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我国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地区都出良马，中原地区最早从北方游牧族那里输入包括马在内的牲畜。《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商时伊尹奉汤之命为《四方献令》，云：“正北崆峒、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狄、匈奴、楼烦、月氏、截犁、其龙、东胡，诸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1〕騊駼、駃騠皆良马名。在汉对匈奴和西域用兵的过程中，需要发展骑兵，需要大量战马和驮马，因此对养马和马种改良十分重视。〔2〕汉朝通过各种途径从周边民族和域外国家获得良马。
8.1.1 汉朝从匈奴获得良马
汉朝首先从匈奴得到北方的良马，主要有互市、礼赠和战争俘掠等三条途径。
一是通过互市所得，汉与匈奴无论战和，一直保持着边境贸易。在汉初和亲政策之下，汉匈之间虽然时战时和，彼此之间的贸易交流一直存在着。汉高祖刘邦始与匈奴和亲，“使刘敬结和亲之约”。〔3〕在这种和亲之约中包括互市贸易。《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记载，汉景帝时，“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武帝即位之初，仍然保持边境互市贸易，“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通汉，往来长城下”。这种互市贸易，在武帝时汉与匈奴和亲关系破裂，双方进行军事对抗时仍然存在。“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原因是这种边境互市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东汉时匈奴仍然希望与汉朝互市，在这种互市中匈奴的主要商品是牛马骆驼。汉朝也乐于这种互市，既可以获得匈奴的牛马骆驼，又加强双方的友好互信。东汉时南匈奴降汉，互市贸易自不必说，北匈奴也极力与汉朝加强互市贸易。《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记载：“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云遣驿吏迎呼慰纳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汉与匈奴的互市必然大大促进匈奴良马的输入。
二是通过礼赠而得。汉与匈奴和亲后，虽然仍有战争，但和平交往的情况更多。双方聘使不断，互有书信来往。汉统治者赠给匈奴贵族的礼物主要为金帛丝絮，匈奴单于赠送给汉统治者的主要是马和骆驼。除了有时作为礼品赠送给匈奴贵族之外，汉朝的丝绸、衣物、酒米、粮食每年大批定量供应给匈奴。匈奴之骆驼、乘马和车驾也作为礼物进献给汉朝统治者。文帝时，冒顿单于遗汉文帝书云：“使郎中係雩浅奉书请，献橐他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4〕汉文帝《遗匈奴和亲书》云：“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渠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汉赠遗匈奴单于的礼物则是“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5〕东汉时匈奴南单于降汉，向光武帝进献文马。《东观汉记》卷20《匈奴南单于传》记载：“建武二十六年，南单于遣使献骆驼二头，文马十匹。”〔6〕文马，毛色有文彩的骏马。
三是通过战争获取。汉朝在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中常常夺取良马为战利品。匈奴寇边，常抄掠汉之“人民畜产”。而汉朝对匈奴的进攻，往往获得许多战利品，马是重要内容。匈奴以骑兵为主，汉军对于匈奴的每一次胜利，都会获得大批战马。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益封卫青》诏书中表彰卫青进击匈奴的战功，云：“执讯获丑，敺马牛羊百有余万。”〔7〕《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记载，常惠与乌孙兵进击匈奴，“虏马牛羊驴驘橐驼七十余万”。《后汉书》卷19《耿夔传》记载，耿夔随大将军窦宪北击匈奴，金微山之战，“尽获其匈奴珍宝财畜”。永初三年，南单于檀反叛，耿夔率军进击，“获穹庐车重千余辆，马畜生口甚众”。同书卷23《窦宪传》记载，窦宪率军出塞击北匈奴，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通过礼赠获得的马数量有限，通过贸易和战争获得的数量巨大。
8.1.2 汉朝从西域和西北民族获得良马
汉朝还从西域得到良马。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物产》“家畜”部分对盛产良马的西域国家进行了疏理，首先是大宛国“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子马也”。其他塔里木盆地周围诸国鄯善国、蒲类国、龟兹国、焉耆国、高昌国、渴盘陀国、于阗国，天山以北之乌孙国，葱岭以西之粟弋国、康居国、吐火罗国、厌哒国、副货国、波斯国、乌秅国、大秦国等，皆出良马或名马。〔8〕汉朝获得西域良马，首先是乌孙马和大宛汗血马。
乌孙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9〕汉朝从乌孙获得良马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乌孙国的礼赠和贡献，二是和亲的聘礼。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了乌孙。归国时随行而来的乌孙使者以马数十匹献汉报谢。汉武帝非常喜欢乌孙马，“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10〕后来匈奴欲击乌孙，乌孙为了与汉结盟，“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汉朝提出“必先纳聘，然后乃遣女”为条件，乌孙又以马千匹为聘礼献汉。〔11〕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朝以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妻乌孙王。此后乌孙马仍以各种方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汉地。《后汉书》卷19《耿恭传》记载，耿恭任戊己校尉，屯车师后王部金蒲城，“移檄乌孙，示汉威德，大昆弥已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
西域有名的汗血马从汉武帝时开始传入中国中原地区。〔12〕大宛马又称蒲梢马。〔13〕《汉书》卷96《西域传》记载，大宛国“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言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集，生驹，皆汗血，因号曰天马子云。”〔14〕据说所谓“汗血”，跟马身上的一种寄生虫有关。这种马是今中亚土库曼马的祖先，有一种寄生虫寄生于马的前肩膊与项背皮下组织里，寄生处皮肤隆起，马奔跑时血管扩张，寄生处创口张开，血就流出来。古代的大宛汗血马可能就是因此而得名。大宛汗血马通过战争的手段和贡献、贸易等途径获得。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来曾向武帝介绍，大宛“多善马”。武帝听说大宛有好马藏在贰师城，不肯给汉使，便派使者以金换马，结果不仅没有换成，连使者也遭杀害，于是命李广利率军远征大宛。远征胜利，获得“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15〕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大宛汗血马成为西域国家向汉朝经常入贡的特产。大宛良马终两汉之世，一直源源不断地输入。汉武帝为了得到宛马，频遣使往西域，“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16〕李广利伐大宛获胜，“西域震惧”，大宛国王蝉封“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17〕敦煌悬泉置出土汉代简牍中有大宛向汉朝进贡大宛马的记录：
元平元年十一月己酉，□□诏使甘□□迎天马敦煌郡。为驾一乘传，载舆一人。御使大夫广明下右扶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Ⅱ0115④：37)〔18〕
这是一枚命甘某迎接西域国家贡献的天马的诏书。元平，汉照帝年号。甘某，胡平生等先生推测可能是甘延寿。〔19〕此简记载奉献天马的应该是大宛国使节。另一简云：
建平五年十一月庚申，遣卒史赵平，送自来大宛使者侯凌奉献，诣□□以……(A)
乐哉县(悬)泉治。(B)(Ⅱ0D114④：57)〔20〕
“建平”是西汉哀帝年号，建平元年即公元前46年。这是大宛国使者经过悬泉置，当地有关部门派人送大宛使者入朝贡献的记载。其贡物未见记载，但通常情况下大宛国入贡的少不了汗血马。《汉书》卷79《冯奉世传》记载，昭帝时，冯奉世出使大宛国，“大宛闻其斩莎车王，敬之异于它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颜师古注云：“言马形似龙者。”〔21〕西汉长安城外养马所有八厩，其中有“大宛厩”，〔22〕显然是饲养大宛马的马房。东汉班固的《西都赋》写上林苑集中了四方奇物，云：“西郊则有上囿禁苑(颜师古注曰：‘上囿谓上林苑也。’)，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23〕大宛马被养在建章宫奇华殿。《三辅黄图》卷3记载，上林苑中有建章宫，“奇华殿在建章宫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师子、宫马，充塞其中”。〔24〕“宫”疑“宛”字之误。
东汉时大宛马继续大量输入中国中原地区。《后汉书》卷65《段颎传》记载，段颎在边十余年，建宁三年“征还京师，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余人”。东汉时的西域官员甚至还通过贿赂获得大宛马。《东观汉记》卷16《李恂传》记载：“为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25〕这种贿赂行为在当时可能是常例，只是因为李恂清廉，才“一无所受”，其他官员通常是接受的。《后汉书》卷34《梁冀传》记载，梁冀与其妻孙寿大起第舍，对街为宅，其中“远致汗血名马”。梁冀的汗血马有的来自贿赂，有的来自远购，因为当时既“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梁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大宛马成为赐赠的贵重礼物。汉章帝曾赐大宛汗血马一匹给东平王刘苍。〔26〕东汉末年曹操把大宛马赐赠诸子，曹植还从父亲曹操那里得此种好马，其《献文帝马表》云：“臣于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骍马一匹，形法应图，善持头尾，教令习拜，今辄已能；又能行与鼓节相应。”〔27〕《三国志》卷19《任城王彰传》记载：“太祖尝抑之曰：‘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曹彰的“汗马”应当也来自父亲的赐赠。
除了乌孙马和大宛马之外，汉朝还得到月氏马、康居马。武帝时得到渥洼良马，《汉书·汉武帝纪》记载，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元鼎五年十一月《郊祠泰畤诏》云：“渥洼水出马，朕其御焉。”《史记·乐书》记载：“又尝得天马渥洼水中。”据考证乃月氏马。渥洼水，亦名寿昌海、寿昌湖，在今甘肃敦煌市西南南湖乡东南黄水坝。东汉时月氏马也传入中国，班固曾请身在西域的弟弟班超为他买月氏马，在他给班超的信中写道：“今赍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支马、苏合香、毾”。〔28〕据三国吴康泰《外国传》记载：“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29〕那时大月氏以多马而闻名于世，曾经成为马的主要输出国。康居出善马。《后汉书》卷88《西域传》记载：“栗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30〕《晋书》卷97《四夷传》记载：“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粟弋、伊列邻接……多牛羊，出好马。”〔31〕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有康居向汉朝入贡良马的记录，有一简记载康居国使者入贡：
甘露二年正月庚戍敦煌太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
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
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戊申入玉门关已閤口*(Ⅱ90DXT0213③：6)〔29〕
这是一枚记载康居王遣使贡献的木牍。第三行“九匹”前缺字应该是“马”，此牍记载了康居王贡献马、驴和骆驼的数量。甘露是宣帝年号，说明至迟宣帝时汉与康居已经发生通贡关系。
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马也通过商贾贸易而来。《史记·货殖列传》云：“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同传还记载了边塞地区一位因畜牧而致富的名叫桥姚的人，“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颜师古云：“塞斥者，言国斥开边塞，更令宽广，故桥姚得恣其畜牧也。”〔33〕桥姚所以能以畜牧致富，与国家边境地区开放对匈奴的贸易有关，他从塞外匈奴游牧民那里交换到良马、牛、羊，贩卖到内地，从这种转手经营中获取厚利。在汉朝对西域用兵的过程中也获得战马。《后汉书》卷19《耿秉传》记载，耿秉率军击车师后王国，“斩首数千级，收马牛十余万头”。同书同卷《耿恭传》记载：“建初元年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城，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驼驴马牛羊三万七千头。”西北地区良马还通过贡献的形式输入。敦煌悬泉置汉简中有西域国家向汉朝贡献马与骆驼的记录：
□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健……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名藉(籍)畜财财物。(A)
□□辛酉日出时受遮要御……□行。(B)(Ⅱ0214③：83)
比胥健贡使在途中遇“受遮要御”，他们的情况被记录下来。据刘国防先生研究，比胥健乃地名，当在西域鄯善国。〔34〕
8.1.3 汉朝从东北亚民族获得良马
东北亚各民族政权也向中原地区进献良马。《汉书》卷95《朝鲜传》记载，汉武帝遣使因兵威劝降朝鲜王卫右渠，右渠“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后汉书》卷85《东夷传》记载，夫余国“出名马、赤玉、貂钠，大珠如酸枣”。建武二十五年，“夫余王遣使奉贡”。
濊族人有一种小马称果下马，这种马可能在西汉时已经传入长安，长安城外有八厩，其中有“果马厩”，〔35〕可能是饲养果下马的马房。东汉时有入贡汉朝的记载。《后汉书》卷85《东夷传》记载，濊族“多文豹，有果下马，海出班鱼，使来皆献之”。李贤注云：“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东汉卫宏《汉仪注》卷下记载，中黄门有“果下马，高三尺，驾辇”。《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濊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户二万……作矛长三丈，或数人共持之，能步战。乐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鱼皮，土地饶文豹，又出果下马，汉桓时献之。”裴松之注云：“果下马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故谓之果下。见《博物志》、《魏都赋》。”这种果下马后来仍不断输入中原地区。《魏书》卷100《高句丽传》又提到高句丽“出三尺马，云本朱蒙所乘，马种即果下也”。《北齐书》卷15《尉景传》记载：“景有果下马，文襄求之，景不与。”尉景的果下马应该来自东北亚地区。东汉时乌桓大人曾向东汉光武帝进献良马。《后汉书》卷90《乌桓传》记载，建武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赦且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
汉末，游牧于东北地区的鲜卑人西下南迁，进入原来属于匈奴人的草原地带，成为北方草原的主人，与东汉王朝发生密切联系。在鲜卑与东汉王朝的军事对抗中，汉朝从战争中获得鲜卑的良马。《后汉书》卷20《祭肜传》记载，祭肜任辽东太守，建武二十一年，大败鲜卑，“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在与中原政权的交往中，鲜卑人以其良马进献。同书同卷记载，建武二十五年，祭肜“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愿得归化，肜慰纳赏赐，稍复亲附。其异种满离、高句骊之属，遂络绎款塞，上貂裘、好马”。《三国志》卷8《公孙瓒传》记载：“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阎柔遣使诣太祖受事，迁护乌丸校尉……太祖破南皮，柔将部曲及鲜卑献名马以奉军。”太祖即曹操，鲜卑人曾向曹操进献名马。中原地区与鲜卑存在互市贸易，鲜卑以其良马交换中原地区的“珍货”。《后汉书》卷48《应劭传》记载，应劭说鲜卑：“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
〔1〕《逸周书》卷7《王会解》，见《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影印本，1992年，第286页。按：这里记载的地名，其方位并不确切，其中崆峒、大夏、莎车不在北方，这与当时人们对域外认识上的局限有关。《逸周书》，原名《周书》，古代历史文献汇编。旧说乃孔子删定《尚书》后所剩，是为“周书”的逸篇，故得名。今人多以为此书主要篇章出自战国人之手。
〔2〕汉景帝时开始在西北地区置苑养马，汉敦煌马圈湾木简有云：“张兵以马为本，马以食为命。”《甘肃敦煌汉简》(四)，重庆出版社。第15页。
〔3〕《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4页。
〔4〕《史记》卷106《匈奴列传》，第2896页。
〔5〕《史记》卷106《匈奴列传》，第2897页。
〔6〕〔唐〕徐坚等：《初学记》卷20引，〔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20《匈奴南单于传》，第885页。
〔7〕《汉书》卷55《卫青传》，第2473页。
〔8〕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第288-289页。
〔9〕《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1页。
〔10〕《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93页。
〔11〕《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3页。
〔12〕《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94页。
〔13〕《史记》卷24《乐书》，第1178页。
〔14〕《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95页。
〔15〕《汉书》卷61《张骞李广利传》，第2702页。
〔16〕《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94页。
〔17〕《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95页。
〔18〕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
〔19〕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04页。
〔20〕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13页。
〔21〕《汉书》卷79《冯奉世传》，第3295页。
〔22〕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6，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335页。
〔23〕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
〔24〕黄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3，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68页。
〔25〕〔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730页。《后汉书·李恂传》李贤注：“督使，主蕃国之使也；贾胡，胡之商贾也。”
〔26〕〔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7，第242页；《后汉书》卷42《东平王苍传》，第1439页。
〔27〕曹植撰，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10页。
〔28〕《北堂书钞》卷134，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381页。
〔29〕司马贞：《史记索隐》引，见《史记·大宛列传》，第3160页注一。
〔30〕《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2页。
〔31〕《晋书》卷97《四夷传》，第2544页。
〔32〕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见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
〔33〕《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81页。颜师古说见《汉书》卷91《货殖传》注，第3693页。
〔34〕刘国防《西汉比胥鞬屯田与戊己校尉的设置》云：“比胥鞬屯田，始见于《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其文曰：‘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其中北胥鞬，《通典》卷一九一作比胥鞬，汉简中又作比胥健、比胥犍。因文献记载过于简略，后世研究者对比胥鞬屯田的具体情况难知其详，以至于连比胥鞬屯田究在何处也是见仁见智，各执一词。近年来，随着简牍资料的披露，一些新的信息使我们对比胥鞬屯田有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比胥鞬当在今鄯善，初屯时约有数百人。随着西汉屯田重心的北移，车师前部屯田人数逐渐增多。至元帝初元元年，汉置戊己校尉对车师前部屯田力量进行了整合，以戊己二校尉领护车师屯田。”见《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35〕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6，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3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