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统治者特别是唐太宗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思想和政策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与当时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关。
16.2.1 对突厥的妥协与退让
唐初统治者在建唐过程中和建唐之初的对外政策，主要表现为如何处理与突厥的关系。从高祖太原起兵至大约贞观四年(630年)，唐对突厥采取退让和防御姿态，对待突厥妥协退让，避其锋芒，其总体特征表现为对实际利益的追求，即通过妥协退让为新政权的建立赢得某种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从军事策略上来说，乃为权宜之计。
隋炀帝滥用民力，远征高丽，对外扩张，造成怨声载道，人心思乱。李渊起兵，正是隋末大乱之时，全国各地的起义此起彼伏，而且形成了几个比较大的农民起义军和割据势力，隋统治者四顾不暇。周边少数民族也趁中原动乱，发展壮大自己，对中原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北方的突厥尤其如此。突厥势力兴起于北朝后期，隋末战乱为它提供了可乘之机。史载突厥崛起于“隋大业之乱”，“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因其势力强大，周围的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等纷纷附属于它，华人亦“多往依之”。更为严峻的是北部地区的许多叛乱者如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都向其示好，悉臣属之，以求得其在军事力量上的支持。很明显，要想取得起兵的胜利，就必须先解决突厥及其盟友进攻的后顾之忧。
为此，高祖“遣府司马刘文静往聘，与连和”，结果“始毕使特勒康稍利献马二千、兵五百来会”。〔1〕针对唐写给突厥的文书封题用“启”还是“书”，是涉及双方地位高下的原则问题，高祖明确表示用“启”，甘居其下。他说：“中国之礼，并在诸夷。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轻慢，猜虑愈深……且‘启’之一字，未值千金。千金尚欲与之，一字何容有吝。”〔2〕“启”“书”之间，一字之差，但李渊忍让的态度十分鲜明。而且，李渊许以“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让突厥“坐受宝玩”。宁愿牺牲原则和物质利益，以换取突厥的支持和军事援助。
李渊兵入长安，突厥来使非常傲慢。国内局势仍不平静，史载“帝平京师，遂恃功，使者每来多横骄”。〔3〕唐朝建立，统治者将大部分时间都专注于国内事务和新王朝制度的建立上。此时最大的外部威胁仍然来自北方的突厥，但是很显然，对于一个建立在千疮百孔基础之上的新生的王朝来说，其经济军事实力的不足是毋庸置疑的。唐初统治者当然有清醒的认识，因此高祖显得十分谦卑。当突厥使节入朝，高祖“引升御座”，〔4〕以示尊礼。颉利可汗“倚父兄余资，兵锐马多，謷然骄气，直出百蛮上，视中国为不足与，书辞悖慢，多须求”。面对突厥的咄咄逼人，高祖只能不断地贿赂突厥，以换取北部边境地区的安宁，“帝方经略天下，故屈礼，多所舍贷，赠赉不赀”。〔5〕面对胃口越来越大的突厥，除了大量的送礼之外，其时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贞观初年，突厥颉利可汗利用玄武门之变后唐朝政治局势不稳，率领一支据说有10万人的军队抵达距离京师不远的渭河边，年仅29岁却已驰骋疆场多年的李世民虽然能够以突厥背信弃义来挫其势头，但依然不能改变二者在军事上的差距，更不用说以压倒性优势来给突厥以致命一击，只能虚张声势，给自己与突厥的谈判加上一点砝码，渭水结盟的结果仍是唐以纳贡送礼为条件，所谓“仆械卷铠，啗以玉帛”。〔6〕
唐初统治者对称臣突厥纳贡求安的地位是心存不甘的，后来李靖击破突厥颉利可汗，太宗尝谓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书名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足报往年渭水之役。”〔7〕说明太宗对渭水结盟的事件一直是耿耿于怀、深以为耻的。李靖再破颉利，颉利被俘，突利可汗亦降唐，太宗又“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平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于是大赦天下”。〔8〕说明对称臣突厥之耻，唐初统治者是如何刻骨铭心啊!
贞观元年，突厥内部已经人心不和，而“是岁多雪，羊马多冻死，人饥，惧王师乘其敝，即引兵入朔州地，声言会猎。议者请责其败约，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为不信，况国乎?我既与之盟，岂利其灾，邀险以取之耶?须其无礼于我，乃伐之。’”〔9〕其实此时的太宗虽然以“礼”为名而不伐突厥，只是一个好听的托词用以掩饰不能出兵的真实情况而已。武德末年，政府控制的户数只剩下不到三百万户，太宗继位之后，又遇上严重的灾害，所以当时的唐王朝是无力派大军征服突厥的。直到两年后，唐的综合国力增强、突厥内部分崩离析之时，唐太宗在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才进行了这一重大的军事活动，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儒家向来“严华夷之辨”，一向以为夷狄是落后民族，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0〕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11〕在儒家传统思想上有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都强调应以华夏文明教化周边的夷狄。但唐初统治者居然向突厥称臣纳贡，这是有悖于儒家的夷夏观的。不过在我们看来，唐对突厥求和、称臣、贿赂、容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其目的就是要取得现实的利益。要想取得起兵的胜利，高祖忍气吞声的收买政策，虽然没有能够阻挡突厥人接二连三的进犯，但他确实在王朝最危急、最关键的时期成功地换取了后方的安全与保障，获取了喘息的机会，这不同于对外屈膝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利用。唐太宗是高祖政权政策的参与制定者与执行者，与高祖相比，其所受的儒家思想影响更多，但这却不能改变建唐的困难与唐初突厥与唐实力的对比，所以迫不得已订立渭水之盟，又以“礼”的名义拒绝与突厥的正面冲突。唐初统治者抛弃儒家传统的以华夏为中心的观念，讲求实际，并不说明他们没有强烈的儒家传统的华夷观和义利观，而是迫于当时形势的不得已的策略。
16.2.2 贞观前期对外政策的良好发挥
我们认为，贞观四年(630年)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十余年间，是唐初统治者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思想、政策和策略良好发挥、卓有成效的时期。
随着唐王朝最强大的敌人突厥覆亡，北方危险解除，除一小部分原来归附于突厥的少数民族转而投靠高丽、吐蕃等以外，大部分都归顺于唐，并先后派来使者向唐行朝贡之礼。这样，唐与周边民族力量对比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唐朝统治者的外交思想与策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儒学的提倡与兴起让统治者体会到了以“礼”治国的优越性，大乱之后以“德”化民使得帝国蓬勃发展，随之而来的军事与经济上的强大使得这一中原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不再忐忑不安，逐渐确立的东亚中心地位也使得年轻的王朝在对外交往上占据了主动的位置。但是主动并不意味着霸权，国力的恢复更让统治者认识到和平环境的重要。因此，这一阶段的外交策略与思想其实是对内统治成功经验的一个延伸。对待周边部族和国家，统治者待之以“礼”，感之以“德”，用积极防御的态度保和、促和，尽量不以武力解决问题，但是在问题严重危及中原王朝的稳定时，也决不放弃使用武力。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唐王朝获得了大乱之后极为宝贵的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因此这一阶段可谓为唐太宗处理对外关系的黄金时期。
首先，“以民为本”。太宗对儒家思想之于封建统治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及太宗即位，益崇儒术。乃于门下别置弘文馆……自天下初定，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12〕儒家民本思想成为太宗君臣施政治国的方针，从此出发，太宗反对出于扩张而劳民伤财，更反对穷兵黩武。史书中对此有很多记载。太宗曾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13〕“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14〕因此，面对“林邑蛮国，表疏不顺”，有人提议发兵讨击。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若我兵士疾疫，虽克剪此蛮，亦何所补?”〔15〕面对请归附的康国，这虽然是大唐皇威远被的盛事，太宗却认为不必为求虚名而损百姓，他说：“康国既来归附，有急难不得不救。兵行万里，岂得无劳于民?若劳民求名，非朕所欲。所谓归附，不须纳也。”〔16〕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对秦皇、汉武和隋炀诸帝以及突厥颉利可汗等穷兵黩武政策和劳民伤财之举多所批判。
其次，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唐太宗形成了固本、贵中、守中治边的思想。历代政治家把华夷比喻为主干与枝叶，太宗对此深信不疑。凉州都督李大亮曾对太宗说：“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17〕这与太宗的思想一致，所以后来太宗用同样的话教导臣下。〔18〕魏征是唐初统治集团中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之一，也是强调儒家道德标准的一员。他力劝太宗守中治边、以德统民，“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征之力也。’”〔19〕《新唐书》中详细记载了贞观年中四夷来华朝贡的繁盛景象，这种形势又使得唐与周边的关系步入良性循环，就如天竺一样。“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20〕足可见固中守边策略运用的成功。
第三，以和为贵，慎于用兵。“礼之用，和为贵”，兼容并包，爱之如一。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纠纷时，这一阶段的太宗多数情况下从善如流，止戈为武，注重以和平方式解决纠葛。传统儒家思想中并不排斥和否定用武力解决问题。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21〕汉刘向《说苑·指武》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22〕强调征伐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但要慎用刀兵，武力是不得已的最后的手段。付诸武力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得已而为之。
处理与吐蕃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吐蕃，位于唐的西南边陲，散处河、湟、江、岷间。唐初，其势力尚未发展到鼎盛时期。“太宗贞观八年，始遣使者来朝”，〔23〕因求婚不成，弄赞怒而击吐谷浑、党项与白兰羌，进而勒兵20万入寇松州，都督韩威为其败，“属羌大扰，皆叛以应贼”〔24〕。贞观十二年(738年)八月，太宗命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率三总管兵以伐之。此时，因为东寇连岁不解，吐蕃“大臣请返国，不听，自杀者八人。至是弄赞始惧，引而去，以使者来谢罪，固请婚”。〔25〕太宗“许之”。“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弄赞率兵次柏海亲迎，见道宗，执婿礼恭甚……袭纨绡，为华风。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26〕
与吐蕃的战争，唐太宗及其群臣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并掌握了宽严适度，实现了有理、有利、有节。首先，不发动不义的战争。在吐蕃先以20万兵寇松州的情况下，迎战出击；其次，当先头与吐蕃交锋打了败仗，西南多部归于吐蕃后，唐的西南边境危机四伏，不安定因素骤然增多，若不采取果断的措施，给以坚决的回击，后果难以预料。最后，在战争胜利后，并没有继续使用武力乘胜穷追，而是答应其请婚的要求，与之和亲。文成公主和亲不同于汉代对匈奴的和亲，是在战胜对方后与之和亲，不是屈辱求全。文成公主带去的中原先进文化吸引了吐蕃弄赞，也让他看到了唐统治者四海一家的胸襟，贞观时期安心为臣，在太宗伐辽时还献以金鹅。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发精兵从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讨破中天竺，来献俘。如此一来，西南边境的事宜不再牵扯唐初统治者的过多精力。
此时的唐王朝上下一心，不仅太宗审时度势，慎重裁处，当时的文臣武将也同样坚决地贯彻唐太宗的思想。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伐高昌，恰遇高昌王鞠文泰死，副将薛万均、姜行本都认为可以以轻骑偷袭，“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骄慢，使吾恭行天诛，乃于墟墓间以袭其葬，不足称武，此非问罪之师也。’遂按兵以待。葬毕，然后进军，遂平其国”。〔27〕当对方表示投降时便及时受降。可见，即使是对骄慢的高昌，唐依然要求师出有名，且以“礼”伐之。
第四，以夷治夷。唐对于来朝贡的四夷，多数情况下并不干涉其内政，唐多次采用册封等形式肯定原首领的领袖地位，并通过这样的形式在部族内部建立亲唐政府，与他们建立册封-朝贡关系。从唐太宗开始，唐朝与周边民族创立了一种羁縻州府制度。这种关系与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的关系是不相同的，二者之间不存在领属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之上的自愿而又松散的羁縻关系。因为这样，所以唐周边的民族部族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当他们弱小时，便依附于唐，并以唐为靠山，保全自己不受外族的入侵，而当其强大时，则不仅不再朝贡唐，而且扩张势力，对唐边境进行侵扰。而相对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富庶的中原王朝，四周的民族多数是力量并不强大且聚合无定的游牧民族，不足以对唐构成威胁，唐也尽可以放心地对他们采用以夷治夷的方针。但是对待强大的或者曾经强大以至对唐构成威胁的民族时，事情就显得有些棘手了。
唐败突厥、平高昌，在取得了军事上的绝对胜利之后，如何处理降伏之民众，群臣展开了激烈争论，孰是孰非，太宗的主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贞观四年(630年)，李靖率军击败突厥颉利之后，其部落多来归降。温彦博与魏征意见相左，前者坚持于河南处归降者，后者则认为必须将他们置于河北。争辩中，温彦博说：“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不加怜悯，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首，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太宗“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入长安者近且万家”。〔28〕至贞观十三年(739年)，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夜犯御营，太宗自是“悔处其部从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谓侍臣曰：‘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29〕
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后，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高昌旧地的问题。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魏征则认为：“未若因抚其民，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来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中国。”〔30〕身为黄门侍郎的褚遂良亦以为不可，上疏曰：“宜择高昌可立者，征给首领，遣还本国，负戴洪恩，长为藩翰。中国不扰，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后代。”〔31〕可惜，此时的太宗并未吸收安置突厥的教训，没有采纳二者的意见。直到贞观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州有警急，虽不足为害，然岂能无忧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征、褚遂良劝朕立鞠文泰子弟，依旧为国，朕竟不能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朕恒以此二事为诫，宁得忘所言者乎!”〔32〕
在上述两个典型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即使遭到大臣的反对，唐太宗一开始仍秉着以德化之，甚至扰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的观念，抱着试图以中原先进文化来教化他们的良好愿望，或迁之内地，或派军队远至四夷蛮荒之地镇守。由于后来的发展出乎太宗的意料，让他感到先前的举措造成了养虎为患和劳民伤财的后果。这样的经历与教训一方面改变了太宗当初的美丽理想，另一方面也坚定了太宗以夷治夷的方略，采用建立羁縻州的方式更好地处理了中原与周边的关系。
第五，以夷制夷。如前所述，唐王朝对于周边的民族部族多采用以夷治夷的方式加以管理，二者之间结成了册封-朝贡的关系，但是很明显，这种关系缺乏制度性的保障，蛮夷民族又有着贪财逐利的本性，因此仅靠以夷治夷、建立亲唐政府、恩威并重并不能完全保证唐王朝边陲的安全。同时，唐统治者又不愿劳师伤民以守远，因此，在此情况之下，唐王朝有意将同样强大的民族放在一起，互相牵制，借一方的力量来控制另一方，这样用以夷制夷的方法为帝国的安全加一道保险。
在灭突厥之后，唐太宗以李思摩为可汗，还其故疆。“帝诏司农卿郭嗣本持节赐延陀书，言：‘中国礼义，未始灭人国……今复以思摩为可汗，还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长于突厥，举碛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而境，无相钞犯，有负约，我自以兵诛之。’”〔33〕这里，唐太宗陈述了为何要灭突厥的原因，同时又将突厥与延陀两个力量较强的民族分置于河南河北，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相对于延陀对唐态度的变化不定，李思摩则对唐忠心耿耿。两者不仅在军事上可以抗衡，更重要的是可以用李思摩的忠心阻止延陀的三心二意。后来，“薛延陀闻突厥之北，恐其众奔亡度碛，勒兵以待”。可见，薛延陀对初置于河南又要渡河的突厥是有着强烈的戒备之心的。对唐太宗的格外关注，李思摩遣使谢曰：“蒙恩立为落长，实望世世为国一犬，守吠天子北门，有如延陀侵逼，愿入保长城。”〔34〕这样用以夷制夷的方法，唐太宗为自己在北方解除延陀威胁取得了支持。
由上观之，这一时期唐统治者从民本思想出发，体恤民情，积极吸取隋亡的教训并以此为鉴，增加国力，固中以守边，即使有着“天可汗”之尊，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矛盾时，仍能以克制的态度，不随便付诸武力，而是以和为贵，怀之以德，恩威并重；对周边民族以礼待之，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努力融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为一体，又在以夷治夷的观念下使各族自己管理各自的内部事务，使他们保持自身的特色，在各族扶持亲唐势力，保证了各族内部的稳定，这样一方面促进了唐与他们的交流，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为形成统一而多样的中华民族创造了新的条件。同时，出于维护中原王朝的地位，太宗将周边各族处于互相牵制的状态下，不使某一族过于强大以至于危及唐王朝的安全，保持了边疆地区的稳定，为自己“固本”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为唐王朝的文化与经济的输入与输出扫清了障碍。这一阶段，虽然唐的繁荣并没有达到顶峰，但“礼”治天下、仁者无敌的观念已经为唐储备了一笔极为可贵的思想财富。
16.2.3 贞观后期诉诸武力的外交政策
太宗晚年，在处理涉外关系时逐渐偏离“礼治”和仁政的轨道，走上了显“力”树威、好大喜功的道路。这种变化大约从贞观十六年(642年)起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去世。《贞观政要·征伐》记载，贞观十六年，就薛延陀问题，太宗曾征求臣下意见。他说：
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倔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举此二策，何者为先?〔35〕
用武则“百年无患”与和亲“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两相比较，何为上策本不言自明，可是太宗为什么还征求臣下意见呢?只能说是故作姿态罢了。在对付延陀的策略上显然太宗已生用兵之心，即所谓“选徒十万，击而虏之”。但他对用兵尚碍于众人之情未肯轻言。这件事不妨看作太宗对外思想和策略转变的一个标志。房玄龄不唯太宗马首是瞻，他说：“遭隋室大乱，户口太半未复。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事。”但第二年太宗又动心征讨高丽，他告诉臣下说：“盖苏文弑其主而夺其国政，诚不可忍。今日国家兵力，取之不难，朕未能即动兵众，且令契丹、靺鞨搅扰之，何如?”这次由于房玄龄的反对作罢。〔36〕至贞观十八年，太宗征伐高丽决心已定，于是有了第一次征高丽。至贞观二十二年，又发动第二次征高丽的战争。在他晚年终于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唐太宗思想变化的轨迹斑斑可循，其变化的动因也很清楚。
唐初二十几年，君臣众志成城，励精图治，至贞观中期，四宇安定，夷狄臣服，国泰民安，国家力量逐渐强盛，唐太宗也由最初马上打天下、玄武门夺天下的对治国缺少经验的年轻人变成了年富力强的大国天子。治国经验的积累，实际功绩的逐渐显现，使太宗对自己的治国之术也变得愈发自信。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之下，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因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最高统治者思想的体现，如果最高统治者的思想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么必将指挥着这个国家偏离正常的轨道。对此，魏征早就有所告诫：“自王道休明，绵十余载，仓廪愈积，土地益广，然而道德不日博，仁义不日厚。”〔37〕果不其然，贞观后期太宗自比于秦皇、汉武，追求他们混一天下的事业，他说：“曩之一天下，克胜四夷，惟秦皇、汉武耳。朕提三尺剑定四海，远夷率服，不减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辅弼，毋进谀言，置朕于危亡也。”〔38〕他甚至认为论功劳，自己与他们不相上下，而论德行，则要强于二者。在这种骄傲自满之中，他逐渐变得独断专行、自以为是。随着长孙皇后与魏征的先后离世，不管是内宫还是外庭，太宗身边失去了直言敢谏的助手。反之，太宗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弄臣，他们的阿谀奉承让骄傲自满、情绪越来越重的天子愈发得好大喜功，他不复有前期的从谏如流，对触动他心的奏章常常嘉而不纳，对于个人生活，他也不再像前期那样因体恤民力而勤俭节约，而是大兴土木、频繁会猎，他甚至认为“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39〕对内尚且如此，对外也不例外，“恃功业之大，负圣智之明，长傲纵欲，无事兴兵，问罪远裔”，〔40〕尤其是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他不顾群臣的频频反对，一意孤行，三征高丽，已濒于穷兵黩武的边缘。
从高祖至贞观初年，高丽主动向唐称臣朝贡。随着经济的复苏，高丽便与周边国家民族经常发生军事摩擦，“新罗、百济上书，言建武(高丽王)闭道，使不得朝，且数侵入”。〔41〕但对唐朝没有反叛行为，因此唐多以遣使、诏书等怀柔与安抚政策加以解决。贞观十六年(642年)，盖苏文杀死建武，双方关系骤然紧张，此后连年的征战替代了原来的安抚与怀柔，双方关系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对于盖苏文的弑君，唐太宗非常恼火，但他听从了房玄龄“止戈为武”和长孙无忌的“赐书安慰之，隐其患，抚其存”的劝谏，遣使者持节吊祭。“会新罗遣使者上书曰：‘高丽、百济联和，将见讨。谨归命天子。’”〔42〕此后在唐朝内部出兵与否的争论中，新罗又数次请求援助。贞观十八年，“七月甲午，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后及契丹、奚以伐高丽。”〔43〕“莫离支惧，遣使者内金”，这样一个本来可以带来和平的机会，唐太宗却不屑一顾，“帝不纳”，“于是帝欲自将讨之”。〔44〕十一月，派张亮等率十六总管兵以伐高丽。“十九年二月庚戌，如洛阳宫，以伐高丽。”〔45〕其后的战争中，先后克盖牟城、沙卑城、辽东城、白崖城，六月，大败高丽于安市城东南山，“延寿等度势穷，即举众降，入辕门，膝而前，拜于请命”。太宗又与李勣等商议攻打安市，然而三日不克。九月，班师。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三月，遣牛进达、李勣率三总管兵以伐高丽。“七月，进达等取石城、进攻积利城，斩级数千，乃皆还。藏遣子莫离支高任武来朝，因谢罪。”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正月，又遣薛万彻等伐高丽。
高丽与唐的关系经历了和与战的两大阶段，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转变，由以上的陈述来看，盖苏文弑君为整个战争发起的引线，新罗国的数次求援加快了战争开始的步伐，莫离支使者的言行催促了太宗的亲征。然而，对于战争的形势分析，就如太宗自己所言：“去本而就末，舍高以取下，释近而之远，三者为不祥，伐高丽是也。”可知，久经沙场的太宗预料战争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太宗是这样陈述自己讨伐高丽的理由的：“盖苏文弑君，又戮大臣以逞，一国之人延颈待救”，“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46〕但是这样发动战争并御驾亲征的理由显然不够充分，因此并没有得到群臣的一致认可。褚遂良认为：“兵若渡辽，事须克捷，万一不获，无以威示远方，必更发怒，再动兵众，若至于此，安危难测。”〔47〕尉迟敬德在对太宗亲征、皇太子监国定州的安排表示担忧的同时，又对亲征予以否定：“东西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若克胜，不足为武；倘不胜，翻为所笑。伏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48〕姜行本“谏未宜轻用师”，〔49〕张亮“频谏，不纳，因自请行”，〔50〕李大亮“临终，表请罢辽东役”。〔51〕在贞观十八年听从了褚遂良的那次劝谏之后，唐太宗对于自己亲率大兵讨伐高丽的决心越来越坚决，对于尉迟敬德的劝谏，太宗识而不从，对于姜行本和张亮的反对更是不从。第一次对高丽的征伐虽然从大体上说取得了胜利，但是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始行，士十万，马万匹；逮还，物故裁千余，马死十八。船师七万，物故亦数百。诏集战骸葬柳城，祭以太牢，帝临哭，从臣皆流涕。”〔52〕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使得太宗在大军回朝的时候，“怅然曰：‘魏征若在，吾有此行邪!’”〔53〕
如果说贞观十八年(644年)对高丽的战争太宗尚能找到征伐的理由，那么紧随其后的两次战争，就不再显得那么必要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宗将重讨高丽，重病中的房玄龄看到群臣莫敢犯颜，遂上表谏曰：“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而陛下诛之可也；侵扰百姓，而陛下灭之可也；长久能为中国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于此，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今无此三条，坐烦中国，内为旧王雪怨，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54〕以此谏观之，太宗此次伐高丽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与长孙无忌的对话中透露了他一直攻打高丽的目的：“一举可灭也。”〔55〕为什么没有充分的理由却依然要攻打高丽?为什么与贞观初年和突厥等民族战争之后以安抚有那么大的不同?讨伐高丽的目的只在于消灭高丽?如此看来，后两年攻打高丽其实是第一次战争的惨胜的余怒作怪。既然这样，因为帝王一个人的负气而引起了举国战争，这样的事情当然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太宗在其晚年仍然经常向群臣求谏，仍然多次讲到要以“礼”治国，心存百姓，但这些更多地体现在主观层面上和口头上。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当皇权失去了控制，或者当皇权不再愿意受法权的控制的时候，统治者的思想与其实践形成脱节即为必然：有谏而不纳，言“礼”而显“力”就是太宗的表现。
16.2.4 结论
自汉朝以后，封建王朝在大多数统治时期内都采取儒家思想来作为制定内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纵观唐三百年的历史，其统治者也不例外。但是在唐初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内，其外交政策并不是严格按照儒家的标准来制定的，因此也没有在完全意义上体现出儒家思想，甚至在特定的情况下对儒家思想是有所背离的。
由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唐初统治者围绕着儒家德治所画下的轨迹：由最初的对“利”的追求，到后来以“礼”治国，直至最后显“力”扬威。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唐统治者由地主贵族阶级转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阶级所做的努力及其阶级局限性。不管是高祖李渊或是太宗李世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他们都可以算是伟大的政治家，是封建社会中为数不多的杰出统治者。李渊虽对突厥称臣，却是为取得统治地位下了关键的一步棋。李世民虽然后期在德治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倒退，但我们不可否认即使在其统治的后期，也不是完全脱离了“礼”“德”治国的轨道。而他们的一些倒退，我们可以看到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总的来看，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真正做到像他们父子一样，尤其是像李世民那样，创造一个相对清明的内部政治环境，展开多边外交，积极发展中原与周边的经济文化交流，建立一个强大的王朝，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留下让后人追慕、叹为观止的“贞观之治”的统治者毕竟是寥寥可数的。
我们也要看到，汉武、隋炀帝是唐太宗统治初期经常引以为鉴的历史人物，可是后期的太宗却也步上了他们的后尘，他们都有着英明的开端，都有着后期的穷兵黩武。由此看来，历代统治者在经济凋敝、国力不逮时往往以保土安民为由，在对外政策上持保守态度，而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时则产生扩张心理，好大喜功，在对外政策上多持强势进攻的态度，汉武帝如此、隋炀帝如此，创造出“贞观之治”盛世的唐太宗也未能逃出这一封建帝王的执政规律。
〔1〕《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第6028页。
〔2〕〔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页。
〔3〕《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上，第6028页。
〔4〕《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上，第6028页。
〔5〕《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上，第6030页。
〔6〕《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上，第6034页。
〔7〕《旧唐书》卷67《李靖传》，第2479页。
〔8〕《旧唐书》卷67《李靖传》，第2480页。
〔9〕《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第6034页。
〔10〕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24页。
〔11〕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25页。
〔12〕《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第1163页。
〔13〕〔唐〕吴競编著：《贞观政要》卷1《君道》，第1页。
〔14〕〔唐〕吴競编著：《贞观政要》卷8《务农》，第237页。
〔15〕〔唐〕吴競编著：《贞观政要》卷9《征伐》，第261页。
〔16〕〔唐〕吴競编著：《贞观政要》卷9《征伐》，第261页。
〔17〕〔唐〕吴競编著：《贞观政要》卷9《安边》，第275-276页。
〔18〕〔唐〕吴競编著：《贞观政要》卷9《安边》，第277页。
〔19〕〔唐〕吴競编著：《贞观政要》卷1《政体》，第18页。
〔20〕《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第6237页。
〔2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74页。
〔22〕〔汉〕刘向：《说苑》卷15《指武》，见《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43页。
〔23〕《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第6073页。
〔24〕《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第6073页。
〔25〕《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第6074页。
〔26〕《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第6074页。
〔27〕〔唐〕吴競编著：《贞观政要》卷9《征伐》，第262页。
〔28〕〔唐〕吴競编著：《贞观政要》卷9《安边》，第274页。
〔29〕〔唐〕吴競编著：《贞观政要》卷9《安边》，第277页。
〔30〕〔唐〕吴競编著：《贞观政要》卷9《安边》，第277-278页。
〔31〕〔唐〕吴競编著：《贞观政要》卷9《安边》，第278页。
〔32〕〔唐〕吴競编著：《贞观政要》卷9《安边》，第279页。
〔33〕《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第6039页。
〔34〕《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第6040页。
〔35〕〔唐〕吴競编著：《贞观政要》卷9《征伐》，第262-263页。
〔36〕〔唐〕吴競编著：《贞观政要》卷9《征伐》，第263页。
〔37〕《新唐书》卷97《魏征传》，第3875页。
〔38〕《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第6233页。
〔39〕《新唐书》卷97《魏征传》，第3877页。
〔40〕《新唐书》卷97《魏征传》，第3878页。
〔41〕《新唐书》卷220《东夷传》，第6187页。
〔42〕《新唐书》卷220《东夷传》，第6188页。
〔43〕《新唐书》卷2《太宗本纪》，第43页。
〔44〕《新唐书》卷220《东夷传》，第6189页。
〔45〕《新唐书》卷2《太宗本纪》，第43页。
〔46〕《新唐书》卷220《东夷传》，第6190页。
〔47〕〔唐〕吴競编著：《贞观政要》卷9《征伐》，第264页。
〔48〕〔唐〕吴競编著：《贞观政要》卷9《征伐》，第265页。
〔49〕《新唐书》卷91《姜謩传》，第3792页。
〔50〕《新唐书》卷94《张亮传》，第3829页。
〔51〕《新唐书》卷99《李大亮传》，第3912页。
〔52〕《新唐书》卷220《东夷传》，第6194页。
〔53〕《新唐书》卷97《魏征传》，第3881页。
〔54〕〔唐〕吴競编著：《贞观政要》卷9《征伐》，第266页。
〔55〕《新唐书》卷220《东夷传》，第61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