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至6世纪，中西间陆路交通经历了几次盛衰起伏。大体说来，曹魏、西晋维持了东汉以来的局面，与西域保持着密切联系；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动乱，出现过衰落趋势。中原政权与西域的交通至北魏时出现了一个高潮，特别在太武帝以后，北魏保持了长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促进了中西间交通的开展。正如张星烺所说：“当时保有江左之汉族，则内乱迭起，篡弑相仍。反不如北方之宁谧，事权之有统一。”〔1〕这为中西交通的开展提供了政治环境。北魏分裂后，突厥势力进入西域，西魏、北周与西域的交通遇到严重阻隔，因此丝路交通又有所停滞。本节对北魏对外政策的变化及其对中西交通的影响做一探讨。
北魏西域政策的变化
在对外交往方面，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主要出于扬威异域、怀徕柔远、扩张领土和获取奇珍异物等目的，这样的动机是汉武帝时开始明确并形成系统思想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汉武帝欲开辟西南经身毒至大夏的通道，其用意是：“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2〕汉武帝《封李广利为海西侯诏》表彰征服大宛的二师将军李广利，特意指出：“珍怪之物毕陈于阙。”〔3〕异国来贡方物，成为皇威远被的一种标志。西汉末年，王莽辅政，为了显示汉朝的威德，他一边派人送给黄支国大量的金帛，一边则要求黄支王献生犀牛，从而向国人昭示自己的治绩。
北魏的统治者出身于鲜卑拓跋部，作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其初并没有这种借域外进贡获取虚名和奇物的观念。《魏书·西域传序》记载，道武帝拓跋珪时，北魏势力进入中原地区，已经拥有了今山西、河北之地，统治者尚无交通域外的思想和表现，“西戎之贡不至”。但也是在这时，有大臣奏请依汉朝故事通西域，以“振威德于荒外”，“致奇物于天府”。鲜卑拓跋部在经略中原的过程中，接受了汉文化的浸润，从其指导思想来看，他们通西域的动机，建立在汉武帝以来中国统治阶级对外关系的思想传统上。
扬威异域、怀徕柔远，并换取域外的奇珍异物，需要物质基础。在中国统治者看来，与域外的交往和交流，不是平等的互惠互利的活动，而是要拿出自己的“金帛”赐予对方，才有可能让他们接受附属国的地位。于是皇威远被的虚名需要承担经济上的负担。当国力强盛时，便不惜代价，厚往薄来，以赢得四海顺服的虚名；经济衰敝或国力不逮时，则困于经济负担而闭关自守。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也是这样，他以为“汉氏不保境安人，乃远开西域，使海内虚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复加百姓矣”。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继承了道武帝的传统，“历太宗世，竟不招纳”。
自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元年(435年)起，中西间交通出现了新的局面。先是西域诸国入朝进贡，接着北魏遣使报聘，双方的交往拉开了序幕，其背景是北魏对漠北、西北地区的军事征服以及北魏与柔然关系的缓和，为中西交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此前一年，即延和三年(434年)二月，“蠕蠕吴提奉其妹并遣其异母兄秃鹿傀及左右数百人朝贡，献马二千匹”。《魏书·世祖纪》载太武帝本月戊寅诏书云：“朕承统之始，群凶纵逸，四方未宾，所在逆僭。蠕蠕陆梁于漠北，铁弗肆虐于三秦……故频年屡征，有事西北……今四方顺轨，兵革渐宁，宜宽徭赋，与民休息。”这一年太武帝亲幸河西，显示中西间丝路东端的通畅。北魏声威远达西域，西域各国首先有通好的表现。太延元年(435年)二月，“蠕蠕、焉耆、车师诸国各遣使朝献”。于是有遣王恩生、许纲等出使西域之举。史载这年五月“遣使者二十辈使西域”，〔4〕王恩生当为正使，许纲等人在其中，许纲至敦煌病卒。其时柔然将西域视为禁脔，不欲北魏染指西域。王恩生等在途中被柔然捕获，不准越境。太武帝切责柔然敕连可汗，敕连可汗遣王恩生等还。王恩生、许纲等人是北魏出使西域的第一批使团，此行未果，但成为中西间交通的先声。
王恩生等经河西走廊西行，经敦煌，大约行经伊吾路，故为柔然所阻。为了避开柔然的阻拦，北魏太武帝“又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赉金帛，出鄯善，招抚九国”。〔5〕董琬一行可能经吐谷浑之路至鄯善，而后西行。董琬、高明出使西域是北魏西行使团中最为成功的一批。据《魏书·西域传》记载，拓跋焘遣董琬、高明等多带锦帛，招抚西域，董琬等人“北行至乌孙国”，受到热情款待，“其王得朝廷所赐，拜受甚悦，谓琬曰：‘传闻破洛那(即汉时大宛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国费尔干纳盆地)、者舌(又称遮逸、州逸，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皆思魏德，欲称臣致贡，但患其路无由耳。今使君即到此，可往二国，副其慕仰之诚。’琬于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乌孙王派向导、译员送董琬等到达破洛那国，送高明等到者舌国。后来，董琬一行回到平城(今山西大同)，随同而来的有包括乌孙、破洛那、者舌等在内的西域十六国的使节，“俱来贡献”，中西交通拉开了序幕。从此，北魏与西域之间互通使节越来越频繁，把丝路交通一步步推向高潮。
北魏时中西关系的发展
董琬等出使西域以后，北魏与西域各国建立了密切关系。北魏统治者在“振威德于荒外，致奇物于天府”的思想指导下，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但与西汉张骞通西域后，汉王朝与西域各国交通面临匈奴和沿途各国的阻挠情况相似，北魏时中西交通面临着新崛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柔然的威胁与沿途吐谷浑、高昌、高车、鄯善等国家的阻挠，加上丝路西段形势的动荡，北魏与西域各国的交通大致经历过三次盛衰。
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至太延五年(439年)，北魏与西域各国的交往出现第一个高潮。
太延元年二月，柔然通好，焉耆、车师遣使进贡方物，朝廷开始遣使报聘。以王恩生为首的第一批使团经伊吾路西行，受到柔然的阻挠。但这一年六月，鄯善国遣使来献，说明经鄯善的南道可通，粟特国也遣使入贡，他们可能经鄯善路而来。同一年悉居半(原名西夜，一名子合)第一次遣使来献，悉居半乃西域南道上的小国。第二年，北魏遣使六辈使西域；这年八月，高车国也来朝贡。
柔然既与北魏通好，又阻挠北魏使节西行，其垄断丝路的用意很明显，所以在北魏与西域的交通发展起来后，柔然便不甘心这种垄断权的丧失，从中作梗，从而引起北魏与柔然的关系再度紧张。太延二年，北魏与柔然断绝了和亲关系，柔然侵扰北魏的边境。这样，交通西域的道路主要利用经行鄯善的南道。太延三年(437年)三月，龟兹、悦般、焉耆、车师、粟特、疏勒、乌孙、渴槃陀、鄯善等九国来朝贡，北魏交通西域的态度更加积极起来，又遣董琬西使，董琬一行“出鄯善”西行，经九国至乌孙。
据乌孙王向董琬等人所说，破洛那、者舌二国早有通好北魏的打算，一直没有机会，董琬、高明等分别至其国，两国的使节于当年十一月至平城。董琬等归国，西域十六国使节随行而来。其时，北凉与北魏关系和好，北魏的使节出使西域，得到北凉王沮渠牧犍许多帮助，他常发使导路出于流沙。太延四年三月，鄯善王遣其弟素延耆入侍于北魏，北魏与鄯善的关系更加密切。第二年四月，经由此道，鄯善、龟兹、疏勒、焉耆遣使进物于北魏，五月，遮逸国进汗血马于北魏；十一月，粟特、渴槃陀、破洛那、悉居半诸国各遣使朝贡于北魏。
太延五年，丝路形势发生逆转，一方面北魏与柔然展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致使经行伊吾的北道不通。为了夺取北道的控制权，这年七月，北魏大举伐柔然，中道至浚稽山，兵分两路，一从大泽向涿邪山，一向天山，登白阜。另一方面，这一年，北魏灭北凉，鄯善王阻断西域南道。北凉余众在沮渠无讳率领下西迁，沮渠无讳派沮渠安周西击鄯善，鄯善王弃城逃走，鄯善成为北凉直接控制的据点。沮渠无讳又逐高昌太守阚爽而据有其地，次年自立为凉王，北道出现北凉与柔然的对抗局面，因此阻绝。同时丝路西端的形势也动荡不安，从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太延四年)萨珊波斯伊嗣侯二世即位起，便与崛起于中亚的嚈哒开始攻战，嚈哒也在积极向南部发展其势力。5世纪30年代，嚈哒南下吐火罗斯坦，战胜寄多罗王朝，波斯则不断进攻嚈哒。这也是造成此一时期丝路衰落的原因。由于沮渠氏政权的阻碍和丝路西端形势的恶化，自太武帝太平真君元年(440年)至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史书上没有看到北魏与西域诸国的使节往来。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至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3年)，出现了中西间交通的第二次高潮。
太平真君四年九月，北魏以轻骑袭柔然获胜，丝路交通出现转机。第二年三月，北魏曾遣使四辈出使西域；十二月，则有粟特遣使入魏。与西域各国的交往，令北魏的统治者越来越认识到控制丝路的重要性，太武帝开始积极经营西域。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四月，进击吐谷浑，吐谷浑王慕利延西走，打通了进军鄯善的道路。这年八月，太武帝命万度归征发凉州以西兵，进攻鄯善。万度归留大军辎重于敦煌，亲率五千轻骑穿越戈壁，抵达鄯善，迫使鄯善国投降，“行人复通”。八年(447年)，鄯善、遮逸国皆遣王子进贡。九年(448年)，以韩牧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鄯善。悦般国愿与北魏夹击柔然，北魏则派万度归西征，与柔然争夺西域。万度归攻克焉耆和龟兹，命唐和镇守焉耆。这一时期，北魏也频繁遣使西域，他们的足迹远至南亚、波斯和拜占庭。太平真君五年，北魏遣使者四批使西域；六年，北魏平鄯善，史载“行人复通”。据《魏书·西域传》“鄯善国”条记载，鄯善国王于太延四年，“遣其弟素延耆入侍，及世祖平凉州，沮渠牧犍弟无讳走保敦煌。无讳后谋渡流沙，遣其弟安周击鄯善，王比龙恐惧欲降，会魏使者自天竺、罽宾还，俱会鄯善，劝比龙拒之，遂与连战，安周不能克”。可知北魏使节远行除波斯、普岚之外，也有至印度的。
北魏继续进击柔然，太平真君十年(449年)正月，伐柔然，太武帝亲征。柔然渠帅绵他拔等率部落千余家归降北魏，柔然吐贺真单于远遁。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取代柔然，控制了丝路北道西域诸国，丝绸之路再次畅通。从此开始，历文成帝太安五年(459年)，北魏与柔然的军事斗争，一直处于优势进攻态势，北魏与西域的交通进入一个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嚈哒经过多年的战争，称霸中亚和印度北部，他们向西夺得萨珊波斯东部一部分领土，向南越兴都库什山，降服原在贵霜治下的犍陀罗诸国，并向印度笈多王朝进攻。萨珊王伊嗣俟二世去世，少子荷米斯达立，其长子卑路斯逃入嚈哒，在嚈哒的扶植下回国即位。由于嚈哒的强盛，葱岭以西丝路进入一个稳定通畅时期，这也是北魏与西域交通进入一个兴盛时期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中西交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北魏与南天竺、萨珊波斯和拜占庭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彼此使节频繁往来。
据史书记载，太武帝太平真君十年七月，浮图沙国遣使入贡；十一月，龟兹、疏勒、破洛那、员阔等国遣使入贡。十一年十一月，頞盾国献狮子于北魏。这一年，车师王车伊洛西击焉耆，沮渠安周与柔然联军攻拔其都城。车伊洛保焉耆城，遣使上书北魏，请求赈济，北魏令开焉耆仓赈之。正平元年(451年)正月，破洛那、罽宾、迷密等国遣使朝献，迷密献黑骆驼一头。六月，车师国王遣子入侍。太武帝在位期间，南天竺国王婆罗化曾遣使献骏马、金银；叠伏罗国王伏陀末多遣使贡献，从此不断入贡。
文成帝即位后，与西域的交通继续发展。兴安元年(452年)十二月，保达、沙猎等国遣使进献。大月氏商人至平城，制五色琉璃。二年八月，渴槃陀遣使朝献；十二月，库莫奚、罽宾等十余国各遣使朝贡，进贡方物的还有疏勒国。这一年，吐谷浑控制鄯善、且末，但是对中西间交通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第二年十二月，出于、叱万单国遣使入贡。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六月，遮逸国遣使入贡；十月，波斯、疏勒并遣使朝贡。
波斯是北魏交通最远的国家，终北魏之世，波斯与北魏的通交达10次之多。北魏使者韩羊皮，曾远抵波斯，大概在此后不久。张星烺说：“据《魏书》所载，全魏之世，波斯遣使中国凡十次，皆当第五世纪下半及第六世纪之初，波斯国萨珊王朝叶斯德苟德二世、排洛斯及喀瓦特三君之时，魏亦正值承平无事之秋。故西域之君多来朝献，所以报礼也。此等使节，究为国使，抑为商人冒充，不可得知。然无论如何，元魏时，中国与亚洲西部交通之繁，从可知矣。”〔6〕
太安二年(456年)八月，北魏遣尉眷北击伊吾，克之，大胜而还。此后伊吾道可能被利用。这年十一月，嚈哒、普岚国遣使进贡方物。普岚即拜占庭，是北魏交通的另一个最远的国家。三年(457年)正月，粟特、于阗国遣使进贡方物。在此之前，粟特商人早就至凉州从事商贸。北魏灭北凉，粟特商人被北魏军队俘虏。至此，粟特国王遣使至北魏，交涉赎出事宜，北魏朝廷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此后，则不再见到粟特遣使朝献。十二月，于阗、扶余等五十余国遣使朝贡于北魏。太安四年(458年)，北魏进击柔然，文成帝北巡阴山，渡大漠，柔然绝迹远遁，其别将乌珠贺颓等率众降。五年五月，居常国遣使进贡方物。
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至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年)，近40年间是一个延宕时期。这一个时期比之前一阶段，也可以说相对衰落，但这种衰落不是中断，中西交通一直在持续，这种持续是对一个更大高潮的到来的酝酿和铺垫。
这一阶段所以出现低潮，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柔然兴起，并与北魏发生频繁的军事冲突。由于双方进入一个相持阶段，互有胜负，柔然有时垄断了与北魏间的丝路交通。但是这一时期柔然对丝路的控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而是时有盛衰。当其势力强盛时，曾控制西域南北两道，但大部分时间里主要还是控制西域北道交通，因此柔然的强盛不能完全阻断中西间的联系。二是于阗作梗，史载北魏使节韩羊皮出使波斯之后，波斯王遣使进贡驯象及珍物，途经于阗，于阗王秋仁常常扣留贡物。韩羊皮向朝廷做了汇报，朝廷派韩羊皮至于阗交涉，于阗才改变态度，至皇兴二年(468年)于阗遣使进贡，双方关系才和解。这一事件在中西交通方面会发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三是当柔然与北魏对抗时，孝文帝延兴元年至二年，西部敕勒和东部敕勒先后背叛北魏，北魏与之发生军事冲突。四是北魏统治者经营西域的态度趋于消极，满足于西域各国的来华朝贡，史书不见遣使西域的记载；领护西戎校尉的驻地向东迁移。延兴元年(471年)十月，北魏以拓跋桢为假节凉州都督及西戎诸军事，领护西域校尉，镇所由鄯善东迁至凉州，因此对西域的控制大为收缩。五是嚈哒的扩张，嚈哒在葱岭以西中亚地区的统治巩固下来后，向东扩张，进入葱岭以东，至太和二十三年，破焉耆，先后与柔然、高车抗衡。
但是这些都不能完全阻断北魏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建立在前一阶段中西交通的基础上，北魏与西域各国的交往仍在继续进行。西域各国利用北魏与柔然、鄯善、敕勒、吐谷浑的时战时和，寻找缝隙继续发展与北魏的交通往来。和平元年(460年)四月，破洛那国献汗血马，普岚国献宝剑。十月，居常国献三头驯象。和平二年(461年)“八月戊辰，波斯国遣使朝献”。和平三年三月，疏勒、石那、悉居半、渴槃陀诸国，各遣使朝献。此时，柔然势力崛起，并联络南朝刘宋，进击北魏。因此和平三年至和平五年间，不见北魏与西域各国互派使节的记载。
和平五年(464年)七月，北魏击破柔然，丝路复通。这年十二月，吐呼罗国遣使朝献。当年疏勒王遣使送释迦牟尼佛袈裟一袭于北魏，长二丈多，可能为火浣布所制，所以经火不坏。献文帝即位之初，与柔然的战争相对缓和，中西交通继续发展。天安元年(466年)三月，波斯、于阗、阿袭诸国遣使进贡；十月，曹利、彤曷等遣使朝贡。皇兴元年(467年)九月，于阗、普岚、粟特国各遣使进贡。皇兴二年四月，叱六年、悉万斤、阿大何、羽真侯、于阗、波斯国各遣使朝献。十二月，悉万斤等十余国遣使进贡。此前，于阗国从中作梗，经北魏使者韩羊皮交涉，于阗国自后每使朝贡。献文帝末年，由于柔然的侵扰，北魏西域势力的收缩，嚈哒向西域的扩张，中西间交通又进入一个低谷时期，皇兴三年(469年)至孝文帝延兴元年(471年)，史书上完全不见双方往来的记载。
此后直到孝文帝末年，丝路贸易主要为柔然所控制，除柔然进贡次数明显增多之外，其他西域国家虽然每年皆有贡使，但入华次数减少。从延兴二年至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二十四年间，见于记载的，高昌国于延兴二年、太和二十一年遣使两次入魏；悉万斤国于延兴三年、承明元年、太和三年、太和四年、太和十一年、太和十五年六次入贡；曹利国、阔悉国于延兴四年各入贡一次；敕勒于延兴四年、太和十四年遣使两次；龟兹国于延兴五年、太和元年、太和二年、太和三年四次入贡；波斯于承明元年入贡一次；车多罗、西天竺、舍卫诸国于太和元年入贡一次；叠伏罗于太和元年、太和三年两次入贡；员阔国于太和元年、太和三年两次入贡；栗杨婆国于太和元年遣使入贡一次；粟特、州逸、河龚、破洛那国等于太和三年各一次；中尺(一作中赤)于太和十三年入贡一次；卫大国于太和二十一年入贡一次。
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以后，北魏时中西交通出现了新的高潮，可以看作第三次高潮，盛况空前。景明三年(502年)有于阗、疏勒、罽宾等二十三个西域国家遣使北魏，标志着这一高潮的到来，这个高潮一直持续至北魏末年。
北魏后期中西交通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其原因有：一是朝廷迁都洛阳以后，从地理位置和交通方面，与西域的交通更加便利；二是对柔然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解除了丝路交通上的最大威胁。北方柔然的存在一直是当时中西间交通的障碍，地处中原的北魏王朝要想在西域外交上有所作为，必须解除柔然游牧民族对于天山北部的控制。从孝文帝开始，北魏对柔然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太和十六年(492年)八月，北魏出动七万骑兵进击柔然。太和二十一年(497年)高昌臣于柔然，不久，柔然主被高车所杀，柔然势衰。高车与北魏通好，高昌臣于高车。北魏政权正是在对柔然进行20余次的出击，并在削弱柔然势力后才得以与西域展开大规模交往。自宣武帝正始三年(506年)十月，柔然遣使纥奚勿六跋至北魏请和，标志着北魏与柔然长期的军事冲突结束。三是中亚地区嚈哒称霸，其势力伸展至南亚北部、西亚和西域，保证了丝路西端的通畅。
中西交通的高潮，首先表现为中西间交往范围的扩大，这一时期有更多的西域国家和地区与北魏建立了通使关系。当时，与北魏王朝通交的西域国家和地区，包括西域、中亚、南亚、西亚和拜占庭等。除大致相当于今新疆地区的西域外，据统计主要有：乌孙、破洛那、者舌、粟特、浮图沙(又称弗敌沙，故地在今阿富汗东北地区)、弗波女提、斯罗、伏耆奚那太、罗槃、槃是、辛头、那越、拔忸、薄知、磨豆罗、阿曜社苏突阇、乌稽、朱居槃、诃盘陀(一作渴盘陀)、拨斤、厌味、朱诊洛、持沙那斯头、渴文提不那杖忸杖提、阿夷义多、婆那伽(一作婆来伽)、伽师达、汗畔、阿与陀、呵罗槃、乾罗、罽宾、波斯(即萨珊王朝，在今伊朗)、嚈哒(即白匈奴，这时已迁至大夏故地，其统治中心在今阿富汗北境的巴里黑)、大月氏(又称居常、贵霜)、小月氏(又称犍陀罗、乾陀、健驮罗等，其地在今喀布尔河下游流域，都城在今巴基斯坦西北的白沙瓦)、吐呼罗(放地在今阿富汗北部)、悉万斤(中亚小国，其政治中心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西天竺、南天竺、北天竺、舍卫(故地在今印度北部的拉普提河南岸)、叠伏罗(又称地伏罗，故地不详，可能为印度一古国)、弗菩提、咤波罗、鸠摩罗、阿拔摩拔切摩勒、特那杖提莎钵离阿失勒摩致钵、波罗捺(又称罗婆，故地位于印度北部恒河左岸贝拿勒斯)、社兰达那罗、车勒、阿驹、半社、可流、加比沙、乌苌(故地位于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河流域)、阿喻陀(又称阿悦陀、阿与陀等，故地位于今印度北部的乌德)、不崙(又称钵仑、波路、波沦、波露罗，位于今克什米尔地区西北部)、波利伏佛胄善、乾达、陁拔罗(又称陀跋吐罗，故地在今里海南岸的伊朗境内)、哒舍(故地位于今印度南部的德干高原地区)、舍弥(又称赊弥、折薛莫孙，故地在今巴基斯坦北境的马斯图季)、比罗直、胡密(又称护密、钵和等，位于今阿富汗的瓦汗地区)、步就磨、忸密(故地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一带)、伽秀沙尼(又称伽色尼，故地在今阿富汗加兹尼)、难地、那竭(故地位于今阿富汗东北的贾拉勒阿巴德)、比沙杖、莫伽陀(又称摩伽陀，摩竭陀，故地位于印度恒河南)、伽拔但(又称伽不单，故地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北)、普岚(又作伏卢尼，即拜占庭帝国，首都在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阿悦陀、不数罗、婆比、幡弥、比地、乾达、阿婆罗、达舍越、伽使密、不流沙、移婆仆罗、俱萨罗、罗乐陀、大罗汗、达槃、尼步伽、拔但、佐越费实、久未施、未久半、金摩、居密、不汉(或作不溪)，计97个国家和地区。
北魏也不断地遣使西行，发展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孝明帝熙平(516—527年)年间，宋云等西使取经是一次重大的交往活动，这次活动兼出使与取经双重性质，他们的成功出使进一步加强了北魏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他们经吐谷浑之路，从鄯善西行，又经左末城(今且末一带)，由左末城至杆末城(均在于阗之东)，又从杆末城至于阗国(今新疆和田)，至朱驹波国(今叶尔羌西南)，汉盘陀国(今塔尔库什干)，入葱岭，经钵盂城，越不依山(今克里克山)，到钵和国(在今瓦罕谷地)、厌哒国、波斯国(在今瓦罕谷地西头、阔克恰河下游的泽巴克)、赊途国(可能在今巴基斯坦乞特拉尔一带)、钵卢勤国(今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河流域)、乌场国(在今巴基斯坦瓦特河流域)、乾陀罗国(今喀布尔河流域)，最后至辛头大河(印度河)，进入印度，后于正光三年(522年)二月返国。
北魏时中西间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彼此经济文化的交流。从太武帝拓跋焘时起，董琬、高明以及韩羊皮等使节陆续派出，西域国使和商贾接着亦纷纷入华贸贩，中西间商贸活动开展起来。在广泛交往的背景下，西域各国入华人数众多，出现了杨衒之《洛阳伽蓝汜》所描写的景象：“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说明当时有大批西域商人前来中国贸易，形成“相继而来，不间于岁”的兴盛局面。《魏书》卷65《邢峦传》记载，世宗宣武帝时，散骑常侍兼尚书邢峦曾指出：“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随着西域各国使节频繁入魏，各国商胡纷纷入华进行贩贸，北魏与西域各国之间贡赐形式和边境地区的互市贸易都开展起来。由于北魏以绢帛换取域外珍奇，在对外交往中又采取厚往薄来的方针，造成“岁损万计，珍货常有余，国用恒不足”和后果，因此邢峦建议加以裁削。随着丝路的通畅，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更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丝绸之路上东来传教和西行求法的西域和中土高僧络绎不绝，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内外佛教寺院多达1000多所，其中永明寺专为来华的西域僧人而建，其中有来自域外的僧人3000多人，佛教在中国北方的传播出现了一个空前兴盛的局面。
纵观北魏中西交通的三次高潮，每一次高潮的出现，都是在超越上一次规模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终于在后期30多年的时间里形成前所未有的高峰。其规模远超两汉，并启隋唐中西交通和交流之盛，在中西交通史上影响深远。7世纪初，拜占庭帝国学者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喀塔(Theophylacte Simocatta)在《历史》一书中，将中国称为Taugaste，这一词就来源于古突厥语中的Tabqaci，即汉语所译的“拓跋”。由此可见，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拓跋部落，在其西部世界曾有重要的影响，这是北魏与中国西部世界广泛交往的结果。
北魏时中西间贸易的开展
自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辟后，西北地区历来是中原政权主要的对外贸易区。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的经济贸易活动一直为中原王朝所关注。如前所述，曹魏、西晋都极力维持对这一带的统治，努力开展丝路贸易，保证丝路的通畅。西晋灭亡以后，五胡乱华，丝路贸易受战乱的影响有所衰落。北魏统一北中国，并向西北的发展以及与西域各国的交通往来，促进了中西间丝路贸易的恢复和发展。
北魏与西域交通商贸初议于道武帝拓跋珪时，至太武帝拓跋焘时，随着北魏势力的日益强大，中原地区的统治日益巩固，与西域通商日益显得重要。于是从这时起，中西间商贸活动开展起来。董琬、高明以及韩羊皮等使节陆续派出，西域国使和商贾接着亦纷纷入华贸贩。
北魏初年在商业上推行的政策是“不设科禁，买卖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7〕这种政策吸引了大量西域商贾进入河西乃至中原进行贸易。因此，河西走廊显得异常活跃。丝路重新通畅之后，西域商人纷纷进入敦煌，或进入其他民族区域进行贩贸，有的则一直沿河西走廊进入内地，往来于凉州、长安、洛阳等大城市。粟特商人至迟在西晋末年已经进入中国内地，斯坦因在敦煌长城烽燧遗址发现的粟特人文书，说明了这一问题。他们以敦煌、凉州、洛阳等地为中心进行贸贩活动，他们也可能是最早到达凉州的胡商，其中不少人长期以凉州政治中心姑臧为居留处。《魏书·西域传》“粟特国”条云：“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北魏攻占姑臧，事在世祖太延五年(439年)，在此之前，姑臧就集聚了大批粟特商人。北魏政府对来华贩贸的商使十分优待。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年)，“四方多事……民不堪命。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但却规定：“远蕃使客不在断限。”〔8〕
其时贸易活动主要采取贡使和互市两种形式。北魏与西域诸族的贸易，主要集中于河西走廊和陇西的丝路沿线商业都市，如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姑臧)、陇西等。张掖是当时十分重要的商业都会，胡商很多。隋时西域到此贸易的商人多达四十余国，这种局面不是一日形成的，而是北魏以来丝路通畅的结果。姑臧更是北魏与西域诸国互通有无的互市重镇。凉州经常聚集着很多西域商贾，他们把西方的珠宝、织物、服饰、乐器等带来交换，同时把中国的丝绸、茶叶贩至西域，从而获取巨额利润。河西走廊与陇西地区不仅是中原地区与西域交易的桥梁，还承担着沿边互市的重任。凉州商人把汉地生产的手工业品如麻布、毡毯以及从西域商人手中买来的货物转手销售到柔然、高车等地区，再将那里的毛皮等贩运到汉族地区。沿边少数民族商人也通过河陇地区到更远的地区做生意。由于商业的兴盛，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城市日益焕发出在对外往来中的生机。
北魏太武帝以后，与西域诸国的贡使关系十分频繁。据统计，从北魏立国之始至迁都洛阳止，河西诸政权和西域诸国先后100多次遣使到平城朝贡。迁都洛阳后，西域诸国及波斯、大秦等又先后遣使至洛阳，或同时或单独到达有119次之多。〔9〕西域使者进贡的物品主要是奢侈品和奇物，诸如“大马、名驼、珍宝”等，还有汗血马、驯象、牦牛、宝剑。北魏的回赐常是“缯帛锦罽”，其价值常常远远超过西域贡使所献的物品。北魏统治者对远来朝贡的西域君长国使持奖励的态度，如太和十七年(493年)，北魏孝文帝正月乙丑诏书有云：“今诸边君蕃胤，皆虔集象魏，趋锵紫庭，贡飨既毕，言旋无远。各可依秩赐车骑衣马，务令优厚，其武兴、宕昌，各赐锦缯纩一千，吐谷浑世子八百，邓至世子虽因缘至都，亦宜赉及，可赐三百。”〔10〕除了贡使往返两国之间互通有无之外，各国的商贾常常跟随贡使出入魏境，一边沿途进行交换，一边借机深入内地从事贸易，故有“蕃贡继路，商贾交入”之说。〔11〕《魏书·食货志》云：“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远至。”
为了谋取丝路贸易的利益，北魏统治者努力保证丝路的通畅，注意对丝路贸易的管理。无论是沿边互市，还是其他对外贸易，皆由政府控制，并以垄断经营的方式谋求最大的利润。北魏政权对在境内从事商贸的外国商贾，征收交易税和关津税。《魏书》卷66《李崇传》记载，其子李世哲为相州刺史，“无清白状，邺洛市廛，收擅其利，为时论所鄙”。络绎不绝的胡人商队与经营异域珍奇的蕃客邸店，是北魏政府重要的征税对象。对于丝路上的人为障碍，北魏必极力清除之。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年)讨伐河西沮渠牧犍，指列其罪状十二条，其第四条曰：“知朝廷志在怀远，固违圣略，切税商胡，以断行旅。”〔12〕为了防止商品走私与偷漏税，北魏政府规定“关津之禁”。检查商旅，稽查违禁货物。在关津之处，置吏员征纳商税，严防走私。太和七年(483年)灾荒，为了饥民就食逃荒的方便，曾下令“弛关津之禁，任其去来”。〔13〕为了保证边境互市交易能够公平进行，加强对互市的管理，“交市之日，州遣士监之”。〔14〕所谓“士”就是管理互市的官员，其职责是平息争讼，论断是非曲直，收取估税，并负责维持互市的交易秩序。
这种垄断经营的方式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也产生不少弊端，主要是“关津之禁”为地方官员营私舞弊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地方官员“切税”和敲诈商胡，收取贿赂，以饱私囊。史书记载北魏各级官僚有趁机营利、聚敛宝货者。商胡们的富有引起权贵们的觊觎，节闵帝时，曾发生元暹图财害命屠戮商胡的事件。《魏书》卷19《京兆王子推传》附元暹传记载：“普泰元年，除凉州刺史，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诳诸豪等，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生口悉没。”〔15〕《洛阳伽蓝记》卷4记载，河间王元琛为秦州刺史，多无政绩，但营求奇珍异货不遗余力，“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他“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兔卮数十枚，作工奇巧，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16〕也有在互市中钻营发财者。《魏书·刘腾传》记载，孝明帝时，宦官刘腾“公私属请，唯在财货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剥削六镇，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计”。〔17〕对此北魏政府则严加禁止，多次下令禁断“牧守之官，颇为营利”的现象，但恐怕都禁而不止。
受传统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思想的影响，北魏这种贡赐形式的贸易不是平等交易。中国古代的历代统治者忽视通过交流发展经济，因此当国力凋敝时，便以对外交往为“以无益害有益”，“糜费中华，以事无用”。而当国力强盛时，以外国朝贡作为威德远播的象征而极力宣扬，极力追求域外珍奇，北魏统治者也不例外。北魏大力开展与西域的外交与商贸往来，但并没有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应有的利益。世宗宣武帝时，散骑常侍兼尚书邢峦曾提出批评：
臣闻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轻金宝。然粟帛安国育民之方，金玉是虚华损德之物。故先皇深观古今，去诸奢侈服御，尚质不贵雕镂，所珍在素，不务奇绮。至乃以纸绢为帐扆，铜铁为辔勒。训朝廷以节俭，示百姓以忧务，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轻贱珠玑，示其无设府藏之金，裁给而已，更不买积以费国资。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虽加以节约，犹岁损万计，珍货常有余，国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无以支岁。自今非为要须者，请皆不受。〔18〕
据说，“世宗从之”。邢峦的这段话反映出：(1)宣武帝景明以后，北魏与西域的交通、交流进入高潮；对于北魏来说，他们得到的是“金宝”，而输出和糜费的是“粟帛”。(2)双方交换的结果是，北魏得到不少“珍货”，却在加以节约的情况下——减少贸易量，即限制贡赐的规模，仍“岁损万计”，这种交易已使北魏感到支用不足。(3)当年国力不足，统治者去奢省用，“更不买积以费国资”，即不为得到域外珍奇而糜费资财。而当社会“升平”之时，便开展与域外的贡赐贸易，造成“诸所献贸，倍多于常”。而目前又到了国用不足之时，统治者便又以对外交流为“糜费中华”的负担了。(4)既然对外贸易成为负担，所以就要设法减轻这种负担。减轻负担的方法是“非为要须者，请皆不受”，不是扩大商贸，而是减少贸易量和压缩规模，因为这种商贸活动是赔本生意。
傅筑夫先生指出，所谓西域各国“贡使”，其实未必都是其国政府派出的使节，有时是商贾假冒，其目的是利用中国皇帝自高自大的虚荣心理，以朝贡为名，以使节身份进入中国境内。这样做不仅在贸易上能获得许多便利，并能受到特殊的保护和待遇。如在北魏就可受到沿途官府的保护，减免税额，避免吏胥的勒索侵渔。而且向皇帝进贡礼物，又会得到皇帝的回赐，往往获得比一般的交易更加优厚的回报，贡赐成了一种对他们非常有利的交易。〔19〕这种假冒的“贡使”可能是有的。但为了说明这种贡使其实是商贾假冒，有学者指出，除非是这种假冒的贡使，否则像史书中诸如“高丽、吐谷浑、蠕蠕国并遣使朝贡”的记载就不好理解了，因为像高句丽、吐谷浑这样相距遥远的国家怎么会同时“并”遣使朝贡。〔20〕这个理解是不对的。所谓“并遣使朝贡”云云，不过是史书的记事方法，“并”字只是说某年某月有两国或更多的国家使节同时来到，并不意味着两国相谋一起朝贡。各国来使入华后，由鸿胪寺官员安排时间，组织谒见，因此有“并遣使朝贡”的记载，不能据此认为史书中凡记载的“并遣使朝贡”的贡使都是或者大多是假冒，否则彼此之间的外交往来就无任何诚信可言。古时有遣使节随同客使出使的习惯，既奉本国之命出使，又是陪伴护送客使返国，保证路途安全。这也决定了一般情况下使节并不能随便冒充。
综上所述，北魏时中西间交通，交往和交流都有很大发展，在中西交通史上不失为一个高潮。在处理对外关系中，北魏统治阶级继承了汉武帝以来的传统思想，奉行厚往薄来的外交政策，发展了与西部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但在经济上却付出巨大代价。北魏大力开展与西域的外交与商贸往来，并没有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应有的经济利益，北魏统治者与域外的交往也不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人以承担经济上的牺牲赢得国际的承认与世界的和谐。
〔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上海书店影印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第60页。
〔2〕《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6页。
〔3〕《汉书》卷61《李广利传》，第2703页。
〔4〕《魏书》卷4上《世祖纪》，第85页。
〔5〕《魏书》卷102《西域传序》，第2260页。
〔6〕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第61页。
〔7〕《魏书》卷60《韩显宗传》，第1341页。
〔8〕《魏书》卷110《食货志》，第2861页。
〔9〕王万盈：《北魏时期的周边贸易述论》，载《北朝研究》(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8月。
〔10〕《魏书》卷7《高祖纪》，第171页。
〔11〕《魏书》卷65《邢峦传》。
〔12〕《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第2207页。
〔13〕《魏书》卷7《高祖纪》，第152页。
〔14〕《北史》卷94《奚传》，第3127页。
〔15〕《魏书》卷19《京兆王子推传》，第445页。
〔16〕〔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07页。
〔17〕《魏书》卷94《刘腾传》，第2028页。
〔18〕《魏书》卷65《邢峦传》，第1438页。
〔19〕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4页。
〔20〕王万盈：《北魏时期的周边贸易述论》，载《北朝研究》(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