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是艺术品，也是日用品，它的纹样常常包含了礼制的成分，或者说是依存于舆服制度，这一部分虽然也有发展和演变，但却远没有在日常生活中那样的活力和欣欣之生意。相对而言，它最是女儿之所爱，却也每每为诗心所灌注。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唐代丝绸名称，便多是得自诗笔。韦庄《与小女》：“见人初解语呕哑，不肯归眠恋小车。一夜娇啼缘底事，为嫌衣少缕金花。”咿呀学语的女孩儿，已经解得织绣的美丽。释智严《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其七十九：“女若多，费绫绢。好物不可教觑见。红罗帐上间银泥，绯绣床帏蹙金雁。”①虽然它的本意是劝戒，但所谓“女若多，费绫绢。好物不可教觑见”，却偏偏道出“好物”的娇艳之态，也道出女儿对“好物”的依恋。而在诗人讲述的丝绸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风气下女儿体味人生的情感世界，也可藉以追索丝绸纹样的若干设计来源。
敦煌丝绸是唐代丝绸标本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尽管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局部。近年陆续出版的《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法藏卷》，以搜罗全备为特色，不仅著录齐全，而且提供了详备的相关信息。又以整理和汇编工作所具有的学术含量，使其中的若干织物有着坐标的性质而得以作为比较研究的可靠资料。把它放到一个宽阔的视野里细读，每会引起对纹样设计意匠一些新的思考。
一、“双双衔绶鸟”
鸟雀衔绶是唐代丝绸的流行纹样之一，它的始因，或与立春剪綵花的节令行事相关。梁宗懔《荆楚岁时记》：“立春之日，悉剪綵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南北朝歌诗中已颇见其事。唐代此风仍盛，惟宫禁制作多用绢帛。《酉阳杂俎·前集》卷一：“立春日，赐侍臣綵花树。”所云“剪綵”以及“綵花树”之綵，虽与彩通，但綵的原意主要是指织物或织物有彩②。苏颋《立春日侍宴内出剪綵花应制》，所谓“剪刀因裂素，粧粉为开红”；崔日用《奉和立春游苑迎春应制》“剪绮裁红妙春色”、宋之问《剪綵》“绮罗纤手制，桃李向春开”，则剪綵花之用材，为素、为绮、为罗也。又李远《立春日》“钗斜穿綵燕，罗薄剪春虫”，更有《剪綵》一首：“剪綵赠相亲，银钗缀凤真。双双衔绶鸟，两两度桥人。叶逐金刀出，花随玉指新。愿君千万岁，无岁不逢春。”③据诗中形容，可知剪綵花取用的意象，以花树蜂蝶和对飞的衔瑞鸟雀为盛，且以千秋万岁为愿心。既成风习，制作必多，熟谙此艺者，自然不会很少，于是剪綵花的题材，也广播于唐代的各种装饰工艺，成为春日里寄寓欢欣的流行纹样，比如染织刺绣、金银平脱。故宫藏一面唐花鸟纹葵花镜，圆钮上方两只对衔盘绶的鸟雀④(图1-1)，扬州市郊平山雷塘出土双鹊衔绶镜(图1-2)、河南方城县出土仙鹤衔绶镜⑤(图1-3)，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对鸟衔绶金花银饰片⑥(图2-1)，前蜀王建墓出土放置玉册漆匣的金银平脱残件⑦(图2-2)，等等，都是相似的设计意匠。反过来，也可知玉指金刀下的剪綵花，当与此类图案差相仿佛。绶带的意思，系取长寿。张说《奉和圣制赐王公千秋镜应制》句云“宝镜颁神节，凝规写圣情。千秋题作字，长寿带为名”；句下自注：“以长绶为带，取长寿之义。”⑧与前引李远诗“愿君千万岁”的意思也是相同。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一枚掌心大小的玉盒，盒盖一对鸿雁衔绶，盒底分行镌刻吉语“千秋万岁”⑨(图3)。图案的含义在此更是清楚点明。塔基地宫所存供养物，自北魏兴安二年始，历经隋大业二年、唐大中十二年、龙纪元年、宋太平兴国二年而延续递藏，此枚玉盒应是唐物。如此，绢帛制作的剪綵花移用为丝绸纹样，自是顺理成章。如《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著录大英博物馆藏一枚“孔雀衔绶二色绫”⑩(图4)，便正是与剪綵花同一意趣的“双双衔绶鸟”，而由复原图案又可清楚见出绶带中间，是一枚方胜。它的时代被定为中晚唐。
方胜，或曰春胜、春幡，原是春日系缀于钗头的物事，多见于晚唐五代诗人吟咏。如温庭筠《咏春幡》：“闲庭见早梅，花影为谁裁。碧烟随刃落，蝉鬓觉春来。代郡嘶金勒，梵声悲镜台。玉钗风不定，香步独徘徊。”(11)又和凝《宫词》“金钗斜戴宜春胜，万岁千秋绕鬓红”(12)；牛峤《菩萨蛮》“玉钗风动春幡急”(13)，等等。故宫藏一面唐凤衔方胜镜，又一面狮纹双鹊镜，后例圆钮下方的狮子口衔葡萄枝，圆钮两边双鹊对飞，上方一个叠胜式“吉”字幡(14)(图5-1)。又河南林州市姚村镇上陶村出土一面双鸾方胜千秋镜(15)(图5-2)，镜缘以方胜禽鸟交错为饰，圆钮上下各一个小小的幡胜，其一悬系于花枝，其一悬系于荷叶，两枚幡胜分别安排“千”“秋”二字。安徽六安出土时属五代的一面铜镜，环绕镜钮的是一个叠胜，叠胜四面分布“千秋万岁”四字反文(16)(图5-3)。日本奈良正仓院藏红牙拨镂尺有雁衔方胜、鹤衔方胜的纹样，仙鹤所衔方胜中心是一朵四出花，上端以璎珞为系(图6-1、6-2)。又有一面鹦鹉衔花枝铜镜，回翔在上方的一只鹦鹉翅膀尖上牵出长长的一串璎珞，璎珞上系着方胜(17)(图6-3)。
风气之下，方胜也因此成为唐代盛行的纹样母题，用于丝绸，它四向交错外伸的多重组合，便也类似于宝相花，比如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一件“棕色绶带纹绫幡”(18)(图7-1)，根据复原图案可以见出它的纹样组成，即中心一个方胜，方胜内里一朵四出花，方胜外缘四面抛出花结，最外一周则是大小方胜与花结相间绕作团窠。它的时代为晚唐五代。法国吉美博物馆藏一件“绶带纹绫幡”，与这一件图案相同(19)(图7-2)。大英博物馆藏“蓝地朵花鸟衔璎珞纹锦”，是盛唐时期的一枚经锦残片(20)(图7-3)，若把书上的图版掉过来看，那么鸟雀双双衔着的正是璎珞为系、下缀花结的方胜。其时代为盛唐。
绶带、方胜，都是符瑞之象，绶带寄寓长寿之意已由前引张说诗明白道出，而鸟雀作为媒介，却又是依附历代许多相似的传说叠加而成。唐人曾有《吐绶鸟词》唱和之作四首，今止存得刘禹锡一首(21)。诗前小引曰：“滑州牧尚书李公以《吐绥鸟词》见示，兼命继声，盖尚书前为御史时所作，有翰林二学士同赋之，今所谓追和也。”句云“越山有鸟翔寥廓，嗉中天绶光若若。越人偶见而奇之，因名吐绶江南知”；“赤玉雕成彪炳毛，红绡翦出玲珑翅。湖烟始开山日高，迎风吐绶盘花绦”；“花红草绿人间事，未若灵禽自然贵。鹤吐明珠蹔报恩，鹊衔金印空为瑞。春和秋霁野花开，翫景寻芳处处来”。“鹤吐明珠”与“鹤衔金印”，均用《搜神记》故事。后者见该书卷九，“东汉张颢为梁州牧，天新雨，有鸟如山鹊，飞翔入市，忽然坠地，人争取之，化为圆石，颢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颢以上闻，藏之秘府”，“颢后官至太尉”(22)。这一故事颇载于后世的各种类书，衔印示瑞的传说，自当讨人欢喜，吐绶鸟之“迎风吐绶盘花绦”，不必说也是符瑞意象。扩而展之，而至于鸿雁，凤凰、仙鹤、鹦鹉、鸳鸯，唐代纹样中示瑞的祥禽早不止一种，衔绶之外，衔胜、衔幡、衔罗结、衔瑞草，俱成同一母题之下的时样(23)，而施用于不同材质的装饰。作为符瑞，它也被纳入唐代舆服制度，即“三品以上服绫，以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双孔雀”(24)，白居易诗所以曰“鹘衔红绶绕身飞”(25)，李商隐诗《饮席代官妓赠两从事》因有“愿得化为红绶带，许教双凤一齐衔”(26)。后者便是借了当日的流行纹样而戏作艳语。所谓“花红草绿人间事，未若灵禽自然贵”，带着传说色彩的仙禽于是同凡间的“花红草绿”结合起来，翫景寻芳，翩翩于春和秋霁，成为播送好音传布广远的祥瑞图案。那么大英博物馆所藏“孔雀衔绶二色绫”，既是“双双衔绶鸟”之“迎风吐绶盘花绦”，绶带中间又添一枚内里一朵四出花的方胜，也可算作祥瑞之集锦。可知当日风行之“瑞锦”，原曾与诗心相依而交互辉映。
一、“合蝉巧间双盘带”
唐代流行多曲屏风，多曲屏风中最常见的是六曲，李商隐《屏风》诗“六曲连环接翠帷”，即此。多曲屏风的相连处每使用金属合页，时或称作“交关”，故李贺《屏风曲》句云“蝶栖石竹银交关，水凝绿鸭琉璃钱。团回六曲抱膏兰，将鬟镜上掷金蝉”。清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注云：“屏风上画蝴蝶栖石竹之形，而以银作交关。交关者，盖屏风两扇相连属处，即今之铰链也。又作鸭绿水波之文，或以琉璃作钱文加其上，盖言屏风上之雕饰。”此释交关是不错的。但细绎诗意，“蝶栖石竹银交关，水凝绿鸭琉璃钱”，原是两句分咏两事，即前句言交关之式，后句言屏风之饰，则“蝶栖石竹银交关”，便非是“屏风上画蝴蝶栖石竹之形，而以银作交关”，却是意为交关的样式好似蝴蝶之栖于石竹(27)。河北邢台市唐墓与宁夏吴忠西郊唐墓出土鎏金铜合页，都是做成单独的一只蝴蝶，蝶腹为中轴，两边翅膀启闭开合，蝶腹和翅膀俱用金丝嵌出细密的纹理(28)(图8)。出自邢台市唐墓者，是漆木匣上物，只是木匣已经朽坏。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夫人水丘氏墓出土一件银盖罐，盖与罐系用合页相连，罐身的半边合页下面铺了一只鎏金的展翅蝴蝶，盖上的半边合页是一蓬细叶娇风的花草(29)(图9)。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银金花香囊上面的合页，则是开合的两个半边各一只闹蛾(30)(图10)。
对蝶图案，也是唐五代的一种流行纹样(31)。甘肃武威出土一枚铜鎏金对蝶纹梳(32)(图11)，广州南汉宫殿遗址出土四蝶纹铺地砖(33)(图12-1)。扬州邗江杨庙公社出土一枚四蝶方镜，镜钮做成一朵花，四只向心的舞蝶正不妨看作两对追花双蝶(图12-2)。扬州教育学院工地出土一件唐三彩犀牛枕(34)(图12-3)，枕面绿地子上的褐釉对蝶仿若画笔晕染，如与织物相对照，它所追求的图案效果大约是缬染。而双蝶对飞的纹样，最为直接的借鉴，便很可能是唐代流行的夹缬或绞缬，——由它的工艺特征，实在很容易催生这样的图案构思(35)。沈俭期《蝴蝶赋》“图君子之翠屏，俪綵族而星罗”，缬染工艺利用本身的工艺适便呈现如此綵族骈俪的装饰效果。唐代遗存中虽未发现对蝶纹夹缬，但却不乏可作参证的例子，其一，便是法国吉美博物馆藏出自敦煌的一枚团窠对蝶纹妆花绫残片：白色的经线和纬线交织为地子，在显花的部分加入一组黄色的浮纬，以通经回纬的方法织出图案，即一周四朵牡丹花构成的团窠，团窠中心两只抵首相对的展翅蝴蝶(36)(图13)。其时代为晚唐五代。此外一例，则为日本奈良正仓院藏花鸟夹缬屏风两扇。屏面下端是碧草坡间的山石，其上两只锦鸡抵首相对，共衔一只倒挂的蝴蝶，花枝一束高耸于上撑满画面，一对粉蝶相向飞舞在花束之端(图14)。此是登录于光明皇后《东大寺献物帐》(《国家珍宝帐》)中之物，时代在八世纪中叶之前(37)。
对蝶纹样在辽宋时代的使用依然十分广泛。辽宁阜新红帽子辽塔地宫出土两件花口方碟，碟心为对蝶图案(38)(图15)。出自辽宁朝阳北塔天宫的一枚辽代玉对蝶，两只蝴蝶的尾部分别做出一个环孔，相对处蝶须间的小孔里穿系银丝，是佩饰的形制(39)(图16)。寿县博物馆藏宋对蝶纹铜镜，与前面举出的唐镜构图相似而更为纤秀(40)(图17)。双蝶也是同时代流行的绣样，如北宋张先《醉垂鞭》“双蝶绣罗裙”，又《于飞乐令》“蜀红衫，双绣蝶”，只是未能确知双蝶的组合样式。宋熊克《中兴小记》卷五引朱胜非《闲居录》曰：“绍圣间，宫掖造禁缬，有匠者姓孟，献新样两大蝴蝶相对，缭以结带，曰‘孟家蝉’，民间竟服之。”所谓“新样两大蝴蝶相对，缭以结带”，其式样与用途已经说得很明白，而它适为夹缬类所采用的图案，并且蝉为对蝶图案的名称，似乎也是由唐而来——唐王建《宫词》句云“缏得红罗手帕子，当中更画一双蝉”；秦韬玉《织锦妇》“合蝉巧间双盘带，联雁斜衔小折枝”，又敦煌曲子词失调名一首句曰“金枝合蝉野马，竞逐纷纭”(41)。所云“双蝉”、“合蝉”，即是也。“宫样”传出，很快成为时尚，“民间竟服之”，自非虚语。
时风催生出来的新产品之一，为银对蝶佩，如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银佩系上下两片扣合为一，即在分别打作成形的两片蝴蝶上端交错做出两对扁管，把一根轴杆穿入其中，然后将两端卷起以为蝴蝶须子，轴杆两边的两片蝴蝶于是可张可敛(42)(图18)。相似的银饰件也见于四川德阳孝泉镇宋代银器窖藏、浙江湖州龙溪乡三天门宋墓，又福州南宋黄昇墓，等等，可见它在当日的流行。
作为饰件的孟家蝉颇见宋人题咏，如姜夔《观灯口号》之三“游人总戴孟家蝉，争托星毬万眼圆”(43)。又潘汾有词一阕，作《孟家蝉·蝶》，上半阕云“向卖花担上，落絮桥边，春思难禁。正暖日温风里，斗采遍香心。夜夜稳栖芳草，还处处、先軃春禽。满园林。梦觉南华，直到如今”(44)。“向卖花担上”，语作双关，卖花担之“花”，本来是包括各种饰物的，这里的一层意思便是点明孟家蝉的用途。“梦觉南华”，则是用着《庄子》梦蝶之典以明形象。如此，两宋之银对蝶佩件时名孟家蝉，应该是不错了。
附注：本文的彩图见图版第3—6页。
①曾昭珉等《全唐五代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1178。
②《集韵·海韵》：“綵，缯也。”《广韵·海韵》：“綵，绫綵。”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七“纹綵”条注引《考声》曰：“綵，缯帛有色者也。”
③《全唐诗》册15，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页5930。又其《立春日》一首句云“钗斜穿綵燕，罗薄剪春虫”(同前页)，“春虫”，这里或指蜂蝶之类。
④郭玉海《故宫藏镜》，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图九四。
⑤前件今藏扬州博物馆，后件今藏河南博物院，此均为博物馆参观所见并摄影。
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雷峰塔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页147、图二二五。
⑦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图五五。
⑧《全唐诗》册3，页943。
⑨《地下宫殿の遗宝——中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东京：平凡社，1997年，图二七。
⑩赵丰《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48。
(11)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245。按注云“此诗所写春幡，既有悬挂于树梢者，亦有簪之于妇女首饰上者”，然而细绎诗意，是通篇所咏俱为缀于簪钗之春幡也。
(12)《全唐诗》册21，页8398。
(13)《全唐五代词》，页510。
(14)《故宫藏镜》，页93。
(15)张增午《河南林州市出土古代铜镜》，《考古》1997年第7期，页79。
(1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六安出土铜镜》，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图一八四。
(17)《东瀛珠光》第1册，东京：审美书院，1908年，图六三。
(18)《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页70、121。
(19)赵丰《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66。
(20)《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页121。
(21)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云，同赋之翰林二学士，“颇疑是长庆初同为学士之元稹、李绅。德裕原作今不传，他人集中亦无此和作，故无由审其本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1409)。
(22)“鹤吐明珠”，《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引《搜神记》曰：玄鹤为弋人所射，哙参为之疗伤，“愈而放之。后鹤夜到门外，参执烛视之，鹤雌雄双至，各衔明珠以报参焉”。
(23)岳峰《新疆历史文物集粹》，乌鲁木齐：新疆美术出版社，2009年，页211；《故宫藏镜》，图一〇四；《东瀛珠光》(一)，图三十六、四十五。
(24)《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
(25)《初除官蒙裴常侍赠鹘衔瑞草绯袍鱼袋因谢惠贶兼抒离情》。按《唐会要》卷三十二《舆服下》“异文袍”一项曰：贞元七年三月，初赐节度观察使等新制时服，上(德宗)曰“节度使文以鹘衔绶带，取其武毅，以靖封内”；“太和六年六月敕，三品以上许服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对孔雀绫袍襖”。
(26)首联作“新人桥上著春衫，旧主江边侧帽簷”。刘学锴等《李商隐诗歌集解》释曰：首二谓新识、旧交皆年少风流，故三四云愿身化红绶，为“双凤”同时衔之，“谑而近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页1441)。按“近亵”之评，稍嫌言重。
(27)(元)张可久《木兰花慢·为乐府杨氏晓莺春赋次海粟学士韵》“笑银蝶交关，青鸾相对，紫燕双柄”(《全金元词》，页930)，这里的“银蝶交关”自是用贺诗之典，也可见他的理解。
(28)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市唐墓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5期，页52、图版五：4；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吴忠西郊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彩版一一：2。后例今藏宁夏文物考古所研究所，2011年初春往宁夏，承研究所惠允观摩并拍照。
(29)今藏临安文物馆，此承文物馆惠允观摩并拍照。
(30)韩生《法门寺文物图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页252。
(31)关于对蝶纹的起源与发展演变，谢明良《略谈对蝶纹》有详细考证，见(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260期，2004年。
(32)《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页227。又陕西凤翔南郊唐墓出土一枚铜对蝶纹梳梳背图案与此件几乎完全相同，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凤翔隋唐墓——1983～199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图一八五：5。
(33)今藏广州市博物馆，本文照片为观展所摄。
(34)两例均藏扬州博物馆，此为参观所见并摄影。
(35)真正的夹缬是指用两块对称的夹板夹住织物进行防染印花的产品，若织物析为两层夹于型板间，便能制得左右对称的均齐的图案(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页91)。
(36)《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图一一六。
(37)《第六十二回<正仓院展>目录》，奈良围立博物馆，平成二十二年(2010年)，图二。按器藏北仓。《东大寺献物帐》(公元756年)录有“鸟草夹缬屏风十叠，各六扇，高五尺，广一尺八寸，碧絁背，染木画帖，乌油钉，揩布袋”，此即这一项所存之物。
(38)今藏辽宁省博物馆，此为参观所见并摄影。
(39)《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图版五三：1。按此原为“七宝塔”上画的饰件。
(40)《六安出土铜镜》，图二〇一。
(41)此虽脱字近半，但仍可见出通篇言织事。见《全唐五代词》，页855。
(42)照片承浙江省博物馆提供。
(4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册5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32054。
(44)赵闻礼编《阳春白雪》卷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