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佛学史可以分为两期，两晋南北朝为输入期，隋唐为建设期。而输入事业之主要者一是西行求法，二是传译经论。〔1〕“论译业者，当以后汉桓灵时代托始。东晋南北朝隋唐称极盛。”〔2〕东晋南北朝时期是佛典汉译的重要阶段，流传汉地的佛经大部分是在这一时期传入并翻译过来的。六朝时建康是佛经翻译的一个中心，这里的佛经有的是僧人从北方带来的，也有的是僧人经海路携来的。
经海路入华者，康僧会是译经建寺第一人。寺院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宣扬和传播宗教的中心，康僧会积极从事建寺活动，为吴地佛教的传播创立了第一个据点。《高僧传》卷1《康僧会传》记载，康僧会在交趾出家，“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248年)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康僧会为孙权感得佛舍利，孙权为之建塔供养，于是在吴地建立了第一座寺院，被孙权命名为建初寺。康僧会便在这里从事他的翻译事业，“会于建初寺译出众经，所谓《阿难念弥》《镜面王》《察微王》《梵皇经》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等，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又传泥洹呗声，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经，并制经序，辞趣雅便，义旨微密，并见于世”。从康僧会开始，传经译法就成为经海路入华西域、东南亚、南亚弘法高僧在南朝的重要事务，交州、广州、建康、荆州成为海内知名的译场，前后相续500余年。孙吴时经海路入华成就较大者，还有支疆梁接。孙吴废帝五凤二年(255年)，他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为《法华经》的第一译。〔3〕
东晋时佛经的翻译和佛法的东传开始活跃起来。昙摩耶舍于东晋安帝隆安年间(397—401年)初达广州，住白沙寺。他善诵《毗婆沙律》，人称“大毗婆沙”。至义熙(405—418年)中至长安。时姚兴称帝，甚崇佛法，耶舍受到姚兴的礼遇，在长安石羊寺译经，与天竺沙门昙摩掘多共译《舍利弗阿毗昙论》，后秦弘始九年(407年)初书梵文，至十六年翻译方竟，凡22卷，成为毗昙学者研习的重要典籍。后游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禅法”。〔4〕法显取经，“于摩竭提邑波连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祇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綖经方等泥洹经》等。显留三年，学梵语梵书，方躬自书写，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停二年，复得《弥沙塞律》、《长杂二含》，及《杂藏本》，并汉土所无”。回国后“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毗昙心》，垂百余万言。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咸使见闻……其余经律未译”。〔5〕法显到印度去的目的是寻求戒律。他经过了千辛万苦，寻到其中最重要的《摩诃僧祇律》40卷，归国后他同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汤用彤先生认为，法显泽出《摩诃僧祇律》，为佛教戒律五大部之一；携归之《方等》《涅槃》，开后来义学之一支，这是他求法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昙无竭效法法显，陆去海还，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译出《观世音受记经》。〔6〕
随着南朝诸朝统治者提倡佛教，经海路入华僧人越来越多，在译经传法中成就突出。《高僧传》卷3记载，佛驮什，罽宾人，专精律品兼达禅要，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届于扬州。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云世。京邑诸僧闻佛驮什既善此学，于是请他翻译，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龙光寺，译为34卷，称为《五分律》。其翻译的方式，史载：“什执梵文，于阗沙门智胜为译，龙光道生东安慧严共执笔参正，宋侍中琅琊王练为檀越。”他又于大部中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并行于世。求那跋摩在祇洹寺开讲《法华经》和《十地经》，开讲之日，前来听讲的人成群结队。祇洹寺的慧义请跋摩翻译《菩萨善戒》，跋摩翻译了前28品，后2品由弟子代译，共30品，还未来得及缮写，就丢失了序品和戒品，现存有两个版本，或称为《菩萨戒地》。宋元嘉三年(426年)，徐州刺史王德仲请外国人伊叶波罗翻译《杂心经》，译者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于是请跋摩译出后半部，共有13卷。另有先前所译《四分羯摩》《优婆塞五戒论略》《优婆塞二十二戒》等，共26卷，文义周详而允正。
刘宋时经海路入华译经成就最大者当为求那跋陀罗，他最初在祇洹寺，集义学诸僧译出《杂阿含经》50卷。〔7〕接着在东安寺译出《大法鼓经》2卷、《相续解脱经》2卷。元嘉十三年(436)由丹阳郡尹何尚之为施主，在他那里译出《胜鬘经》1卷。又在道场寺译出《央掘魔罗经》4卷、《楞伽经》4卷。〔8〕求那跋陀罗的翻译更有进步，据说参与者当时有徒众七百余人，宝云传语，慧观笔受，“往复咨析，妙得本旨”。元嘉二十三年(446年)谯王义宣出镇荆州，请他同去，止于辛寺，又译出《无忧王经》1卷、《八吉祥经》1卷、〔9〕《过去现在因果经》4卷，常由他的弟子法勇传译度语。除以上9部68卷以外，据《李廓录》记载，确为求那跋陀罗译的书还有《大方广宝箧经》2卷、《菩萨行方便境界神通变化经》3卷和旧题出于《小无量寿经》的《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神咒》1卷，总计12部73卷，流传至今。《高僧传》记载，他还译出1卷《无量寿》(即《小无量寿经》)、《泥洹》《现在佛名》《第一义五相略》等，均已散佚。至于《长房录》载《老母女六英经》《申日儿本经》等17种也是他所译，则不足信。另外《李廓录》《长房录》记载他所译的《虚空藏菩萨经》等21种，现在都是缺本，确否待考。刘宋大明以后，译经之业衰微殆绝，高齐时求那毗地又译出新本，他幼年出家，师事大乘法师僧伽斯那。齐高帝建元初至建康，居毗耶离寺。武帝永明十年(492年)秋，译出《百喻经》10卷。建武二年(495年)，又出《十二因缘经》及《须达长者经》各1卷。〔10〕新译本的出现，引起时人的称叹。
梁陈之际的拘那罗陀(真谛)是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他致力于弘扬印度瑜伽行派学说，对佛学中的唯识论、“三性”等阐精发微，多有创建。《续高僧传》卷1《拘那罗陀传》记载，梁武帝派张氾等人出使扶南，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彼国乃屈真谛并赍经论，恭膺帝旨。”真谛于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达于南海。太清二年闰八月始届京邑。遇侯景之乱，往富春招延英秀沙门宝琼等20余人，翻《十七地论》。适得5卷，而国难未静，侧附通传。梁元帝即位，乃止于金陵正观寺，与愿禅师等20余人，翻《金光明经》。后度岭至于南康，并随方翻译。陈武帝永定二年七月，还返豫章，又止临川晋安诸郡，欲泛舶往楞伽修国，道俗虔请结誓留之，遂停南越，与前梁旧齿重覆所翻，至文帝天嘉四年，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钦闻新教，故使远浮江表亲承劳问。真谛欣其来意，乃为翻《摄大乘等论》，首尾两载覆疏宗旨，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至三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欧阳穆公頠延住制旨寺，请翻新文。真谛乃对沙门慧恺等，翻《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史载真谛译经：“今总历二代共通数之，故始梁武之末，至陈宣即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当时，汉地对唯识学抱抵触态度，所以唯识新法传播仅限在岭南地区。真谛对此伤感不已，临寂前聚众徒于佛前结盟，誓弘《摄论》《俱舍》，永不断绝。
梁陈之际，来自扶南的僧人在译经方面做出了贡献。《续高僧传》卷1记载，僧伽婆罗，扶南国人。梁武帝天监五年，被敕征召于杨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5处传译，讫17年，共计11部，48卷，即《大育王经》《解脱道论》等。被梁武帝引为家僧。同书同卷记载：“梁初又有扶南沙门曼陀罗者，梁言弘弱，大赍梵本远来贡献。敕与婆罗共译《宝云》、《法界体性》、《文殊般若经》三部合一十一卷。”“时又有扶南国僧须菩提，陈言善吉，于扬都城内至敬寺，为陈主译《大乘宝云经》八卷。”〔11〕以上诸人都是扶南人，他们到南朝应该是经海路而来者。
对于从海路入华的僧人来说，其译经的地方主要在交州、广州、建康和荆州。从海路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典有大乘经典，也有小乘经典。梁启超指出：“印度佛教，先有小乘，后有大乘，中国亦不逾斯轨。然小乘之行于中国，时期甚短，势力亦弱，非如印度西域之以小乘为正统、而大乘为闰位也。后汉、三国所译经典，虽小乘较多，然大乘亦已间译。至两晋以后，则以大乘为主业。”〔12〕实际上，东南亚地区是小乘佛教流行的地区，而对小乘经典的输入也是东晋南朝孜孜以求的，南朝统治者注意从东南亚地区输入小乘经典，小乘佛教在南朝也有一定的流行。法显在师子国获得的《弥沙塞律》《长杂二含》及《杂藏本》，并汉土所无之小乘经典。东晋隆安年间来到广州的昙摩耶舍，住白沙寺，善诵《毗婆沙律》，人咸号为“大毗婆沙”。昙摩耶舍本来就是信奉小乘佛教的，《善见毗婆沙律》是南传巴利本《一切善见律》的汉译名字。他所翻译的《杂阿含经》之第103经《差摩经》也是小乘经的重要经典。耶舍的弟子法度是商人竺婆勒之子，应当也是从海路而来，又从耶舍“承受经法”，“乃言专学小乘，禁读方等，唯礼释迦，无十方佛。食用铜钵，无别应器。又令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法度的小乘佛教在南朝产生一定影响，“宋故丹阳尹颜竣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张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业、弘光诸尼，习其遗风，东土尼众，亦时传其法”。〔13〕《宋元嘉起居注》记载，宋元嘉五年，师子国王刹利摩诃南奉表，宋文帝回书提出“此小乘经甚少，彼国所有，皆可写送”〔14〕。《宋书》卷5《文帝本纪》云：“元嘉七年秋七月甲寅，师子国遣使献方物。”元嘉十二年(435年)六月，师子国又“遣使献方物”。据《高僧传》卷3《求那跋摩传》、《比丘尼传》卷2《僧果传》记载，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年)，有师子国商舶两次来到刘宋都城建康，有比丘尼多名乘商舶来到中国，流行于师子国的小乘经应该通过海路传来。《善见毗婆沙律》后来也得到翻译，据《历代三宝纪》卷11记载，三藏法师(或系指佛音)曾携律藏至广州，〔15〕付予弟子僧伽跋陀罗，永明六年(488年)，僧伽跋陀罗与沙门僧猗共译《善见毗婆沙律》于竹林寺。梁陈时期在南朝活动的扶南高僧真谛创翻《摄论》《俱舍》，法泰、智恺传其业，开大乘之“摄论宗”与小乘之“俱舍宗”。但入华外国僧人大多为西域和天竺僧人，大多通梵文，而携来之佛经亦多为梵本，因此巴利文之小乘经传译较少，梵文之大乘经典的翻译在中国越来越占据优势。
〔1〕梁启超：《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见《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2〕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见《佛学研究十八篇》，第168页。
〔3〕《开元释教录》卷2，唐沙门释靖迈《古今泽经图记》卷1。
〔4〕〔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昙摩耶舍传》，第42页。
〔5〕〔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3《宋江陵辛寺法显传》，第87-90页。
〔6〕〔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3《宋黄龙释昙无竭传》，第93-94页。
〔7〕《开元释教录》载“于瓦官寺泽，梵本法显赍来”。现存本实为48卷，其中第23与第25两卷，是求那跋陀罗所译之《无忧王经》误抄进去的。
〔8〕《开元释教录》卷5说此经是元嘉二十年(443年)译。
〔9〕《八吉祥经》，现存本误题僧伽婆罗译。
〔10〕参《出三藏记集》卷14，释慧皎：《高僧传》卷3，《开元释教录》卷6，《贞元释教录》卷8，《历代二宝纪》卷11。
〔11〕道宣：《续高僧传》卷1《陈南海郡西天竺沙门拘那罗陀传》。
〔12〕梁启超：《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见《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13〕〔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昙摩耶舍传》，第43页。
〔14〕《艺文类聚》卷76《内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294页。
〔15〕佛音，小乘佛教论师，亦译“觉音”，原名“音”，皈依佛教后改名佛音。约4世纪末出生于北天竺菩提伽耶附近的婆罗门种姓家庭。关于他的生平，诸说不一。据《小史》载，他曾受过良好的婆罗门传统教育，精通三吠陀和其他典籍，有辩才。游学印度时，遇一佛教长老梨婆多，后者在辩论中折服他，遂改信佛教。在梨婆多的指导下，修习经论，日益精进，写出了《发智论》和《殊胜义论》。梨婆多发现他有志于从事佛教教理的著述，派他前往平时保存原始佛教资料较多的锡兰(今斯里兰卡)。他大约于422年到达锡兰，住进了大寺的大精进堂，在僧护长老的指导下，研读僧伽罗文疏释和上座部佛教教义。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写出了阐述佛教主要教理的纲要作品——《清净道论》。《清净道论》主要表述上座部的唯心论哲学理论，认为外在现象，无常变易，不能独立存在，它们只是因“心”的存在而存在。解脱应求诸内心。心有烦恼障覆，不得解脱，按佛教导，清除烦恼，心深清净，即是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