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给我的题目比较大，叫“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现在文化的概念和丝绸之路的概念都是没有界定的，丝绸之路有海上丝绸之路，有陆上丝绸之路，有草原丝绸之路，有沙漠丝绸之路。随着新的探险时代的到来，丝绸之路越来越宽广，道路越走越多。从内容上来讲，有丝绸之路，有佛教之路，有钱币之路，也有陶瓷之路。丝绸之路现在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叫做对话之路，当然也可以叫做战争之路，因为丝绸之路上也是战火纷飞的。
我自己的研究范围基本在汉唐一段，大体上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0世纪，这个范围是我比较熟悉的。这段时间里，在学术的层面上大体分为先伊斯兰时代和伊斯兰时代两大段，我基本上是做先伊斯兰时代的。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是一个比较适合用图像的题目。因为文字的历史是以传统的中国典籍为基础的，从中国典籍中的内容来看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史的时候，其实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中国传统的史家的观点就是，中国是天朝大国，中国居天下之中，老子天下第一，他们把外来的民族都看成蛮夷，都是一些不值得记载的人物。所以虽然在中国传统的典籍里差不多每个正史都有西域传，有外国传，但是不一定给我们正确描述了外来民族或者是在外国生活的民族。从传统的史料中我们得不到全面的特别是比较正确的认识，而我们从出土的文献、出土的文物来了解这些少数民族语言就要丰富得多。可能我们用“少数民族语言”这个词不太正确，因为在当地这就是主体民族的语言，里面包括生活在中国现在的边界之内民族的语言，还有纯粹的外来的语言，比如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语言文字，这些语言文字记载着他们民族本身的历史，是我们了解古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非常重要的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是他们本民族的人写本民族的历史，不是中国古代的史官写的胡人或者蛮夷的历史，所以我希望用丝绸之路上的语言文字来说明这里的文化交流问题。
图一是一张丝绸之路的示意图。大体上说，丝绸之路一般是从西安就是汉朝的长安开始。丝绸之路实际上在中国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但真正把这条路线连贯起来，而且作为官方的道路是从汉武帝时的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张骞打通的这一条路，就是我们所知的丝绸之路的一个基本的干道。丝绸之路起点应该有两个，西汉从长安开始，东汉从洛阳开始，而且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起点。原来更多的是走固原，固原有很多出土的丝绸之路的文物，后来修铁路是走天水这条路，所以固原往往被人忘记。经这条路到河西走廊，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汉以后从敦煌分岔，汉代的时候是要先到楼兰，然后再走到吐鲁番，因为原来还没打通这条路，通过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两道，然后在这里翻过葱岭，就是帕米尔高原。翻过帕米尔高原，经过现在的喀布尔山口，这是一个战略要地，下到白沙瓦，这条路是到南亚，也可以从这边一直到伊朗高原。另一条路是从北面走，从粟特地区，通过撒马尔干、布哈拉，撒马尔干是古代的康国，布哈拉是古代的安国，中国古代的昭武九姓就在这里。经过这里到伊朗海岸，就是甘英到达的底格里斯河的河口，通过伊拉克再到叙利亚，当然这都是今天的地名。然后到地中海世界，到埃及的一个重要的城市亚历山大里亚。
我们说的是大体上的地理概念，在当时的地理环境下，这条路是非常不适合人行走的。早期的中国比较封闭，向北没有什么路可走，向南的话，航海事业不发达的时候不能远距离的行驶，所以中国最早只有一条往西的通路。这条路通过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然后经过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出去。这条路上有世界上最干燥的沙漠，就是塔克拉玛干，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天山，兴都库什山，这都是非常难走的。但是山有山口，沙漠有绿洲，所以填补了一些真空，如果人带足了干粮，在三五天之内，可以走到另一个补给的地方。现在新疆的公路发达了，很多泉水点都给废弃了，而古代有很多泉水点来接济行人。玄奘的西行是最困难的，他走的是从今天的安西，就是敦煌往哈密的路，莫贺延碛这一带是最难走的，但是他骑了一匹走过这条路的老马，老马识途，知道泉眼，把他给救了，要不然他就死在这里了。
在这样的一条道路上生活着各种种族的人，而且东往西来的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比较大，所以我们在这条路上可以发现相当多的不同人种。在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带，比如说塔里木盆地、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一些地带的人种是非常复杂的，远比今天我们知道的要复杂的多。比如说塔里木盆地，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民族已经是维吾尔族，实际上维吾尔族是在公元840年的漠北回鹘在蒙古高原建立的回鹘汗国崩溃后西迁的结果，逐渐地在一两百年之后迁到塔里木盆地，慢慢变成主体民族。
考古发现和中国典籍记载中，塔里木盆地的主体民族是印欧人种，深目高鼻，蓝眼睛，红头发。特别是北边的一支吐火罗和月氏系，另外南边像于阗和楼兰这一带是属于塞族，就是希腊文献里的斯基泰民族。由于民族的同化，特别是中亚历史上的伊斯兰化之前的突厥化，使得中亚的很多主体民族变成了突厥民族，塞族人传下来的伊朗种的民族越来越少。现在阿富汗的战争从民族的眼光看实际上是突厥人和伊朗人在战斗，当然形式不是这么简单，但是如果了解中亚民族情况，就知道这场战争是有民族背景的，是普什图人和北方突厥系统的民族的冲突，但阿富汗的突厥系和伊朗系都是非常复杂的，因为阿富汗是一个文明的十字路口，过去的学者就说过，因为这里四通八达，世界文明就是在这个地方交汇流通，所以它的人种也是比较复杂的。
现在中国大部分民族已经融合了，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发现的古代文物和历史的记载相对应，就应该了解这个背景。过去的主体民族是以印欧人的民族为主体，所以现在有人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突厥人或是维吾尔人的居地，都是不对的。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非常典型的文物(图二)，这是在甘肃灵台发现的一个戈。在戈的头部有一个人头像，这个头像跟我们从殷墟看到的东西不一样。这个文物，时代相当于西周，是早期的一个铜器，在这个铜器的顶上挂着一个外族的人像，他实际表现的是一个俘虏，把俘虏的头像铸造在一个戈的头上，跟敌人作战时就等于拿着一个对方的头像去刺对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出土文物，是一个非常少见的白种人的形象，是非常典型的吐火罗或月氏人。
先秦时期中国的民族，北面属于匈奴系统，西面属于月氏系统。月氏古代的发音是肉(roù)支(zhī)，月氏人又叫“禺氏”等等。这个民族的语言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学界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伊朗语，一说是吐火罗语。后一种说法的根据，一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敦煌等月氏人活动范围的一些名字，也见于新疆的焉耆、龟兹这一带，而这一带是流行吐火罗语的，因此有的学者把月氏人称做吐火罗人。还有另外一个论证，月氏人强盛的时候打败了匈奴，杀了匈奴王以后，把他的头做成喝酒的碗，后来匈奴强盛了，又把月氏打跑了。月氏先迁到伊犁河流域，后来又被乌孙打败，迁到阿富汗的北部，后来又越过阿姆河进入今天的巴基斯坦地区，打败大夏(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了历史上有名的贵霜王朝。希腊文献里记载灭掉大夏的有四个民族，其中一个就是吐火罗，所以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吐火罗就等于月氏。这个民族原居住在甘肃、青海、宁夏，后来它的主体地点在敦煌祁连山之间。我们中国最早得到的玉就叫“禺氏边山之玉”，“禺氏”其实就是月氏，边山得到的玉，实际就是月氏人带过来的。最早占据河西走廊的月氏民族是东西交往的一个承载者。游牧民族往往是东西交往贸易的中转民族，月氏人过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戈可以依稀地看到他们的面貌。
新疆的古代民族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上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在我们把所有的资料收集完全之前，我们不能下结论。我们可以大体上说，比较靠近中原的甘肃的西部到塔里木盆地的北沿，一直到天山北面靠东边这一区域，当然有北边匈奴阿尔泰系的影响，但主体的民族是月氏，月氏人可能是欧洲文献所说的吐火罗。另外一支就是在楼兰、尼雅一直经和田(古代于阗)到帕米尔这一线，应该是塞人(希腊文献中的斯基泰人)。塞人本来是在北面的，就是南俄草原，后来分支西迁，一些西迁的民族被融入其他的民族。南迁的一些部族就到了现在的楼兰、和田这些地方，留下了遗迹，于阗的语言是属于“塞语”。图三展示的就是一个在伊犁河流域发现的“塞种”雕像。《汉书·西域传》说，乌孙所在的地方是故塞地，也就是说乌孙之前这是塞种住的地方，《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很多地方都是故塞地，塞种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
塞种在希腊历史书里有非常明确的定义。有四个塞，其中最靠近东面的，是所谓尖帽塞，因为他们头戴尖帽。这种帽子在新疆的罗布泊的古墓里以及在和田都曾发现，非常典型，非常高，伊犁河流域的这个青铜武士也是尖帽塞人的形象。
影响塔里木盆地的另一个重要民族是突厥系统的民族，就是北方的阿尔泰民族系统。从匈奴一直到突厥、回鹘都属于操阿尔泰语的民族，这个民族跟鲜卑蒙古不太一样。鲜卑蒙古是东北的民族，西迁到蒙古高原建立了汗国，而匈奴突厥实际从蒙古高原一直到阿尔泰山都是他们的领地。所以他们强大的时候，很容易南下控制塔里木盆地，甚至控制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直到中亚粟特地区，包括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些地区。
我们上面已经说到新疆的吐火罗人，他们确实是一个谜。在库车、焉耆、吐鲁番发现的佛教壁画的一些供养人，被学者们看作是吐火罗人的后裔，因为这里流行吐火罗语。吐火罗语为什么意义重大呢?因为语言和民族是一个最好的对应关系。请注意我不是指文字，因为可以用各种文字来拼自己的语言，而语言是民族最早带来的。比如，我们汉人说的是汉语。在古代汉文和汉语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汉人脑子里往往不区分“语”(language)和“文”(script)，就是不区分语言和文字。但讲到中亚的历史就要非常明确地分开。
古代的龟兹、焉耆和吐鲁番盆地这个地方，大概从3世纪到10世纪，流行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刚发现的时候，叫“unknown language”，不知道名字的语言，是死语言。后来慢慢发现了一个剧本，一个回鹘文的剧本，就是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其中有一个跋，说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是从吐火罗语翻译过来的，即吐火罗语翻成了回鹘语，而吐火罗语剧本又是从印度语翻译来的。新疆也发现了吐火罗语的《弥勒会见记》，季羡林先生就出版过解读吐火罗语文本的专著。
吐火罗语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呢?我们知道印欧语是一个大的语系。下面有西支的，就是希腊、拉丁语以及现在的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另外一支就是东面的印度—伊朗语，如我们在新疆发现的于阗、粟特语等。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是属于印欧语的西支，一些基本辞汇和拉丁语一样，很多词根是一样的。
为什么一支印欧语的西支会留存在吐鲁番盆地、焉耆、龟兹，这是历史上的一大谜。欧洲人要了解印欧人的起源，就要找吐火罗语，所以吐火罗语的发现对于世界的语言学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死语言，没有受到后来的干扰。吐火罗语的发现也引发了对于印欧人种的起源的考察。有的人认为印欧人的起源在高加索，有的说是南俄草原。吐火罗语文献在新疆的发现，使人们开始讨论更东边的印欧人问题，相关争论很多，不是我今天讲座的内容。
粟特，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古代的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中间有个泽拉夫珊河流域，这一地区有很多小的城邦国家，在中国古代把他们叫做康、安、曹、石、米国等等。中国传统姓氏里没有康姓、安姓、米姓，汉唐之间这三个姓的人一般是来自中亚。但是如果是从曹国、何国、石国、史国来的就要做具体的分析，因为这些姓氏我们中国也有。
粟特人是商业民族，他们没有什么地方不可以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粟特是一些中亚的绿洲小国，哪一个大族来了，他们就依附哪个国家。*(左口右厌)哒人来了，就跟着*(左口右厌)哒；突厥人来了就跟着突厥；唐朝强大的时候，就是唐朝的羁縻州。在7世纪以后大量的粟特人来唐朝做生意，其中也有一部分往东面来发展他们的领地。所以粟特人在丝绸之路沿线建立他们的殖民地，到一个地方就建立一个居民点，这些居民点本来是自治的聚落，后来北朝和隋唐的中央政府慢慢把它们控制了，变成了一个乡或者一个唐朝能够控制的部落。粟特人一直跑到今天东北的朝阳地区，这里是唐朝的营州，也就是安禄山的老家，安禄山的母亲是突厥人，父亲是粟特人，所以史书上说他是“杂种”。粟特人来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走在突厥人和中原王朝边境地带的夹缝里，所以他们跟汉人和突厥人的通婚现象非常严重，我们有时候很难区分他们的民族。而且粟特这个民族为了做生意，经常会变换嘴脸。今天跟突厥人在一起谈，说我母亲就是突厥人，明天跟汉人说话的时候可能会说我父亲是什么，我祖父是跟汉人结婚的。所以粟特人的一个文化特性就是懂多种语言，因为他们要做生意，所以他们是这些民族之间贸易的交通者，他们不仅是在中国和粟特地区，也是在中国和中亚地区之间做生意的人，同时也是中国和北方民族，中国和印度贸易的承担者。中古的粟特人实际上是中古时代的贸易的承担者，就跟地中海世界的腓尼基人的作用是一样的。
粟特人另外的一个文化特性就是这个民族能歌善舞。在宁夏盐池县曾发现了一个粟特人的墓，在墓门上画着跳胡旋舞的粟特人(图四)，而一般中国的墓门上画的是守灵的门神。粟特人送葬的时候要跳舞，但是跳的是赛祆的舞，不是普通的舞。这幅画给我们展现了十分清晰的一个粟特人的形象，他们穿的跟中国的长袍不一样，穿的是翻领紧口的胡服，脚踩在一个圆形的毡垫上，旋转如飞地跳着胡旋舞。《安禄山事迹》里说，杨贵妃和安禄山非常会跳这种舞的，唐玄宗很喜欢。
粟特人到处行商，所以他们把本民族的信仰，比如琐罗亚斯德教，就是传统的波斯的拜火教，带到了东方，也把他们后来信仰的摩尼教、基督教也就是景教，都带到东方。而且这个民族的变性很强，他们到了中国以后也跟着汉人，跟着西域的中亚人信了佛教。粟特文佛教文献非常丰富。在唐朝的宫廷中，粟特人非常受欢迎。他们跟着宫中的人去打猎。他们会训猎豹，这种猎豹一起步跑得非常快，一般的动物都不是它的对手，但是它没有耐力，它只能冲几百米。从抓猎豹一直到训猎豹，一直到带着猎豹去打猎，都是些非常刺激的故事。张广达先生写过关于唐代猎豹的文章，其中所说的猎豹，就是北非和阿拉伯半岛产的一种豹，在中国典籍里进献猎豹的常常是粟特人。图五就是懿德太子墓壁画中一个带着猎豹的胡人图像。这里胡人的形象非常典型，唐朝宫廷中就用这些胡人组成仪仗队。所以懿德太子、章怀太子的仪仗队里有很多胡人，这些胡人人高马大，又满脸胡须，看上去非常漂亮。
有一件吐鲁番墓葬里发现的非常完整的粟特文契约。粟特文的字母是从阿拉美字母来的。维吾尔人在用阿拉伯字母之前，实际是用的从粟特人那学来的字母，拼写他们的阿尔泰系统的语言，后来的蒙古人又从维吾尔人那学了粟特的字母，后来的老满文字母也是从蒙古人那学来的。
这个粟特契约的内容是卖一个女奴(图六)，是一个粟特人把突厥地区出生的女奴卖给一个高昌的汉人。其实粟特人也是人口贩子，在吐鲁番盆地我们看到很多汉人买粟特奴婢，买来以后给奴婢起的名字很有意思，他们把女奴往往叫成“绿叶”、“绿珠”之类的，叫成很好听的中国女孩儿的名字。买的人里有福州长史，就是今天福建的人，如果他带回一个名叫“绿叶”的胡婢到福建的话，很快就没有人知道她的出身了。从唐人的诗里，比如李白写的那个当炉的胡姬，我们知道在长安卖酒的人里有粟特来的胡姬。可是从其他文献里看到的一些名字不能说明谁是胡姬，我们也就真的不知道她们都跑哪里去了，因为她们的名字实际都是取自《世说新语》的一些斗富的故事，是富人家里漂亮的女孩儿的名字。
这是山东青州发现的一个毗卢遮那佛像(图七)。佛经说毗卢遮那佛的身上要包罗万象，它是一个佛，所以他身上有六道，有天道、人道、鬼道、地狱道、畜生道，所以把一些胡人画到肩膀上，这是非常难得的胡人的形象。这三个人像，从他们带着的帽子和胡须，还有深目高鼻的特征，绝对可以认定是胡人的形象。
这三个人很像是使臣，也可能是一个商队，这里三个人有不同的形象，表现各种不同的使者、商人，考古报告把他们说成是波斯人。在阿拉伯海岸和中国的广州、福建之间交往频繁之前，陆路来的经商的人中实际上粟特人占了非常大的比例。现在我们从文献上判断康、安、曹、石、米等粟特人比较容易，但是在历史文献上比较难判断波斯人。我们在历史典籍里统计到的波斯人大概只有不到10个，他们都姓李，因为他们来到中原之后都随着李唐的姓，姓了李。中国张、王、李、赵是最大的姓，怎么分辨李姓中的波斯人呢?在典籍中很难分辨，但在图像上可能可以分辨。这三个人里可能有波斯人也有粟特人的形象，但是到底是哪一个族，现在没人做过一个系统的解说。
我现在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语言文献。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在吐鲁番盆地到焉耆、库车，流行着两种吐火罗语，一个是甲种吐火罗语，一个是乙种吐火罗语，或叫吐火罗语A、吐火罗语B。甲种吐火罗语基本上都是记录佛教文献，这种语言书写的材料非常重要的发现就是季羡林先生发表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这个吐火罗语的《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24幕，第一幕的后面有一个题记，提到抄这个《弥勒会见记》的几个官员，这说明这个语言是活的语言。过去我们都以为这个语言像基督教所用的拉丁语一样，是纯粹的宗教语言，而不是一个活的语言。而实际上它是从3世纪到10世纪一直在被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的佛典主要出土在焉耆，就是今天新疆焉耆蒙古族自治州，它原来是操吐火罗语的民族所居住的一个地方。
吐火罗语B主要使用在从吐鲁番盆地一直到龟兹(库车)。今天的库车往西的库木土拉水电站附近，原来有个关城叫拓厥关，在这个关城挖到了一些吐火罗语的过所，就是通行证，就是官吏记载某年某月某日谁从这过，长的是什么模样等。这些是非常好的研究材料。不过这种语言非常难懂，经过100多年才慢慢被解读。特别是吐火罗语B是世俗文书，不像吐火罗语A很多是佛教的典籍，比如《弥勒会见记》等，虽然在印度的原本没有找到，但是类似的故事在佛典里，在梵文、藏文、汉文里有很多，我们可以借用平行的文本解读吐火罗语。可是这些世俗语言没有办法找到直接的对证材料，所以这种语言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内容在猜，但是这些语言是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和它的文化交流极其重要的一种材料。
还有从印度传来的语言，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梵文。玄奘去印度的目的，一个当然是他要了解一些佛教理论上的东西，另外一个，此前的汉文译经很多不是从梵文的雅语来的。梵文的雅语是经典语言，抄得非常规整。这种语言实际上进入中国是慢一步的，先进入中国的是梵文俗语，梵文俗语就是夹杂着口语的梵语，这种语言最早是用佉卢文来拼写的，以后用一种不规则的婆罗迷文拼写。季羡林先生懂这种混合梵文，就是梵文的雅语、俗语写在一起的中亚语言，那是学术上最难啃的骨头。
最早进入中国的佛教典籍，可能要算在和田发现的佉卢文的《法句经》，年代大概为公元2世纪，用桦树皮写的。早期的佛教是一句一句把一些佛典的经文摘下来的，所以叫做《法句经》，这类经典在早期中亚的佛教典籍里占很大的比例。有一件是在和田发现的，卖给了法国的一个传教士，他本人虽然在过喀拉昆仑山口时被杀了，但是后来他的随从把这个写本带到法国，解读以后发现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个佛教典籍。近年来在阿富汗发现了一大批这种佉卢文的写经，通过白沙瓦的古董商卖到伦敦，被英国图书馆和挪威一个富商收购了。现在正在解读，里面也有佉卢文的《法句经》，所以将来这是一个常大的研究天地。
另外，这种佉卢文也在相当于东汉魏晋时期的于阗(今天的和田)王国里使用。于阗的货币，一面是汉字的五铢，另一面就是佉卢文。图案是骆驼或马，所以又叫“和田马钱”，正式的名字叫汉佉二体钱(Sino-Kharosthi Coin)。从这里的货币就可以看出一个非常典型的中亚小王国的文化，当时在贵霜帝国和汉帝国的夹缝中生存的于阗王国，它的钱币就是双语的，西方的人来了看这面，用佉卢文讲是多少钱；汉地的商人来了，翻过来就是五铢，做起买卖来很方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交流的例子，反映了中亚文化的典型的东西。这类的中亚钱币很多，粟特人的钱也是一面是汉文，按照开元通宝做的，一面是粟特文。所以他们跟汉人打交道、跟中亚人打交道都能使用这种钱。
尼雅鄯善王国出土的官方佉卢文文书，也是很大一个谜。西方学者往往认为鄯善这个王国就是印度的殖民地，印度就拿着这些文件说塔里木盆地也是印度的，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鄯善王国存在于公元3世纪到6世纪，从楼兰到尼雅这一线的官方语言和官方文书都使用的这种梵文俗语，应该说这是贵霜帝国的影响力造成的结果。我不相信有什么贵霜的难民或者印度一个殖民地国家的说法，但是贵霜强盛的时候，特别是在东汉衰败退出西域以后，西域应该遗存有贵霜的文化。我们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将近100枚贵霜钱币，所以这一地区在经济、文化、政治的上是受到了贵霜的影响，但是不应该说是贵霜人或印度人直接统治这个地区。佉卢文文书往往用木函形式，木函封好后要加上封泥，封泥往往是一些具有希腊风格的印章或图像，所以鄯善实际上也是多种文化汇集的地方。
除了印度语，流行在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两沿的语言还有古代伊朗语系统的语言。在库车西边的巴楚盆地发现一些属于东伊朗语的文字材料，过去人们根据出土地叫它“图木舒克语”，但是“图木舒克”这个地名是突厥人到塔里木盆地以后用的突厥语名字，而这种语言不是突厥民族用的，所以应该用它的本民族的名称来命名。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这是“据史德语”。因为在文书头一行纪年的时候，称这是在伟大的王、据史德王某年，原来西方学者没有认出“据史德”这个字，我从这些文书使用的纪年处认为这个地方一定要有地名，找出原文的正确对音“据史德”，所以这个语言应该定做据史德语。但是这个语言资料迄今为止只发现了14件文书，所以解读起来跟猜谜语似的。
更多的在中国境内发现的东伊朗语文献是用于阗文写的，在和田地区和敦煌藏经洞内都有发现。
这是敦煌藏经洞保存的完整的于阗语贝叶经(图八)，中间有一个穿孔，跟现在西藏的佛经的翻法一样，中间穿一根绳。于阗文也是于阗王国的官方语言，如在和田发现的买卖奴隶的契约，就是用于阗文写的，也是木函的形式，上有封泥。吐火罗语和于阗语都使用印度婆罗迷字母，但于阗文的语言是属于伊朗系统的，这些语言也是经过了多年的解读，才真正的读通，但是还有很多世俗文书没有读懂。
到现在为止，除了在塔里木盆地居住的印欧语系的民族留下的文献，丝绸之路上也有很多其他外来民族的文献。当然有从中国传到西边的，也有从西边传到东边的。图九所示为在青海都兰发现的一件丝织品上的中古波斯文(图九)，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中古波斯文材料，它涉及到丝织品的东西传播。中国是丝织业非常发达的国家，我们在吐鲁番看到了很多织锦，过去认为是波斯锦，但是这些波斯锦上却有“胡王”这样的汉字，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工匠仿造的外国的锦，用于出口，打上胡王的字，然后卖给西方。到底这些吐鲁番的锦是在吐鲁番织的，还是在四川织的，或者是汉人织的，还是波斯、粟特工匠织的，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但是这件都兰的东西可以肯定地说是外来的波斯锦，因为写着非常清楚的波斯文。很可惜的是都兰的墓葬被严重盗掘，大量的东西走私到国外，在美国的一个拍卖行拍卖过一件完整的袍子，那个袍子是粟特锦，上面有联珠纹的对鸟、对兽图案，非常完整，一点都不缺的。
中古波斯文除了丝织品外，也随着一些蓝宝石的印章流传，固原南郊隋唐墓里曾发现非常漂亮的蓝宝石印章，有一圈是中古波斯文，大概是“丰饶”的意思。印章上刻的狮子非常典型，特别是上面有三杆树，我们在祆教、摩尼教图像里，都可以看到这种伊朗系统的图像。
西安城西土门村20世纪50年代发现一方墓志，上面是中古波斯文和汉文对照写的，非常难得，咸通时(9世纪)入葬，墓主人是唐朝的神策军兵马使苏谅妻马氏。通过她的墓志，知道她是从波斯来的一个王族后裔。苏谅和他的夫人都是祆教的信徒，他们用的历法是祆教的历法。在唐代长安实际聚集着大量的外国人，他们有一定的居住区，比较多的是在西边，而且他们有一定的墓葬区，可能就在土门村附近。
另外一种丝绸之路语言，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的叙利亚文。大秦景教，也就是基督教的东方教会聂斯托利教派，在贞观九年就到了中国，而且被允许在长安城的西北角建了一个寺庙，当时东方教会在波斯，所以中国人认为景教是从波斯来的。到了唐玄宗天宝四年，从叙利亚来了一个代表团，说景教是大秦的教派，不是波斯教。所以唐玄宗下了一个旨令，说所谓波斯景教都是来自大秦，以后所有的寺都改成大秦寺了。敦煌卷子里有一个景教的写经，后面写着开元八年大秦寺法徒某某写的，一看就是假的。因为造假的人没有读中国史书，如果是开元时候的景教文献，一定称波斯寺，不称大秦寺，天宝的时候唐朝才知道景教是大秦来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建中二年(782)立的，这时候景教已经叫大秦景教了。碑文上使用了景教的教会语言叙利亚文写了一些文字和题名，但是上面记的僧人实际还是波斯人，所以长安的基督教的教派实际是波斯人为主体的。
《景教碑》上有一个僧名，汉文作文贞，叙利亚文叫Luka (路加)，景教徒按照旧约里面的人物来起名字，所以有叫路加、亚伯拉罕等等。这个文贞很重要，我在1980年发现的一个墓志里找到一个人姓李名素，字文贞，西国波斯人。这个人是在广州长大的，他的爸爸是广州的别驾，相当于现在的广州市副市长，因为广州有很多外国的蕃人，有的波斯人是从海上来的，李素父亲原来可能是管理蕃坊的。我们过去知道唐朝的天文台里负责天文星历的人是印度瞿昙家族的，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个人在大历年间去世，唐朝就从广州调来了波斯人李素，这个波斯人在司天监干了40年，而且我认为当时的《都利聿斯经》实际是通过波斯文转译的希腊托勒密的星占学著作，所以这本占星书也叫《都利聿斯四门经》，或者叫《都利聿斯经》，或者叫《四门经》，这个《四门经》也见于敦煌发现的景教译经的名表。就像利玛窦来中国的时候先译一些数学、天文、历法书一样，他们传教往往用科学来打头阵，景教徒也译了一些技术的和占星的书。李素实际是一个天文官，又是一个景教徒，也是一个长安的波斯领袖，所以他被列入《景教碑》的名表里。李素墓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墓志，是1980年在西安东郊发现的，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的波斯人也住在长安的东半边，北大的段晴先生对这个僧名表有一个重新的解读，对于我们认识整个唐朝基督教教团会有非常重要的推进。
斯坦因在1908年在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下面捡到一些粟特文的古信札(图一〇)，它们实际上是在河西走廊做生意的粟特人写往家乡撒马尔干的若干封信，装在一个包里，有的人说是被遗失的，有的人说可能是被边关的人给截下来的。这组信札真是很难得，一共有五六件。最重要的一件是第2号，比较完整，年代是312年以后不久，因为里面提到了在洛阳做生意的粟特人，遇到匈奴人攻打中国皇帝，洛阳城被毁的一些事，与西晋末年的历史基本吻合，所以可以说是粟特文现存最早的文献。这批信记载了粟特人的商团，也就是商队，就像我们在敦煌壁画里看见过的《五百商人遇盗图》中的商人。粟特人就是用这种商队形式做买卖，十几人、上百人一起走，然后选一个首领，到一个地方住下来的时候，他们围成一个圆圈，夜里有防守的人。玄奘西行的时候，跟着商人一起走的时候，他曾被选为商人的首领，汉文称之为“商主”，粟特文就叫“萨宝”，是商队首领的意思。商队后来就演变成了在一个地方居住的胡人聚落。我们知道至少有两封信是从敦煌寄出的，有两封信是从武威寄出的，他们向家里报告怎么做生意，派了哪些人到洛阳去做生意，派了哪些人到了邺城(安阳)去做生意，因为曹魏的时候邺城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然后哪些人到了姑臧，就是武威，哪些人到了酒泉，哪些人到了金城(兰州)。这些信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公元4世纪初粟特人经商的路线图。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经营的产品，他们说谁到哪去卖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他们经营金子、银子、麝香、大麻、樟脑、胡椒等各种各样的货物，还有属于贵金属的白铅和奢侈品的香料，但是没有见到丝，这是很奇怪的。
我们同时在吐鲁番发现过一些汉文的卷子，特别是有一个高昌官府征收商税的文书。这个文书是个国宝，所记买卖双方都是姓康、安、曹、石、米的这些粟特人，而且都是批发商，是成群结队来的粟特商队批发生意的记录。粟特人做生意就是这样，到一个地点把东西卖了，有的人继续前进，有的人就留在这个地方，有的人回去了，于是商队在丝绸之路沿线上形成商业网络。这个网络可以说从撒马尔干或者更远的西边的布哈拉，一直到中国东北营州，有的西方学者说这条路一直到渤海的龙泉府，然后经过西伯利亚，再转回到粟特地区，因为在西伯利亚发现过粟特的银器，这一点还未落实。所以，粟特的古信札真实反映了粟特人经商的情形。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信仰，因为信里好几个人的名字里都有粟特祆教的神名，比如“娜娜”。娜娜就是他们供奉的娜娜女神，是祆教里面的一个神，粟特人最信娜娜女神，有的人就叫“娜娜神仆人”。这些信里提到的宗教因素，没有见到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的影响，都是祆教的因素，特别是他提到的一个祆教的神职人员，相当于中国古代文献里记载的拜火教寺庙里的祆正，证明当时在河西走廊，在敦煌或者武威已经有拜火教的教堂。
回鹘文是粟特文影响下形成的，回鹘人信了摩尼教以后，写了许多摩尼教方面的文献，用朱墨笔相间写成，摩尼教是很讲究书法的，摩尼教的卷子都很漂亮。
还有一种丝绸之路上传来的更西方的语言，是希腊文的一种变体，印在铅饼上。这种铅饼已经发现六七百枚了，在甘肃和陕西，包括长安。但是这种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到现在大家还不知道，很像是钱，但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直到地中海世界，找不到同类的钱。它最像希腊化国家大夏，就是巴克特里亚使用的钱，而且大夏是希腊化国家，用希腊文拼写的语言，也叫巴克特里亚语，是一种伊朗语。现在的英国博物馆钱币部主任，认为这种钱是汉武帝沟通东西交通以后，中国人仿造的西方的钱。在甘肃一个教堂就发现了500枚，非常多，但到底是做什么用的，现在真的没人能说清楚。
在甘肃靖远发现了一个鎏金的银盘，这个银盘中间是一个少年骑着一头狮子，周围一圈12个神是希腊奥林匹斯山的十二神，这些都已经一一对出来了。这个银盘的背面是光的，但它的底座上有一些铭文，虽然残了，但可以看出是不规则的巴克特里亚语，应该说它是间接传过来的一件罗马的物品。罗马帝国跟汉朝有没有直接的沟通，现在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焦点。按道理说有关的记载很多，但是通过了这么多部族，比如说东汉的时候班超曾经派甘英出使罗马，但是走到了波斯的幼发拉底河的河口，当时帕提亚帝国希望垄断丝绸贸易，就说红海风浪大，有鬼怪，所以甘英就退回来了，惟一有可能直接沟通罗马的历史，就在那时结束了。
但是，已经发现的物品里有没有直接从罗马传播过来的东西，现在有两派意见。有的人认为当时就有直接的沟通，有的人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间接传播到中国，或者传去罗马的。在新疆营盘发现的墓葬里有一个墓主人身上穿着罽锦袍子，这种锦是外来的，这个墓葬相当于东汉时期，这个锦上重要的是一共6组裸体人物，有的拿着矛，有的拿短剑，有的拿盾，底下是对羊、对牛，所以这个袍子是希腊罗马的，但是这个袍子怎么穿到了一个西域来的人身上了?这个人是富人，还是王族?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确证。
我们在尼雅看到一个王族的墓，1995年王炳华先生他们挖了8个墓，他们连棺材一块扛回乌鲁木齐，我当时正在新疆，所以就看到了。当时从墓里拿出一块袖标，可以裹在胳膊上，图案上写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出东方，这是汉代最吉的天象。后边还有一块残片，应该是同一块锦，只不过为了做袖标把它切断了，这句话应该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所以后面应该有3个字“讨南羌”。这个袖标的年代应该在东汉末到魏晋时期，而墓主人很可能就是尼雅的精绝国的国王。精绝国的国王带着这么一个袖标，等于是响应东汉到魏晋时候跟羌人打仗所佩带的一个袖标。从文字的传播来讲，除了汉佉二体钱在和田地区流行，在尼雅精绝发现的这件典型的汉代锦是非常有意思的。
吐鲁番出土的一件汉文文书，说明一个住在长安的粟特人和一个住在长安的汉人一起去做生意，到了中亚的弓月城，他们在那互相借贷，后来出现了纠纷，粟特人的亲属在安西都护府告状，留下来这个状子。它证明我们汉族也不是那么保守，也是有很多人很勇敢的出去做生意。
在高加索地区发现了三个汉文的纸片(图十一)，这三个纸片中，两件都是记账的东西，另一个是710年唐朝翻译的一部律的残片。如果是一件佛教的戒律，应该是和尚拿着的，所以这个写本残片可能是作为一个没用的纸片带去的。但是季先生写过一篇商人与佛教的文章，说宗教徒往往跟商人是一同行动的，所以也有可能是佛教典籍中的一页。这三件文书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汉字在中古时代传得最远的文献，它们的内容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在看完丝绸之路上的文字之后，我谈谈近年发现的一些新的文物，最重要的是对两个墓葬做些分析。
1999年在太原发现了虞弘墓，这个虞字写起来很繁琐。虞弘本是鱼国人，我们查了很多的相关材料也找不到鱼国。这个人原来是在柔然做官的，他出使过波斯、吐谷浑。他出使北齐的时候，被留下来了，北齐被北周灭后，他又当了北周的官。北周的时候，他是检校并州、介州、代州三个州的萨宝府的官，就是负责当地的胡人聚落的一个高级官员。到隋代他去逝了，这个人的经历很不得了，而且他的墓葬也很有意思。墓中11块石板上刻的浅浮雕，非常的波斯化或说粟特化。有墓主人夫妇的宴饮图，两边是他的侍者；有乐舞图，底下是两个狮子在跟一个勇士搏斗，这个勇士的头已经被狮子咬住了，但是他还勇敢地拿剑刺进狮子的身体，这完全是波斯的狩猎图的摹本。一个跳舞的人像粟特人，因为虞弘是一个检校萨宝府的官员，检校胡人聚落，所以胡人的很多东西都在他的墓葬里反映出来。
2000年在西安的大明宫北边发现北周的安伽墓。这个安伽是安国来的，而且他当时的身份就是同州萨宝，相当于今天陕西大荔的胡人聚落的首领，所以他的石棺又是另外一种形式。隋代的石棺已经是一个房子的形式了，安伽的石棺就是一个围着的屏风，但他的石棺上没有任何骨头，他的骨头放在墓门之外，而且是被烧过一遍的。所以我想他的墓葬应是从粟特的瓮棺葬式到中国的土葬葬式转换的一个中间形态。
重要的是虞弘墓和安伽墓的图像完全是胡人的形象，包括萨宝的形象。如安伽墓的萨宝招待长发突厥人的图像，在一个虎皮的穹庐顶帐篷中，坐的床是中国式的，底下是粟特人在跳舞，特别有意思的是一些瓶子和其他的实物，都与我们的生活史有关，这个图可以使我们重新认识很多东西。我认为这是萨宝带着粟特商人去访问突厥的图像，因为穹庐是完全突厥式的，随从里有的带着驴子，上面搭着商包，另外一个骆驼也驮着东西，这很像胡商遇盗图中的那些驴子，当然萨宝正在跟突厥人谈话。
日本的Miho美术馆曾从纽约的拍卖行买到一套粟特石棺，在没有发现虞弘墓、安伽墓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假的。现在发现了安伽、虞弘墓，可以确定这套东西绝对是真的。不过他把次序全排乱了，看那个骆驼，肯定是一个商队的骆驼，否则不会扛着那么大一个包行走。
虞弘墓里的一块石板，是一个突厥人骑着骆驼弯弓射一头狮子，这是中亚、西亚流行的主题，还有一个人骑着象正在回首砍一个狮子，还有骑着其他动物的。中亚图像学家马尔沙克认为，因为粟特聚落的萨宝要接待各种地方的人，所以他把各地的领袖都画在图像里。
我讲这么多，希望能够勾勒出丝绸之路的图像。我们虽然只是接触了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已经非常丰富多彩，应接不暇了。正如我开头所说的，从考古图像看到的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和他们的文化，跟中国传统史家带着蔑视心理所描绘的外来民族和外来文化是不一样的。另外一点，古代和中世纪虽说交通非常不便，但是中西的交往应该说是没有停止的。有一种观点认为15世纪大航海之前，世界各地之间没有互动的关系，但是我想，在某些局部甚至在很宽广的局部上，比如在欧亚大陆交通路线上，还是有某种互动的关系的。而且我觉得，越往古代我们交往的地区越远，越往近代我们交往的范围越近。所以中国古代的人，特别是古代骑马的游牧民族，东奔西跑，中国的月氏人跑到了阿富汗，中国的突厥人到了土耳其，中国的匈奴人跑到了匈牙利，当然他们中间夹杂了很多民族，他们的文化、民族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而中国的汉族也吸收了匈奴人、突厥人、粟特人等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
另外在古代的文化交往中，在精神方面我们得到的非常多，其实在佛教之外，祆教、摩尼教、景教都给了我们很多影响，但是影响我们最多的就是佛教。至少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有一个来世的思想，在孔子时代我们不知生焉之死，但现在我们中国人有报应的观念，有死后的观念，这就是佛教精神征服中国的最好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