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戏是我国古代人民娱乐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受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广为欢迎的游戏行为。博戏参与了人类日常生活、生理、心理等机制的调节。它伴随中国历史已流传了数千年，孕育了人们拼搏求胜的精神和思想品德以及审美情趣，并铸成一种具有丰富内容的文化形态。
博戏一词，系由“博”引申而来。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博，局戏也。六箸十二棋也。”秦汉时期与博经常联用的词有博簺、博弈、博*(左白右乐)等。它们均称“局戏”，它是一种凭运气进行游戏的总称，故当时被统称为“博戏”。其中博簺指六博和格五，博弈指六博和围棋，博*(左白右乐)则指六博和意钱。博戏自先秦时期就十分盛行，但并非为近代的体育运动，只是游戏而已。但这些游戏当时大多被用于赌博，如蹴鞠、赛马、六博、斗鸡、斗虫等。其游戏法是凭借非智慧的判断，即很大程度与占卜的形式密切相关，自然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因此，与其他游戏相比，博戏具有比较鲜明的个人的、偶发的，而且恣意产生的游戏传播特征。该游戏的核心原理中，有着其他领域所见不到的特征，成为探索其传播方向的有效线索。本研究主要是对博簺的系统考证。
一、六博
六博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先秦时期最为盛行的一种局戏①。到魏晋南北朝时已很少有人懂得六博玩法。这里，我们可以根据大量的考古挖掘报告和出土文物及文献资料来考证六博的形制和博法。例如《论语》、《左传》、《庄子》、《战国策》、《楚辞》、《史记》、《汉书·五行志》、《汉书·游侠传》、《后汉书·烈女传》、《后汉书·王允传》等文献中均有不少关于六博的记载，内容涉及君王、诸侯、贵族、大夫、士和平民等各个阶层。自20世纪初以来，考古发现并挖掘出大量的博具，如1957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的秦墓中曾发现两件博具，均有博局。其中11号墓出土的博局为木制、方形，长32厘米，宽29厘米，高2厘米。局面为阴刻曲道纹、方框，绘有4个圆点；13号墓出土的博局，长约38.5厘米，宽35厘米，高3.3厘米。局面刻有12个曲道纹和方框，朱漆绘4个圆点。在局面的一侧挖有一个长24厘米、高1.8厘米、深6厘米的凹槽，槽内放竹箸6根和骨质棋子6枚，槽外盖有一个木片，上有一圆孔供系绳，以便开启。1954年在江苏江都的一座西汉墓中出土1件木制博局。1953年广州先烈路4013号发现的一座东汉墓，出土了1件木制博局，呈方形。1973年湖北江陵凤凰山的8号西汉墓出土木制博局1件。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中出土1件黑漆方框并嵌有象牙条的博局。1972年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西汉墓出土1件方形木博局，局面用红漆绘方框，12个曲道纹和4个圆点，局的四个侧面绘有几何纹、植物纹图案。此外，还先后在甘肃天水市放马滩秦墓出土一块六博木板画、甘肃灵台傅家沟西汉墓中出土1套铜制4人博戏俑。广西西林县的一座西汉墓出土一件铜制博局，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木制博局1件。1974年河北平山三汲的战国墓葬中出土一件石六博局。1974年在北京市大葆台出土西汉六博棋子。以上出土的博局大多为木制，虽大小略有差异，但形状基本相同，只是局上的装饰不同而已。其他，还有河南南阳地区发现的六博画像石，四川成都彭县出土的六博画像石，河南灵宝张家湾东汉墓出土一件绿釉博戏俑，甘肃嘉峪关地区墓葬出土的六博画像砖，以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规矩纹铜镜和美国纽约收藏的汉代六博俑等等。在秦汉时期，随着博戏的盛行，还出现了不少专门研究博术的人，并撰有著作。如西汉初许博昌撰《大博经》，东汉也有人撰写博经。这些有关博局的论著，隋唐时还能见到，如《隋书·经籍志》载有《大小博经》一卷，《唐书·经籍志》载有《大博经行棋戏法》二卷。此外，《淮南子》、《汉书》、《后汉书》等文献中，也有不少论及博戏的内容。可惜绝大部分已失传，留下的只是零散的文字资料。
根据考古报告、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来考察我国博戏的规则，可以知道，博局大致可分两类，投箸的博和投*的博。而不投箸也不投*，称簺，或称格五。
六博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世界上一切有兵种盘局棋戏的源头，诸如象棋、国际象棋、军棋等等与兵种的棋戏，都是由博演变而成②。关于六博的形制和竞赛方法由于资料的失传，只能从少数文献和考古发掘的文物加以推测。如《楚辞·招魂》中记载：“菎蔽象棋，有六博些。分曹并进，相*(上比下车)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这充分说明六博形制是由棋、局、箸三部分组成。箸又称“蔽”、“采”，相当于骰子。由两人对局，“投六箸，行六棋”。先投箸，后行棋，相互攻逼，务使对方死棋。当投箸投成“五白”，就可直接获胜。六博还有大博和小博之分，大博约在商周时期就已开始流行。它的棋盘称为“梮”或“曲道”，多采用木制，近似方形，正面涂白漆或黑漆做底色，上面刻有T、L、V三种矩规纹及圆点，并以红漆描绘。棋子多用木质或骨质，6黑6红或6黑6白，共12枚，呈方形。6枚棋子中，有1枚较大，称为“枭”，其余1枚较小，称为“散”。“枭”是贵、骁、勇、健的意思，“散”是散卒的意思③。实际上六博的棋具完全是模仿当时社会军队的编制而制成的。小博约在东汉时期盛行，它的棋局由12道横道组成，中间还有一条较宽的“水”，好似象棋的“界河”，棋子12枚，呈方形，大小相同，一方为白色，一方为黑色。双方各有“鱼”1枚，呈圆形。双方掷彩行棋，棋行到处即竖之，名为骁棋。骁即枭，枭棋可以食棋，即入水食鱼，亦名牵鱼。每牵一盔，获二筹，翻一盔，获三筹……获六筹为胜。这在《列子·说符》张湛注引《古博经》中有详细的记载。1974年在甘肃灵台傅家沟西汉墓出土“铜四人博戏俑”。这组跪坐博戏俑，神情姿态各异，掷彩的一方，形骸放浪，张口在呼，袒右臂而身前倾，有的伸右臂准备掷骰子，有的扬左手以助威。另一方紧闭双唇，屏住气息，紧张地注视着对方手中的骰子，生动地展现了博戏的情景。另外，《韩非子·外储说》记载秦昭王采用“博剑”来下六博④。其不同于箸，而是采用投壶的剑。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有一组汉代六博陶俑，在棋具旁摆着一个投壶。《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当时城镇酒肆中，“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在这里“六博和投壶”并列，可见两者之间的联系。
以上凡投箸或投*皆称为六博，而不投箸也不投*，就称为簺戏，或称格五。
二、簺戏
簺戏和六博比较，除行棋方式不同外，棋盘、棋子的形式与六博几乎一致，可以说簺戏是在六博基础上形成的。东汉文学家边韶，曾撰写过一篇《塞赋》，记载了簺戏的形制和方法。行棋时，先掷簺(簺有四采：簺、白、黑、五)⑤，掷出簺、白、黑可按数行棋，掷到五，即停止行棋。所以称“格五”。塞、白、黑代表赢，五代表输。实际上“簺”起到骰子的作用。簺戏一直流传至明清。清代文献《通俗篇》卷三十一《格五》记述：“今儿童以黑白棋子各五，共行中道，一移一步，遇敌则跳越，以先抵敌境为胜，即此(格五)。”可见，格五的行棋方式，颇似跳棋。
簺戏的棋局，与一般的博戏大体相同，故从广义上讲，簺戏仍为博戏之属。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彩绘木雕俑簺戏，十分形象地表现出两个老叟隔棋盘相对跪坐，俑高约20厘米，中间的棋盘约20厘米见方，黑底，棋局绘白色“规矩纹”图案，与六博棋局图案略有不同。左边一俑，由白黑两色彩绘，面目须发，身着条纹长袍，头梳圆髻，右臂向前下方伸出，拇指、食指间挟方形棋子一枚，正在举手行棋。另一俑，右手放在膝上，左手举在胸前，正在凝视对方落子，形象生动逼真。另外，在湖北云梦西汉古墓中出土博具一件，棋局长38厘米，宽36厘米，厚2厘米。正面白底规矩纹，但无博箸。棋盘四周绘有红漆一道，背面为素面，四个侧面用红漆绘有几何纹或植物纹图案。簺戏在秦汉以后发生演变，成为后世的象戏(棋)。
三、博局占
简牍⑥——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是古人亲笔抄写经主吏过目的文书档案。它记载了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史实。1993年江苏东海县尹湾6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晚期简牍上的《博局占》⑦，对于研究六博局面刻有的“规矩纹”或“TLJ纹”提供了新的启示。
《博局占》的图形是常见的“规矩纹”，中央有一个“方”字，上端标记“南方”。“规矩纹”的所有线条侧都写着干支，自甲子*亥。在图形下有表一张，横看分五栏，分别标以：
占取(娶)妇嫁女(婚嫁女子的命运)
问行者(出游者命运)
问系者(囚系者命运)
问病者(患病者命运)
问亡者(出亡者命运)
这些都是民间生活中经常需要占问的事项。
表纵看分九行，顶端标以方、廉、揭、道、张、曲、诎(屈)、长、高九字。它与《西京杂记》卷四所引许博昌六博口诀基本一致⑧。
据此，《博局占》的操作十分简单，只要查找占问当日干支在图形上的位置，便可得知所问事项的结果。《西京杂记》记述：“许博昌，安陵人，善陆博，窦婴好之，常与居处。”其术曰：“方畔揭张道，张畔揭道方；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又曰：“张道揭畔方，方畔揭张道；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三辅儿童皆诵之。法用六箸，或谓之究，以竹为之，长6分。或用二箸。许博昌又作《大博经》一篇，今世诵之。
许博昌口诀中的“揭”，无疑是指《博占局》中的“揭”。因此，口诀包括有《博局占》九个位置里面的六个，即方、揭、道、张、屈、高。而口诀可能就是行棋制胜的方法。同时，通过《西京杂记》的记述，还可以知道六博在当时有多种玩法。
四、规矩纹
有关博戏的文献中经常提到争“道”，这实际上是指局上行棋之道。道究竟是指局上“规矩纹”线条，还是线条间的地位，过去亦无所知。1992年，加拿大皇家安大博物馆收藏一件东汉六博俑⑨，其包括人、案、博局等物。局面上可以看到部分线条，棋子排列在线条上，但并不在线的端点或两线交点上。
《博局占》上一根线段有两个干支，总共六十个干支，但分布并不规律。不过，看甲子位于左下的寅位，象征春季，癸亥位于中下的子位，表示冬季，这完全是遵照阴阳四时的学说来定位的。而博局上的“规矩纹”，或称“TLV”纹，本来便是图解阴阳五行四时的宇宙论的。江苏东海尹湾4号墓出土的一面铜镜，铭文中有：“刻治六博中兼方，左龙右虎游四彭(旁)，朱爵(雀)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常葆父母利兄弟，应随四时合五行。”可参照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拓本内的一面新莽镜：“左龙右虎掌四彭(旁)，朱爵(雀)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刻具博局去不羊(详)。”⑩根据铜镜铭文的记载和图形，完全可证实该铜镜是一件论述博局的珍贵文物。
《博局占》的图形从来就有宇宙论的性质。“规矩纹”中央有一个“方”字，除了表明该处方框即九种位置的“方”以外，该图形还明确指示着四面或八方，其体现阴阳四时五行学说即自此而来。
五、小结
本文以考古、文献、文物、简牍、铜镜等资料相参照，结合调查、考察，对我国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盛行的博戏活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和论证。对现存的有关博戏资料作了较彻底的梳理。还结合简牍的记载和铜镜刻有的铭文，及“博局占”的位置与“规矩纹”的图形等，作了深入的探讨，解决了一些目前尚有争论的疑难，使这种古老游戏的面貌进一步清晰了。如六博有不同的玩法、《博局占》为“规矩纹”的宇宙性质增添了新的证据等等。从而约略窥知古代博戏的活动情况，以及博戏由古代的赌博游戏，逐步完善竞艺法则，博弈分离，并演变为体育娱乐活动的历史。这无疑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傅举有，《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②徐家亮，《中国古代棋艺》第15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③徐家亮，《中国古代棋艺》第17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④博剑是类似骰子的用具。
⑤范晔，《后汉书·梁冀传》注引鲍宏《塞经》。
⑥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述：“简，从竹，间声。牍，书板也，从片。”
⑦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发掘简报》。
⑧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初探》，《文物》，1996年第10期。
⑨皇家安大博物馆，《赫尔曼·勒威氏遗赠》，1996年，第10页。
⑩周铮，《“规矩镜”应改称“博局镜”》，《考古》1987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