州西南行，经银山碛(今托克逊西南)、铁门关(今库尔勒北)抵安西(今库车)。诗人在安西停留了一年多的时间后为追随守边大将随高仙芝辗转到了河西。《资治通鉴》天宝十载正月载：“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加仙芝开府仪同三司。寻以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代思安顺；思顺讽群胡固请留己，制复留思安顺于河西”，四月：“诸胡……潜引大食欲攻四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仙芝大败，士卒死亡殆尽，所余才数千人……还至安西……以秀实兼都知兵马使，为己判官”。《新唐书·玄宗纪》：“七月，高仙芝及大食战于恒罗斯城，败绩。”[3]根据以上史料的记载得知，天宝十载高仙芝除河西，而未尝赴镇，四月复回安西，五月率军西征，七月败绩，还至安西。高仙芝在天宝十载并未真正到河西任职，而作为其幕僚的岑参却到了武威，而且在此一时期创作的诗中还有专门颂扬仙芝的诗篇，令人有些费解。根据闻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证》一文的解释可知，天宝十载三月，高仙芝欲除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时，于是幕僚群趋武威，“公(岑参)亦同至”。后来唐王朝的人事调度有了变动，改任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恰值安西四镇有了兵变，他又返回安西，“仙芝出征时，留公等在武威”。[4]岑参于是在三月至六月便羁留于凉州，直至仙芝征大食还，始同归长安。
二
盛唐文士无不想在社会大舞台上成就一番大事业，有一番大作为，将报效国家、奉献社会与实现自我价值统一起来，使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一致。边塞(尤其是西北边塞)是文人实现人生功业理想最令人神往的地方，也是谋求人性之发展欲望得以充分实现的最具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地方。关于盛唐文人对边塞的情感罗宗强先生有一段深刻地分析：“立功边塞，是盛唐知识分子向往功业的一条重要途径。边塞军旅的豪雄生活，边塞雄奇壮伟的景色，最足以引起向往不世功业的盛唐知识分子的情感共鸣，或者更贴切地说，热烈地、自觉地去追求边塞军旅的豪雄生活。”[5]李白《行行且游猎篇》赞美：“生年不读一字书，弯弓满月不虚发”的边城儿，慨叹：“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帏复何益!”岑参也是在时代精神鼓舞和尚武风气熏染下，步入军伍行列。他虽应举及第，授官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但官职卑微，品秩仅为正九品下，岑参向往的是英雄勋业，希望拜相封侯。在《银山碛西馆》诗里说：“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这是他到边地后告别传统文人生活方式的宣言，也表达了诗人追求功名的迫切心理。《后汉书·班超传》载，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岑参将投笔从戎的班超视为楷模，到了凉州后，辽阔的河西边塞，奇异的风土民情，豪迈的军旅生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天宝十载在武威写下《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热海亘铁门，火山赫金方。白草磨天涯，湖沙莽茫茫。夫子佐戎幕，其锋利如霜。中岁学兵符，不能守文章。功业须及时，立身有行藏。男儿感忠义，万里忘越乡。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扬旗拂昆仑，伐鼓震蒲昌。太白引官军，天威临大荒。西望云似蛇，戎夷知丧亡。浑驱大宛马，系取楼兰王。曾到交河城，风土断人肠。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赤亭多飘风，鼓怒不可当。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傍。地上多髑髅，皆是古战场。置酒高馆夕，边城月苍苍。军中宰肥牛，堂上罗羽觞。红泪金烛盘，娇歌艳新妆。望君仰青冥，短翮难可翔。苍然西郊道，握手何慷慨。”[6]这是一首送别兼呈献的长篇巨制，而诗人借题发挥，主要表达的却是自己的功业情志和尚武的时代精神。送别刘单赴安西辅助高仙芝征讨大食时，岑参情绪激昂，殷切盼望取得胜利，想象高仙芝的军队所向披靡、敌人闻风丧胆；又对同僚充满关切之情、留恋之意，全诗意境豪迈而又悲壮。另一首《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7]同样是送行之作，却能脱弃一般私谊范畴，而升华到更高的思想境界。此诗不落一般送别诗之窠臼，它没有直接写惜别之情和直言对胜利的祝愿。而只就此地与彼地情景略加夸张与想象，叙述自然，比兴得体，颇能状僚友之行色，惜别与祝捷之意也就见于言外，含蓄蕴藉。岑参的边塞诗并不是每一篇都有这样的英雄气概，只是有了非常重大战事时诗人才能迸发出如此激越高昂的情绪!这两首诗除表达诗人慷慨激昂的情感之外还传达出一些丰富的信息：“马疾过飞鸟”、“看君马去疾如鸟”、“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从侧面描写了凉州的地貌特征：空旷、平坦，一望无垠。“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透露出凉州的季节变化情况，一个“迟”字流露出作者写凉州是以自己的家乡江南为参照物，两相对照之下才得出边地季节时令不同于南方的真切感受，很多人只是听说凉州气候寒凉(凉州因其地寒凉而得名)，但真正的情形是怎样的，却是可以从岑参的诗句里获得确凿信息，有一个具体的认识。
岑参从初出塞时，思乡的感伤和痛苦就紧紧伴随着他，“别家赖归梦，出塞多离忧。”(《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塞迥心常怯，乡遥梦亦迷。”(《宿铁关西馆》)从这些诗句里我们能深切体会到诗人的思乡心情的殷切，而到了凉州之后，诗人的乡关之思更加浓烈。《河西春暮忆秦中》：“渭北春已老，河西人未归。边城细草出，客馆梨花飞。别后乡梦数，昨来家信稀。凉州三月半，犹未脱寒衣。”[8]《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岸雨过城头，黄鹂上戍楼。塞花飘客泪，边柳挂乡愁。白发悲明镜，青春换敝裘。君从万里使，闻已到瓜州。”[9]两首诗中的乡思刻骨铭心，大自然物候变化和季节更替也常常使他触目兴叹，身处边关，心系故园，时时处处把边地与家乡加以对比，陌生感与熟悉感的相互衬托，更刺激了他的思归之情。尽管诗人在出塞时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但心底的真实情感是压制不住的，一想到故乡，诗人便潸然泪下，情不自禁，梦魂萦绕。思乡之情背后隐藏的是诗人对平淡安逸生活的渴望，对戍边入幕岁月的厌倦。这就是盛唐边塞诗高昂情绪底下鲜为人知的真实情感，它虽被盛唐浩歌激烈的鞺鞳之音所淹没，但也反映出文人出塞的艰苦与辛酸。
岑参居凉州时有一首登临怀古的诗《登凉州尹台寺》：“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因从老僧饭，更上夫人台。清唱云不去，弹弦风飒来。应须一倒载，还似山公回。”[10]诗人在梨花盛开的时节，游历了城西2.5公里处的尹台寺。此寺是为纪念西凉政权创立者李暠的继室王后尹氏而修建的。这位王后“谟谋经略，多所毗赞”。李暠死后，其子李士业继位，时北凉沮蒙逊为西凉最大的敌人，李士业想主动攻击敌人，尹氏极力劝阻：“蒙逊骁武，善用兵，汝非其敌……”但士业不听，一意孤行，最终亡国，尹氏被俘，至姑臧(武威)，因其不卑不亢，深受沮蒙逊礼遇，最后到伊吾，后卒于伊吾。岑参被尹氏夫人的气节所打动，弹玄清唱凭吊古人，对历史上的风云变幻生出无限的沧桑感，随又联想到唯酒是耽的山简，随又勾起岑参的隐逸之兴。岑参的性格豪放的背后还有十分醒目的淡逸的一面，《感旧赋》述说：“国家六叶，吾门三相矣。”岑参少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早年隐居嵩阳读书，来往的多为隐士僧人，他在《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一从弃鱼钓，十载干明主。无由谒天阶，却欲归沧浪。”赴边文人并非人人都能实现理想，不得志者十有八九，岑参诗中提到的赵仙舟、祁乐、费子、独孤渐等，都是失意而归的，这对岑参的触动很大，内心对隐逸生活便很神往。《戏问花门酒家翁》：“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道傍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11]表现了边民豪健的精神面貌，一七十老翁当垆卖酒而生意还十分红火，从侧面来展示唐时凉州经济繁荣，民风淳朴，全诗紧紧扣住“酒”字，无论是酒家主人还是前来豪饮的客人都深得酒趣，最后一句正是诗人酒酣兴起时的天真语。以上两首诗包含有“名士情结”和潇洒的风神，正是脱胎换骨于魏晋南北朝士人的风采。“无论是盛唐气象，还是魏晋风度，都是一种人格的置换，都是特定环境中士人生存状态的诗性转化”[12]。诗人对魏晋名士的企慕之情，转化为一种生命的自觉，转化为享受自然、享受生活。同时凉州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良好的经济状况、人民心态平和健康，这也是岑参有意要传播给中原人民的一个信号，是诗人客观审视凉州而得出的印象。
天宝十三载，诗人随封常清赴北庭，途中再过凉州，与故人重逢，酒酣兴至时挥笔写下《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13]诗人吸取了民歌的艺术因素，运用顶针句法，构成轻快的、咏唱的情调，写出凉州的宏大、繁荣和地方色彩。诗末对朋友寄予勉励之辞，不落痕迹，豪情天纵。这首诗成为唐代众多咏凉州诗中最著名的一首，既契合了盛唐尚武、任侠的时代风尚，也反映了民族文化交融的盛况，突出唐代作为边地的凉州富庶风流的人文景观，从此可以推想唐帝国的强盛繁荣图景。
岑参凉州诗情感意蕴丰厚，包含的信息充分，既体现了个体生命的价值追求，又折射了整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表达功业情志的诗句：“中岁学兵符，不能守文章。功业须及时，立身有行藏。男儿感忠义，万里忘越乡。”“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毫不隐讳自己赴边的目的，酣畅淋漓，直抒胸臆，慷慨言志，质朴刚健。正如李泽厚所言，盛唐的时代精神在马上。表现心境的意象：“酒”、“泪”、“笑”、“愁”、“悲”、“寒”，此一时期，岑参深刻地体验到人生的失意、出塞建功的艰难和仕途蹭蹬，诗歌染上慷慨悲壮的特点，这几首诗是诗人前半生艰辛跋涉的心灵写照。另有描述凉州暮春季节特征的意象“梨花”、“细草”、“黄鹂”、“边柳”、“岸雨”、“秋草”、“榆荚”，他用自己在异域生活的感受来感染读者，通过对独特的景观描写，借助诗歌传递了他的所见所闻和情感，并逐渐被人们认识、吸纳，最终融合，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岑参凉州诗里还有一些介绍异域文化、风物的诗句；“胡地三月半”、“胡人半解弹琵琶”、“胡国草木长”，他用文学的手法为后世积累有关凉州的地理和环境的资料，成为我们研究凉州的宝贵资源，在他的笔下，诗歌具有了媒介的特征，承担起原始的传播角色，不仅让中原、江南人了解了河西概况，而且把西域文化输送到了内地，加速了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从地域文化整合的角度看，盛唐边塞诗实际上是各地域文化大融合、大繁荣的产物。勃发出了各自的文化活力、艺术活力，因而盛唐文化是兼收并蓄，吸取了各地域文化中最健康、最鲜活的成分，融合成了雄厚壮大的文化精神。
【注释】
[1]岑参：《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12页。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11页。
[3]岑参：《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57页。
[4]闻一多：《唐诗杂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134页。
[5]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4页。
[6][7][8][9][10][11][13]岑参：《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21、117、116、115、116、173页。
[12]王志清：《盛唐诗人的人格范型与自然品藻》，《南通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