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隋書·裴矩傳》稱：“煬帝卽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轉民部侍郎，未視事，遷黃門侍郎。”此則記載表明裴矩奏上《西域圖記》在營建東都之後，遷黃門侍郎之前。
　　據《隋書·煬帝紀上》，“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賜監督者各有差”。由此可見，裴矩撰《西域圖記》的時間上限為大業二年(606年)正月。
　　又，《資治通鑒·隋紀四》載：“[大業二年]秋，七月，庚申，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雖有闕員，留而不補。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別敕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驍衛大將軍張瑾、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黃門侍郎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旣然大業二年七月，裴矩已任黃門侍郎，《西域圖志》應完成於大業二年七月之前。[1]
　　《西域圖志》本身也提供了判斷成書時間的證據。蓋據《元和郡縣圖記·隴右道下·瓜州》，“大業三年改瓜州為敦煌郡”，而裴矩《西域圖記》仍稱敦煌郡為“瓜州”。證據見於《史記正義》(卷一二三)所引《西域[圖]記》佚文：
　　[鹽澤]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畜卽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閒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魑魅魍魎也。
　　知《西域圖記》完成於大業三年改敦煌郡為瓜州之前。這與據裴矩行跡推測的《西域圖記》撰寫年代正可互證。
　　二
　　《隋書·裴矩傳》所載《西域圖記》序稱：“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屡經征戰。後漢之世，频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幷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秋音殊，事难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減，僅有十存。自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這是裴矩自述撰寫是書的動機：當時中原對西域的瞭解十分膚淺。这不僅是時勢變遷的緣故，還有種族、語言等多方面的原因。
　　客觀上，裴矩撰述《西域圖記》的條件業已具備。一方面，隋統一後，經營西域提上了議事日程。卽《西域圖記》序所說：“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另一方面，正如“《西域圖記》序”所指，其時雖“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但頗有“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這就是說，西域人也嚮往着加强與中原的聯繫和交往。[2]於是，裴矩得“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胡人”，獲致足夠的信息。
　　事實上，《隋書·裴矩傳》稱：書奏，“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幷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這和《西域圖記》序“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崐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云云，是一致的。可以說，煬帝於大業五年親征吐谷渾與裴矩獻書有密切關係。故《隋書·西域傳》称“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當然，如《隋書·裴矩傳》所述，煬帝西巡，不過“次燕支山”，未抵玉門關(隋時在今甘肅安西雙塔堡附近)。“親出玉門關”云云，不過誇飾之辭。
　　在某種意義上，《西域圖記》正是時代的産物，其中有關東西交通路線的記載，也難免打上時代的烙印。
　　三
　　在《西域圖記》序中，裴矩自述：“《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為傳，戶民數十，卽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這段話對於今天研究《西域圖記》所述敦煌至西海的“三道”有如下意義：
　　1.《西域圖記》所載諸國，包括“三道”所列，多為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所至者。
　　2．《西域圖記》所載諸國，包括“三道”所列，皆“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卽因通“西海”而得貿易之利者。
　　3．《西域圖記》所載諸國，包括“三道”所列，“皆餘千户”者，“山居之屬”多有不載。
　　由此可見，裴矩《西域圖記》序所列“三道”諸國必然比較疏略，旣有異於前史所載，亦與朝隋諸國並不一致。
　　四
　　《西域圖記》序稱：“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3]，突厥可汗庭，度[4]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以下略考“北道”所經諸地。
　　1．伊吾：首見《後漢書·西域傳》，作“伊吾盧”，在今哈密附近。
　　據《隋書·煬帝紀上》，大業五年(609年)四月，伊吾首次遣使朝隋。這可能和裴矩的招徠有關。而在此之前，亦卽裴矩編撰《西域圖記》之際，伊吾商人可能已經和包括裴矩在內的隋朝官吏有所接觸。不難想象，《西域圖記》，特別是其中有關“北道”的資料有得自伊吾商人者。
　　伊吾至敦煌，據《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伊州》，“正南微東至沙州(敦煌)七百里”。
　　2．蒲類海：首見《漢書·匈奴傳上》，作“蒲類澤”，卽今巴里坤淖爾。
　　伊吾至蒲類海，據《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卷四〇)，伊州納職縣“東北至州一百二十里”。納職縣北一百四十里有俱密山，而蒲類海在山北二十里。
　　3．鐵勒部：據《隋書·鐵勒傳》，鐵勒“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鳥讙、紇骨、也咥、於尼讙等，勝兵可二萬”。此處所謂“鐵勒部”卽位於“伊吾以西，焉耆之北”者。
　　《隋書·鐵勒傳》又載：各地的鐵勒“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晉王廣北征，納啟民，大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為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咥，為小可汗。處羅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甚得眾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由此可知，鐵勒一度成功反叛突厥，最早在大業元年(605年)控制了西域東部地區，這些地區也因之歸附鐵勒。
　　《隋書·西域傳》“高昌條”載：“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赤石山，吐魯番盆地北缘的小山脈，或卽Fire Mountains。[5]貪汗山，指Bogdo Ola。一說“貪汗”應作“貪汙”，“貪汙”乃突厥语Tulga(兜鍪)之對譯。[6]這就是說，《西域圖記》所見“鐵勒部”在食汗山卽今Bogdo Ola北，具體而言很可能在唐代庭州所在地。
　　據《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庭州》，庭州“東南至伊州九百七十里”。
　　4．突厥可汗庭：據《隋書·西突厥傳》，“處羅可汗居無恒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娑”。《新唐書·西突厥傳》稱：唐高宗顯慶二年(657年)，“蘇定方擊[阿史那]賀魯別帳鼠尼施于鷹娑川”。此處所謂“突厥可汗庭”卽位於應娑或鷹娑川，卽大裕勒都斯河谷。該處也是達度可汗、射匱可汗的基地。[7]
　　《舊唐書·突厥傳下》載：“西突厥本與北突厥同祖。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為二。其國卽鳥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在長安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一说此处“南庭”卽在大裕勒都斯河谷。[8]果然，結合《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庭州》關於庭州“西南至焉耆鎮一千一百里”的記載，《西域圖記》所載“鐵勒部”至“突厥可汗庭”間的里數可約略推知。
　　5.北流河水：由於裴矩沒有留下河水的名稱，引起許多猜測。一說“北流河水”應指錫爾河，另說應指楚河上游諸水。[9]今案：自上述“突厥可汗庭”西去，須橫渡多絛自南向北的河流，無從一一確指，衹能籠統稱之為“北流河水”。亦《西域圖記》序所謂“不可憑虛，是以致闕”之類。
　　6.拂菻國：應卽《梁書·西北諸戎傳》所見“汎慄國”，指拜占庭。
　　自上述“突厥可汗庭”赴拜占庭，取道或接近於Menandros《希臘史(殘卷)》所記、568年(Justinus II在位第四年)拜占庭使臣Zemarchos自突厥王庭西歸時所取道。[1O]
　　7.西海：最早見於《史記·大宛列傳》，乃條枝卽塞琉古敍利亞王國所臨地中海。《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載大秦國所臨西海，亦指地中海。前者所謂“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乃指條枝和大秦隔地中海相望。
　　在隋唐人心目中，大秦乃拂蘇之前身，故拂蘇所臨“西海”，似亦指地中海，故《舊唐書·西戎傳》載：“拂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
　　案：“北道”經由的地點過於簡略，且模糊不清，說明裴矩所諮詢的對象於此道走向知之不多，很可能都是些往來“中道”或“南道”的商人。
　　五
　　《西域圖記》序稱：“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以下略考“中道”所經諸地。
　　1.高昌，其前身卽《漢書·西域傳下》所見高昌壁，故址在今高昌古城。
　　《隋書·西域傳》載：高昌“去敦煌十三日行”。“十三日行”，卽1300里，蓋以馬行一日百里計。前引見諸《史記正義》(卷一二三)的裴矩《西域[圖]記》佚文[11]可與此參證。
　　2.焉耆，首見《漢書·西域傳》，係所傳“西域北道”諸國之一。王治故址可能在今博格達沁古城(卽四十里城，今焉耆縣治西南一二公里)。
　　《隋書·西域傳》載：焉耆“東去高昌九百里”。
　　3.龜茲：首見《漢書·西域傳》，係所傳“西域北道”諸國之一。王治故址位於今庫車縣治東郊的皮郎古城。
　　《隋書·西域傳》載：焉耆國“西去龜茲九百里”。
　　4.疏勒：首見《漢書·西域傳》，係所傳“西域北道”諸國之一。王治故址在今喀什附近。
　　《隋書·西域傳》載：龜茲“西去疏勒千五百里”。
　　5.葱嶺，首見《漢書·西域傳》，指今帕米爾高原。
　　《隋書·西域傳》城：疏勒“南有黃河，西帶葱嶺”。
　　6.鏺汗：其前身卽《漢書·西域傳》所見大宛國。[12]按之鏺汗去蘇對沙那和石國之里距(“西北去石國五百里”)，該國王治似應位於今Kāsān。[13]
　　《隋書·西域傳》載：疏勒“西去鏺汗國千里”。
　　7．蘇對沙那國：其前身可能就是《史記·大宛列傳》所載貳師城。王治故址位於今Ura-tupa。[14]
　　《隋書·西域傳》載：鏺汗“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
　　8.康國：卽《魏書·西域傳》所見悉萬斤國。王治故址位於今撒馬爾罕附近。
　　《新唐書·西域傳下》載：東曹國(卽蘇對沙那)西至康國“四百里許”。
　　9．曹國：一般認為應卽撒馬爾罕西北的Istīkhan(澤拉夫善河的支流Ak-darya沿岸、Katta Kurgan和Cilak之間)。[15]
　　《隋書·西域傳》載：曹國“東南去康國百里”。
　　10.何國：王治故址當在Kashania。
　　《隋書·西域傳》載：曹國“西去何國百五十里”。
　　11.小安國：王治故址位於那密水之北。
　　《隋書·西域傳》載：何國“西去小安國三百里”。
　　12.大安國：一般認為王治故址位於今布哈拉(Buchārā)。
　　《新唐書·西域傳下》載：“東安，或曰小[安]國，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陽……西南至大安四百里。”
　　案：小安國在大安國之東北，故中道先至小安國，後至大安國。《隋書·西域傳》原文稱“大、小安國”，不過是習慣使然，與方位無關。
　　13.穆國：王治故址一說位於今Cardjui。[16]
　　《隋書·西域傳》載：穆國“東北去安國五百里”。
　　14.波斯：指薩珊波斯。時都蘇蔺城，故址位於今巴格達之南。
　　《隋書·西域傳》載：穆國“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
　　15.西海：此處亦指地中海。
　　《隋書·西域傳》載：波斯國“西去海數百里”。“海”則可能指波斯灣。
　　案：《西域圖記》所謂“中道”，其實便是《漢書·西域傳上》所見“西域北道”。據載：“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其中，車師前王廷卽交河城，故址在今吐魯番縣西雅爾湖(Yār-Khoto，亦作雅爾和圖或招哈和屯)，康居王治在錫爾河北岸，奄蔡遊牧於鹹海以北。
　　六
　　《西域圖記》序稱：“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以下略考“南道”所經諸地：
　　1．鄯善：首見《漢書·西域傳》，係所傳“西域南道”諸國之一，其前身卽《史記·大宛列傳》所見樓蘭國。王治故址最可能的位置在羅布泊西南今若羌縣治附近之且爾乞都克(Quarklik)古城。[17]
　　據《隋書·地理志上》，“鄯善郡：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置在鄯善城，卽古樓蘭城也。幷置且末、西海、河源，總四郡”。一說此時所置鄯善郡，所治當在伊循城，卽今Quarklik。[18]案：伊循城，首見《漢書·西域傳》，一般認為故址應在今新疆婼羌縣東米蘭(Miran)附近。
　　《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沙州》載：沙州(敦煌)“西至石城鎮一千五百里”。《新唐書·地理志七下》：“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
　　2．于闐：首見《漢書·西域傳》，係所傳“西域南道”諸國之一，王治故址位於今和闐附近。
　　《隋書·西域傳》載：于闐國“東去鄯善千五百里”。
　　3．朱俱波：首見《魏書·西域傳》，作“悉居半”，王治故址位於今葉城(Karghalik)之西Asgan-sal河谷。[19]
　　《隋書·西域傳》載：于闐國“西去朱俱波千里”。
　　4．喝槃陀：首見《魏書·西域傳》，作“渴槃陁”，王治故址位於今塔什庫爾干(Tashkurghān)。
　　《隋書·西域傳》不載喝槃陀去朱俱波里數。衹能依據漢代記載約略推知：《漢書·西域傳上》載：蒲犂(喝槃陀前身)，[20]“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又載子合(朱俱波前身)[21]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則兩地似乎相去350里。
　　5．葱嶺：指今喀喇昆侖山。自Mintaka Pass或Kirik Pass可以至護密。
　　6．護密：卽《魏書·西域傳》所見伽倍或鉢和，其前身應卽《漢書·西域傳上》所見大夏國五翖侯之一休密翖侯，治所故址位於今Khandūd。
　　《隋書·西域傳》不載護密去喝槃陀里數。衹能依據唐代記載略闚其間經由與里數。《大唐西域記》卷一二載：達摩悉鐵帝(卽護密)“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自此川中東南，登山履險，路無人里，唯多冰雪。行五百餘里，至朅盤陁國”。
　　7．吐火羅：其前身應卽《漢書·西域傳》所見大夏國(Tokhāristān)。此處僅指今Kunduz北方的Qal'a-ye Zāl地區，亦卽見諸阿拉伯地理書的Warwālīz。[22]
　　《隋書·西域傳》不載護密至吐火羅里程。衹能依據唐代記載略闚其間經由與里數。《大唐西域記》卷一二載：玄奘自活國(Qal'a-ye Zāl)“東行百餘里，至瞢健國”。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載：玄奘“自瞢健復東行入山三百餘里，至呬摩呾羅國。……自此復東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從此又東南山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有東南履危躡嶮，行三百餘里，至屈浪拏國。從此又東北山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護密也)”。
　　8．挹怛：挹怛原遊牧於塞北，西遷後以吐火羅斯坦為統治中心，王治位於Balk，附近。[23]在《西域圖記》描述的時代，挹怛政權已為突厥、波斯聯盟所破，挹怛餘衆散居吐火羅斯坦各地，故《隋書·西域傳》稱吐火羅國“與挹怛雜居”。
　　《隋書·西域傳》載：吐火羅國“南去漕國千七百里”，而挹怛“南去漕國千五百里”。由此可以推知挹怛(Balkh)去吐火羅(Qal'a-ye Zāl)約200里。蓋《隋書·西域傳》與《西域圖記》所謂“吐火羅國”地望相同。
　　9．忛延(Bamiyan)：位於今阿富汗喀布爾西巴米揚城。
　　《隋書·西域傳》載：挹怛“南去漕國千五百里”。結合同傳關於漕國去帆延里數，可以推知忛延去挹怛800里。
　　又，據《大唐西域記》卷一，“從縛喝國南行百餘里，至揭職國”，又載，自揭職國“東南入大雪山……行六百餘里，出覩貨邏國境，至梵衍那國”。梵衍那國卽忛延。“出覩貨邏國境”卽進入北天竺。
　　10．漕國：應卽《大唐西域記》所見迦畢試(Kapisī)。[24]地在今阿富汗Begram。
　　《隋書·西域傳》載：漕國“北去帆延七百里”。
　　案：《西域圖記》以上所載“南道”路線，可與《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所載玄奘路線參證：據後者所記，玄奘“出鐵門至覩貨羅國。自此数百里渡縛芻河，至活國( Warwālīz)”，經活國至淤縛喝後，復“自縛喝(Bāχтī)南行，與慧性法師相隨入揭職國(Karcik)。東南入大雪山，行六百餘里，出覩貨羅境，入梵衍那國(Bamiyan)”。其中，“活國”卽“吐火羅”，“縛喝”卽“挹怛”，“梵衍那國”卽“忛延”。又據《續高僧傳》卷二，達摩笈多自迦臂施國啟程後，“踰雪山，西足薄佉羅國(Balkh)、波多叉拏國(Badakhshān)、達摩悉鬚多國”。[25]迦臂施國卽漕國，薄佉羅國應卽挹怛，“達摩悉鬚多國”卽“護密”。由此可見，裴矩所載“南道”西端之經由，卽Warwālīz – Balkh – Bamiyan - Kāpisī，乃當時之正途。
　　11．北婆羅門：指北天竺。
　　案：漕國以遠，裴矩沒有得到具體情報，衹能籠統稱之為“北婆羅門國”。蓋“幽荒遠地，卒訪難曉”故。
　　12.西海：在作者心目中，南道的“西海”與北道、中道之“西海”應是同一個海。
　　漕國以遠，裴矩不得其詳而知，僅憑傳聞知可通“西海”。事實上，自北天竺西行，亦可抵達地中海。
　　案：《大唐西域記》卷一一：“蘇剌佗國(Surāstra)，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今Junāgadh)周三十餘里。……國當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興販為業，貿遷有無。”“西海”亦指阿托伯海。“資海之利”云云，亦可與裴矩的記載參證。
　　七
　　《西域圖記》序稱：三道“發自敦煌，至于西海”，似乎暗示、或者說在裴矩心目中“三道”之終點——“西海”指的是同一個海。[26]前文所引“利盡西海”云云，也表明了這一點。
　　《西域圖記》序又稱：“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27]，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其中，女国，應卽《大唐西域記》卷四所見蘇伐剌瞿呾羅國(Suvarnagotra)，位於今喜馬拉雅山以北、于闐以南、拉達克(Ladakh)以東。[28]
　　《隋書·西域傳》稱：“女國在葱嶺之南……，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绝。”這可能是这里提及女国的原因。據同傳，于闐國“南去女國三千里”。
　　又，婆羅門國，此處似泛指天竺。《舊唐書·西戎傳》稱：“隋煬帝時，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為恨。”[29]這可能是這裏提及婆羅門國的原因。“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云云，意思是說，“三道”沿途諸國亦自有路可通往其他各國。例如，自“南道”的于闐和北婆羅門國，可以分別通往女國和天竺各國。
　　《西域圖記》序又稱：“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所謂“西域之門戶”，嚴格說來乃指中原王朝經營西域之門戶。以下略作詮釋：
　　l.伊吾：據《後漢書·班超傳》：水平十六年(73年)，班超將兵別擊伊吾。至遲在这一年，伊吾登上歷史舞臺，成為西域之門戶。東漢用兵伊吾乃打擊匈奴之需要，伊吾道開闢，則是伊吾屯田的結果。[30]
　　2．高昌：《後漢書·西域傳》：“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案：最晚到平帝卽位，西漢戊己校尉的治所從交河壁遷至高昌壁，此後直至《西域圖記》描述的時代，高昌一直是東西交通的樞紐，亦卽西域門戶之一。
　　據《魏略·西戎傳》，“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已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此處所謂“新道”，主要經由和《漢書·西域傳上》所載“西域北道”無異。“新道”之“新”僅在於銜接玉門關與“北道”的一段路線。因此，不妨認為遲至《魏略·西戎傳》描述的年代，“西域北道”的起點已由車師前王廷卽交河城變成高昌。
　　3．鄯善：該處成為經營西域之門戶早於高昌、伊吾。蓋西漢初經營西域，一度僅“南道”可通，直至宣帝地節二年(前68年)所置西域都護尚衹能“獨護南道”(《漢書·西域傳上》)，蓋“北道”匈奴勢盛故。[31]
　　■注釋
　　[1]內田吟風“隋裴矩撰《西域圖記》遺文纂考”，《藤原弘道先生古稀記念史學佛教學論集》，內外印刷株式會社，1973年，pp．115-128。
　　[2]余太山“隋與西域諸國關係述考”，《文史》第69輯(2004年)，pp．49-57。
　　[3]中華書局標點本作“經蒲類海鐵勒部”，似未安。
　　[4]“度”，《新唐書·裴矩傳》作“亂”。《尚書·禹貢》：“入于渭，亂于河。”《爾雅·釋水》：“正絕流曰亂。”
　　[5]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增補版)，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0年，p．212。
　　[6]注5所引松田夀男書，pp．235-236。
　　[7]注5所引松田夀男書，pp．248-291。
　　[8]注5所引松田壽男書，p．270。
　　[9]芮傳明“《西域圖記》中的北道考”，《蘇州鐵道師範學院學報》1986年第3期，pp．48-55。
　　[10]詳見白鳥庫吉“拂菻問题の新解釋”，《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第7卷)，東京：岩波，1971年，pp．403-595，esp．464-471，以及內滕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8年，pp．374-395。Zemarchos事蹟见R．C．Blockley，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Text，Translation，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Published by Francis Cairns Ltd.，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Redwood Burn Lid. Trowbridge， Wiltshire，1985, pp．117-127.
　　[11]《太平寰宇記·隴右道七·西州》：“柳中路。裴矩《西域[圖]記》云：自高昌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乏水草，人難行，四面茫茫，道路不可準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駞馬糞為標驗。以知道路。若大雪卽不得行。兼有魑魅。以是商賈往來多取伊吾路。”案：本文所引《西域圖記》佚文均見注1所引內田吟風文，pp．115-128。
　　[12]《史記正義》引《西域圖記》云：“鉢汗，古渠搜也。”又，《通典·邊防八·西戎四》“大宛條”注引《西域圖記》云：“其馬，騮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唯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類似引文亦見《太平御覽》卷七九三等。
　　[13]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pp．72-77。
　　[14]《通典·邊防八·西戎四》“大宛條”注引《西域圖記》云：蘇對沙那國“王姓蘇包匿，字底失槃陁，積代承襲不絕”。
　　[15]藤田豐八《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箋證》，北京，1910年，p．69；水谷真成譯注《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22，東京；平凡社，1975年，pp．26-28。
　　[16]J．Marquart，Erānsahr nach der Geographie des Ps．Moses Xorenaci. Berlin，1901，pp．310-311.沙畹《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中華書局，1958年，p．254。
　　[17]注13所引余太山書，pp．228-241。孟凡人“論鄯善國都的方位”，《亞洲文明》第2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pp．94-115。
　　[18]藤田豊八“扜泥城と伊循城”，《東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東京：荻原星文館，1943年，pp．253-263。
　　[19]松田寿男“ィラン南道論”，《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1975年，pp．217-251。
　　[20]注19所引松田壽男文。
　　[21]《新唐書·西域傳上》：朱俱波，“漢子合國也”。
　　[22]桑山正進“トハ一リスタ一ンのェフタル·テユルクとその城邑”，《カ一ピシ一=ガンダ一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年，pp．399-411：另請參看同書，pp．438-442。
　　[23]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pp．180-210。
　　[24]注22所引桑山正進書，pp．165-177，297-308。
　　[25]《大正新脩大藏經》T50，No．2060，p．435。
　　[26]例如：注10所引白鳥庫吉文，esp．461-463，以爲北、中、南三道終點分別指地中海、波斯灣和印度洋。
　　[27]“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按照傳文，似應讀作“其東女國、[其]南婆羅門國”。若按中華書局本標點本，則兩圆名應為“東女國”和“南婆羅門國”；似未安。
　　[28]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pp．408-409；周偉洲“蘇毗與女國”，《大陸雜誌》第92卷第4期(1996年)，pp．1-11。
　　[29]《新唐書·西域傳上》作：“隋煬帝時，遣裴矩通西域諸國，獨天竺、拂菻不至爲恨。”
　　[30]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pp．69-71。
　　[31]參看注29所引余太山書，pp．29-32，23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