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至6世纪，由于中国境内经常存在多个政权对峙的局面，随着政治中心的多元化和洛阳的盛衰变化，丝路起点出现迁移和多元化倾向。按照我们的认识，洛阳、凉州、平城、邺城、长安都曾在一定时期内担负起丝绸之路起点的任务。
1.3.1 洛阳的两起两落
作为丝路的起点城市，洛阳有过两起两落。曹丕代汉自立，迁都至洛阳，西晋仍以洛阳为首都。经过曹魏、西晋的建设，洛阳又成为北方乃至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和著名的繁华都市。曹魏时中原地区的丝织业得到恢复，洛阳有官办的蚕桑丝织业，马钧在洛阳改进丝织技术，提高了织绫效率。〔1〕据左思《魏都赋》描写，洛阳是各地包括丝织品在内的各种产品的集散地，城内有“卫之稚质、邯郸丽步、赵之鸣瑟，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淇洹之笋、信都之枣，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緫清河”。〔2〕其中4种名优丝织品产地在今河南、河北和山东。洛阳是繁华的国际都会，据《傅子》记载，魏齐王芳时，“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3〕在这里中原地区的丝织品通过繁荣的对外贸易而流布四方。黄初三年(222年)，“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是岁，西域遂通”。〔4〕太和三年十二月，“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5〕景初三年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6〕史载“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7〕曹魏通过河西走廊与西域保持着密切联系，洛阳作为首都是诸国使节往来和西域商胡东来贩贸的目的地。仓慈任敦煌太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8〕说明那些途经敦煌的胡商大多以洛阳为最后的目的地。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僧人昙柯迦罗、月氏高僧竺法护等皆曾游化洛阳。昙柯迦罗译出《僧祗戒心》，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土始有正式沙门。〔9〕
由于西晋完成了全国统一，洛阳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史书上记载西域各国道里，便以洛阳为起点。《晋书·四夷传》记载：“焉耆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里”，“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大宛西去洛阳万三千三百五十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洛阳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进一步繁荣。洛阳三市，即宫城西首的金市、城东建春门外的马市、城南的羊市，成为中外客商交易之所。西晋与西域各国保持密切关系，史载晋武帝即位，“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10〕晋武帝泰始及太康年间，康居、焉耆、龟兹、大宛、大秦皆有来华朝贡的活动。《晋书·四夷传》记载，晋武帝泰始年间，康居国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太康六年(285年)，武帝遣杨颢出使大宛，诏封兰庾为大宛王。同传“大宛”条记载：“蓝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焉耆及龟兹国王均遣子前来洛阳“入侍。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址发现的粟特文书信第二号信札，是以姑臧为中心从事商业活动的粟恃胡人寄往家乡撒马尔罕的。信写于西晋末年，言及他们在中国的经商活动，讲到他们派一位叫阿尔蒂赫弗·班达(Artixv Banday)的人率商队赴中国内地，“又已过去四年，因为商队是从姑臧启程的，故他们在第六个月才到达洛阳。在洛阳的印度人和粟特人都破了产，并都死于饥馑”。〔11〕
西晋末年和“五胡乱华”中，洛阳成为动乱的中心。经过一系列战争的破坏，繁华一时的洛阳化为废墟。后赵石勒开始营建洛阳，石勒“以成周土中，汉晋旧京，复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治书侍御史于洛阳”。〔12〕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北魏重建汉魏洛阳故城，增筑东西20里、南北15里的外郭城。新兴的洛阳城工商业十分发达，内外城之间西有西阳门外的“大市”，“周回八里”。东有青阳门外的“小市”，南有跨越洛水永桥以南的“四通市”，总称“洛阳三市”。洛阳又成为北中国交通四方的中心和丝绸之路的起点。至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年)迁邺，北魏分裂，洛阳再遭浩劫。北魏都洛时间并不长，但在40多年中，洛阳的商业和文化发展以及对外交流形成相当繁盛的局面。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洛京府库所藏，“锦罽珠玑、冰罗雾縠，充积其内，绣缬、紬绫、丝彩、越葛、钱绢等不可数计”。〔13〕西域各国入华至洛阳和以洛阳为起点沿丝路西行的中土人士都很多。
来华的使节一般必须来到洛阳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而奉朝廷之命出使外国的中国使节则一般从洛阳出发。从景明元年(500年)至神龟元年(518年)的19年间，诸国“遣使朝贡”至洛阳者达61次之多。西域诸国使节朝贡物品，以贡至洛阳为终点。《洛阳伽蓝记》记载：“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罗国胡王所献”，“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为逆贼万俟丑奴所获，留于寇中。永安末，丑奴破，始达京师”。〔14〕北魏使节则将中原丝绸或丝织品赉往西域，国使数十辈则从洛阳出发，如宋云西行，以丝绸制成幡、香袋等佛教用品，随方施舍，以作功德。当北魏政权与西域展开大规模交往时，众多来自西域的使节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洛阳。
许多来华的西域僧侣和西行求法的中土僧人也以洛阳为终点和起点。迁都洛阳的北魏统治者崇信佛教，吸引大批西域僧人不远千里来到洛阳。北魏盛时，洛阳城内外寺院达1367所。《洛阳伽蓝记》记载：“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宣武帝立永明寺以憩之，其寺“房庑连亘，一千余间”，“百国沙门，三千余人”。〔15〕有的西域僧人也在洛阳建立寺院，如“法云寺，西域乌场国胡沙僧昙摩罗所立也”，〔16〕“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17〕可见奔波于丝绸之路上以洛阳为目的地的佛教僧侣人数之众。中土使节僧侣西行取经的，亦多从洛阳出发，最后又回到洛阳，例如宋云、惠生等。
北魏时商旅和来华定居的各色人等人数众多。北魏政府在洛阳宣阳门外四里永桥以南，安置外国归附者。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四通市之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其中前三馆和前三里，分别为吴人、北夷、东夷来附所居及赐宅处，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18〕同书卷4记载侨居洛阳的西域人云：“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陲，耕耘绩纺，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车马，拟仪中国。”〔19〕洛阳出土鄯月光墓志，时当北魏正始二年(505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碑题为“前部王车伯生息妻鄯月光墓志”。鄯月光为鄯善国之女，嫁于车师前部王车伯之子。鄯月光既死葬洛阳，车师王子想必亦寄居洛阳，说明北魏时车师前部王之子或留学，或作为质子流寓于洛阳。〔20〕1931年洛阳东北后沟出土的鄯乾墓志，乃北魏延昌元年(512年)八月二十六日所立，志文云鄯乾乃魏之侍中、镇西将军鄯善王宠之孙，平西将军青、平、凉三州刺史鄯善王临泽侯视之长子，亦鄯善国贵族寄居于洛阳者。洛阳北魏常山王元巶墓中出土有粉绘骆驼，背驮巨大的行囊，其内所装应是丝绸，正是丝路上沙漠之舟的形象。此墓中还出土两个陶俑，头发卷曲，身体彪悍，像是非洲黑人。另有一件绿釉扁壶，上饰乐舞图案，从人物形象和服饰看，像是阿拉伯人。〔21〕
北魏末年，洛阳又一次经历了战乱浩劫。534年，北魏孝武帝为权臣高欢所迫，逃往关中，投奔大将宇文泰。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史称东魏，中国北方又陷于分裂。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时期，洛阳丧失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同时也失去了丝路起点的地位。
1.3.2 凉州：乱世中的门户
凉州州治在今甘肃武威，这里又是武威郡和姑臧县的治所。经过西汉末东汉初至西晋时数百年的刻意经营，特别是两汉之际的窦融，三国时的张继、徐邈，以及西晋时范粲等人为政时对河西的治理，凉州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其地位仅次于长安。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兼护羌校尉。中原发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而陷于战争的火海时，凉州在张轨的治理下却维持了安定局面。“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22〕前凉政权注意对丝路交通的经营和管理，他们承袭晋制，在高昌设戍己校尉，在罗布泊海头设西域长史，扼丝绸之路南、北、中三道之咽喉，辖制西域各地，使前凉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有了很大发展。前凉所设戍己校尉赵贞曾背叛前凉，导致西域各国皆叛前凉。太元二十三年(343年)，张骏遣杨宣、张植越流沙西征，攻克焉耆、龟兹，鄯善、于阗等皆归附前凉，于是丝路又一次通畅。
张天锡太清十四年(376年)，前凉为前秦所灭。建元十四年(378年)，前秦凉州刺史梁熙派人到西域各地联系，当年即有大宛等国的使节和商人到中原，“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及“诸珍异二百余种”。〔23〕随着中原与西域交往的规模不断扩大，至前秦建元十七年(381年)二月，“东夷、西域六十二国入贡于秦”〔24〕。前秦灭亡，吕光称王凉州，建立后凉，武威成为后凉都城。后凉亡于后秦，姚兴取得了姑臧，但河西走廊一带，羌族人从来就没有定居过。姚兴要巩固这个据点，必须经常动用四五万人的兵力。此时姑臧以西有北凉沮渠蒙逊的势力；姑臧与后秦上邽之间，还隔着西秦乞伏鲜卑的一些城池，因此姑臧成为一座四面受敌的孤城，陷入战乱的漩涡。姚兴任命投降他的南凉王秃发傉檀为凉州刺史，镇守姑臧。秃发辱檀据地称王，又恢复了南凉王称号。
南凉先是为夏主赫连勃勃所败，又不断遭受北凉的进攻，秃发傉檀只好放弃姑臧，还都乐都(今青海乐都)。411年，姑臧为北凉主沮渠蒙逊所得，次年迁都于此。420年灭西凉，取酒泉、敦煌，完全占领河西走廊。北凉全盛时，拥有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君治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金城、西平、乐都等地，并且交通西域诸城邦，鄯善王比龙亲来姑臧访问，西域诸国同北凉有友好交往。北凉还与南朝互通声气，频繁交往。433年，沮渠蒙逊死，其子沮渠牧犍继位，亦称河西工。439年，北魏主拓跋焘亲率大军伐北凉，包围姑臧，姑臧很快落入北魏手中。北魏分裂后，姑臧先后为北周、西魏统治。
凉州位于甘肃河西走廊最东端，地扼河西走廊入口。东南接金城(今兰州)，西北邻张掖，南经古浪，过天祝，翻越祁连山与青海河湟地区相接。北面过永昌、民勤与内蒙古为邻，与居延道相接。因此，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是东西交通枢纽、丝绸贸易集散地。著名的东汉铜奔马出土于此，故有“天马之都”之称。因前凉、后凉、北凉、南凉曾在此建都，又称“四凉古都”。由于地理位置重要，人们说它“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地接四郡境，控三边冲要”，说它是“关中屏障”“河西走廊门户”。
由于凉州地处丝路要冲，前凉、后凉时具有丝路起点的性质，因此多种文化在此汇聚。丝路开辟以后，沿线诸城成为西域胡人聚居之地，武威也是如此。洛阳出土《康续墓志》，云：“昔西周启祚，康正承累圣之基。东晋失图，康国跨全凉之地。控弦飞镝，屯万骑于金城；月尘汉惊(境)，辟千营于沙塞。举葱岭而入款，宠锡侯王；受茅土而开封，业传枝胤。”志文云西晋之末，康国人跨全凉之地，说明那时凉州已经成为入华西域人的重要聚集地。斯坦因考古发现的西晋末年的粟特文书，其中反映粟特人的经商活动，印证了凉州早已是粟特人东来的据点。北魏攻取武威，在此经商的粟特商人被俘。北魏文成帝时，粟特国王遣使来赎，北魏将他们全部放免。
中原战乱士人流徙凉州时，将中原文化带入凉州；北魏占领姑臧，又将姑臧人士迁徙中原，于是流传凉州的汉文化又传入北魏平城；西域文化经丝绸之路传入凉州，又经凉州传入中原地区。著名的“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等均由西域传入凉土，进而对中原音乐产生重大影响。其时，武威成为丝绸之路上繁华热闹的都市。北魏诗人温子升《凉州乐歌》云：“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又云：“路出玉门关，城接龙城坂。但事弦歌乐，谁道山川远。”〔25〕
凉州又是天竺佛教传入中国中原地区，进入玉门关和阳关后的第一重镇。许多东来西往的高僧大德在这里停留驻锡，他们在此了解与熟悉中西语言文化，或者就地译经弘法，姑臧成为西北地区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北凉时修凿的天梯山石窟是当时姑臧佛教兴盛的见证。《高僧传》卷2记载，昙无谶，中天竺人，受国王信重。后王意稍歇，待之渐薄，乃辞往罽宾。彼国多小乘，不信《涅槃》，乃东适龟兹。顷之，复进到姑臧。以涅槃经本品数未足，还外国究寻。值其母亡，遂留岁余。后于于阗得经本《中分》，复还姑臧译之。〔26〕同书卷3记载，昙摩蜜多，罽宾人。罽宾多出圣达，屡值明师，博贯群经，特深禅法。少好游方，誓志宣化，周历诸国，遂至龟兹。又度流沙到敦煌。不久，便到凉州。宋元嘉元年(442年)辗转至蜀，沿江东下，止刑州，后到建康。他们皆路经姑臧。〔27〕
汤用彤先生讲到魏晋南北朝时佛教传入中国的道路，强调了凉州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我国北部至印度之通路，自多经今之新疆及中亚细亚。晋之苻秦与其后之北魏均兵力及乎西域。而当魏全盛，威权及于今之新疆及中亚细亚(月氏故地)。故中印之行旅商贾，多取此途。经像僧人由此来者，亦较南方海程为多。其路线之大别，在新疆则分为南北二路。一路由凉州出关至敦煌，越沙漠(僧传谓之沙河，或曰流沙)，以至鄯善……是为南道”；“一路由敦煌之北，西北进至伊吾，经吐番、焉耆进至龟兹，而至疏勒。是为北道”。“西域各国中，以罽宾、于阗、龟兹三国为交通重镇。其地佛教之性质，影响于我国者至大。而西方传教者，由陆路东来，先至凉州。因凉州为东西交通必由之路，而晋代中原大乱，士族多有避居者，故尤为文化交融之点。故此地至为重要。由凉东下至长安，进至洛阳，俱为中国佛法之中心地点。但在东晋南北朝时，东来者常由凉州南经巴蜀，东下江陵，以达江东。而南朝之西去者，亦有取此道者(如法献)。江陵(荆州)在东晋南北朝为政治军事之重地，其北出襄、樊以至关中，或洛阳(如晋道安)。或由巴蜀以至凉州。在南朝之地位，荆州之重要略比北方之凉州。”〔28〕凉州的确如他所论，在中西交通中具有重要地位。
1.3.3 平城：东西方交通的枢纽
平城即今山西大同。北魏皇始三年(398年)七月，拓跋珪自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从此平城成为北魏首都长达97年，历经6帝7世。北魏建都平城时，山西大同成为丝路的起点之一。北魏统治者谋求向西发展，始光四年(427年)。北魏乘夏主赫连勃勃新亡，攻破统万城，赫连定收其余众奔平凉。神*(上鹿下加)三年(430年)太武帝亲征平凉，平凉举城投降，从而打通了自平城沿鄂尔多斯南缘西进的道路。北魏声威远达西域，西域各国首先有通好的表现，《魏书·西域传序》记载，“太延中，魏德日益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29〕中西间交通开始出现新的局面，太延三年(437年)，拓跋焘“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赉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30〕董琬等一行“北行至乌孙国”，乌孙王派向导、译员送董琬等到达破洛那国，送高明等到者舌国。太延三年(437年)，董琬一行回到平城，随同而来的有包括乌孙、破洛那、者舌等在内的西域16国的使节。董琬等出使西域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事件，在加强中原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方面起到了沟通和促进作用，使一度沉寂的中西之间的官方来往又频繁起来。史载：“已而琬、明东还，乌孙、破洛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31〕，“旁国闻之，争遣使者随琬等入贡，凡十六国，自是每岁朝贡不绝”。〔32〕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太武帝开始积极经营西域，派遣万度归统兵征鄯善；九年，又以韩拨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鄯善。同时又出兵征焉耆、龟兹，置焉耆镇，终于取代柔然控制了西域诸国。北魏使者韩羊皮远抵波斯，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董琬出使西域后，西域诸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33〕自董琬等出使西域，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50多年，平城成为丝路的起点城市，所以《魏书·西域传》记载至西域各国的路程皆以代(即平城)为坐标。如鄯善国“去代七千六百里”，且末国“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于阗国“去代九千八百里”，蒲山国“去代一万二千里”，悉居半国“去代万二千九百七十里”，车师国“去代万五十里”，乌孙国“去代一万八百里”，洛那国“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粟特国“去代一万六千里”，波斯国“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大月氏“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安息国“去代二万一千五百里”等等。北魏的使节发自平城，频繁西使。平城通西域的路线，利用了自汉以来的丝绸之路。当时平城与西域间的商使往来，一方面由洛阳转输，经洛阳西去长安，从而与传统丝路联结起来〔34〕另一方面则是从平城出发，沿鄂尔多斯南缘路经原州高平城西进，进入河西走廊。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首都平城与高平间的联系以及与河西走廊间的交通，有赖于这条鄂尔多斯南缘路〔35〕。从平城东向，北魏与辽东、朝鲜半岛政权也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北魏都平城时，平城是沟通丝绸之路绿洲路和草原路的枢纽，也是西往西域东通朝鲜半岛的联结点。
1.3.4 邺城：短暂的辉煌
作为丝路起点，邺城也有过一定时期的辉煌。自曹魏以来，邺城为北方重要城市，经济发达。汉末曹操驻节邺城，邺城成为北方实际的政治中心。曹丕代汉后，建都洛阳，邺城成为陪都。西晋时邺城是北方商业贸易中心。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提到那些以凉州为中心经商的粟特人，最东边就到达邺城。五胡十六国时邺城先后成为后赵、冉魏、前燕的都城。北现在邺城置行台，以后东魏、北齐都定都邺城。后赵邺都有“胡天祠”〔36〕，说明西域粟特人信奉的祆教传入此地。北魏都洛前，曾有多次迁都邺城之议。永熙三年(534年)东魏迁都邺城，史载“东魏主(高欢)发洛阳四十万户”迁邺〔37〕，其中应包括洛阳的百工技巧和各种人才。洛阳的人力、物力输入邺城，有力地促进了邺城生产力的发展。此后邺城成为东魏、北齐的首都，成为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邺城手工业发达，成为当时丝织业中心之一。《隋书·地理志》云：“魏郡，邺都所在，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38〕邺城有被南朝萧梁所羡称的“登高之文，北邺之锦”的织锦作坊〔39〕。当时邺市被认为是最好的丝织品的产销之地，梁庾肩吾《谢武陵王赉白绮绫启》夸此赐物说：“图云缉鹤，邺市稀逢。”〔40〕邺城出土了大批雕刻精妙的佛教造像碑，说明邺城集中了一批技艺高超的工匠。作为国都所在，邺城汇聚了东部地区的各类人才，使经济、文化和工艺达到一个新水平。在邺城，佛教有深厚基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佛教中心之一。后赵时，高僧竺佛图澄、释道安皆在邺城及河北其他地区活动。北魏明元帝“敬重三宝，仍于邺下大度僧尼”；太武帝“于邺城造宗正寺”；孝文帝时“以邺都造安养寺，硕德高僧，四方云集”。孝明帝“于邺下造大觉寺”〔41〕。东魏迁都邺城，沙门佛事亦俱东向，一批名显洛邑的高僧，如慧光、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皆由洛阳随迁邺城。东魏孝静帝、丞相高欢以及北齐诸帝皆崇信佛教，促进了佛教的发展，邺城成为佛教中心。著名的高僧如慧光、法上、道凭和僧稠都在邺城活动。南朝、西域及其他国家聘使之往来，出入邺城。《晋书·石勒载记》记载，后赵石勒立国，诸国使节至邺都，云：“时高句丽、肃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并献名马于勒。凉州牧张骏遣长史马诜奉图，送高昌、于阗、鄯善、大宛使，献其方物。”〔42〕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以及与域外、南朝政治上的交好，使邺城成为沟通南北的中心都市，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在这个特定时期，邺城还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建康在海上交通中处于重要位置，佛教自建康传入邺城，自然也带来了来自海上的佛教。东魏、北齐通过北方草原路绕过西魏、北周与西域交通。553年，吐谷浑使者及西域商人自北齐欲返青海故地，在武威西面遭到西魏凉州刺史拦截，这些商胡从北齐所得为丝绸。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游化东魏，译《僧伽吒经》等3部7卷。河南安阳范粹墓出土的黄釉乐舞扁瓷壶，应该是外来品，高20厘米。5人一组的乐舞场面极为生动，中间一人婆娑起舞于莲座上，人物皆深目高鼻，着窄袖长衫，腰间系带，着靴胡装，是西域人的形象。〔43〕
1.3.5 长安：盛世曙光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时有盛衰，但总的看处于衰落地位。西魏和北周建都长安，为隋唐时期长安在丝路贸易和交流中重铸辉煌奠定了基础，可以视为盛世的曙光。东汉末年，董卓挟汉献帝迁都长安，不仅没有使长安重振雄威，反而带来空前的劫难。王允等在长安谋杀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大乱长安，此后关中成为马超与曹操争夺的战场，长安城遭到极大破坏。曹丕代汉自立，迁都洛阳，长安为曹魏陪都，长安的建设没有成就。但由于长安是西域通洛阳的要道，魏晋时它仍是入华西域人的重要落脚点和中转之地。康绚先祖出于康居，汉代定居河西，晋时迁于蓝田。刘宋永初年间，康穆率乡族3000余家从蓝田南迁襄阳，说明长安附近聚居的胡人之多。西晋永嘉之乱时，司马邺赶到长安建都，“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44〕六国和南北朝时，匈奴人的前赵、氐人的前秦、羌人的后秦、鲜卑人的西魏和北周等王朝相继在长安建都，使长安的政治地位和它在中西交通方面的作用逐渐重要起来。
苻秦时长安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经济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一度恢复了丝绸之路起点的地位。苻坚任命梁熙为凉州刺史，镇姑臧，长安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的道路打通了。“梁熙遣使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缯彩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45〕苻坚东征，平洛阳，“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肃慎贡楛矢，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46〕中西间商使往来兴盛起来。车师前部王弥阗、鄯善王休密驮至长安朝见，苻坚赐以朝服，引见西堂。弥阗等人请年年贡献，苻坚不许，令三年一贡，九年一朝。其时长安也是西域沙门东来的目的地，僧伽跋澄、僧伽提婆、竺佛念等天竺、西域高僧皆于前秦时至长安，从事译经传教活动。〔47〕同时这里也是粟特部落聚集之地。前秦建元三年(367年)立《邓太尉祠碑》记前秦冯翊护军所统诸部落中，有“粟特”，证明渭北地区有粟特部落活动。〔48〕
前秦末年长安遭慕容冲之乱，“冲毒暴关中，人皆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49〕后秦姚苌都长安，姚兴时灭后凉，通过河西走廊，长安与西域建立起密切关系，长安成为丝路起点之一。姚氏崇奉佛教，迎请鸠摩罗什入关，“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长安成为佛教译经中心。天竺昙摩掘多、佛驮跋陀罗，罽宾弗若多罗、昙摩流支、卑摩罗叉、佛陀耶舍等著名高僧都在姚秦时入长安。长安附近的蓝田一直是西域胡人的聚集之地。《晋书·姚兴载记》记载，后秦时“扬武、安乡侯康宦驱略白鹿原氐胡数百家奔上洛”。〔50〕康宦当是粟特人，其所驱略氐、胡数百家，其中也当有粟特胡人。417年，东晋刘裕攻破长安，灭后秦。《宋书·傅弘之传》记载，傅弘之等人“进据蓝田，招怀戎、晋，晋人庞斌之、戴养，胡人康横等各率部落归化”；“弘之素善骑射……羌、胡聚观者，并惊惋叹息”。〔51〕
刘裕的军队退回江南，大夏王赫连勃勃夺取长安。426年，北魏攻占长安，长安进入北魏统治。北魏先是都平城，后迁洛阳，洛阳成为中西交通的中心，长安成为中转之地。北魏灭亡后，中国北方又一次陷于分裂，西魏、北周相继以长安为都城。《北史·西域传》云，东西魏和北齐、北周“不闻有事西域”，〔52〕并不符合实际。它们皆与西域有使节往还和商贸往来。特别是西魏、北周以长安为都，奠定了后来在隋唐两朝长安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基础，也奠定了长安在中西交通方面丝路起点的基础。长安是关陇集团的发祥地，因此隋、唐两代皆以长安为都，其时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市，成为丝绸之路黄金时代的起点。
〔1〕《三国志》卷29《魏书·方技传》裴松之注引，中华书局，1959年，第807页。
〔2〕〔南朝·梁〕萧统编：《昭明文选》卷6，上海书店，1988年，第89页。
〔3〕《三国志》卷21《魏志·傅嘏传》裴松之注引，第624页。
〔4〕《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第79页。
〔5〕《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第97页。
〔6〕《三国志》卷4《魏书·齐王芳纪》，第117页。
〔7〕《三国志·魏书》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40页。
〔8〕《三国志》卷16《仓慈传》，第512页。
〔9〕〔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昙柯迦罗传》，第13页；《竺法护传》，第23页。
〔10〕《晋书》卷3《武帝纪》，第50页。
〔11〕陈国灿：《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七)，香港中华科技(国际)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12〕《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48-2749页。
〔13〕〔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4《法云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07页。
〔14〕〔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第161页。
〔15〕〔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监记校注》卷4《永明寺》，第235-236页。
〔16〕〔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4《法云寺》，第201页。
〔17〕〔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菩提寺》，第173页。
〔18〕〔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第160-161页。
〔19〕〔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4《城西》，第236页。
〔20〕赵万里：《汉魏六朝墓志集释》卷11，科学出版社，1956年。
〔21〕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北魏元巶墓》，载《考古》1973年第4期。
〔22〕《资治通鉴》卷123《宋纪》五，胡三省注，中华书局，1956年，第3877页。
〔23〕《晋书》卷103《苻坚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2900页。
〔24〕《资治通鉴》卷104《晋纪》二十六，第3298页。
〔25〕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见《北魏诗》卷2，中华书局，1983年，第2221页。
〔26〕〔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第76-81页。
〔27〕〔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3《昙摩蜜多传》，第120-112页。
〔2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4-265页。汤先生此段论述，忽略了吐谷浑之路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许多商使僧侣更多地利用了吐谷浑之地，未必行经凉州。例如汤先生所举法献，据释慧皎：《高僧传》卷13《法献传》，法献“闻猛公西游，备瞩灵异，乃誓欲忘身，往观圣迹。以宋元徽三年，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既到于阗，欲度葱岭，值栈道断绝，遂于于阗而返”。他经行“河南”“芮芮”，正是吐谷浑之地，并没有路出凉州。但凉州在中西方交通上的重要地位确如汤先生所论。
〔29〕《资资治通鉴》卷122，系此事为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5年)，即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
〔30〕《魏书》卷102《西域传》，第2260页。
〔31〕《魏书》卷102《西域传》，第2260页。
〔32〕《资治通鉴》卷123，第3865-3866页。
〔33〕《魏书》卷102《西域传》，第2260页。
〔34〕王育民：《论历史时期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见《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35〕前田正名：《北魏平城时代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载《东洋史研究》31卷2号；胡戟中译本载《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3期。
〔36〕《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记载：“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
〔37〕《资治通鉴》卷156，第4857页。周一良认为，“四十万户”，应指四十万人户，亦即人口之意，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44-45页。
〔38〕《隋书》卷30《地理志》中，中华书局，1973年，第860页。
〔39〕梁皇太子：《谢敕赉魏国所献锦等启》，见《艺文类聚》卷8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458页。
〔40〕《艺文类聚》卷85，第1460页。
〔41〕《辨正论》卷3《十代奉佛篇》，见《大正藏》卷52，第506-507页。
〔42〕《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47页。
〔43〕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2年第1期，第49页。
〔44〕《晋书》卷5《愍帝纪》，第132页。
〔45〕《晋书》卷113《苻坚载记》，第2900页。
〔46〕《晋书》卷113《苻坚载记》，第2904页。
〔47〕参释慧皎：《高僧传》卷1《僧伽跋澄传》《僧伽提婆传》《竺佛念传》。
〔48〕唐长孺：《魏晋杂胡考》，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年，第421-422页；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
〔49〕《晋书》卷113《苻坚载记》，第2927页。
〔50〕《晋书》卷118《姚兴载记》，第3002页。
〔51〕《宋书》卷48《傅弘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430-1431页。
〔52〕《北史》卷97《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2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