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西域屯垦开发与社会生活研究

 

    第二节 唐代文学中的西域乐舞艺术
　　 海纳百川的胸襟与兼容并蓄的文化措施促进了唐代文化艺术的全面发展与繁荣，统一的唐朝有利于西域与中原的交流。西域歌舞的传播流行不仅给唐文学注入新的活力，促成了唐十部乐①的形成，而且西域乐舞、乐器、乐师遍布朝野，备受唐人的喜爱，成为唐代艺术和民间娱乐生活中一道靓丽的风景。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有关西域乐舞的内容成为许多文人创作的重要素材，诗词歌舞相得益彰，相映生辉。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笔者拟从文学角度考察西域乐舞，试图揭示唐文学发展繁荣的外部原因以及诗、乐、舞之间的相互联系，以进一步阐释西域文化的魅力。
　　 一、西域乐舞出现于唐文学的原因
　　 唐代国力强盛、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造就了辉煌灿烂的唐文化，唐代也成为乐舞艺术的黄金时期。上至天子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表现出对乐舞艺术的喜爱。
　　 (一)乐舞文化繁荣的社会基础
　　 繁荣、稳定的社会条件为唐代文化的空前发展提供了外在条件。唐代统治者汲取隋亡教训，采取合理的政治、经济措施以安定社会，实施比较开明和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与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同时，为唐文化增添了刚劲、豪爽、热烈、活泼的多民族色彩。正是由于这种“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精神，才开创了历史上两个少有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家强盛、疆域广阔，使人民眼界更加开阔，生活内容更加丰富，有更多时间进行娱乐并且出现娱乐方式的多样化，这才使得唐人能创造出唐乐舞诗中的名篇佳句，在千载之后的今天，仍然拥有独特的风姿和隽永的艺术魅力，由此可见开明的政治经济政策和开放的文化政策是西域乐舞出现于唐文学中的前提条件。
　　 (二)开放的文化政策和浓郁的艺术氛围
　　 唐代帝王大臣中有许多都精通音律和擅长乐舞，尤其是西域乐舞。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唐玄宗李隆基，他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才子，会作曲还会演奏音乐，善于胡琴、琵琶、玉笛，尤其擅长羯鼓，被后人称为“羯鼓祖师爷”，还经常提倡并鼓励皇室贵族爱好音乐歌舞。上有好者，下必甚之。统治者个人对音乐舞蹈的偏爱以及因其特殊的身份地位而导致对当时整个社会的熏陶与影响，并促使盛唐乐舞走向巅峰。
　　 在特殊的艺术氛围中，官方建立了规模庞大的乐舞机构。“玄宗开元二年(714)设置教坊五所：宫廷里的内教坊，长安两所外教坊，洛阳两所外教坊。管理教坊的官吏，称为‘教坊使’。此外，宫廷里还有‘别教院’，即‘梨园’、‘宜春院’和‘小部’……”②乐舞机构一方面进行艺术创作与表演活动，另一方面为宫廷培养乐舞艺术人才。《霓裳羽衣》和《秦王破阵》都是在西域乐舞的影响下加工发展而成的。可以看出由官方出面组织进行的大规模集体创作，积累了多种重要的音乐歌舞节目。此外还有一大批掌握了超凡艺术才能的西域乐工、舞伎、歌手在教坊、梨园供职。唐代载入史籍的著名西域音乐家有龟兹音乐家白明达和苏袛婆、疏勒琵琶高手裴神符等。乐舞机构规模庞大、人数众多，大大促进了唐代乐舞的繁荣。
　　 (三)乐舞诗创作动力
　　 由于受立德、立功、立言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建功立业与参政意识，士人把人生价值的实现定位在政治价值的实现上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唐代虽有科举取士制度，但从仕人数很少。很多人把到西域从军远征、立功边塞作为建功立业、加官晋爵的途径。统治者好大喜功，边疆战士们便投其所好，不时将边地的歌舞献给朝廷，从而丰富了唐诗的内容。盛唐著名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这样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③葡萄、美酒和夜光杯均来自西域，诗中描写了茫茫沙场和胡风酒筵，表现了战士对待战争与娱乐、生与死的观念，同时也表达了唐人的豪迈和豪放。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因遭遇贬谪而感激愤悱，发出不平之鸣，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源泉。所谓大凡“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④生活的坎坷、政坛生涯的暗淡成为贬官文人创作的绝好素材。被贬之后，由于不需再迎合朝廷之意，不再受思维定式和艺术教条的约束，他们自然把主要精力放到写作上，因此他们感自己所感，言自己所言，作品中流露出大量贬谪后的情怀。
　　 ① 一曰燕乐，二曰清商，三曰西凉，四曰天竺，五曰高丽，六曰龟兹，七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国，而总谓之燕乐。
　　 ② 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③ 王翰：《凉州词》，《全唐诗》(增订本)卷一五六，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09页。
　　 ④《柳宗元集》卷二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