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敦煌藏经洞是1900年在敦煌被王道士发现的，至今100余年了。2000年夏天北京、敦煌、香港和世界一些地方都举行了纪念活动。为什么大家会对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这么重视，百年后还会举行庆祝活动呢?因为敦煌藏经洞出了一批稀世之宝，这批东西的出现，孕育了世界上一门新的学问——“敦煌学”。
敦煌在古代是个很特殊的地方。在古代世界的文明主要有四个：一个是我们中华文明，一个是印度文明，一个是波斯的伊朗文明，一个是以古希腊为根基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而敦煌恰恰是惟一的这四个文明交汇的地方。古代世界主要的宗教有佛教、道教、儒教、景教、摩尼教、祆教。宗教在敦煌交汇，所以使敦煌文化的底蕴相当的深厚。正因如此，敦煌遗书出来后，被全世界的学术界当作宝贝进行研究。
我们中国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叫陈寅恪，他曾经说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潮流。你进入这个时代的学术潮流，就叫预流，否则就叫未预流。而“敦煌学”就是当今世界的学术潮流。现在敦煌学范围已经很广了，它包括了敦煌遗书、敦煌石窟、敦煌壁画、敦煌雕塑、敦煌史地研究等等。但是归根结底，如果没有藏经洞敦煌遗书出现的话，“敦煌学”是产生不了的。如果我们单纯讲石窟讲壁画讲雕塑，就我们中国而言，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栖霞山石窟，外国也有很多很多，哪里也没有成为一门学问。为什么敦煌能成为一门学问，就是因为出现了藏经洞里的敦煌遗书。藏经洞的遗书对我们中国中古文化的研究推动非常大。100年以来，中外学者利用这些遗书已经取得了大量的成果，而且我们已经研究的只是这些遗书里面所蕴涵的一小部分，还有相当多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做，还没有来得及做，还没有力量做。正因为这样，大家非常重视敦煌遗书，重视这个敦煌藏经洞。那么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敦煌的这么多宝贝是怎么会放到藏经洞里去的?这的确是个谜。
在100多年以前，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把这批东西封闭起来?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如何认识藏经洞这些遗书，它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东西，它的性质是什么等问题。敦煌遗书发现之后，100年来，大家对这些问题在不停地思考、探讨。现在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有两种基本观点。第一种观点，我称之为“避难说”：就是说当地人为了避难，防备这些东西在灾难中被损坏，所以把它非常珍贵地收藏起来。还有一种观点，我称之为“废弃说”：虽然我们现在从中研究得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我们把它看作是宝贝。但在古代，它实际上是被古人所弃掉不要的，在古人眼中看起来是一批废物。这是主要的两种观点。从这两种观点又衍生出新的观点，譬如说“图书馆说”。实际上也是归入这两种观点之内。
下面我把这两种观点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本人是主张“废弃说”的。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研究以后的想法，供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最早比较系统研究这个问题的，就是到敦煌骗取了大量敦煌遗书的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他在敦煌从王道士手里骗到了大量敦煌遗书后，欣喜若狂，带回了巴黎。他思考这些东西被放到藏经洞里的原因。他研究的结论就是“避难说”。可以说伯希和是第一个提出“避难说”的人。他说他首先考察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被封闭进去的。经研究后可以找到证据证明，因为有很多敦煌遗书后面都有题记。古代有些人抄了遗书以后，在后面写上自己的题记，是哪年哪月在什么地方写的，为什么写的等等。他发现最晚的一个题记是北宋的太平兴国(976—983)和至道(995—997)年的。与北宋同时我国北方还有两个少数民族建立了国家，一个是辽国，一个是西夏国。而西夏在公元1035年向西攻下了敦煌，并创立了西夏文。但在藏经洞遗书中并没有发现西夏文。因为西夏在敦煌统治过，活动过，在敦煌的藏经洞以外如壁画上，发现有西夏文字，在发掘敦煌洞窟时，还发现了西夏文的木活字，但在藏经洞里这么多遗书中没有一件有西夏文。伯希和就从这一点推测，这个洞是在西夏人来之前封闭的。公元1035年西夏人攻打敦煌，敦煌的僧人害怕西夏人来抢这些东西，所以就把这些东西仓惶地藏了起来。进而，他又提出一个证据，他说王道士当时让他进了洞，他在洞里花了3周的时间，把剩下的2万多件遗书逐一翻了一遍。他说洞里藏的东西非常凌乱，藏文的卷子，汉文的卷子，还有绢本画幡以及铜佛像等等，乱七八糟地堆着。可见当时是仓惶之举。这就是伯希和当时的观点。
伯希和提出“避难说”的论据主要有两点：第一点，这里面的经卷记载的时间到了公元900多年，但是没有西夏时期的东西，证明是在西夏之前藏起来的。第二点，从洞里东西摆放的凌乱来看，当时是非常仓惶的。伯希和后来曾经在法国作过一次演说，还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观点。他说藏经洞所以被封闭，就是公元1035年西夏人攻打敦煌，寺庙里的僧人听到警报以后，赶紧把这些东西藏了起来。后来西夏人来了，把僧人全杀光了，所以被这些僧人藏起来的东西，再也没人知道了。所以这个谜就一直保存到了现在。
然而，当我们对伯希和的观点仔细考察后可以发现，这个说法有很大的漏洞。第一个漏洞是年代。伯希和看到的卷子最迟是至道年间。而我们现在知道的卷子年代有明确题记的是 1005年。这个卷子现藏在俄国的圣彼得堡(当年叫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还有些卷子虽然没有明确的年代，但我们可以考证出它的年代，比上述1005年的卷子的年代还要再迟一点，但其中的确没有西夏以后的。伯希和之所以说是避难，是因为他进去时，看到的东西很乱，所以他才说是仓惶逃窜时的避难。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藏经洞发现是在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号，公历的6月22号。所以2000年的6月22号我们就在北京开了一个会，纪念藏经洞发现100周年。伯希和是在1908年3月3号进洞的，自藏经洞发现以来，前后经过了8年，在8年当中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进去过。我们现在知道的有王道士，还有斯坦因，他是1907年5月去的。等到伯希和去时，斯坦因已经把几千卷拿跑了。所以伯希和所看到的那个凌乱，并非藏经洞开启时最初的情况。伯希和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讲：这个千年宝库，从发现到现在已经经过8年，这里的“藏书”有很多人翻动过了。既然很多人都翻过，那么这个乱的情况还能说明什么呢?什么也说明不了。
另外，藏经洞是在第17窟。16窟甬道的右壁有一个小窟，藏经洞(17号窟)就在这个小窟里面。当时把经卷等东西放进去以后，就用土坯把窟门封了起来，再用泥巴抹好墙面，最后用石灰把整面墙涂白，在整面墙上绘上彩色壁画。那么，面对如此情况，你说他是仓惶，仓惶能来得及这样做吗?所以，伯希和的避难说有漏洞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如此，伯希和的观点仍然被中外许多学者所接受。比如斯坦因说，从伯希和教授提供的材料，再加上卷尾题记里所看到的年代来比较的话，可以知道，一定是在11世纪初因为西夏人要攻击这里，有危及当地宗教寺庙的可能性，所以就把它封了起来。我们中国的著名学者罗振玉，是敦煌学在中国发展的有功之臣。他说，这么多的书放在里面，就是因为西夏打仗，所以才藏的，外面再画上壁画，那么谁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藏到哪儿了。还有些学者也持此说，在这里不一一举例。当然，也有对这个问题提出疑问的，疑问不在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因为避难，而主要在是不是因为西夏要打过来才藏起来的，会不会还有其他原因?我国著名的学者陈垣先生，20世纪20年代曾在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任馆长。他在任馆长期间，编著了中外历史上第一部公开的敦煌遗书目录——《敦煌劫余录》，这个目录在当时世界上是水平最高的。陈垣先生也研究过这个问题。他说：从史书上看，直到宋朝大中祥符末年，沙州(当时敦煌叫沙州)的统治者归义军的负责人曹贤顺曾经派人到北宋，要求北宋向他们颁赐用金银字写的《大藏经》。从北宋的景祐年间直到皇祐年间，沙州与北宋之间的交往从没有断绝过。可见政治形势很平稳，直到1049—1053年。那么说，1035年西夏打入时封闭起来就没有道理，因为沙州还是沙州。所以，要封的话，一定是在1053年以后。陈垣先生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不反对“避难说”，但他认为主要不是因为西夏攻打而造成的，因为西夏那时没有什么危险，避难避的是其他的“难”。哪个“难”他没有讲。有的学者认为，因为西夏也信佛教，藏经洞里都是佛教的东西，就算西夏打过来对佛教也没有大的危害，和尚怕什么呢?没有必要把经卷藏起来。所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找一个不信佛教的势力，认为那是威胁着敦煌的因素，敦煌人才会把东西藏起来。公元11世纪时，新疆有一个黑汗王朝，中文史书上叫喀拉汗王朝，信奉伊斯兰教。寻找的结果，说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黑汗王朝攻下了于阗，威胁敦煌。伊斯兰教当然反对佛教，在那个地方推崇信奉伊斯兰教。所以推测一定是受到了这样的威胁。还有人说是在元朝，成吉思汗很信任道士丘处机，他走到哪里都灭佛。成吉思汗在敦煌召见丘处机，敦煌的僧人听说他要来就害怕，就赶紧把佛教的东西藏了起来。这种观点将封闭的时间推到了元朝。但藏经洞里的文献就到1005年，再没有以后的东西了，所以也讲不通。因此说“避难说”从时代上讲就讲不通。
那么，这种观点为什么在学术界、在社会上长期流传呢?我认为应该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一种思维定式的作用。我们人类考虑问题时，常常是由己推人、由近及远。敦煌遗书的出现，对中古史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所以大家都叫敦煌宝藏、敦煌宝库、敦煌宝物。似乎我们认为是宝物的，古人也一定如此认为。实际上很多事情恐怕未必尽然。中国近代有四大学术发现，一个是敦煌遗书，一个是在古代的烽火台发掘出来的汉代木简，一个是甲骨文，还有一个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甲骨文的情况且不讲，汉简是被守卫烽火台的军士们扔到垃圾堆里的东西，是不要的。我们现在从垃圾堆里发掘出来，结果发现了很多当时的情况。大内明清档案已经被归到废纸堆去了，后来被罗振玉他们花钱抢救了回来，之后发掘了大量的东西。古今人的价值观念在不断的变化。其二，我认为这些东西不是古代人当宝贝，为了避难藏起来的，而是被废弃的。为什么这么说?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论述另外一个问题。敦煌遗书在当时是一批佛教寺院的藏书，它归属于佛教寺院。为什么说它是佛教寺院的藏书?因为敦煌遗书的概貌，经过几十年学者们共同努力，现已清楚了。总数约有6万多号。敦煌遗书的号是一个特别的概念，一件遗书有的很长，约二三十米，有的只是残片。各个收藏单位在管理时，为了方便起见，只要是完整地连在一起的，不管多长，就给一个编号。6万多号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说有的单位收藏多少号之类的，比如俄国宣布它收藏19000号，按号数来说是世界最多的，而实际上长度却没有多少，真正大卷子只有200来个，其次小一些的有3000个，再次有16000；英国有16000号，包括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中国国家图书馆有16000号；法国有7000多号，这是世界上四大收藏单位。除了四大收藏单位之外，其余较为零散。如日本的收藏就比较零散，分散在许多单位。日本公私收藏总计1000至2000号之间。此外我们国内有几十个单位都有收藏，多的有几百件，少的只有几件，甚至只有一件的，私人也有收藏，合起来有2000至3000之间。一共大概6万多。前面讲到一个矛盾，好东西不是没有，但好东西我们没有看见，看见的只是一堆破烂。另外一个可能，会不会是当初放进藏经洞时，是好的完整的，被王道士发现后，你也翻他也翻而被翻坏?作为学术研究，我们应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但经过研究，这种可能性也被否定了。在斯坦因以前，敦煌遗书没有大批流散。王道士是进洞翻看了，翻看时不小心也可能扯坏一些，但是我相信即使撕破也是少量的，因为根据早期的照片看到，当时都是一包一包，包起来放着的。斯坦因是第一个大批得到敦煌遗书的人，我们现在在斯坦因的卷子上仍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记录，即有一个简单的经名著录和一个苏州码子编的号码。大量著录是“残破无名目经”、“经破无名”、“破经”、“破无头尾经”、“破烂杂碎一包”、“破烂不堪杂碎经一包”，类似这样的非常多，这是谁写的?斯坦因当时有一个中国助手叫蒋孝琬，斯坦因称他为师爷(王道士所写斯坦因回忆记中是这样称呼)。我核对了蒋师爷写的其他东西的笔迹，与这个笔迹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东西是蒋师爷写的。蒋师爷是第一个帮斯坦因来整理这批敦煌遗书的，有关这批敦煌遗书的第一个目录是蒋师爷在疏勒编写的。也就是说蒋师爷根据当时拿出来时的情况，是破烂一包就写上“破烂一包”。这就证明，当时进入藏经洞时，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知道世界各地所收藏的6万号敦煌遗书绝大多数都残破不全，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是人为的。大家都知道国家图书馆那批敦煌卷子，到了北京，那帮家伙就偷，偷走后为了充数把卷子撕成十几片，但比起总数仍然少了不少。人为因素是有的，不是没有，但仍然是少数，绝大部分的卷子在藏经洞打开的时候就是破的。这说明，在他们放进藏经洞的时候就是破的。所以我们说：藏经洞封闭以前，敦煌有完整的《大藏经》，有好几部金银字《大藏经》没有放进去，而放进去的是残卷、单卷、残部、断片、零卷、破烂不堪的废纸。这个事实说明，“避难说”无法让人信服。
藏经洞里除了这些佛书经书之外，还收藏了一批佛教的幡画，幡画留在我们国内的很少，大部分都让外国人拿跑了，主要流散在英国、法国、印度。反对“废弃说”观点的研究者就说，这么多精美的幡画难道就能随便的废弃吗?实际上我们现在看这些幡画画得是挺好，只不过已经不是精美的了，甚至是残破的。我在英国看过，英国的这些幡画主要放在维多利亚博物馆，在那里陈列着，是破的打了补丁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幡画现在有几个大图册。这些东西大都是当时挂得时间长了，残破了，烟熏火燎的旧物，所以不要了取下来，把新的再换上去。新的放时间长了取下来再换，就是属于这样一种情况。斯坦因的文章对这种情况是有记载的，文章叙述的是他怎么从王道士手里骗取敦煌文物，斯坦因说王道士也很狡猾。在这里不对王道士其人做评价，现在有很多文章、书籍对王道士的评价是歪曲了的，不符合王道士这个人的真实形象。斯坦因在书中叙述道：王道士极力地向我推销那些画。他不重视绘画，所以他用绘画作为诱饵，使我不能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到汉文卷子上。他特别地把那些废物尽量地多“塞”给我，这样让我少看一点汉文卷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些画实际上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当然价值观念不一样，实际上是一些残破的，新的时候一定很精美很好，但到这时都已经残破了。我前面讲得这么多，说明的就是藏经洞里这些东西无论是经书还是绘画，都是些残破不全的。“避难”而把这些残破不全的东西避进去，这好像说不通，不能说服人。
也有学者提出，你说这些是残破的，我们也承认，因为事实在那里摆着。那么，是不是还有另一个藏经洞?是不是把那些好的藏在另外一个洞子里了?这种可能性也不敢排除。因为莫高窟很大，它依托了鸣沙山，开出了这么多洞窟，除非将来我们有能力把这座山全部翻一遍，翻个底朝天，那我们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个窟，也许在哪个犄角旮旯儿还有一个，藏着“好东西”。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17号窟，无论如何这个洞的东西，当时的人们认为是宝贝，要藏匿起来，这是说不通的。宝贝也许在其他地方，但这个洞里的不是。
前面讲宝藏“避难说”的不合理。我下面要讲，敦煌僧人为什么要把这些卷子放进去。
为什么说是“废弃说”呢?理由是建立在这样几个背景上：
第一，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敬惜字纸。这一点，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恐怕已经不很清楚了，年纪大的人都知道，写了字的纸是不能随便糟踏的。中国人对文字从来就持敬畏的态度。文字的产生是得了天地的造化，钟自然之神秀，所以有“仓颉造字鬼夜哭”一说。大家知道，传统认为汉字是仓颉创造的。仓颉造字，为什么鬼要哭呢?因为人类造了字就更不得了，鬼就没有办法了，所以鬼要哭。因此，敬惜字纸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和一种心理观念。我们现在从旧书摊上还能见到《文昌地君阴荐文》，上面还写着要敬惜字纸，不能随便糟踏纸，若是糟踏写了字的纸，要天打五雷轰的。我小的时候，在厕所里还有敬惜字纸的招贴，写了字的纸是不能当手纸用的。现在我们到苏州西苑寺墙上还可以看到一块匾，上面的文字写的就是“敬惜字纸”四个字。同样，敬惜字纸在文人墨客中也是传为美谈的。比如，唐朝有一个文学家，他用的草稿纸、抄稿纸都不乱扔，用过以后都要收起来，埋在地下起一个坟，叫做文冢，还要祭奠。如果谁糟踏字纸，就要受到报应。《聊斋志异》里有一个斯文郎的故事就很典型。故事本身是抨击科举制度的，里面讲到几个举子上京赶考，听人说那地方有个瞎子会算命，能算出你能否考上，于是他们跑去找那个瞎子，而瞎子说：我怎么能知道你们能否考上?他们就求瞎子，瞎子说那好，把你们的文章都拿来烧一烧，我来闻一闻。第一个人把文章烧给瞎子闻，瞎子一闻说这气味真好，到了我的心口，你能考上。第二个人也烧了，瞎子说这个也不错，能考上。第三个人一烧，瞎子说哎呀臭极了你考不上。被说能考上的很得意，被说考不上的，当然很生气，但拿瞎子也不能怎么样。这样三个人就去考试了。结果与瞎子说得正相反。一张榜，说考不上的考上了，说考上的却没考上。考上的那个说瞎子胡说八道，带着朋友来找瞎子算账，瞎子不认账，坚持说他考不上，周围的人说他确实考上了，瞎子说那你的老师是瞎了眼了，这样吧，把你老师的文章拿来让我闻一闻。于是他们拿来几篇文章，把考官的文章也放在其中让瞎子闻，瞎子闻了一篇说不是，又闻了一篇说不是，当闻到一篇小说里描写瞎子上面打嗝下面放屁时，瞎子立刻说：就是这个，你这个老师就是臭的。把那个考上的搞得没话说了。故事的最后有一句话，说这个瞎子是前朝的一位文学大家，因为生前糟踏字纸太多，所以死了后罚他做一个盲鬼在人间流浪。因为他是文学大家，所以能够知道文章的好坏，眼睛瞎了看不见，但用鼻子能闻出来。那瞎子骂道，我不过是眼睛瞎了，你那考官连鼻子都瞎了，塞住了。这个故事说明的就是不能糟蹋纸，否则，你就是文学大家，死了你还得做盲鬼。古代纸张珍贵。敦煌地处西陲，纸张来之不易。S.2952号题记里面就有纸墨难得这样的感慨。由于纸张非常难得，其管理就非常严格，抄经换纸等都有记录。纸张都是来回用，正面用了反面用，甚至我们发现有一张纸已写上字了，将其掉过头来在字行里面再写字。所以纸张不能随便糟踏。珍惜字纸是一个观念，另一个观念是纸张珍贵，两个观念使得大批陈年旧纸一直在敦煌保留着。
第二，我们在敦煌发现了大量的关于佛教经书的记载，从那些经书记载的佛教目录里面可以知道，当时寺庙的经书经常清点，这个经在不在，被谁借走了，限期要还。佛经坏了要赶紧补。管理佛经的人，把经借出去了没能按时催还，就要负责赔。有一个和尚管佛经，大批的佛经借出去还不回来了，结果让他赔，他没有办法把自家3岁的牛牵去卖了，换回的钱买了纸再抄经来赔。这些都有记载。宋朝初年，有一个僧人叫道真，他年轻的时候，把用坏或破了的经书从各个寺庙收集来，把坏、破的地方补好再用。他的做法不仅是敬惜字纸，而且合乎佛教所讲的敬礼三宝。三宝指的是佛、法、僧，佛是佛陀，僧是僧人，法是佛法。佛经是佛法的代表，称法宝。佛教从来讲要敬礼三宝，能够敬礼三宝就是最大的功德，亵渎三宝就是最大的罪恶。佛经一般最后都有这样一段文字，你能读我的经，爱护、抄写、流通我的经，你就有多少功德，死后不会下地狱等等。你如果糟踏我的经，就会受到报应。很多佛经的后面都有这样的宣传内容。所以如何处理残破的佛经，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残破佛经怎么处理，对于佛教教团来说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佛教形成一个传统，有几个办法来处理这些残破的经书。一是挖坑埋到地下，上面修一个塔，叫做藏法塔。再一个，佛像一般都是中空的，把经书放进佛像中。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经书装起来，送到佛塔上人们从来不去的地方。解放以后，我们在古旧的佛塔和佛像里面，发现了不少古代的佛经，这些佛经大多是残破的。也有些是好的，那是在新造佛像、佛塔开光时，要放进一些经书，此时放进的经书都是好的。后来塞进去的都是破的。情况大概是这样。例如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佛经大多是残破的，它就是这样被放进去的。大家还知道，陕西扶风法门寺的佛牙舍利很有名，也是这样放进去的。20世纪30年代，法门寺曾经重修，重修时就从塔顶搬下来两箱佛经。当时对这些佛经做了清理，并且是有记录的。清理的记录中就说到，这些佛经都是残破的，且有些经的背面乱七八糟写了一些字。清理的人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认为这样对佛经太不恭敬。其实他不知道，这些佛经当时被放上去就是恭敬的表现，因为已经破了，无法用了。还有一种情况要介绍，就是在北宋开宝四年(971)到太平兴国八年(983)间，北宋刻了一部木板的大藏经叫《开宝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在这之前的藏经都是手写的，流通起来受限制。而木刻则不然，需要时拿纸一印即可。速度比较手写快得多。这种木刻版的《开宝藏》国家图书馆就有收藏。当时刻了之后，就颁赐给各地。为了和周边国家和地区搞好关系，就通过颁赐《开宝藏》这个形式来保持和睦关系。例如给当时的辽颁赐了《开宝藏》，同样给西夏、高丽、越南都分别颁赐了《开宝藏》，这在史书上有多处记载。北宋时敦煌已不在北宋统辖之内。那么，当时敦煌是否得到了《开宝藏》，这在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周围地区和国家都给了，敦煌应该也在其时，而且敦煌几次到北宋来要金银字藏经，《开宝藏》比金银字藏经便宜得多，而且我们在吐鲁番出土品中也发现有《开宝藏》的残片，所以估计《开宝藏》也传到了那边。有一个日本人，他自称有一本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开宝藏》，我本人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他判断那件东西的时代不对。我们在敦煌藏经洞没有发现金银字藏经和《开宝藏》，我认为这恰恰是“废弃”说的一个证据，因为金银字藏经和《开宝藏》当时都是好的、完整的，是还在流通使用的，所以就没有必要藏进去。
根据前面讲的这些背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敦煌藏经洞的遗书，我想大家可能就好理解了。也就是说，一直到五代为止，由于内地战乱，敦煌又地处异域，经典的来源非常困难。我前面讲过，五代时敦煌僧人曾专门到内地来找藏经。而北宋以后，由于敦煌当地的曹氏归义军的政权和北宋、辽、西夏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经的来源也比较丰富，《开宝藏》很可能已经传入。同时由于纸张的生产也比较丰富，所以流通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且在晚唐五代，敦煌自己造纸，我们有一批敦煌遗书就是用敦煌当地自己造的纸，自己写的。这样种种纸张来源、经典来源的充裕，就产生了淘汰残旧经卷的需要。而且，旧纸张的利用率、利用价值也降低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曹氏政权的某一年，大概在1002年到1014年这12年当中，寺院在清点藏经的过程中，把一大批他们认为残破无用的经典，包括一些疑伪经(这些经被认为应该封存起来而不能流通)，包括一些过时的文书和废纸、旧的幡画、多余的佛像等等，集中起来全部封在了第17窟当中。由于这些东西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是没有用处的，所以谁也没放在心上，年长日久就被人们忘记了。
那么为什么要放在第17窟?有些学者就提出来，第17窟要特别考虑，因为原来第17窟是敦煌和尚的纪念堂。敦煌在归义军初期有一个和尚叫洪辩支持当时的归义军政权推翻吐蕃。唐大中年间吐蕃王朝发生了内乱，这时敦煌当地有一个叫张议潮的，带领敦煌人起义，把吐蕃人赶跑了。归义军政权派人到长安报喜，唐朝中央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归义军节度，封张议潮为节度使，洪辩也被赐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充河西释门都僧统，管理敦煌地区佛教事物。由于洪辩对归义军政权立了功，又是佛教教团的领袖，所以他去世后，专门开了个窟来纪念他，这就是今天编为16号窟的来历。藏经洞最初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开的，窟里面安置了一尊洪辩的塑像，还立有唐王朝封洪辩的一块碑。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个窟作为藏经洞，大概就是为了纪念洪辩用。我认为这有点牵强附会，因为洪辩生活的时代离藏经洞封闭年代相差约200年，200年以后的人再来想200年以前的人，并对他表示多么尊敬，这不太可能，除非这个人是像孔子似的人物。我们现在想200年以前的人，能够想起谁啊?而且当初敦煌僧人把遗书放入藏经洞时，特意把洪辩的像从这个窟里搬出来扔到一边，嫌那个像太占地儿。从这个举动来看，也不是对洪辩有什么尊敬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原因用这个窟装那些卷子呢?去过敦煌的人可能知道，这个窟比较好，就在一层。堆放东西，爬高爬低总是不方便的。这个窟大小适中，刚好东西能够放进去，我想大概是这么一个原因。1990年8月，当时我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我与一起工作的同事，清点整理了国图收藏的一批敦煌遗书。那些东西自1910年从敦煌运到北京以后，基本就被封存起来，一直没有整理过。在清理时，很偶然地在一个卷子上发现了粘在上面的鸟粪，我们很吃惊，同时参加这个工作的还有在善本部修整组工作的杜伟生先生，他是一位修整专家，刚刚从英国回来，英国邀请他去做英国所存的敦煌遗书的整理工作。他说很巧，在英国的敦煌遗书中也发现有鸟粪。后来我到英国去的时候，果然看见，他们把鸟粪拿个盒子装起来了。这就很奇怪呀，到敦煌去的人知道，藏经洞是甬道壁上的一个洞，原来是封起来的，不是一个房子，没有一个窗户，鸟是飞不进洞的，鸟飞不进去，那么鸟粪是怎么粘在上面的呢?有两个可能，第一是敦煌遗书送到藏经洞以前，鸟粪已经粘在上面了。第二是敦煌遗书被发现后鸟粪粘上了。如果说，英国那边的收藏品没有鸟粪，那我可能怀疑国图的发现属于后一种，可以解释说国图那批是1910年从敦煌运北京，一路上走的时间很长，也许哪一天鸟粪就粘上了。因为当时是用马车运的，既没有火车又没有飞机，装在麻袋里面用马车运，保管条件总是差一点。可是斯坦因那个收藏品中也有鸟粪，怎么解释呢?他当时得到这批卷子后，马上就偷偷地全部装箱运跑了，鸟不可能飞进他的箱子里去。所以，那些鸟粪只能是在敦煌遗书放到藏经洞以前就已经粘上了。我们在整理这批敦煌遗书时，看到有很多卷子都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曾经开玩笑说，把它们扔到马路上都不会有人拣的。这种现象的形成，可能是有些卷子被撕下来后就在哪个角落里堆着，然后鸟飞来在上面做窝，自然就有鸟粪了，再到后来，就一起收捡起来，一股脑儿堆进藏经洞里去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还有，我们现在用“废弃说”来看敦煌遗书，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比如说，在敦煌遗书里面，经的数量大大超过论藏的数量。《大藏经》分经、律、论三藏，经部占绝对多的数量，而论部很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从总体来看，敦煌地区佛教的理论水平不高。从晚唐到宋初，我们看到从遗书里反映出来的现象是，敦煌地区注重读经，无论你懂不懂意思，读下来就有功德。当时有一部经很流行，叫《大佛名经》，有十几卷，归义军政权曾经下令，规定庙里的和尚每天要念一卷这部经文。这些和尚是享受“国家”特权的，所以要为国家出力，天天要念经。这样，《大佛名经》就用的多，用坏的经卷也多，用坏以后，就放进洞里去了。又如，《大般若经》共有600卷，在当时被视为国宝，佛教僧人认为念一遍《大般若经》就有无量功德。这个经是很难念的，里面尽是车轱辘话，当时人为做功德，就有这个毅力。念的多，被用坏的就多，剩下的也就多。另外，我们今天整理清点敦煌遗书可以知道，敦煌遗书中有的经典，如《法华经》有5000至6000号，《金刚经》有1000多近2000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也特别多。反之，另一些经则特别少，原因就在这里。特别多的那部分，就是当时大家认为的念了之后功德最大的，中国人认为《法华经》念了之后会逢凶化吉，书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还有，当时寺庙里有很多佛经是善男信女布施来的，布施的人也是要讲功德的，同样布施一部经，布施这部经功德小，而布施另一部则功德百倍、千倍甚至万倍，我何不布施这一部呢!所以，布施多的经也是大家认为功德最多的。像《法华经》、《金刚经》都是这样，大家都布施这些经，寺庙中多得不得了，留这么多也没有用，就要处理。敦煌遗书中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一个大卷子上同时抄写好几部短经。比如，《般若心经》只有260个字，所以在一张纸上反复抄写好多部。前面提到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也不长，在一张纸上连续抄多遍，纸都是连着的、完整的，为什么都放在那里呢?我们用“废弃说”解释就清楚了。因为当时敦煌百姓很多人不识字，要想给寺庙布施经书，自己无法抄写，就请抄经生来抄。当时就有这样一个职业，从业者叫抄经生，专门以抄经为业，平时就抄许多经放在那里，若有人想布施，就掏钱到他们那里去购买，布施者需要几部，抄经生就从大张纸中裁下几部给买者。
“废弃说”解释了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在敦煌遗书中为什么没有找到一部完整的《大藏经》。那么，敦煌当时有没有完整的《大藏经》呢?有的。因为正在使用，所以就没有扔掉。搞清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搞清这批东西是被敦煌人废弃的，正确地认识藏经洞的性质，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整理敦煌遗书都有重要意义。比如，我们一些同事研究敦煌遗书，一看见这些遗书，就惊叹不已，像发现了宝贝一样，认为遗书文件对敦煌人意义如何重大等等。如果站在“避难说”、“保藏说”的观点上，还可以理解。因为藏起来的都是宝贝，似乎这些遗书对当时人意义非常重大。而站在“废弃说”的观点上那就未必了。那时别人扔掉的东西，也可能是真有用，只不过是时间过了，不用了才扔掉。也可能当时就根本没有用。东西是传过来了，敦煌人认为没用就扔了，这种可能也是有的。所以，提醒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一见到就当宝贝，那是不能肯定的。又如，我们研究藏经洞到底是什么时候封闭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结论。主张“避难说”的先生们，首先要找到是谁威胁了敦煌。这个“难”来自何方?找来找去，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出能够说服人的理由，还要继续找，否则解释不清。持有“废弃说”观点的就认为前面的思想方法不对，你就不要去找了，不存在什么外来势力威胁的问题。那么，怎么研究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呢?很简单，藏经洞内敦煌遗书所反映的那个时间，是它封闭的上限，洞外壁画的时间是封闭的下限，壁画的时间是可以研究出来的，这样，我们就把上下限时间“卡”定了。这与外来的威胁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观点，但持有此观点的不只我一个人，在几十年前就有人提出来，不过没有像我这样系统地讲。我们主张“废弃说”，但并不否定敦煌遗书本身的价值。
敦煌遗书对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推动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是专门收藏善本古籍的，从宋代的皇家图书到清代，历代递承的图书均有收藏。我们讲古籍善本最珍贵当属宋版书了，那么藏经洞里面的任何一个字一片纸最起码也是北宋时期以前的，就是一张白纸也是唐纸或宋纸。早的在南北朝时期，甚至于早到东晋，也有说到西晋的，这有待考证落实，起码东晋的东西不少。对于我们来说绝对都是宝贝。我们说敦煌遗书有三个方面的价值：1.有文物方面的价值；2.有文字方面的价值；3.有文献方面的价值。敦煌遗书给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可以进行研究。我们讲到汉简就是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斯坦因经过多次考古活动后发现一个规律，他说：要找东西就找垃圾堆。所以，他在西域考古的时候就专找一个个烽火台的垃圾堆。以至于后来他说，他的鼻子已经养成了敏感，一闻就知道垃圾堆在哪里，然后就去翻垃圾堆。
这几年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封闭有一个新的观点，就是“图书馆说”。这个藏经洞原来是敦煌的一个寺庙，叫三界寺，寺里有个僧人叫道真。他生活在五代时，年代约在公元900年前后。他年轻的时候，即后唐时期长兴五年(长兴年号只有四年，而没有五年。因为敦煌比较僻远，内地已改年号了，但那里还不知道，仍继续使用长兴纪年)，到各个寺庙收集残破的经卷，将其进行修补后继续使用。有人认为，当时道真把从名地收集的残破经卷放进了现在这个藏经洞。所以，这个洞实际上是道真修补经书的一个储藏所。后来外部势力打过来了，三界寺的僧人没办法，就把这些宝贝东西封了起来。这是“图书馆说”的一个基本要点。
应该说，这个观点也有很多漏洞，它企图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敦煌遗书为什么都是残破的。其实在这一点上，“图书馆说”和“废弃说”是没有分歧的。因为东西本身是残破不全的，没有一部完整的《大藏经》，这个情况是大家谁都承认的。而过去“避难说”则不同意这个说法。“图书馆说”就是要说明为什么是残破的。因为当时收集来时就是残破的，但它还是宝贝，所以道真的弟子们当作好东西收起来了。“图书馆说”有不足，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当年道真修补藏经遗留下来一个目录，这个目录有两个抄本，一个抄本现在在敦煌研究院保存，还有一个就在国家图书馆保存。他修补了哪些东西，都在那里放着，我们现在拿道真修补藏经的目录采核对敦煌遗书，合不上。第二，“图书馆说”想回避一个问题，就是敦煌有很多好的《大藏经》，为什么这里没有，没能放进来。它想说明好的《大藏经》是其他寺庙的，这个寺庙是三界寺，是个小寺，这里当时没有好的东西。但是，这实际上还没能回答问题的实质。如果真是像“图书馆说”所说的这样，那么我们要问，既然三界寺把东西藏起来了，那么其他寺庙呢?三界寺是不是就有这些东西呢?其实也不是。我们还有材料证明，三界寺也有许多好的东西。另外，“图书馆说”为了说明当时威胁敦煌的势力，就是下面要提到的黑汗王朝。黑汗王朝的年代是对得上，但是地方太远了，当时黑汗王朝攻打的是新疆的于阗。大家翻开地图或去过西北的人可以看到，于阗到敦煌何止千里。在古代时，攻打于阗和对敦煌的威胁简直是像我们现在讲2000年大劫难一样。这个威胁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是不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