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唐代高僧法藏写给新罗高僧义湘的一封信：
西京崇福寺僧法藏，致书于海东新罗华严法师侍者：一从分别二十余年，倾望之诚岂离心首，加以烟云万里，海陆千重，恨此一身，不复再面，抱怀恋恋，夫何可言?故由夙世同因，今生同业，得于此报，俱沐大经，特蒙先师授兹粤(一作‘奥’)典。仰承上人归乡之后，开演华严，宣扬法界，无碍缘起，重重帝网，新新佛国，利益弘广，喜跃增深。是知如来灭后，光辉佛日，再转法轮，令注久住者，其唯法师矣。
藏进趣无成，周旋寡况，仰念兹典，愧荷先师，随分受持，不能舍离。希凭此业，用结来因。但以和尚章疏义丰文简，致令后人多难趣入，是以录和尚微言妙旨，勒成义记。近因胜诠法师抄写，还乡传之彼土，请上人详检臧否，幸示箴诲。
伏愿当当来世，舍身受身，相与同于卢舍那，听受如此。无尽妙法，修行如此。无量普贤愿行。傥除恶业，一朝颠坠。伏希上人不遗宿昔。在诸趣中，示以正道。人信之次，时访存没，不具。
这封信见于高丽僧人一然著《三国遗事》卷4，并注“文载《大文类》”。〔1〕清康熙年间编纂之《全唐文》收法藏文4篇：《大乘起信论疏序》《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序》《华严经指归序》《心经略疏序》，未收此文。清陆心源编《唐文拾遗》《唐文续拾》，皆未收录。清劳格等《读全唐文札记》和近人岑仲勉《读全唐文札记》皆未提及此文。近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史念海先生主编之《全唐文补遗》亦未补入，可以说这是一篇流落海外的唐代逸文。关于这封书信写作的背景，《三国遗事》卷4“义湘传教”条记载：
法师义湘，考曰韩信金氏。年二十九依京师皇福寺落发，未几西图观化。遂与元晓道出辽东，边戍逻之为谍者，囚闭者累旬。仅免而还(事在崔侯本传及晓师行状等)。永徽初，会唐使舡有西还者，寓载入中国。初止杨(一作‘扬’)州。州将刘自仁请留衙内，供养丰瞻。寻往终南山至相寺谒智俨。俨前夕梦一大树生海东，枝叶溥布，来荫神州。上有凤巢，登视之，一摩尼宝珠，光明属远，觉而惊异，洒扫而待，湘乃至。殊礼迎际，从容谓曰：“吾昨者之梦，子来投我(一作‘我投’)之兆”，许为入室。杂花妙旨，剖析幽微。俨喜，逢郢质克发新致，可谓钩深索隐蓝茜沮本色。既而本国承(一作‘丞’)相会钦纯(原注：一作仁问良图等)，往囚于唐，高于(一作‘宗’)将大举东征，钦纯等密遣湘诱而先之，以咸亨元年庚午还国，闻事于朝。命神印大德明朗，假设密坛法禳之，国乃免。仪凤元年，湘归大(一作‘太’)伯山，奉朝旨创浮石寺，敷敞大乘，灵感颇著。终南门人贤首撰《搜玄疏》，送副本于湘处，并奉书勤恳。
这段记载说明了佛教新罗华严宗创立者义湘自新罗至唐求法就学于智俨的历程以及他返国的原因。
关于义湘入唐的过程，据韩国《高仙寺誓幢和上塔碑》、赞宁《宋高僧传》中《义湘传》和《元晓传》记载，元晓，俗姓薛，幼名誓幢，新罗湘州人，二十九岁于皇龙寺出家，后慕唐僧玄奘、窥基之名，与义湘结伴入唐，半路遇雨宿于墓地之中，悟“心生故种种法生，心灭故龛坟不二”，“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外无法，胡用别求”，于是中途折问。而义湘则渡海经登州到长安，于终南山师事智俨。与本段记载不同，两相比较，碑刻材料更多虚幻成分，而本段所记先为逻者所捕，西行未果，后义湘又乘唐使返航船只独自入唐更为可信。元晓后来没有与义湘一起入唐，于是编造墓地遇雨的神话对自己改变主意做解释，神化了自己悟道的因缘。
关于义湘回国，据上引《三国遗事》记载，义湘于唐高宗咸亨元年回国，是有政治目的的。他是要把唐朝企图出兵攻打高丽的消息告知本国，才结束唐朝佛法的研习匆匆返回。这里是有疑点的，当时朝鲜半岛分裂为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义湘为新罗僧，新罗与高句丽为敌国，新罗正希望唐兵进攻高句丽，而减轻高句丽对自己的军事威胁，他怎么会奉本国在困丞相之命，返回向高句丽通报消息呢?而且文中所谓“本国”是高句丽还是新罗国呢?《三国遗事》成书于中国元朝至元大德年间，其时正值朝鲜高丽王朝，朝鲜半岛呈统一局面。义湘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已经发生了演义倾向，传说中为强调义湘的“爱国”之举，让他回国通报唐朝的军事动向，如果把朝鲜半岛看成一体的话，那是不错的，可是义湘的时代正是朝鲜半岛三国鼎立的时候，新罗与唐朝之间隔着高句丽和百济，唐朝不可能出兵攻新罗，义湘也不可能向高句丽通报唐朝军情。所以我们认为，《宋高僧传》中记载的义湘学成归国，更为可靠。书中所记义湘创立寺院，聚徒传教，从而使《华严经》得以广传海东，这些基本的事实都是可信的。
元晓和义湘是韩国华严宗的创立者，义湘贡献最大。据《三国遗事》卷4和《高仙寺誓幢和上塔碑》《宋高僧传》记载，元晓西行未果返回后，言行狂悖，疯颠唱街，有时入酒肆倡家。但他宣讲佛经，声名日著，曾著《华严经疏》宣讲，又曾应制作《金刚三昧经疏》，疏成开讲，“王臣道俗，云拥法堂”。另外还著有《大乘起信论疏》《涅磐经宗要》《十门和诤论》《金刚三昧经论》《无量寿经宗要》等。他创立的华严宗又叫海东宗、法性宗、芬皇宗〔2〕。义净到长安，在终南山师事智俨，与法藏同学，研习《华严宗》。回国后宣扬佛教，上引《三国遗事》卷4记载：“仪凤元年，湘归大伯山，奉朝旨创浮石寺，敷敞大乘，灵感颇著。”同书同条记载义湘收到法藏的信和书后，云：
湘乃令十刹传教，太伯山浮石寺、原州毗摩罗伽耶之海印、毗瑟之玉泉、金井梵鱼、南岳华严寺是也。又著《法界图》书印并略疏，括尽一乘枢要，千载龟镜竞所珍佩。余无撰述，尝鼎一脔足矣。图成总章元年戊辰，是年俨亦归寂，如孔氏之绝笔于获麟矣。世传湘乃金山宝盖之幻有也。徒弟悟真、智通、表训、真定、真藏、道融、良圆、相源、能仁、义寂等十大德领首，皆亚圣也，各有传。真尝处下柯山鹘嵓寺。每夜伸臂点浮石室灯。通著《锥洞记》，盖承亲训，故辞多诣妙训。曾住佛国寺，常往来天宫。湘住皇福寺时，与徒众绕塔，每步虚而上，不以阶升，故其塔不设梯磴。其徒离阶三尺，履空而旋。湘乃顾谓曰：“世人见此，必以为怪，不可以训世。”余如崔侯所撰本传。
在这段记载之后，还有作者的赞词，云：“披榛跨海冒烟尘，至相门开接瑞珍。采采杂花我故国，终南太伯一般春。”
这段记载概括了义湘传播佛学开宗立派的成就，其中不免有虚妄的传说，但若剔除迷信成分，其中也不乏真实史料是资考证，对我们了解韩国佛教华严宗的创立过程有重要的认识价值。日本学者作于明治三十五年九月之《校订三国遗事叙》论此书：
《三国遗事》，继金氏《史记》而作，收录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遗闻逸事者。高句丽忠烈王时僧一然所撰也。书凡五卷，分为九门，初无序跋，冠以三国年表。所记神异灵妙，专主崇佛弘法。论者谓荒诞不经，不足取信，然流风遗俗，往往散见于其中。矧州县都市、地势沿革，历然有征。苟欲讲三国旧事，采葑采韭(当为“菲”)，宁容遗之哉!〔3〕
关于义湘事迹的记载，也符合日本人之见解。
再看这封信的作者法藏，法藏跟义湘一样，都是东亚佛教发展史上屈指可数的顶尖高僧。据《续高僧传》，法藏字贤首，俗姓诸葛氏，苏州吴县人，自小出家。一说法藏先世为康居人，故俗姓康，号康藏法师，出生于长安。〔4〕法藏17岁小家，入终南山从智俨研习《华严经》，据说他曾入玄奘译场，但由于见识不同而不久退出。此事受到学者的质疑。〔5〕武则天如意元年(692年)，法藏奉制至东都大福先寺检校无尽藏。长安四年(704年)，又奉制于化度寺检校无尽藏，后为荐福寺大德。法藏是中土华严宗的创宗者，他的创宗活动完成于武则天执政时代。当他年28岁时，奉武氏之命在太原开讲《华严经》，后来武则天诏令实叉难陀重译《华严经》，法藏亦受命参与其事。
法藏非常受武则天赏识。圣历二年(699年)，法藏在洛阳佛授记寺讲新译《华严经》，当讲到“华藏世界品”时，堂宇震动，武氏下敕称贺，以为是“如来降迹”于武氏政权。法藏给武则天的讲授提纲，成《华严金师子章》。法藏前后讲新、旧译《华严经》30余遍，曾参与《华严经》《楞伽经》《宝积经》等佛典的译场证义，著作除《华严师子章》外，还有《华严探玄记》《华严经旨归》《华严策林》《华严五教章》《华严问答》《华严义海百门》《妄尽还源观》《游心法界记》《文义纲目》等。法藏所创华严宗，因他字贤首，故又称贤首宗。法藏弟子很多，其中高句丽僧审祥，传华严教义到日本，被视为日本华严宗的始祖。
法藏和义湘同受学于智俨，智俨是华严宗的先驱。他曾师从智正学《华严经》，著有《华严搜玄记》《华严一乘十玄门》《华严孔目章》等，阐述华严“六相义”“十玄门”等思想，勾画出了华严宗的说要理论框架。法藏在写给义湘的信中，表示了对于师从智俨的荣幸之感，他说：“夙世同因，今生同业，得于此报，俱沐大经，特蒙先师，授兹奥典”，便是对与义湘同窗经历的追述。对于佛教华严宗来说，智俨和法藏、义湘、审祥等可谓一枝三花，一花开放中土，两枝辉映海东。据法藏在此信中所说，他的《华严搜玄记》的写作动机乃是对智俨章疏所做的阐发：“但以和尚章疏义丰文简，致令后人多难趣人，是以录和尚微言妙旨，勒成义记。”和尚即指智俨。
法藏此信反映了唐时中国与新罗之间佛教交流的盛况。新罗僧入唐习法，乃当时一时风气。义湘是其中成就最高者之一，他学成归国后，促进了朝鲜半岛佛教的发展。尽管远隔茫茫大海，他与唐朝师长之间音问不断。从法藏信中我们知道，尽管义湘回国已20多年，而他们对彼此的情况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才有他对义湘成就的高度赞扬：“仰承上人归国之后，开演华严，宣扬法界，无碍缘起，重重帝纲，新新佛国，利益弘广，喜跃增深。”法藏著成《搜玄疏》(当即《华严搜玄记》)，不忘长途远送海外的同学进行交流。法藏的书和信是通过一位叫胜诠的新罗僧人送达的。胜诠也是一位在中国学成归国的入唐求法僧，法藏托胜诠赠送的书还有《一乘教分记》《起信论义记》《十二门论疏》等。如上引《三国遗事》，义湘很重视中国同窗同道们的这批成果，这些论著被传送十寺进行讲授。
从写作上看，法藏这封信写得很有文采，特别是感情真挚，其中有对多年不见的同窗的殷切思念，有对对方佛学成就的仰慕，有对老师的怀念和尊重，读起来颇为动人。《三国遗事》的作者称之为“诚恳”，意即情真意切。义湘于咸亨元年(670年)回国，这封信写在20余年后，其写作时间当在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和久视元年(700年)之间。
〔1〕韩国明文堂刊本《三国遗事》卷4，1993年，第153-154页。以下所引此书内容均出此书，其中文字校注依据韩国明治大学校出版部刊印李载浩译本，1975年。
〔2〕参杜继文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68页。
〔3〕《三国遗事》卷首引，明文堂，1993年，第1页。
〔4〕〔新罗〕崔政远：《法藏和尚传》。见日本《大正大藏经》卷50，又参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二)，知识出版社社，1982年，第175-177页。
〔5〕吕澂：《中国佛源流略讲》，中华书记，1979年，第3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