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位于丝绸之路的要津，大量的丝绸通过敦煌东来西往，又在敦煌被出售、被使用和被保存。所以，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丝绸中，肯定有着不同的来历。但是，在敦煌文书中明确记录丝绸产地的信息并不丰富，我们只能从部分文书出发，尽量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实物或者图像，探讨其可能的来历。
一、敦煌文献中的吴绫
敦煌文献中有两处明确提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生产的绫织物。一是《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P.2613)中提到了吴绫，出现在一件著名的大红番锦伞中：
大红番锦伞壹，新，长丈伍尺，阔壹丈，心内花两窠。又壹张内每窠各师子贰，四缘红番锦，伍色鸟玖拾陆。青吴绫裙，长贰丈叁尺伍寸。红锦腰，阔肆寸。青夹缬里，每面杂色柱子肆拾枚，阔肆寸，长壹尺伍寸，贰色绢带肆拾双，白绫者舌肆拾枚，每面杂色柱肆拾枚。又青吴绫裙壹(图1)。
我们曾经对这一大红番锦伞的形制作过复原。其伞盖为长方形，中心的织物面料为两窠对狮子纹锦，四周则是团窠五色鸟锦。伞四周垂有很长的用吴绫做的伞裙，裙上部是用红锦做面、青缬为里的裙腰，裙外还装饰了杂色柱子和者舌。根据文中所记载的尺寸，并按一尺合30厘米计，我们可以得出这一锦伞的总尺寸约为长450厘米、宽300厘米、高705厘米①。在这一总尺寸中，可以算得吴绫的周长为1500厘米，高度即705厘米，所使用的总面积为106平方米，如按一匹吴绫幅宽为50厘米计，则需要212米长的吴绫，当时一匹绫的长度通常为12米，则共需17.7匹吴绫。另一青吴绫裙不知尺寸如何，因文书后有缺文。
二是在莫高窟藏经洞的西壁壁龛内，原嵌有石碑一通，即唐大中五年(851)的《洪辨告身敕牒碑》，碑中也提到了吴绫。洪辨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他担任沙州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851年，由于在张议潮收复敦煌战争中有功，被唐王朝封为释门河西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并赐紫，授京城内外临坛大德称号，藏经洞的开凿正是为了颂扬和纪念这位有影响的高僧。在碑文最后处记有：
大德河西都
僧统赐紫僧
洪辨物四十
匹
锦二匹
色吴绫二匹
色小绫……
色绢八……
杂……(图2)②
这里的“色吴绫”，指的是各色吴绫。
二、唐代文献中的吴绫
唐代的丝绸重要产地大约有三处，一是黄河下游，二是长江上游，三是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其中江南地区在唐初并不十分突出，但安史之乱后，其作为经济重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唐王朝对东南地区的依赖越来越重。天下经赋，首于东南，浙东“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③。
吴绫之名无疑源自吴地，而吴地在历史上就位于江南地区的核心。吴之名源自春秋时的吴国，其地主要是指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特别是沿太湖一带。到秦汉时，设会稽郡，其地相当于吴、越故地，即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大部和福建地区。由于其郡治在吴，所以又称为吴郡。永建中，阳羡周嘉上书，以县(会稽)远，赴会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西为吴，以浙东为会稽。也就是说，钱江以西属吴郡，以东为会稽郡。虽然会稽此时已独称为会稽，但在晋唐之时，史料上出现有三吴的说法，其地指吴兴、吴郡、会稽三处，因为这三郡都是从原来同一个会稽郡或吴郡中分出，因此这三郡被合称为“三吴”。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也提到“江南地润无尘，人多精艺，三吴之迹，八绝之名，逸少右军，长康散骑，书画之能，其来尚矣”。显然，这时的会稽依然被看作三吴之一。
吴绫顾名思义也应该是指在吴地生产的绫织物，其名最早见于盛唐。天宝初年，水陆运使韦坚在广运潭中安置了小斛舟三百艘，每舟署某郡并以所产暴陈其上，其中广陵郡(今江苏扬州)则锦、官端绫绣；会稽郡(今浙江绍兴)则罗、吴绫、绛纱；吴郡(今江苏苏州)则方文绫。此外，还有丹阳郡(今江苏南京)的京口绫和晋陵郡(今江苏常州)的绫绣。这些东南的名牌产品在京城引起了轰动，得到了玄宗的赞赏④。隋唐之际，会稽郡与越州经常换称，这里最为著名的吴绫就产自会稽郡。
安史乱后，南方的丝织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丝绸产品的花色品种质量亦同样得到提高，在全国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浙东观察使坐镇的越州在唐前期仅上贡少量丝织品，但自贞元(785—805年)以后，在常贡之外又另加“异文吴绫及花豉歇单纱、吴绫、吴朱纱等纤丽之物数十品”⑤，种类大增。《新唐书》卷四十五《地理志》载明州余姚郡土贡有“吴绫、交梭绫、海味、署预、附子”。显然，这里的吴绫或与吴相关的织物也产于浙江越州、明州一带。直到五代北宋时期，吴绫之名依然存在，而且明确为浙江所生产。《宋史·太祖本纪》载建隆三年(962)，“钱俶进贺平升州银、绢、乳香、吴绫、紬绵、钱茶、犀象、香药，皆亿万计”。这里的吴绫，显然应该是当时浙江一带生产的。
关于吴绫的特点，唐代诗人对其有不少评论，大部分诗人都是以称赞的口吻，说明了东南丝绸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较唐前期有明显提高。其中齐己的《读李贺歌集》“清晨醉起临春台，吴绫蜀锦胸襟开”，《谢人惠十色花笺并棋子》“海蚌琢成星落落，吴绫隐出雁翩翩”，都提到了吴绫。韩偓《意绪》中也提到了吴绫，“脸粉难匀蜀酒浓，口脂易印吴绫薄”。直到五代后唐李煜写的《鹧鸪天》词里，也有吴绫，“节候虽佳景渐阑，吴绫已暖越罗寒”。从这些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吴绫织物总体比较纤薄，不甚保暖，其图案则有稳约的飞雁等纹样。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游宦浙江，也写下了大量现实主义的诗歌，其中部分也与浙江产绫相关。其一是缭绫，应该也是吴绫中的一种，而且应该是吴绫中的较好的一种，它的图案也是“织为云外秋雁行”⑥。白居易在诗中把缭绫与天台山上明月前相比拟，说织者是越溪寒女，说明了缭绫也是吴地生产的织物。敦煌文书中也出现了“缭绫”的名称，不过，这是当时抄写白居易《缭绫》诗时出现的，抄写者把缭绫抄成了“撩绫”。这虽然不能直接验证现实中缭绫在敦煌的存在和使用，但起码也说明吴地的缭绫之名已经传到了敦煌。其二是《杭州春望》中提到的柿蒂绫，“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⑦。唐代正史中记载的杭州贡绫中虽然没有吴绫之名，但由于杭州也属三吴之地，这里的红袖织绫，也有可能属于吴绫一类。不过这里的柿蒂既是绫的纹样，同样也可以作为绫的名称。
三、敦煌实物中的柿蒂纹绮(柿蒂绫)
根据我们对唐代丝织品的分类研究，唐代的绫可以根据地部组织的不同而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平纹地上起花，有平纹地显3/1斜纹花、平纹地上隔经或隔纬显花、平纹地上嵌合组织显花、平纹地上纬浮显花四大类。另一类是斜纹地上起花，这类斜纹类绫最早出现在唐代，相对较迟，其中又可分为同单位异向绫、异单位同向绫、斜纹地缎花绫和斜纹地纬浮绫等。
平纹地暗花织物以前常被定名为绮⑧，但事实上应该在唐代之前这种组织的品种已划入绫的范畴⑨。唐代之前，吐鲁番阿斯塔那170号墓中出土文书与实物对比之后的结论就支持了这一观点，以平纹作地的紫色楼堞人物兽面纹绮、大窠联珠纹绮和黄色龟背纹绮可以分别与随葬衣物疏中的紫绫、绯绫和黄绫相对应⑩。到了唐代，我们更有两个具体的实例可以证实，一是吐鲁番出土物中有“景云元年双流县折调细绫一匹”墨书题记的，正是平纹地上显花的中窠双联珠对龙纹织物(11)，另外日本正仓院所藏平纹地显花的宝花纹织物上亦有“近江国调小宝花绫一匹”的明确题记(12)。
在敦煌出土的实物中，我们尚未发现过飞雁纹的绫织物，但确实发现了柿蒂纹的平纹地显花绫。
第一件是敦煌莫高窟130窟出土的彩色绮幡，总长43.4厘米，宽16.O厘米(13)。考古发现时原编号为K130:14，进入博物馆后藏品编号为Z0014。此幡由各色丝织物缝制而成，虽然已残，但还保存着幡头和四块半幡身。幡头由悬袢、斜边和幡面组成，悬袢和斜边均由一块红色绮对折缝制而成，幡面则是白色菱格纹绮，四个小菱格形成一个大菱形，像一朵四瓣花。幡身使用的织物从上至下依次为：红色葡萄纹绮、绿色柿蒂纹绮、黄色菱格纹绮、浅褐色葡萄纹绮和白色绢。这里的绮其实就是平纹地的绫。
这里值得我们特别指出的是绿色的柿蒂纹绮。这块绿色的柿蒂纹绮高为7.5厘米，宽7厘米，它采用的经纬线都是无捻丝线，单根排列，呈绿色，经密为54根/厘米，纬密为32根/厘米。组织是1/1平纹地上以1/3S斜纹显花。柿蒂纹其实就是一种四瓣花的代称，主要就是四瓣花作为基本单元，两排四瓣花两两错排而成，其经向的循环为2.5厘米，纬向的循环为4.8厘米。也就是说，这一幡身上的柿蒂纹样只在其经向循环了3次，在纬向循环了1.5次(图3)。
另一件柿蒂纹绫见于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来自敦煌藏经洞的两段红色柿蒂纹绮幡带。这是两段我们《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漏收的幡带，编号为OR.8210S/13895，在英国国家图书馆里被夹在两片玻璃之间，玻璃的编号为GSA6。整个玻璃夹中共有四条幡带的残片，其中A和C两段的织物相同，均为红色柿蒂纹绮，宽约3.8—4.O厘米，A的长度为8厘米，而C的长度则为53厘米，两者的图案、组织完全一致，可以判断原属同一幡上的幡带。
这件红色柿蒂纹绮的经纬均为丝线，无捻，经密64根/厘米，纬密42根/厘米，其组织结构为平纹地上显1/3Z向斜纹。其柿蒂纹样较上述绿色柿蒂纹绮稍加复杂，也是两两错排的图案结构，其中单元的柿蒂纹约为2.4厘米长，1.6厘米宽，其循环约为经向1.8厘米，纬向已超出幡带的宽度，但可以推测其图案循环应该在5厘米左右(图4)。
柿蒂纹绮之所以称其为柿蒂纹，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柿蒂纹与汉代以来铜镜、画像砖等上的柿蒂纹十分相似，已成为考古界的俗称。另一方面是因为柿蒂纹是史书中记载的丝织品图案名称，除了白居易的《杭州春望》之外，还有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提到的“绫柿蒂”。相对而言，这类图案被称为柿蒂花也比较合适。
综上所述，我们在此作一小结。在敦煌文献上，我们发现了两例关于吴绫的记载。对照唐代文献来看，我们知道吴绫是产于以当时会稽郡(或越州)为中心的浙江东部地区，应该包括明州和杭州两地，吴绫的图案至少有飞雁和柿蒂两种。但在敦煌的实物中，我们只发现了两例柿蒂纹绮(即柿蒂绫)，一例见于莫高窟130窟出土的盛唐时期的幡身，另一例见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幡带。这两例均可与唐代文献中的柿蒂绫相对应，可能为当时产于杭州的柿蒂绫，属于吴绫的一种。
附注：本文的彩图见图版第1—2页。
①赵丰、王乐《敦煌的胡锦与番锦》，《敦煌研究》2009年第4期，页38—46。
②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一)》，《敦煌研究》1981年第1期，页56—79。
③(唐)杜牧《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全唐文》卷七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7753。
④(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韦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3222—3223。
⑤(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江南道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618。
⑥(唐)白居易《缭绫》，《全唐诗》卷四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4704。
⑦(唐)白居易《杭州春望》，《全唐诗》卷四四三，页4959。
⑧夏鼐《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页45—76。
⑨袁宣萍《唐绫略说》，《浙江丝绸工学院学报》1986年3期，页44—49。
⑩赵丰、万芳、王乐、王博《TAM170出土丝织品的分析与研究》，《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241—267。
(11)王炳华《吐鲁番出土唐代庸调布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263—271。
(12)松本包夫《正仓院裂と飞鸟天平の染织》，京都：紫红社，1984年，页178。
(13)敦煌文物研究所《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品及其他》，《文物》1972年12期，页55—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