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丝绸之路新疆段伊斯兰建筑衍变
三、维吾尔古代民居
(一)塔里木盆地民居渊源
丝绸之路新疆段民居建筑因受地理环境和气候影响,形成了南部、北部和东北部(吐哈盆地)各有特色的住居。塔里木盆地周缘人造物对环境的依赖性很强,草原与农耕文化相融合的中亚东部一直对聚居较为敏感。靠近天山和昆仑山及帕米尔山的居民至今还以牧业为主,但沿着塔里木河两岸的小绿洲具有典型农业的特征。从公元前700年迁移至塔里木盆地的居民,仿照草原文化聚居特征,早期民居带有草原穹窿形式,而古代高昌地区用土坯砌墙和开凿窑洞来修建民宅。《梁书·高昌传》称:“其地高燥。筑土为城,架木为屋,土覆其上。”①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和北缘的世俗建筑都为“回”字形平面屋顶结构,我们从尼雅遗址民居延续到喀什阿以旺(图5.19)、米玛哈那民居做法时不难发现塔里木盆地民居建筑的传承特征。关于尼雅遗址与阿以旺民居之间的渊源关系,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对其进行了比较,认为“有一个小房间与大房间连在一起,尺寸为8.5m×8.5m,三面有突起的平台,很像新疆近代民居中的客厅,保存有八根柱子,支撑着突起的屋顶部分。为通光透气之用,和维吾尔族民居大客厅一样。其他小房屋居室的布局和营建方法,我已经住过的民居极为相近”[69]。关于宗教意识形态对民居的影响,穆洪州认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伊斯兰教对民居的影响仅表现在文化心理方面的建筑装饰上,对原来的平面布局,结构方案,建筑工艺和建筑材料使用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变化”[70]。
塔里木盆地民居建筑历史久远,如在喀什、库车、和田、伊犁等地至今还在使用阿以旺式民居。在吐鲁番、哈密产生的米玛哈纳式民居与阿以旺式民居布局有所不同。从建筑特征分析,它的渊源来自于高昌原始洞窟式建筑。柏孜克里克石窟11号窟(格林威德尔起的名)中有一幅长条形壁画,在壁画中有一座民居图案,是一座在山边建的民居,由围墙、大门、平屋顶房间和外廊组成,并设有三座窗户。大院周边还有山和树林,是一座典型的高昌民居(图5.20)②。这是至今在高昌壁画发现的唯一的民居图案,为研究高昌民居提供了重要线索。格林威德尔对11号窟的描述为“所在壁画的这洞窟是拱顶式洞窟,中间进行隔断后进行改造,同一个窟,在此壁画旁边有个正在行驶的驼队,有着12位留胡子的男人,双手合十向前前进”[71]。壁画内容中人物或穹窿顶洞窟等的表述都能够说明柏孜克里克石窟11号窟的年代为公元10世纪以前,由回鹘人建造。纵券顶洞窟形式与现在的吐鲁番盆地乃至南北疆地区的米玛哈那民居极为相同。这样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塔里木盆地民居建筑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穹窿、“回”字形平面平屋顶(原始阿以旺)、拱顶式房屋等过程(附录七)。“塔里木盆地众多宗教推动了当地居民建筑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建筑文化体系。它们对塔里木盆地建筑文化的影响都具有地域性。其影响不能很明显,大部分影响以文化积淀的方式存留在维吾尔族建筑文化之中。”[72]。
高昌是我国西部最晚接受伊斯兰教的区域,其伊斯兰教建筑比起喀什一带相对单调、朴素,主要原因为该地区文化转型后直接延用非伊斯兰时期的图案,建筑形式等。还有一个原因,即于公元16世纪后期,塔里木盆地和卓叛乱、社会经济势力脆弱、社会环境的不稳定形成了民族的内向心理,社会经济倒退进而影响到建筑的布局,对于佛教文化底蕴极为丰富的高昌地区,居民没有精力修建大型清真寺或麻扎,上层也无力支持致使伊斯兰建筑在该地区并没有形成规模,如塔哈盆地进行伊斯兰化的黑孜尔和卓墓仅是几间土坯建筑。总之,米玛哈那式民居来自于交河、高昌故城内的古代民居,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改进而已。原有的生土、土坯、拱券、地面砖等建筑材料和建筑做法直接搬到高昌民居建筑中并延续至今。壁画中植物图案和几何图案直接或改进后运用于民居装修或室外雕刻,如莲花纹、连珠纹、“卍”字纹、石窟佛龛、忍冬纹等。佛龛在民居内的处理结果为其深度或宽度有所变化,龛边镶贴各种花纹,更加复杂和丰满,并起名为“米合拉普”或“乌由克”,继续作器具、书籍或其他之用。
① 《梁书·诸夷传》第811页。
② 格林威德尔称之为“大型庙宇(或城市)。
丝绸之路新疆段建筑研究/乌布里·买买提艾力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