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兰 广西北海市文物管理所所长、馆员)
　　(梁旭达 广西文物工作队副研究馆员)
　　摘要：合浦港曾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上交通和进行商贸活动的主要港口之一。本文拟就合浦考古发掘资料和有关文献记载，论述关于汉合浦港口的设立及合浦地区的经济繁荣、与海外贸易活动有关的汉代出土文物、汉代合浦港口具体位置等问题。
　　关健词：汉代合浦港；出土文物；具体位置
　　合浦，位于广西南部，面临北部湾海域。从汉代起，合浦港曾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上交通和进行商贸活动的主要港口之一。由于合浦港在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和商贸活动中一度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对汉代合浦港的研究也是不少专家、学者关注的学术问题。本文拟就合浦考古发掘资料和有关的文献记载，对汉代合浦港及有关的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学术界。
　　一、合浦港口的设立和合浦地区的经济繁荣
　　记述合浦港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历史文献始见于《汉书·地理志》，其文曰：“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约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是史籍中关于中国官方商船从中国南部港口至东南亚、南亚国家进行商贸活动和海上航路的最早记载，也是最重要的史料。从文献记载看，当时的港口有日南障塞、徐闻、合浦等三处，日南障塞在今越南境内，汉代为交趾郡所辖，可以认为上述港口都应是当时官方海上贸易的始发港。因此，合浦港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汉代中央政权选择合浦港作为海外商贸的始发港呢?或者说合浦港为什么能够形成、发展和兴旺呢?要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考察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以及合浦港所处的地理位置等因素。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平定六国，统一中原后，又发兵平定岭南，于其地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1]。合浦属象郡之地。秦末，当时戍守岭南的秦尉赵佗割据三郡，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其时，合浦属南越国管辖。元鼎六年冬，汉武帝出兵平定南越国，在原三郡地的基楚上，分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朱崖九郡。并置交趾刺史部，总领各郡。合浦郡辖五县，即徐闻(今广东徐闻县)、高凉(今广东茂名、电白一带)、合浦(今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玉林市等)、临允(今广东新兴县)、朱卢(今海南岛琼山县境)[2]。可见合浦在南越国时期，非西汉中央政权所直接管理和控制，亦只有在汉武帝平定南越国，设置合浦郡之后，中央政权才便于在合浦设置进行海外贸易的港口。由于《汉书·地理志》没有合浦作为官方海外贸易商船的始航时间的记载，故有学者认为最早出航时间为公元前111年[3]。但从常理推断，汉中央政权很难在平定南越国的当年就能迅速完成官方海外贸易始航的策划，估计首航时间应在公元前110年之后，或者稍迟。
　　早在先秦以来，合浦地区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如在合浦等地曾发现印纹硬陶，这是一种很有特征的文化遗物，这种陶器的火候、硬度、质地及纹饰，都不同于新石器时代的夹砂绳纹粗陶，通常被认为是与青铜文化共存，年代约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4]。据广东考古人员20世纪50～60年代的调查，合浦青水江西岸的遗址中，还发现了一块青铜器残片。另外，在浦北发现一种具有地方色彩的青铜羊角钮钟，其形状像半截橄榄，上小下大，中空，底平直，顶部有竖方形透穿孔，顶端有两片羊角形纽。贵县罗泊湾西汉初期墓和西林普驮屯西汉前期墓仍有这类铜钟作随葬。浦北官垌大岭脚出土的羊角钮钟下部都有一周菱形雷纹；从其纹饰看，应是战国时代时代遗物[5]。据目前考古发现，合浦汉墓群以西汉中晚期的墓葬占大多数，但也曾发现过一些西汉早期墓。虽然发现不多，但也反应了经过秦时的开拓、南越国赵佗的经营，随着中原地区的移民及先进文化、生产技术的传入，合浦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为汉武帝设郡及选择合浦港作为海外商贸的港口奠定了基础。
　　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而言，合浦濒临北部湾，有南流江穿境内而入海，其地势北高南低，是一个具有水深、避风、便于船只停泊、有利于物资装卸、集散的天然良港。即使从今天南流江入海口的乾体港的平面位置看，其东南面有高大的丘陵山地凸伸于北部湾海域中(即今北海冠头岭和北海市市区)，形成半月型的天然屏障，有效地阻挡强烈的海浪，使停泊于港口的船只避免受风浪的袭击。合浦境内有以南流江为干流构成的交织水网，水路交通发达，便于舟楫。南流江全长250公里，两岸土地肥沃，是良好的农业区。当时主要有三条通道可集散来自中原内地、云贵高原的货物或来自海外输入货物：①湘漓水道。自秦始皇开凿灵渠后，此道则成为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主要交通要道。循长江水系由湘江过灵渠进入漓江，途经桂林、昭平、梧州，再由梧州逆浔江而上，经北流河到达玉林平原地区，过桂门关后，沿南流江到达合浦港口。②红水河水道。红水河古称牂牁江，上源有南、北盘江。北盘江发源于云南宣威，向东流入贵州和广西；南盘江发源于云南沾益，经曲靖、宜良、罗平等地进入黔桂交界处后与北盘江汇合。两江相汇后，经天峨、来宾、桂平到达郁江，溯郁江而上至贵港，又陆行进入玉林，再沿南流江到达合浦港口。云南、贵州甚至四川的货物当时均可经此道输出海外。③左、右江水道。右江水道源自驮娘江和云南东面的西洋江，两江相汇后经百色、田阳、田东、平果等地，于南宁地区与左江相汇；左江上源由流经越南北面的红河、黑水河构成，两河汇合后经龙州、崇左、扶绥到达邕江，自邕江顺流至横县后上岸陆行至灵山一带，再从武利江经南流江到达合浦港。
　　丰富的田野考古资料有助于了解自汉朝官营合浦港口设立以后，即西汉中叶以后，合浦地区经济的发展情况。
　　合浦汉墓群是目前广西所发现的、墓葬数量最多的汉墓群之一。主要分布于今合浦县廉州镇附近东南、东北部的望牛岭、风门岭、堂排等丘陵坡地，分布范围南北长13公里，东西宽6公里，地面可见封土的墓葬达1000多座，如考虑那些封土早已湮没而地下墓室尚存的墓葬，其总数估计约有5000座①。据不完全统计，历年来在合浦巳清理发掘的汉墓达600座。从已发表的材料看，其中绝大多数是西汉中叶至东汉时期的墓葬。墓葬数量众多的汉墓群充分说明，在汉代确有大量人口聚居在合浦地区，而且该地区聚居人口迅速增多是在西汉中叶之后。其人口增多的时间刚好与官营合浦港口设立的时间相吻合。因此，有理由认为，自合浦郡、合浦港设置后，被海外及内陆商贸活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吸引，大量人口移居合浦地区。
　　到了西汉晚期，合浦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合浦汉墓出土的铁制工具有刀、削、剪、锄、臿、凿等③。铁农具的使用，有利于大量开垦荒地，深耕细作，兴修水利，是农业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秦汉时期，牛马耕种在中原地区已很盛行，约在西汉中期，牛耕技术已传入岭南。东汉建武年间，任延任九真太守，教民耕稼，也应包括牛耕技术的推广。西汉时期，合浦地区已普遍种植粮食、经济作物及水果，合浦汉墓出土有稻谷、荔枝、杨梅等植物种实，就是证明。家畜饲养则有鸡、鸭、鹅、猪、牛、马、羊等。北海盘子岭东汉墓出土的一件陶屋，是干栏式结构，下设畜圈以圈养牲畜兼积粪便，以作肥田[6]。合浦西汉晚期墓中，大多发现有粮仓模型明器，从质地上可分铜仓和陶仓。粮仓模型平面多为长方形，属干栏式悬山顶建筑。重视粮仓，即重视粮食储备，粮食储备的丰足也说明了农业经济的增长速度。
　　合浦汉墓出土的手工业制品种类繁多，仅从质地而言就有金、银、铜、铁、陶、漆、玉石、琉璃等。有些器物十分精美，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的制作水平。虽然这些物品有从外地输入之可能，但合浦郡有铜器制造业和制陶业则可以肯定，如在今北流县民安乡圭江东岸曾发现过一处汉代治铜遗址，1977年间，广西文物队进行试掘，发现了炼炉、风管、炉渣、铜锭、铜矿石等物[7]；又在今合浦廉州镇草鞋村西门江东岸山坡上，发现了一处烧制汉绳纹板瓦、筒瓦的窑址，面积约达1万平方米，至少有10多座马蹄形土洞窑，可见窑场规模是较大的④。
　　另外，合浦以盛产珍珠而闻名于世，当时合浦郡的采珠业已相当发达。采珠有相对固定的海域，故《旧唐书·地理志》载：“廉州合浦县有珠母海，郡人采珠之所”。海上采珠是靠人潜于海底，捞取珠蚌，十分艰辛，甚至有生命之忧，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所记录的采珠方式，可作参考：“合浦珠池蚌蛤，惟蛋能没水探取。榜人以绳系其腰，绳动摇则引而上。先煮毳衲极热，出水急覆之，不然寒栗而死。或遇大鱼、蛟、鼍诸海怪，为鬐鬣所触，往往溃腹折与，人见血一缕浮水面，知蛋死矣。”西汉时，有人以采珠为业，数年之间“致产数万”《汉书·王章传》。由此可知采珠业所获利润颇为丰厚。
　　总之，正是由于汉合浦郡和官营海外贸易合浦港口的设立，使合浦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出现了腾飞局面，合浦港也因此成为当时南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经济繁荣的始发港之一。
　　二、与海外贸易活动有关的汉代出土文物
　　虽然有关的文献记载十分欠缺，但在岭南地区丰富的汉代出土文物资料中，却有不少与海外贸易活动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这些资料较为分散，有些曾为专家所引用、论证，本文则综述如下。
　　1.船舶及船舶模型
　　海外贸易的主要工具是船舶，汉代合浦港的航海船舶应是在岭南地区制造的，但也不排除在合浦郡地自造的可能。
　　在广州西汉早期墓M1048中，出土过一只独木舟模型，但已残腐，只存船底及旁板[8]。1976年广州化州鉴江堤附近，在同一地点发现东汉独木舟6只。独木舟系取一段巨木劈去一部分，局部火烧，逐次将中间挖空而成，出土时舟内还可以看到经火烧变炭后挖凿的痕迹。舟形如梭，两端窄，中间宽，首、尾微上翘。其中的2号舟全长约5米[9]。这种形制简单的传统产品，应是民间的日常生活用船。
　　1953年广州东郊龙生岡汉墓，出土木船模型一件，结构虽散乱残破，但尚能辩识。此船甲板上建有重楼，船板都有彩绘，部分木板缕空雕刻。有桨10支，橹1支。可能是官方或富商豪强所用的楼船[10]。
　　1954年广州东郊1座东汉墓，出土陶船模型1件，船作长条形，底平，首尾窄，中间宽。船分前、中、后三舱，后舱为舵楼，舱上盖不同形式的蓬顶。船前有锚，船后有舵，两舷为司篙的走道，船首每舷各置三个桨架，船上的6个陶俑应是象征划手。经研究，这是一只供内河航行的中型客货船④。
　　1956年广州皇帝岗1座西汉墓，出土木船模型1件，首尾略上翘，船首有4俑，分坐二排各持一短桨，位于船尾的木俑所持的桨形制不同，桨叶扁宽，似是为增大入水面积，以作舵用[11]。
　　1964年广东佛山市澜石的1座东汉墓出土的陶船，附于水田边，船内仅有二道坐板，无舱蓬设置，当是农耕运输用小艇[12]。
　　从以上的船舶模型，可反映出当时船舶的制造、航驶水平。除了篙之外，桨和橹都是常用的推进工具。一只船设6支、10支或更多的木桨，是为了增加航速的需要。橹最初安装在船旁，《释名》曰：“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船行也。”随着船舶的发展，橹的位置也由在船旁演变到放置在船尾。广州龙生岗汉墓出土木船模型有橹，说明橹在汉代已是船舶的重要推进工具。橹的推进效率较高，从桨的间歇划水变成连续划水，推动船只前进宛若鱼摆尾一样，故有“一橹三桨”的说法。舵的使用是造船和航海技术的重大成就，中国海外贸易的商船设有舵应是毫无疑问的，而欧洲直到12世纪、13世纪才开始应用。要进行海上远航，光靠人力推动船行走是十分困难的，虽然至今尚未发现汉代风帆的遗迹，但据东汉刘熙所说：“帆，泛也。随风张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13]可见当时的航海已存在使用风帆的可能。
　　2.黄金
　　黄金是一种贵金属，化学结构较稳定，耐腐蚀，其制品埋藏土中千年亦色泽如新。黄金作为货币形态，至迟在战国时就流通于楚国。《汉书·食货志》称：“黄金一斤值万钱”。汉武帝时，把黄金铸成麟趾形、马蹄形，故有“麟趾金”和“马蹄金”之称⑤。据考古资料，湖南、江苏、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安徽、广西等地都出土过汉代金饼。广西目前已发现过三枚金饼，其中合浦望牛岭汉墓出土了金饼2枚[14]。均圆形凹心。一枚直径6.5厘米，重247克，上面刻“阮”字，在阮字上方细刻一“位”字。另一枚直径为6.3厘米，重249克，上刻有一“大”字，在大字下方细刻“太史”二字。贵县罗泊湾2号墓出土金饼1枚，圆形，正面凹陷，背面隆起。正面竖刻“—xx」」」”符号，实重239克，直径5.5厘米。汉代黄金流通比较普遍，故当时商业使团带黄金出海作为支付手段，应是自然的事情。
　　3.象牙
　　象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哺乳纲，象科，有二种。亚洲象(Elephas maximas)分布于印度等南亚地区，我国云南省及毗邻广西的越南也有。故《说文》曰：“象，南越大兽，长鼻牙，三年一乳。”非洲象(E.africanus)则产于非洲。用象牙加工的工艺装饰品或实用器深得人们喜爱和珍重。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当年统一岭南的战争，也想得到“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地方珍品。秦汉时，象牙已是朝廷官吏喜好的珍品。海外输入的象齿不仅有源自越南或东南亚国家，也有源自非洲的产品。据《后汉书·西域·大秦传》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大秦，即今罗马。1983年发掘的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山南越国第二代王文帝赵昧墓，曾出土大象牙5枚，成堆叠放，每支长度均超过1.2米，最长的达1.26米，全属粗壮形，形态特征和大小比例与亚洲象的纤细形牙明显有别，应为非洲象牙[15]。由此说明，非洲的象牙在西汉早期已辗转贩运到中国，这条从中国至印度洋的民间海上航路早于汉武帝平南越之前就已存在，正是在这种民间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的基础上，汉王朝才设立合浦港口，正式派遗官方贸易使团远航海外进行贸易活动。
　　4.犀角
　　犀亦称犀牛，是体形粗大的哺乳类动物。吻上有一或二角，即犀角。毛稀少，皮厚而韧，多皱纹，色微黑，以植物为食。分布于东南亚地区和非洲。犀角可制器，也是珍贵药材，有凉血、解毒清热作用。《汉书·地理志》载，“南越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亦一都会也。”这里所说的南越的珍贵商品，非尽是南越所产，甚至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各地，因“处近海”，可从海道输入，说明汉初南越与东南亚及中原地区存在交通和贸易的关系。广州西汉前期墓出土过陶犀角模型19件，其中M1153出土4件，胎红黄色，残，大小相若，残长10厘米。M1134出15件，有6件是青灰胎，质坚硬，其余9件为红黄色，略软。形制全同，底挖空成圆锥形，与角体相应，角的尖端切平，大小相若，长17、底径6厘米[8]。另外，广州汉墓1134出土1件漆扁壶，两面都以朱漆绘一犀牛。由此可知当时人们对犀角的珍视。《汉书·南越传》记载，赵佗向朝廷之贡品有“犀角十”。《汉书·平帝传》记：“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同书《王莽传》也提及：“黄支国自三万里贡生犀”，可见犀牛、犀角皆王朝上层所喜好之贡品。据考证，黄支国应在今印度南部东海岸，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商船停泊、进行商贸活动的一个国家[16]。因此，犀角乃至犀牛都应是当时海外贸易输入的热门商品之一。
　　5.玛瑙、琥珀类制品
　　在两广汉墓中，经常发现有较多的雕饰、串饰等装饰品和一些小形器件。它们采用玛瑙、鸡血石、水晶、琥珀、琉璃等材料制成。从质地及工艺看，这些制品并非全是中国自产，而多数当从海外输入。
　　有人曾对20世纪90年代前所发掘的广西汉墓出土的玛瑙、水晶、琥珀装饰品数量进行过统计，共出土玛瑙珠220枚，缠丝玛瑙珠12枚，苔丝玛瑙珠17枚，肉红石髓珠88枚，另有玛瑙环2件，玛瑙耳铛5件，玛瑙耳塞2件，玛瑙扣16件，玛瑙戒指1件，玛瑙盘龙饰1件，肉红石髓狮6件，肉红石髓雕鹅5件；有水晶珠100多枚；琥珀珠250多枚，琥珀小动物雕饰2件，琥珀雕狮3件，琥珀印章3枚，琥珀指环1枚等[17]。
　　广州汉墓自西汉中期后，也有较多的各种质地的珠饰、雕饰品出土。如广州龙生岗一座东汉初期墓就发现有硬玉、玛瑙、水晶等质料的珠饰100多件。仅对《广州汉墓》一书所录汉墓出土的玛瑙、水晶、琥珀等质料装饰品数量进行大致统计，就有玛瑙制品360件(粒)、水晶制品89件(粒)、琥珀制品33件(粒)[8]。
　　玛瑙是一种矿物，主要化学成分为二氧化硅(SiO2)，色泽滢润，质硬细致，是制作装饰品的优质材料。出土的玛瑙制品种类主要有串珠、坠、耳裆、印等。玛瑙串珠的形态较丰富，主要有圆形、扁球形、管形、橄榄形、菱形、算珠形、狮形等，颜色多为橘红色，也有棕色、淡黄、白色等，亦有玛瑙串珠为白色夹青色丝斑，或黑白相间，或浅棕夹乳白纹带的，十分美观。汉晋以后的文献有称：玛瑙“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⑥《广志》曰：“马瑙出西南诸国”。魏略曰：“大秦国多马瑙”。上述记载说明西域、大秦国、西南诸国均为盛产玛瑙之地，由于输入中国的玛瑙及其制品颇受当时人们喜好而著称于世。因此，虽然不排除云南的玛瑙有输入岭南的可能，但两广汉墓出土的玛瑙饰物，多数应是从海外输入的。
　　琥珀是一种由碳、氢、氧组成的有机物，由植物树脂经石化而成，透明，树脂光泽，色蜡黄至红褐，可制装饰工艺品，亦可入药。两广汉墓出土的琥珀制品常见种类有串珠、佩饰、耳当、指环及明器琥珀印章。琥珀产自欧洲和东南亚地区，我国的云南和缅甸也有出产。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可知当时大秦国(罗马)也是琥珀的产地。但“云南石寨山和李家山两处汉墓群都不见有琥珀出土，所以广州、贵县的琥珀串饰不会来自云南。”[8]。合浦堂排汉墓出土有用琥珀圆雕小狮子，而狮子的产地只是印度、斯里兰卡、欧洲东南部、非洲等，因此应视为海外输入的物品。广西合浦堂排汉墓也曾出土过琥珀印章两枚，一枚为半球形，上刻“王以明印”，另一枚为正方形，蛇钮，边长2.3、高2.1厘米，上刻“劳邑执圭”四字。据专家考证，“劳邑执圭”印乃是明器，应是仿汉代官印所制。约在“西汉中期晚段，‘劳邑执圭’持有者老矣，死时刻此琥珀明器印下葬”。据此可知，海外输入的不仅有琥珀制品，而且也会输入琥珀原材料[18]。
　　6.玻璃
　　玻璃，古称琉璃、璧琉璃，《广志》说：“琉璃出黄支，斯调，大秦，日(扶)南诸国。”除大秦外，其他都是东南亚国家。玻璃制品是中国汉朝官吏、富豪所喜欢的物品，虽然当时中国亦能制造玻璃，但质量较西方或东南亚所产的差，故仍须从海外大量输入。《汉书·西域传》有载：“武帝使人入海市琉璃”，《汉书·地理志》则也有官方商船从合浦港“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的说法。可见在汉代，很多玻璃制品都是从东南亚国家经合浦港输入的。
　　合浦、贵港、广州等地的汉墓就出土过不少制作精美且风格独特的玻璃制品，常见的种类有珠、管、耳当、鼻塞、环、壁、杯、盘、碗等，其中以玻璃珠数量最多。玻璃珠呈透明或不透明，色泽有青、淡青、绿、墨绿、淡蓝、天蓝、湖水蓝、白、月白、粉红、砖红、紫褐等，形状以算珠形为最多，也有椭圆形、棱形、橄榄形、网坠形、鱼形、瓜形、花蓝形等。
　　关于两广汉墓出土的玻璃制品的来源，目前有二种相反的看法：一种是海外输入说，即认为它们的多数或绝大多数是源于海外，少数源于中国内地。另一种是本地自创说，即认为它们多数是本地制造的，但不排除有从海外输入的可能。笔者赞成玻璃制品当时主要是从海外输入的说法，其理由如下：
　　(1)海外输入说有较多文献资料的支持，而本地自创说则忽视了文献记载的事实。《汉书》不仅有“入海市琉璃”的记载，而且也明确地记述了商船是从合浦港口出发，“璧流离”乃属输入货物之大宗。如果两广汉墓的玻璃制品多数是本地所创，那么有哪些玻璃制品是从海外输入的呢?又有必要舍近求远，耗费财力大量从海外输入玻璃吗?
　　(2)现代的科学测试技术是确认玻璃产地的重要方法。经测试，西方古代玻璃是钠钙玻璃，中国古代玻璃是铅钡玻璃，而广西出土的汉代玻璃制品有17件经过测定，其中13件是钾玻璃，3件属铅钡玻璃，1件是钾钙玻璃，而无钠钙玻璃。据此，自创说认为，广西汉墓所出土的、占绝大多数的钾玻璃既不同于中国内地铅钡玻璃，也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所以应是本地制造的。诚然，这种钾玻璃即使不同于中国制造的铅钡玻璃，也不同于西方钠钙玻璃，但却不一定是本地制造的，道理极简单，因为当时东南亚国家也是钾玻璃的产地。
　　(3)贵港汉墓出土的玻璃杯和玻璃托盏，其化学成分属钾玻璃系统，但造型风格却与岭南地区汉墓的铜、陶器迥异，而与韩国古墓出土的西亚风格玻璃器皿相同。
　　7.丝、麻织物
　　据记载，汉代中国输出的物品有“杂缯”。“杂缯”是汉代丝织物的总称。缯亦称帛，或合称“缯帛”《史记·西南夷列传》曰：“皆贪汉缯帛”。常见的丝织物因织法或制作工艺的不同，则有缟、素、绡、练、绢、缣、纱、绮、锦等名称。一般而言，平织无纹的绢、缣等，织造技术比较简单，有纹彩的绮、锦等，织造技术较艰难。有些织物上面，还用针绣出各种精美图案，费时费工，更加珍贵。《西京杂记》提到织绫，“六十日成一匹”，可见织造高级织物耗时费工的情况。丝织物的价格较昂贵，《九章算术》卷三提到，“素一匹一丈价直六百二十五”，《初学记》卷二七曰，“绣细文出齐，上价匹二万，中万，下五千也。”这些珍贵的丝织物，博得东南亚国家的喜爱，故成为当时中国海外输出货物之大宗。此外，自蜀、滇、夜郎运来的蜀布、蜀锦和岭南生产的麻织物、葛织物也可能是输出海外的货物。贵县罗泊湾1号墓就曾出土过麻布的残片。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曾出土印花铜模板，这是一种织物印花模具。同时出土的丝织物残片中有绢、罗、纱、组带、锦、绮等类。其中灰白色的火炬形花纹，与印花铜板模的图案一样，当中还有目前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过的超细绢、黑油绢、绣纱等，可见当时岭南已具有较高的纺织、印染技术，为海外丝绸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19]。
　　8.陶俑灯座
　　随着汉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进入中国的外国人逐渐增多。两广汉墓出土的一些异域人陶俑灯座和侍俑，其形态与中国人不同。这些陶俑所表现的应是有外国人随海外贸易进入中国，而其中一些人沦为奴仆的情形。
　　广州西汉中期到东汉后期墓出土有陶俑灯座和侍俑，托灯的俑有男性也有女性，侍俑均女性，作捧物状。据研究，“这两种陶俑的形象都是头较短，深目高鼻，两颧高，宽鼻厚唇，下颔较为突出，身材不太高。从刻划的胡子与胸毛看，再生毛发达，有谓这与印度尼西亚的土著居民—‘原始马来族’接近。这些俑的服饰特点是缠头、绾髻、上身裸露或披纱，侍俑下体着长裙如纱笼，亦与印度尼西亚一些岛上土著民族的风习相似。但从深目高鼻这一体形特征来看，他们似乎更有可能来自西亚或非洲的东岸。”[8]
　　广西贵县、梧州等地亦有汉代异域人陶俑的出土，且很有特色。如1977年梧州市旺步化工厂一度土坑墓出土的一件陶俑灯座，高30厘米，灰黄陶，质坚硬，俑高鼻深目，张口吐舌，胳腮，身肥胖，肌肉发达，突乳，遍体刻毛，跣足，双腿向一侧盘屈，双手分别按膝，呈坐状，头缠巾及顶托灯盘，形态极为生动。1958年梧州云盖山出土的另一件陶俑灯座，灯盘及足稍残，残高21厘米，灰褐陶，俑仍为高鼻深目，垂耳，高颧，嘴微开，有胡鬣，裸体，双足上曲作箕踞蹲状，双手相合于胸前，头缠巾上托灯盘。⑦
　　东汉杨孚《异物志》曾提及当时的一种“瓷人”，其“齿及目甚鲜白，面体异黑若漆，皆光泽。为奴卑，勤劳力”。有人认为，他们很像印度的达罗毗茶人或东非人，应当也是中国被番商出卖的奴隶。[20]
　　9.熏炉
　　熏炉是两广汉墓常见的随葬器物之一，多系陶制品，也有铜制品，是一种用于燃烧香料的用具。炉体常呈豆形，上有盖，盖上有缕空的透气孔。从出土情况看，西汉中期以后渐多见，东汉时尤为普遍，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燃熏香料的普遍性。
　　香料的产地多在海外，且品质优良，颇受当时中国人喜欢。《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都说“番禺亦一都会”，有“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凑”。“果布”，韦昭从字面简单理解为“果”是荔枝、龙眼，“布”是葛布之类的纺织物。经专家研究，所谓果布应是马来语龙脑香kapar barus(果布婆律)的音译。这种香料盛产于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洲等地[21]。因此，海外的香料是当时商贸的大宗货物。在南越王墓西耳室的一个漆盒(C233)内有树脂状药物，重26克，虽然所含主要成分已分解，但不排除它确实是乳香，外形也与泉州后诸宋船内发现的乳香相似。乳香主产于红海沿岸，有可能经东南亚地区间接输入。直到宋明时期，我国还须从海外大量输入香料。1974年福建泉州发掘的一条海船，出土大量香料木和药物，仅香料木(未完全脱水)就有4700多斤(1斤＝0.5公斤)，已判断“这条海船的航线是东南亚诸国及波斯湾一带”⑧。有人认为，熏炉的形式有南北之分，就时间而言，南越盖豆式熏炉在先，中原博山式熏炉在后，说明香料由海外输入的线路是先南方而后达中原。
　　10.金、银器
　　两广汉墓不乏金、银器物出土，其中有中国本土制造的产品，也有海外输入的产品。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曾出土一种金花泡饰，呈半圆球状，泡壁极薄，直径1.1、高0.5厘米。泡里近底口处焊接一根横梁，以供连缀。球面形的泡体上分布4堆小金珠，每堆由4粒小金珠堆叠，是以焊剂将金珠固定于器表，然后加热焊牢的。这种焊接工艺与中国传统的金银细工不同，而与西方出土的多面金珠上的小珠焊法相同，因此被认为是海外输入品[8]。相类的金花球在合浦汉墓也有出土。如1978年合浦环城乡北插江盐堆1号墓出土有金手链、金花球一串共20枚，其中金手链珠14枚，有10枚是橄榄核形，有4枚是棒槌形，均穿孔，金花球6枚，多边形球体，外缘有粘珠。1986年合浦风门岭10号墓又出土金花球2枚。1995年在合浦4号墓出土金花球14枚，形制与盐堆1号墓的相似。它们也应是从海外输入。[17]
　　西汉南越王墓也曾出土过一件带盖的扁球形银圆盒，通高12.1厘米，腹径14.8厘米，重272.6克，盖与身吻合，盖与器身均施有突蒜瓣形主纹带，是典形的波斯纹饰。盖沿和器沿各饰有一条穗状窄纹带，表面鎏金，上有汉字铭文，乃是后刻的。此银盒与伊朗苏撒城(Susa)所出土的阿黑美尼德王朝时期于公元前5世纪所制刻有波斯王薛西斯(Xerxes)的名字的银器类似。它很可能是古波斯帝国的器物。[20]又盒内装有丸状药物，已碳化，中药在宋以前乃以汤剂为主，而古代阿拉伯国家的药物以丸、散、膏为主，所以银盒内药丸可能也是阿拉伯药[22]。
　　三、汉代合浦港口具体位置的讨论
　　随着岁月的流逝，昔日曾辉煌一时的汉代合浦港终于在历史长河中湮没了，汉代合浦港口的具体位置也因之成为许多学者反复探索、寻觅的历史之谜。
　　自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历史学者、考古学者曾多次在合浦地区进行过实地考查。如约在20世纪80年代，广西文物队蒋廷瑜先生曾率领过一个文物普查小组在合浦境内步行考察，工作细致，不轻易放过与合浦港口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2001年，为寻找合浦港的踪迹，广西文物工作队和北海市文管所曾联合考察了北海市沿海地区的古文化遗存，调查小组先后勘查了北海港市沿海岸线的大观港、乾体港、南万港、白龙港、永安港、沙田港等，还察看了党江一带和廉州镇一带的地理环境。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是没有找到汉代合浦港口的具体位置。
　　多年以来，许多学者根据有关的文献资料、文物古迹及合浦的地质地貌对合浦港口的具体位置作了理论探索和研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主要说法有以下几种：
　　(1)黄家藩认为，“合浦古港在今北海市东北约12公里的合浦县乾体乡、南流江出海口的‘三汊港’，从江口进入数公里一段，江阔水深，俗称‘西洋江’”[23]。
　　(2)李志俭先生认为，“古港位置大约在南流江出海口附近的旧州、廉州至党江一带”[24](李志俭：《四大古港之一的廉州港》，《北海日报》，1999年6月9日)。
　　(3)笔者曾著文认为，“汉代合浦港的出海港口应在今廉州镇西南附近，但也不可能远至“西洋江”一带。”[25]
　　(4)刘明贤先生认为，“古合浦港最早的始发港是乾体港，而古乾体港最初是在今廉州镇海角亭畔的当年西门江与海交界处”[26]
　　(5)蒋廷瑜先生认为，“两千年前，南流江当在今合浦县城西侧入海”，现合浦县城“北、东、南三面丘陵地带密布汉墓群……断断续续呈弧形将合浦县包围”，“由此推断汉代合浦城和合浦港就在这个墓葬区和西边海水包围的空白地带，而这里恰恰就是合浦县城廉州镇”[17]。
　　(6)吴龙章先生认为，“海上丝路最早始发港是古合浦郡和合浦县治所旧州江口港”，即“今广西浦北县泉水镇旧州江口”[27]。
　　以上几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推断汉代合浦港口应在南流江的入海口附近，问题的关键是汉代南流江的入海口的位置所在。我们认为从现存的文物古迹、汉墓分布的情况考虑，汉合浦港口的位置不可能在今合浦县城北部区域，更不可能远到浦北的旧州。旧洲一带少见汉墓，却有较多南朝墓，说明该区域是南朝时期才比较繁荣。据地质部门勘测，南流江三角洲不断扩大，海岸线逐渐前移，7000年以来海岸向海推进了10～12公里，平均每年1.6米，属缓慢冲积[28]。又从清代版的《合浦县志》所附的地图看，今党江、沙岗两乡大部分地区仍为海水覆盖，故党江(包括西洋江)至今乾体港出海口一带三角洲地区乃为汉代以后冲积形成的，因而排除了作为汉代合浦港口的可能。事实上，直到宋代合浦县城仍距海很近，如海角亭始建于北宋，原址在廉州城西南隅，曾多次迁建，明隆庆年间迁于今址(廉州中学校园内)，清张昭美在《重建海角亭记》有“亭面绕涸大海，潮汐骤至，涛声轰然滚滚。……”的记述[29]。如宋代合浦县城西南隅仍面临大海，汉代合浦港口位置则不可能离县城太远矣。现在的南流江入海口约可分4汊，靠西边两汊(其中一汊与沙岗镇区域相邻)水量最大，属南流江的主流，而东侧的两汊水量最小，属支流。最东的一汊西门江则是在今合浦县城西侧，流经草鞋村、庞屋墩、乾江街西边至马头一带入海。历史上，南流江在冲积三角洲区域，曾频繁地改道，现西洋江一带的牛轭湖应是河流改道而留下的残迹。我们认为历史上的西门江有可能曾是南流江的主流，属主要的通航出海河流。综上所述，虽然我们难以认定汉合浦港的准确位置，但仍大致可作出如下推断：即汉代合浦港口的位置北可能不会超过今海角亭以北太远的区域，南不会超过今文昌塔以南区域，极有可能是在今合浦县城廉州镇西南的附近。
　　如今，考古工作者在合浦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汉墓群、廉州草鞋村汉代烧瓦窑址、北海市地角匙羹岭汉代遗址⑨，却没有发现汉代合浦港口遗址，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遗憾的。但如果说至今连汉合浦郡城址尚没有发现的话，那么汉合浦港口遗址没有被发现则应是可以理解的。或许“合浦因为河流泥沙淤填，出海口被迫南迁，原有港口则淤塞废弃”，被深埋于地下；或许汉代合浦港口遗址在漫长的岁月被人类或自然的力量破坏殆尽，痕迹渺渺；又或许2000多年的合浦港口完全不像近现代出海港口那样具有完备的货场平台、码头及其他建筑设施，当时的港口可能连砖石码头都没有，出海的船只也不很大，能直接靠岸。即使在高土坎之岸，搭上一条木制跳板亦可方便上下、装货。假如真实情况如上所说，能找到合浦港口的难度将会更大。无论如何，汉合浦港口就在合浦，而且理论上也被锁定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即使当年港口极少建筑设施，但船只多次往返、装载货物，应存在散落器物及留下遗迹的可能。因此，我们相信，随着人类的认知水平的提高、科学探测技术的进步、田野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最终一定能破释汉代合浦港口之谜。
　　① 广西文物队内部档案资料。
　　② 《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4期；《广西合浦县凸鬼岭清理二座汉墓》，《考古》，1986年第4期；《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③ 根据合浦县博物馆馆藏资料，本人亦经过实地勘查。
　　④ 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秦汉时期的船舶》，《文物》1977年第4期。
　　⑤ 《汉书·武帝纪》：太始二年……更黄金为麟趾、褭(音鸟，良馬名)蹄，以协瑞焉。
　　⑥ 见唐欧明询《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宝玉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⑦ 梧州博物馆藏品。
　　⑧ 《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泉州港的地理变迁与宋元时期的海外交通》，《文物》1975年，10期。
　　⑨ 广西合浦县馆藏资料。
　　参考文献
　　[1]《史记·秦始皇本纪》
　　[2]《汉书·地理志》
　　[3]刘明贤.“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开通和发展.见：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几何印纹陶的分布概况.文物集刊，1981，(3)
　　[5]蒋廷瑜等.广西先秦青铜文化初论.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重建三十周年论文选集.1986
　　[6]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考古，1998，(11)
　　[7]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北流铜石岭汉代冶铜遗址的试掘.考古，1985.(15)
　　[8]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9]湛江地区博物馆，化州县文化馆.广东省化州县石宁村发现六艘东汉独木舟.文物，1979，(12)
　　[10]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龙生岗43号东汉木椁墓.考古学报，1957，(1)
　　[1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皇帝岗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考古，1957(4)
　　[12]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9)
　　[13]《释名》卷八
　　[1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5)
　　[15]麦英豪.汉代番禺的水上交通与考古发现.见：广州外贸两千年.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
　　[16]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20)
　　[17]蒋廷瑜等.汉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的几个问题.见：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496～509
　　[18]蒋廷瑜.‘劳邑执圭’琥珀印考.见：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一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杜.2004，99～104
　　[19]叶笑苹.广州与欧洲的丝绸贸易.广东文物，2004,142～146
　　[20]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21]韩槐淮.龙脑香考.南洋学报.2(1)
　　[22]广州文化局等.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241
　　[23]黄家藩等.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合浦的形成条件.见：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北京：海洋出版社.1995
　　[24]李志俭.四大古港之一的“廉州港”.北海日报.1999年6月9日
　　[25l梁旭达，邓兰.汉代合浦郡与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民族研究，2001，(3)
　　[26]刘明贤.最早的合浦始发港在何处.北海日报，2002年，3月9日
　　[27]吴龙章.‘海上丝路’最早始发港探源.见：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543～549
　　[28]合浦县志办公室.合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74
　　[29]党丁文.广西历代名人名胜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