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通道是否存在，其盛衰走向，过去学术界存在争议。有人提出早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地区与缅甸、印度东北部似乎已经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印度北部、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的旧石器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因此有学者认为通过缅甸，中印之间早就存在一条通道，但这种结论并没有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近年来的情况有所改变，考古学的资料揭示出这条古老的道路早就存在，至汉代得到进一步发展。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起于今中国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缅甸，而后进入印度洋，与海上丝路相联结，或至印度的通商孔道。其总长有大约2000公里，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南方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一条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印，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家古老的国际通道。它和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同为我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司马迁《史记》就记载了中、印、阿富汗的经济文化交流，张骞在大夏见到从身毒贩运来的蜀布和筇竹杖。三国时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里提到大秦(罗马帝国)“有水道通益州、永昌”。〔1〕但这些史料千百年来未受到认真对待。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对外交流日益扩大，南方丝绸之路更加为学者们所关注。最早注意到中外交通路线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其《交广印度两道考》对中国南方交通海外的陆道和海道有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中国通缅甸的道路有三条，一是伊洛瓦底江为一道，二是萨尔温江为一道，三是循经弥诺江(亲敦江)而下，经曼尼坡乘马至阿富汗。英国学者哈威《缅甸史》认为“自纪元前二世纪以来，中国已以缅甸为商业通道。”〔2〕缅甸学者波巴信《缅甸史》云：“上缅甸约在一千七百年以前，由于它位于西方的罗马和东方的中国互相往来的陆上通衢之间，就居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陆上枢纽。”〔3〕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任乃强、邓少琴等曾提出中国丝绸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任乃强又于20世纪80年代论述了中国西南通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认为从蜀地经云南高原，穿过缅甸北界的竹箐丘陵，密支那至萨地亚，通于印度和西部亚细亚诸国的古道，也可称为蜀布之路，而且年代远远早于北方丝绸之路。〔4〕陈炎最早称这条道路为“西南丝绸之路”。〔5〕此后有人又分别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童恩正研究了从成都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的大概情况，认为战国时代已初步开通。英国学者李约瑟，日本学者藤泽义美，中国港台学者桑秀云、饶宗颐，云南省学者方国瑜、陈茜、张增祺等均对这条由四川经云南西行印度的古老商路进行了研究和论述。
“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基于以巴蜀文化为重心，且分布于云南至缅甸、印度的广大地区内，近年出土的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巴蜀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亚的大量文化因素。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由巴蜀为起点，经云南出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至中亚、西亚的交通古道为“南方丝绸之路”。三星堆遗址发掘后，学者们注意到其中明显的有印度地区和西亚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结，于是提出南方丝路早在商代即已初步开通的新看法。段渝认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纪，“南方丝绸，是中国丝绸输往南亚、中亚并进一步输往西方的最早线路。早在商代中晚期，南方丝绸之路已初步开通，产于印度洋北部地区的齿贝与印度地区的象牙即在这个时期见于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三星堆青铜雕像文化因素和古蜀柳叶形青铜短剑形制等皆由此而来，产于印度和西亚的瑟瑟也不仅见于四川考古，而且见于文献记载”。〔6〕南方丝路研究目前在学术界达到了多方面的共识，认为南方丝路是一条以商贸为主的多功能道路，国内的起点是成都，开辟年代在先秦。
西南夷和经四川、云南通往印度的道路引起汉朝的关注，始于张骞出使西域。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126年，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张骞回到汉朝，向汉武帝汇报西域的见闻，讲到他在大夏(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见到蜀布和邛竹杖，据说是从身毒(印度)贩运而来，因此他推测从中国西南地区有经陆路至印度的道路，并经身毒通往大夏。这一信息引起汉武帝重视，于是派出四路人马前往探查，却被聚居在丛山峻岭中的当地部族阻挡。其中一路来到滇池，滇王热情款待了这些中原来客，并留他们一住就是十来年。其间帮助他们西行，却为昆明人所阻，终未能完成对身毒的探险。
张骞的见闻成为后世学者坚信中印间缅道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据，但这条道路的存在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认同，也有异议。如上所述，许多著名学者的著述中都肯定了这条道路的存在。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质疑，夏鼐、吕昭义、王友群、顾学稼等人认为西汉中叶以前或张骞时代，不可能存在一条“蜀-身毒国道”或“西南丝绸之路”，其原因有三：第一、自然条件艰险，商贩不可能做很长距离的旅行；第二、沿途经济落后，不可能为贸易的发展与商道的开辟提供条件；第三、商贾无法穿越原始部落控制的地区。张骞所见的蜀布和邛竹杖不可能经由川滇缅印道进入印度，而应由巴蜀夜郎南越经海道进入。〔7〕这样的推测虽然不无道理，但古代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的活动有时会超出人们的想象。20世纪50年代从古滇墓葬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有的来自西域远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证明有些人们想象的困难并不是不可逾越。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中国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
〔1〕《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第861页。
〔2〕〔英〕G.E哈威：《缅甸史》，姚楠译注，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9页。
〔3〕〔缅〕波巴信：《缅甸史》，陈炎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4页。
〔4〕任乃强：《中西陸上古商道——蜀布之路》，载《文史杂志》1987年第1期。
〔5〕陈炎：《汉唐时缅甸在西南丝道中的地位》，载《东方研究》1980年第1期。
〔6〕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2页。
〔7〕夏鼐：《中巴友谊的历史》，载《考古》1965年第7期；吕昭义：《对西汉时中印交通的一点看法》，载《南亚研究》1984年第2期，第58-67页；王友群：《西汉中叶以前中国西南与印度交通考》，载《南亚研究》1988年第3期，第58-68页；顾学稼：《南方丝绸之路质疑》，载《史学月刊》1993年第3期，第17-20页。参江玉祥《再论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见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3-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