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先秦儒家经典作家之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总结者，他的政治思想曾给唐太宗李世民重要影响。唐太宗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方面，从儒家思想中的积极方面吸收了不少营养。在用兵方面儒家经典作家都是道德理想主义者，唐太宗则是其道德理想的实践者。唐初征服东突厥前后是唐太宗涉外思想发挥最为良好的阶段，从唐太宗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一系列论述、措施和策略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思想的潜在影响。本章比较荀子用兵思想和唐太宗征服突厥过程中的战略和策略，从而从一个侧面探讨唐太宗战争和涉外思想的渊源。
16.1.1 以民为本，慎于用兵
唐朝建立之初，突厥以助唐有功，得到唐朝不少犒劳和赠物。但突厥仍恃强凌弱，不断出兵掳掠。李渊在位时，突厥多次出动兵马，进扰唐之北边，兵力有时多达十余万骑。李世民即位，数日后，东突厥颉利可汗便亲率大军进至渭水便桥之北，兵临长安。其时太宗面临三个选择：一是沿袭成例，贿赂求和；二是闭城自守，任突厥掳掠；三是出兵与突厥决战。太宗权衡利弊，三者皆不取。他一边做了防御准备，一边冒险亲临渭水南岸，隔水怒斥突厥无礼；又约定时日，与颉利在便桥结盟，送颉利一些礼物，突厥撤兵。太宗之所以这样做，事后他分析说：
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抵郊甸者，以我国内有难，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闭门拒守，虏必放兵大掠，不可复制。故朕轻骑独出，示若轻之；又震曜军容，使知必战；出虏不意，使之失图。虏入我地既深，必有惧心，故与战则克，与和则固矣。〔1〕
又说：
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贿是求，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我若醉而缚之，因袭击其众，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幽州以待之。虏若奔归，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馅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釁，一举可灭也。〔2〕
他对当前形势做了准确分析，因为上述几种做法都弊大于利。战与不战，其中一个重要考虑是“国家未安，百姓未富”。贿赂突厥，虽然是太宗不愿意做的，但比之开战，给百姓造成的损失要小。而且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送给突厥的金帛，他不惜亲临险地，与颉利对话。太宗不是畏战，这样做体现了他爱惜民力、以民为本的思想观念。
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相通，“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3〕。我们看到太宗更多地从荀子那里受到影响。荀子生活在战国时代，当时的统治阶级纷纷以战争为手段解决现实问题，因此荀子就不能不对战争发表他的见解。荀子的用兵之道，集中体现在《议兵》一篇，在《富国》《王霸》《君道》《强国》等篇中也有涉及。荀子非常重视人民的作用，在他的文章中反复论述人民在国家兴亡盛衰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民心向背是国家安定、政权巩固的根本，“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4〕同样，人民也是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他看来，战争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国家的强盛以人民的富强为基础，在对赵孝成王和临武君议兵时，荀子说：“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是强弱之常也。”又说：“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5〕“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6〕“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7〕
爱惜民力，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也是战胜突厥的根本。唐太宗的民本思想受荀子影响很大，他引用荀子的话告诫太子：“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8〕，太宗知道突厥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其发动一次劳民伤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战争，不如从长计议，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达到富国强兵，所以不惜忍辱求和。此后，从爱惜民力出发，反对穷兵黩武的战争，唐太宗反复地表达过这一思想，这是他早年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一个原则。贞观四年，林邑表疏不恭，有司请发兵讨击，太宗不许，他说：“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他引苻坚、隋炀帝、突厥颉利可汗亡国的教训，“竟不讨之”。贞观五年，康国请归附，太宗不纳，他谓侍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民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康国既来归朝，有急难不得不救，兵行万里，岂得无劳于民?若劳民求名，非朕所欲。”〔9〕
为了百姓的利益，为了避免战争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太宗努力与周边民族搞好关系，贞观时期的和亲政策是在此思想基础上推行的。贞观之初，唐即与突厥、吐谷浑建立和亲关系。贞观八年，吐蕃赞普多赉金宝，奉表求婚，太宗未许，赞普遂发兵击吐谷浑，顿兵松州西境，扬言“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是否和亲已成为两国和战的关键，但太宗不许诺大兵压境之下的和亲，因此大兵迎战，击败吐蕃后许和亲。文成公主入藏，迎来数十年唐蕃和好的局面。贞观十六年，薛延陀求婚，太宗与大臣商讨对付薛延陀之策，他说：“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倔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百年无患，此一策也。若遂其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举此二策，何者为先?”房玄龄说：“遭隋室大乱以后，户口太半未复。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10〕房玄龄是贞观政策制订者之一，他的话体现了太宗安边重民慎兵的思想。
16.1.2 王道之举，仁人之兵
弟子陈嚣问荀子：“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荀子回答：“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义；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11〕在他看来，仁者用兵的目的是禁暴除害，不是为了争夺和杀人。换句话说，为了禁暴除害，用兵有时是必要的，荀子反对绝对的和平主义。
孔子说过：“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12〕教民战，意谓训练民众作战，就是备战。用未经训练的人民去作战，就是糟蹋人民的生命。说明孔子并不是一味反对战争的。孟子更多看到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反对战争，认为只要实行仁政，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国。反之，即便打了胜仗，最终的命运仍不免于失败。他说：“君不向道，不由仁义，而为之强战，虽克必亡。”〔13〕孟子是否定霸道的，他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荀子不赞成孟子的主张，他也讲霸道和王道，却不像孟子那样否定霸道，“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14〕霸道仅次于王道，所以，“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有信立而霸也”。所以他认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所主张的霸道基于威势和力量，这点和孟子的霸道一致，但是荀子的霸道并不是简单地以力服人，而是建立在讲信和守信的基础上，可以看出荀子对霸道是认可的，这从他在《王霸》中对春秋五霸的评价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
荀子坚持儒家为义而战的思想，认为战争不仅仅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更应该是仁义者用来制止恶人为祸的手段。他主张“以德兼人”，让他国百姓“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吾入”，最终达到天下统一、百姓安居乐业的目的。他的《议兵》篇超越了兵家就军事论军事的局限，注意到了政治思想与军事思想的统一，概括起来就在战争中隆礼、贵义、好士、爱民。在荀子的思想中，不仅注意用战争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还强调战争也是符合对方人民的利益的。这就是他说的“仁人之兵、王者之志”。因此他说：“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岂又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彼必将来告之，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用，国日明，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虑敌之者削，反之者亡。《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此之谓也。”〔15〕在他看来，仁义之师无敌。
儒家强调为义而战，战争要符合对方人民的利益，得到对方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孟子肯定齐宣王伐燕，因为“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16〕但孟子基本上是反对战争的，他论述的战争范围限于当时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且孟子是强调夷夏之辨的，认为只能以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荀子与孟子一样强调战争要符合对方人民的利益，但他并不一概反对战争，而且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是把周边少数民族即所谓“夷”亦视为“民”的范围，强调为义而战也要顺应他们的利益和意愿。连尧伐罐兜，舜伐有苗，也要做到“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义；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17〕这种思想是超越了儒家传统的夷夏之防的。
儒家在对外用兵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贵道德而贱用兵，二是用兵有时乃势之必然不得不行。这种思想冲突鲜明地表现在对汉武帝反击匈奴和用兵西域的评价上。汉武帝去世后，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此展开激烈的争论，他们都引经据典，申明自己的儒家立场，前者空谈仁义，极力抨击武帝生前的西域政策，认为武帝是“废道德而任兵革”，劳民伤财；后者则立足现实，认为远征大宛意义重大，武帝反击匈奴其功灿然。显然，贤良文学大多搬用孟子仁政学说，桑弘羊在思想上更多受到荀子的影响。唐太宗爱惜民力，但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的思想与荀子、桑弘羊一脉相承。太宗即位之初，面临着与汉初大致相同的北方边患。桑弘羊说：“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先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故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18〕太宗即位时，北方的突厥与汉初匈奴大抵相同，由其草原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所决定，不断南侵掳掠。唐每年输送大量金帛，突厥贵族贪得无厌。因此太宗清楚认识到，突厥也是只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的。不在军事上战胜之，就无法解除北方的边患，国内就不能获得安定的建设环境，人民就要遭殃。所以太宗一开始就下定了反攻突厥的决心。渭水结盟，他的动机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最终“养威伺釁”，一举灭之。
在太宗的思想里，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因时制宜，各施其用。《帝范·崇文篇》云：“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于一阵。当此之时，则贵干戈而贱庠序。”〔19〕在敌人连年侵边，国家不得安宁之际，大讲十二义道德，那是儒生迂腐之论。渭水结盟之后，太宗“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亲自教练，并告诫大家：“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史载：“数年之间，悉为精锐。”〔20〕慎于用兵，但又居安思危。太宗《帝范·阅武篇》云：“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邦境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农隙以讲武，习威仪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践轼蛙，卒成霸业；徐偃弃武，终以丧邦。何则?越习其威，徐忘其备也。孔子曰：‘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知弧矢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机也。”〔21〕
荀子所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保护国家和百姓，二是符合对方国家百姓的利益，得到对方人民的支持。太宗对突厥的备御和反攻，符合荀子这一思想，他不是消极防守，而是积极备御；不是无故用兵，而是有理有利，主动进攻。这主要表现在做好准备，伺机反攻，而又师出有名，符合唐与突厥两国人民的利益。他要寻找的这种机会一是人民得到休养生息，深根固本，避免劳民伤财；二是突厥有机可乘，有隙可击。朝臣有劝他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太宗的回答是：“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22〕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历史意义具有两面性，反击匈奴保国卫民乃正义之举，但不计民生艰迫，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后果，连他自己也曾下诏罪己。太宗兴“仁人之兵、王者之志”，首先表现在他有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决心，但却极力避免汉武帝反击匈奴的严重后果，所以颉利兵临长安，他没有凭一时之愤，怒而兴兵。他要寻找时机，一边养精蓄锐，一边坐观其变。他对前世帝王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的后果是不满的，他多次批评秦皇、汉武和隋炀帝穷兵黩武之举。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说：“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23〕太宗赞成他的说法。贞观四年，房玄龄上奏，“今阅武库甲仗，胜隋日远矣”。太宗立刻回答说：“饬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隋炀帝岂为甲仗不足，以至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24〕
其次，太宗对突厥用兵，兴“仁人之兵、王者之志”还表现在等待突厥内部矛盾激化和违背盟约之时，把打击的对象集中在突厥统治者上层，吊民伐罪，理屈在彼，师出有名。贞观元年，颉利政乱势衰，国人离散，又大雪，羊马多死，民大饥。有人劝太宗乘机对突厥用兵。太宗说：“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25〕梁师都是唐朝建立之初北方的割据势力，依附突厥，突厥内乱，太宗以书招谕，劝梁师都归唐，梁师都不从。太宗派兵进击，突厥出兵助梁师都。梁师都兵败，突厥又大规模出兵相救，被唐军击败，梁师都破灭。突厥支持梁师都的行为直接破坏了太宗与颉利订立的渭水之盟，因此太宗这时才决心出兵。
代州都督张公谨上言突厥可取之状，认为：“颉利纵欲逞暴，诛忠良，匿奸佞，一也；薛延陀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设、欲谷设皆得罪，无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旱，糇粮乏绝，四也；颉利疏其族类，亲委诸胡，胡人反覆，大军一临，必生内变，五也；华人入北，其众甚多，比闻所在啸聚，保聚山险，大军出塞，自然响应，六也。”〔26〕颉利对唐失信，内部众叛亲离，此时出兵有理有利，因此命李靖等率军进讨。由于颉利对部众的压迫和剥削，下不堪命，因此当唐军一出，纷纷叛附唐朝。定襄大捷，活捉颉利，长期构成北方边患的东突厥至此灭亡。太宗闻李靖破颉利，谓大臣云：“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又对李靖说：“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27〕实际上，唐朝转弱为强，以较少的代价征服东突厥，与太宗正确的战略方针密切相关。比较汉武帝反击匈奴，太宗征服东突厥的战争最突出的特点是时间短，代价小，避免了劳民伤财。汉武帝连年用兵，国库虚竭，户口减半；唐太宗征服突厥，为贞观之治打下良好基础。
16.1.3 “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
临武君问荀子“王者之军制”，荀子说：“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贼，则是亦贼也。以故顺刃者生，苏刃者死，犇命者贡。微子开封于宋；曹触龙断于军；殷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也，无异周人；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无幽闲辟陋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故乱者乐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28〕按照荀子的理论，推行王道者用兵不是针对百姓，而是针对“乱百姓者”，因此仁义之君“四海之内若一家”，王者之师不屠杀百姓，有诛无战，由于师出有名，连对方的百姓亦“乐其政”。击灭东突厥后，突厥人的归顺和太宗对突厥人的安置，充分体现了荀子这种仁义为本、胸怀四海的胸襟抱负。
史载：“颉利之败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降者甚众。”〔29〕大批突厥人内迁，约近十万人。如何安置突厥降众，朝廷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人认为北狄自古为中国患，如果让突厥人仍居故地，可能会养虎贻患。应该将他迁入内地，置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各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以绝后患。中书侍郎颜师古认为应该置之河北，他说：“突厥、铁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请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永无患矣。”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纵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国分则弱而易制，势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仍请于定襄置都护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长策也。”夏州都督窦静认为：“戎狄之性，有如禽兽，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余，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魏征认为：“突厥世为寇盗，百姓之仇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中国。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今降者众近十万，数年之后，蕃息倍多，必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晋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郭钦、江统，皆劝武帝驱出塞外以绝乱阶，武帝不从。后二十余年，伊洛之间，遂为毡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鉴也!”
上述诸人之说，要么迁之内地，离散其种落；要么迁出塞外，不使居中国。只有温彦博与众不同，他认为：“徙于兖、豫之间，则乖违物性，非所以存养之也。请依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捍蔽，策之善者也。”他不同意魏征把突厥人驱出塞外，使还故土的建议，说：“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结果太宗用温彦博之议，“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30〕
自古以来，以周边民族为夷狄，以为不可教化。例如孟子、董仲舒等人的以夏化夷观，班固一方面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积极宣扬了“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德化思想；另一方面，出于对蛮夷民族的偏见，视他们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之人。贞观群臣不免受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太宗所以用温彦博之议，因为温彦博的主张正与荀子“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思想相一致，克服了贵中华而贱夷狄的民族偏见，符合《礼记·王制》所谓“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思想。定襄、云中二都督府皆在今内蒙古境内，自幽州至灵州是水草肥美之地，对于连年遭受天灾人祸的突厥降众来说，无疑是久旱甘雨，绝处逢生。突厥人是游牧民族，在这里仍然从事自己习惯的生产和生活。颉利可汗被俘入唐，唐太宗赦罪不诛，并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寺，供其衣食，但“颉利郁郁不得志，与其家人或相对悲歌而泣”。〔31〕太宗又授右卫大将军，赐以田宅。贞观八年卒，诏其国人葬之，从其俗礼，焚尸于灞水之东，赠归义王。其旧臣胡禄达官吐谷浑邪自刎以殉。太宗赠浑邪为中郎将，葬于颉利墓侧，树碑以纪之。迁突厥酋长入长安，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太宗处置降众的宽大胸怀，确是前无古人，而溯其渊源，正体现了荀子“仁人之兵，王者之志”。
太宗安置突厥降众、突厥酋长及入居长安者上万家，凉州都督李大亮上疏反对，其理由是：
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其自树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32〕
李大亮根据自己所在河西地区“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以隋乱，减耗尤多”的情况，认为太宗如此优待突厥降众过于“劳费”了。但太宗对突厥降众推心置腹，视如中原百姓，厚加体恤，李大亮“驭夷狄以权”“行虚惠而收实福”的主张没有被他采纳。后来，唐太宗在批评“自古帝王虽平中夏，不能服戎狄”的同时，总结自己民族政策方面的良好效果，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33〕虽然这种“爱之如一”说有自我美化之嫌，而且在太宗一生行事中并未能贯彻始终，但毕竟表现出一种进步的民族观。
16.1.4 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
儒家经典作家基本上是纸上谈兵，孔孟也好，荀子也好，都没有亲身带兵打仗，统兵出征，没有指挥过实际战事。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大多是从理想主义出发，谈战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原则，其积极性主要表现在战争的政治意义上。然而仅仅有正确的政治指导思想是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的。战争是一种艺术，军事家也可以说是一位战争艺术家，只有掌握了战争这门特殊的艺术，也就是善于进行战略决策又善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才能保证一场正义之战取得胜利。太宗亲身经历过许多艰苦卓绝的战争，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是当时战争的最高决策者。与荀子不同，他是一位战争的实践者，有时战争的实际需要使他不能不放弃原则，以应付战争形势的千变万化。
在荀子的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信”，示信于人，可以称霸，这是荀子的一个重要理论。荀子的霸道建立在讲信和守信的基础上，但这种信用主要是政治上的信用，兵不厌诈，战场上跟敌人讲信用，说话算数，那就是迂阔。荀子论王者之军制，有“不屠城，不潜军”之说，〔34〕“不屠城”，反对滥杀是对的，但“不潜军”即不要袭敌不备，则不符合战争原则，因为进攻需要出其不意，攻敌不备。渭水结盟以后，太宗并没有对盟约心存幻想，没有放松对突厥的警惕。他知道外交上的盟约只是一层含情脉脉的面纱，突厥没有因此放弃对唐朝的干扰和侵犯，唐朝当然也不能因此把敌人当朋友。为了取得对突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一直筹划着对付突厥的计谋，最重要的就是扶植反突厥联盟，夹击突厥。贞观二年，西突厥内乱，铁勒乙失钵部夷男率其部落七万余家附于东突厥。其时颉利政衰，夷男率其徒属反攻颉利，大破之。于是颉利部诸姓多叛颉利，归于夷男，共推为主，夷男不敢当。太宗及时遣乔师望出使，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有了唐朝的支持，夷男建牙于大漠之北郁督军山下，成为东突厥腹背之患，与唐朝形成对突厥的夹击之势。这个联盟在唐灭突厥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突厥遭受内乱，又遇连年自然灾害，并背叛盟约援助梁师都，时机成熟正义在我时，唐太宗果断命将遣师，进攻突厥。贞观三年(629年)，唐将李靖、张公谨统兵出征，兵锋未交，突厥俟斤九人率所部三千骑投降，铁勒诸部拔也古、仆骨、同罗、奚之酋长亦率众降唐。第二年，李靖兵从马邑突然进至离颉利牙帐很近的恶阳岭，大出颉利意外。李靖夜袭定襄，颉利退徙漠南碛口。唐进兵阴山，颉利退至铁山，唐朝担心颉利逃入大漠，一边遣使至突厥安抚，一边准备着采取军事行动。正在颉利接待唐朝来使，心稍自安时，李靖不顾两国正在进行外交上的交涉，唐使尚在颉利大帐，又突然发兵进攻，颉利措手不及，单骑逃出，投奔从侄沙钵罗部落。唐将张宝相追至，生擒颉利，送于长安。
为了彻底解决长期以来突厥造成的边患，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一次太宗对颉利设计擒捉，是兵不厌诈的。李靖破定襄，颉利大惧，退保铁山，遣使入朝谢罪，请举国内附。太宗又派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往迎颉利。此时颉利与太宗正在进行心理上的最后一次较量。颉利已经没有求和的资本，求和不成他尚有最后一条退路，就是逃入大漠，这是太宗最担心的。在颉利外请朝谒、内怀犹豫之际，太宗又派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前往慰谕。太宗灭突厥计议已定，又遣使讲和，无非是稳住颉利，为李靖进兵争取时间。太宗并没有给李靖下达停止进军的命令，李靖由此“揣知其意”，谓副将张公谨说：“诏使到彼，虏必自宽。”意谓应趁敌人放松警惕时进击。张公谨说：“唐许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讨击。”李靖说：“此兵机也，时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也。如唐俭等辈，何足可惜。”〔35〕督军疾进，出其不意，直到唐军进至离颉利牙帐十五里时，颉利才发觉唐军的动向，畏威先走，部众溃散。显然太宗遣唐俭等人出使突厥牙帐只是幌子而已。
16.1.5 余论
太宗即位之初，经济形势严峻，国家实力不足，他励精图治，在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方面虚心纳谏，小心谨慎，政策较少失误。当时与唐为邻者有吐谷浑、吐蕃、高丽、突厥等。总的看，这一时期唐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以和为贵，主要推行和亲、羁縻和德化政策，但也没有放弃武力。和不是妥协，战亦出师有名，有理、有利、有节，和与战都为贞观治世的出现创造了周边环境和良好条件，因此可以说征服东突厥前后，是他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政治运作最为良好的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特别是荀子的用兵思想给他重要影响。
太宗继承了传统思想中的积极方面，又没有拘泥于儒家经典作家书本上的迂论，能够因时制变，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上取得良好效果，赢得了各民族的拥戴和好评。他的夷夏一家、爱之如一的思想，贞观时期羁縻府州的设置和战争中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有的突破了传统儒家的理论局限，富有创造性。他的涉外思想和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有利于中原地区的稳定，也有利于周边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因而受到后世的赞扬。
但是，历代帝王常常难于善始善终，唐太宗也不例外。当经过若干年治理天下大定、国力有所恢复时，他以民为本慎于用兵、发政施仁惠及四极、四海一家夷夏如一等宝贵思想逐渐淡化，开始像前世帝王秦皇、汉武和隋炀帝等人那样扬威异域擅动甲兵、扩张领土炫耀武力，特别是两伐高丽兵损将折一无所获，是他后期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严重失误。太宗是古代一位少有的明君，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他的许多思想和措施至今都有值得肯定和借鉴之处。我们看到，他的后期理论与实践发生脱节，他的一系列论述仍是明智和清醒的，但在用兵战略和军事行动上却发生重大失误，值得深思。
〔1〕《资治通鉴》卷191，高祖武德九年条，第6018页。
〔2〕《资治通鉴》卷191，高祖武德九年条，第6020页。
〔3〕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1《梁惠王上》，中华书局，1960年，第14页。
〔4〕《荀子》卷5《王制》，《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04页。
〔5〕《荀子》卷10《议兵》，第321页。
〔6〕《荀子》卷11《强国》，第325页。
〔7〕《荀子》卷6《富国》，第310页。
〔8〕吴云、冀宇编辑校注：《唐太宗集》Ⅱ《论文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2页。
〔9〕〔唐〕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9《征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61页。
〔10〕〔唐〕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9《征伐》，第262-263页。
〔11〕《荀子》卷10《议兵》，第323页。
〔1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44页。
〔13〕〔西汉〕桓宽：《盐铁论》卷8《伐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5页。
〔14〕《荀子》卷7《王霸》，第311页。
〔15〕《荀子》卷10《议兵》，第321页。
〔16〕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梁惠王下》，第45页。
〔17〕《荀子》卷10《议兵》，第323页。
〔18〕〔西汉〕桓宽：《盐铁论》卷8《结和》，第91页。
〔19〕吴云、冀宇编辑校注：《唐太宗集》Ⅱ《论文编》，第233页。
〔20〕《资治通鉴》卷192，武德九年条，第6021页。
〔21〕吴云、冀宇编辑校注：《唐太宗集》Ⅱ《论文编》，第231页。
〔22〕《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二年，第6057页。
〔23〕〔唐〕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8《务农》，第237页。
〔24〕〔唐〕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1《政体》，第22页。
〔25〕《资治通鉴》卷192，贞观二年，第6046页。
〔26〕《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三年，第6065页。
〔27〕《旧唐书》卷67《李靖传》，第2497页。
〔28〕《荀子》卷10《议兵》，第323页。
〔29〕《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上》，第5162页。
〔30〕《资治通鉴》卷193。
〔31〕《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上》，第5159页。
〔32〕〔唐〕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9《安边》，第275-276页。
〔33〕《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第6247页。
〔34〕《荀子》卷10《议兵》，第323页。
〔35〕《旧唐书》卷67《李靖传》，第24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