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长安和洛阳为两都，长安和洛阳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各有优势和盛衰，基本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大体说来，唐朝前期洛阳是全国经济中心，在丝绸之路贸易和交流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特别是武则天在位时期，洛阳作为首都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其地位益形重要。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后，由于黄河龙门水道的疏浚，长安在经济领域里地位有所加强，随着皇帝不再东幸，洛阳的政治地位急剧下降。安史之乱中洛阳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由于南北方的交通道路改为沿长江西上，经襄阳至长安，经由大运河北上的水道受到北方政治形势的影响而衰落，洛阳经济中心的地位继续坠落，长安在中外贸易和交流中则比洛阳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
从政治功能说，隋及唐朝前期东西两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唐代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长安不仅是唐朝的政治中心，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长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都市。洛阳是与长安东西辉映、并驾齐驱的城市，两都都是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隋唐两代都重视洛阳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隋及唐代前期洛阳由于交通的便利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从隋文帝时代起，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在长安和洛阳都存在相同的中央机构，正常年景在长安，一遇灾荒移宫洛阳成为隋唐两朝天子经常性的活动。〔1〕当天子移驾洛阳时，包括接待外国来使的工作都在洛阳进行，例如《资治通鉴》记载，龙朔元年三月，高宗便“与群臣及外夷宴于洛城门”。〔2〕
隋及唐朝前期，长安和洛阳都是外国使节、艺人和胡商云集之所，这从两地出土粟特胡人后裔墓志可知。昭武九姓粟特人以经商著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他们是丝路贸易的主要担当者。进入中国中原地区都以国为姓，有康、安、曹、石、米、何、史、穆等，而以康、安两国人最多，他们多为富商，不仅带来域外产品以与中国丝绸等产品进行交换，而且带来了西域的宗教和文化。康国人多信仰摩尼教，安国人多信仰火祆教。曹国人多乐工、画师，唐代的琵琶名手多姓曹，如曹保、曹善才、曹纲三代都以琵琶而著称。石国人多摩尼教徒，有的善舞，有的能翻译回鹘语。米国人以善乐著称，米、何、史诸国也多属祆教徒。波斯人多以经商致富，操纵长安珠宝、香药市场。波斯贵族由于阿拉伯势力入侵而流浪天涯，国王卑路斯和他的儿子泥涅师入华而客死长安。〔3〕在长安醴泉坊、义宁坊、布政坊，洛阳修善坊皆有“波斯胡寺”。〔4〕说明在长安、洛阳的波斯胡人不是少数。
长安在隋唐两代中西交通和交流中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为人熟知，不必赘述，这里单说洛阳。洛阳在中西交通和贸易交流方面也盛况空前。隋朝在隋炀帝时开始大力营建东都，并建含嘉仓以屯储各地租赋；设市经商，展对外贸易，吸引西域商人至洛阳进行交换。唐朝建立，继承隋之传统，把洛阳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扩大市场规模。隋时，在城南外侨聚居地之外，形成了东市、南市、北市三大市。唐代增加西市，形成国际性的大市场，称为洛阳四市。其中最重要的是隋东市曰丰都市，唐时称南市。据唐杜宝《大业杂记》记载：“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四壁有四百余店……珍货山积。”唐韦述《两京新记》云：“东京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5〕《唐两京城坊考》卷5载：“隋曰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6〕
丰都市即唐之南市，以其在洛水之南，故曰南市。辛德勇的考证认为：“丰都市不唯‘南北居坊之地’，东西也同样是‘居二坊之地’，共占地四坊。”所以才有八里之周长。〔6〕隋唐长安东、西两市均占两坊地，可知洛阳丰都市的规模比长安东西两市都大，说明隋炀帝于东都置市，一开始就是把它作为最大的贸易中心进行建设的。至唐时丰都市规模缩小，“贞观九年促半坊”，但高宗显庆年间又立北市。《唐会要》卷86《市》云：“显庆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洛州置北市，隶太府寺。”〔7〕实际上北市早已存在，洛阳龙门奉先寺古阳洞石窟存有永昌元年“北市香行社”供养人题字，说明在此之前已有北市。显庆二年隶属于太府寺。西市、北市在唐前期一直与南市互相呼应，成为洛阳经济贸易中心区，南市以经营日常商品为主，在三个市中规模最大。当时，各类重要商品如金、银、珠宝、瓷器、皮毛、丝绸等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南市，再从这里发送到全国各地乃至域外，直到唐后期由于洛阳在政治经济领域里地位的坠落才废为居民区。现在隋唐洛阳城南市遗址考古发掘正在进行，它将进一步揭示南市在隋唐经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为洛阳作为隋及唐前期丝绸之路最东端的起点提供新的说明。
隋唐时期洛阳在全国交通网络中地位更加重要，在中西交通方面更为便利。隋炀帝建东都新址比汉魏故址在交通四方上更为便利。“都内纵横各十街”，城内河渠如网，处处通漕，整个漕运系统以洛水为纽带，南北两翼遍布河渠，北岸有漕渠、瀍水、泄城渠，南岸有通济渠、运渠、分渠，又南引两条伊水与运渠相通。从都城与外界交通看：陆上，城址西移后，控制了伊洛瀍涧四河的谷口，都城成为洛阳平原陆路交通的枢纽；水上，洛阳城跨河而建，为伊洛瀍涧四河纵横交错的中心，同时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即南到杭州、北至涿郡的大运河已经开通，洛阳正好成为其连接点。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在所开四段运河中，除邗沟与江南河的衔接点在京口以外，其他三段的中心衔接点都在洛口，洛阳成为全国水运中心。正如唐人所说：“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9〕唐太宗、高宗屡次东居洛阳宫，武则天以洛阳为神都，玄宗在开元二十五年前亦常东幸洛阳，在政治地位上洛阳与长安并驾齐驱，吸引着众多的商使蕃客东至洛阳。
洛阳在隋唐时中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兴盛，有标志性的事件为证。隋代举行盛大的国际贸易大会。炀帝派裴矩经营西域，裴矩在张掖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是鼓动商胡至洛阳朝贡，《隋书·裴矩传》记载，根据裴矩的建议，炀帝在洛阳举行“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万数”，“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10〕又据《资治通鉴》“大业六年”条记载，在洛阳端门街举行的这次贸易盛会，“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洛阳有丰都等三市，“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食。胡客皆惊叹”。〔11〕这样的盛会在炀帝的时代一直沿袭下来，说明当时洛阳一直是胡商东来最主要的目的地，也是西行经商者的出发点，是丝绸之路贸易最东端最大的贸易中心。
唐时洛阳、长安同为全国中心，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高宗、玄宗东封泰山，《唐会要·封禅》记载：“麟德二年十月丁卯，帝发东都，赴东岳。从驾文武兵士及仪仗法物，相继数百里，列营置幕，弥亘郊原。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12〕《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记载：“(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一至二十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在这样的背景下，玄宗东封泰山，从洛阳出发，出现了“四夷酋长从行”的盛况。韩国磐说：“高宗、玄宗东封泰山时，四方少数民族首领及外国使者，皆以洛阳为中心而聚集，那么，丝路上东来的使、商客，自然相同，以洛阳为目的地而来此。”〔13〕
其时，自长安至洛阳一带成为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既是全国政治核心和重心区域，又是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在这个区域内长安和洛阳东西辉映，成为两个耀眼的明珠城市，中西交通与交流进入黄金时代，东西两都共同担负着丝路起点的任务。根据《隋书·裴矩传》记载，北朝后期西域各国商胡多至张掖贸易，随着隋朝统一和中西交通的开展，丝绸之路向内地延伸，经长安一直延伸至中原洛阳，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发展到最辉煌的时代。从长安和洛阳出发，有四通八达的驿道网络，辐射和连接全国各地都市，全国各地丰饶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输入两都，又经东来西往的商使蕃客转运至世界各地，从而促进了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地区的相互交流，推动着世界文明的共同进步。如果说长安和洛阳是丝绸之路起点的中心城市，环绕两都的各大城市则构成丝绸之路起点的卫星城市，这样的城市数量众多，加汴州、相州、太原、襄阳、南阳、颍川等，它们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交流中各自发挥着作用，将中外文化交流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因此说长安和洛阳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它们只是这诸多城市的两个代表而已，它们和这些城市共同代表着丝绸的故乡，即中国。安史之乱中洛阳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回纥两次助唐收复东都，回纥军队对洛阳的抢劫杀掠破坏尤甚。战乱结束后虽有所恢复，但昔日的辉煌不再，洛阳丧失了丝绸之路起点的地位，南市废弃为居民区便是一个象征。
探讨丝绸之路起点的迁移，我们之所以限定在汉唐之间，因为中西之间的交通在路线、功能和交流内容等方面，从唐后期开始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首先，由于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和西域，造成中原地区与中亚、西亚、南亚以至欧洲、非洲的交通路线的改变。这种改变一是草原路兴起，二是海上交通开始发展起来。其次，从中国西传的商品茶叶、瓷器日益重要，与丝绸一样成为输出的大宗商品，它们共同发挥着中西交流的杠杆作用，丝绸日益失去一枝独秀的地位。第三，再往后随着欧洲人环球航行的成功，西方传教士来华，中西交流的内容更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西交流的重要内容已经不是物质产品的交换，也不是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而是新的西方现代文明的传播和汉学西传。第四，在新的交通工具出现以后，世界各地陆海两道交通发展起来，许多空间的阻隔都被打破了，许多城市都能够独立地与域外进行交通和交流，文化传播的起点便突破个别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的单一模式，变得更加多元了。那么，就很难说某一个城市处于中外交通起点的中心地位。
〔1〕参石云涛：《唐前期关中灾荒、漕运与高宗玄宗东幸》，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3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2-111页。
〔2〕《资治通鉴》卷200，第6323页。
〔3〕参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4-38页。
〔4〕〔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4，第117、123页；卷5，第156页。
〔5〕《太平御览》卷191《居处部》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03页。
〔6〕〔清〕徐松：《两京城坊考》卷5，第160页。
〔7〕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140页。
〔8〕《唐会要》卷86《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73页
〔9〕〔唐〕皮日休：《皮子文薮》卷4，中华书局，1959年，第44页。
〔10〕《隋书》卷67《裴矩传》，中华书局，第1581页。
〔11〕《资治通鉴》卷181，第5649页。
〔12〕《唐会要》卷7《封禅》，第113页。
〔13〕韩国磐：《古都洛阳与丝绸之路》，见《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