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方文化交往中，僧人以及佛教占有重要地位。佛教传入中国有如细雨润物、规模大、时间长等特点，传入的路线也是多头并进，基本上顺沿着丝绸之路东进，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或者说终点的长安，自然成为佛教在我国最早的传播中心，正是在长安，佛教完成了本土化的历程，从此，中国的佛教文化与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化开始了双向交流和影响。长安自盛唐以后，继而发展成为中国佛教宗派向日本、朝鲜、越南、柬埔寨乃至欧美各国传播的发源地。
　　佛教是公元前6世纪时，五天竺(古代印度分为东、南、西、北、中五部分)中的北天竺释迦部族之迦毗罗卫国(位于今尼泊尔南境)净饭王的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建的。佛教僧人后来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阿育王时代，使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佛教先传到西域的大月氏、龟兹、于阗等地，后来便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内地。早期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典比较冗杂，这与西域地区佛教传播情况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早期西行求法者大都取道丝绸之路到西域地区求取佛法，同时，西域地区也有大批僧侣向中国腹地传法。魏晋至唐，取经与送经者绵延不绝，兴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长安地区的佛教典籍传译情况深受其影响，自西晋以后，各宗派奉为经典的佛教典籍大量地传入，这为以后的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丝绸之路是多元文化的汇集之地，存在着多种艺术风格并存融合的现象。早期传入的中国佛教艺术明显地带有异域风格，西安现存的寺塔建筑、石窟佛寺造像都能在丝绸之路上找到她艺术风格的根源。对长安佛教艺术影响最大的当属和阗佛教艺术，尤其是和阗佛教艺术中的犍陀罗式和笈多式两种佛教流派艺术。外来佛教艺术对长安佛教艺术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唐末，一则是因为中国佛教艺术已经尽善尽美，一则是因为丝绸之路的衰败而导致的佛教衰落之势。
　　以长安佛教为代表的中国佛教艺术也顺着丝路远播到西域，深深影响着那里的佛教艺术。米兰遗址中就有很多汉地佛教内容，中国人对于佛教的独特理解反向冲击着它的流出地。
　　由于长安佛教的辐射和影响，整个陕西佛教文化也比其他省份的佛教文化来得深厚。古长安高僧大德之众、佛学研习之深、寺院宝塔之多、法事活动之盛，都是无与伦比的。所以，长安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可谓无庸置疑。
　　一、长安是印度佛教在中国内地的最早传播地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月氏使者伊存在长安向西汉博士景卢口授浮屠经①，标志着印度佛教通过丝绸之路在长安开始了第一步的传播，这件事比东汉永平传法的传统说法提前了半个世纪，中国的佛教首传之地也由洛阳改为长安。
　　东汉明帝时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有了专门的寺院。公元64年的某一天，汉明帝做了一个梦：一位金身之人在他的皇宫中游戏飞行，并发出耀眼的光芒。第二天，汉明帝让王公大臣圆梦。其中一位消息灵通、知识丰富的大臣奏道：西方有一种人人拜敬的佛，不知陛下所梦之物是否就是佛像。汉明帝闻之，深觉有理，于是即派18人前往西方求经。3年后，他们在今阿富汗北部遇到东来传教的印度佛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于是就一起将佛像经卷用白马驮至洛阳。汉明帝见了佛像以及佛教典籍，并听了两位佛僧的说教后，心中十分高兴，便专门为两位佛僧建了“白马寺”(即今河南省洛阳的白马寺)。迦叶摩腾、竺法兰在寺中逗留了很长时间，并将小乘(佛教派别之一，强调“自我解脱”)经典《四十二章经》译成汉文。《西游记》里的猪八戒、沙和尚和白马的原型就是这里说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和白马，唐僧和孙悟空的原型是唐玄奘和悟空。②
　　二、长安是中国佛教开始快速发展的前沿阵地
　　长安是中国佛教由以小乘为主、大小乘兼弘阶段向主弘大乘阶段转变的策动地，这主要体现在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至长安译出佛典35部425卷，其中以大乘经典居多，从此大乘佛教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以自利利他、普度众生为特点的大乘佛教终于在中国找到了其安身立命的最广阔的家园。
　　三、长安是中国佛教最大的译经重镇
　　开长安佛典翻译事业之先河的是西晋武帝之末的高僧敦煌菩萨竺法护(昙摩罗刹)，译经地点在长安青门外大寺(今西郊敦煌寺)，译经总数165部。前秦时期，高僧道安继续在长安组织中外译人从事佛典翻译，并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进一步奠定了中国佛典翻译的基础。后秦时期，鸠摩罗什在长安创立第一个国立译经场，即逍遥园——大寺(今草堂寺)译经场，集四方英杰于一堂，禀访精研开创了中国佛教翻译事业的新局面。鸠摩罗什也因此成了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经家的第一人。此后，历元魏、北周而至隋唐，中国佛教终趋鼎盛，佛典翻译事业亦随之更为成熟、完善。长安被誉为佛典翻译事业称首之区，从事佛经翻译者数十人，玄奘、义净、不空是其中之佼佼者，皆名在佛教四大翻译家之列。长安的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包括弘福寺、西明寺和玉华宫寺)、大荐福寺成为唐代三大译经场所在地。据《贞元释教目录》载，自东汉永平十年(67年)至唐贞元十六年(800年)，凡734年，其间传译缁素187人，所出大小乘三藏及贤圣集传7399卷，约略估计，其中半数出自长安。这些经典大部分留存至今，既是佛教化度众生的“法宝”，也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无比的文化遗产。
　　四、长安是中国佛教各学派、宗派创立、发展、活动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
　　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8宗中的6宗(三阶教③、三论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密宗、律宗)都创立于长安，而各宗派的绵延发展史又共同构建了中国佛教史的大框架。早期中国佛教的学派所推重的经典，不少就译出于长安。因此也使得长安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据了非常显赫的中心位置。
　　五、长安集结着庞大的“僧宝”群
　　仅据梁、唐、宋三种《高僧传》的不完全统计，自佛教始传至宋端拱(988—989)年间，长期居住在长安的高僧大德总数为461人，占这三种④总人数的36％(实际上长安高僧人数要比记载的多得多)。其中我国著名的僧人有显法、玄奘、慧日等；外国著名僧人来华寻经问道驻足长安的有中国四大佛教译经家不空、鸠摩罗什和印度译师金刚智、善无谓、菩提流支以及日本僧人道昭、道严、智通、空海、最澄、圆仁、圆珍，新罗僧人义乡湘、智风、智鸾等人。在这一时期做出过贡献的僧人中，朱士行、法显和鸠摩罗什高僧当特别提及。
　　1.朱士行，今河南禹县僧人。公元260年，朱士行从长安出发，经丝路南道至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地区)，并抄录了大乘(佛教派别之一，主旨“普度众生”)经典《放光般若婆罗密经》“九十章，六十万余言”，后因遭小乘派阻挠，未能将他抄录的此大乘经典带回内地。直到公元282年左右，才由其弟子弗如檀等带回，并由于阗僧人无叉罗和河南僧人竺叔兰译成汉文。朱士行是第一位有史记载以来从内地去西天求经的佛僧。⑤
　　2.道安(312—385)东晋杰出的佛学者，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的一个读书人家里。因为世乱，早年丧失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7岁开始读书，到15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20岁出家。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苻坚请道安住在五重寺，事以师礼。道安在长安的七八年当中，力劝苻坚招请西域的鸠摩罗什，并尽力整理汉译经论，编成《综理众经目录》一书。此数目虽已不复存在，然《出三藏记集》系根据其著作而编成者。385年二月道安圆寂于长安五重寺。⑥
　　3.法显(335—422)，原姓龚，今山西襄垣人，东晋高僧，著名的旅行家和翻译家。公元399年，时年64岁的法显感到当时中国的佛经许多都是外国僧人口授翻译而成，错误和缺漏很多，因而便与另外几名僧人结伴，从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即汉长安，当时为后秦都城)出发，去天竺取经。他不避艰险和旅途的劳顿，沿着渭河，经今陕西省的咸阳以东的窑店(秦咸阳所在地)、凤翔、陇县等地，进入河西走廊。到达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西行13年，于公元412年从斯里兰卡乘木船辗转返国。回国后，他晚年主要住在建康(南京市)，在那里与释迦牟尼叔父甘露饭王的后裔佛陀跋陀罗翻译了《大般泥洹经》6卷和《摩诃僧祗律》40卷等大量的佛经，并将旅行见闻整理成《佛国记》一书。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介绍上述国家和地区地理、经济、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宗教活动等情况的书，为我们研究古代丝绸之路、海上交通以及中西人民的友谊交往，提供了珍贵的资料。⑦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祖籍印度的高僧鸠摩罗什也由丝绸之路来到长安，弘扬佛法。
　　4.鸠摩罗什(344—413年)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宰相的天竺家庭中。其父鸠摩罗炎是印度人，其母是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人，他本人出生龟兹，因此今库车一带的克孜尔千佛洞旁边有他的铜像。他一生翻译各种佛教典籍共35部，约300余卷。著名的《金刚经》《维摩经》和《中论》就是鸠摩罗什的译著。⑧
　　建都于长安的前秦国君苻坚，想出兵西域，以扩大他的势力范围。当听道安介绍鸠摩罗什精湛的佛学造诣后，于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以骁骑将军吕光为都督西域攻打龟兹。公元384年，吕光军攻破焉耆、龟兹等三十余国后，带着鸠摩罗什和大批财物返回。归途中，吕光听说苻坚已被部将姚苌所杀，姚苌新建了后秦国，便在姑臧(甘肃省武威县)自任为凉州刺史，后又建后凉国，自立为帝。鸠摩罗什也被留在凉州住了十多年，因而他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学习汉语，为日后翻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都于长安的后秦国，到笃信佛教的姚兴即位后，便于弘始三年(401年)派兵攻打后凉，后凉君主吕隆投降。鸠摩罗什也被带到长安。姚兴待鸠摩罗什以国师之礼，让他在长安附近的逍遥园中翻译和讲授佛经。他也曾去草堂寺中讲经。由于他精通梵、汉两种语言文字，因而发现传至中国的旧经译文，“义多纰缪”，“不与梵本相应”，所以鸠摩罗什带领大批弟子翻译了380多卷佛经，在中国佛教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⑨。他与真谛(南朝粱、陈时僧人)、玄奘(唐代僧人)、不空(唐代僧人)被后世尊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译经家。
　　鸠摩罗什于弘始十一年(409年)在长安逝世，他的遗体火化后，埋在长安(今陕西省户县)东南秦岭之圭峰山下。其舍利塔今仍在户县草堂寺中。在六角亭下的这座石塔高2.33米，八面十二层，上刻“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之舍利塔”等字，整个塔用玉白、砖青、乳黄、墨黑、淡红、浅蓝、灰色、赭紫等八种颜色的玉石镶并而成，因而又名“八宝玉石塔”。塔自下层向上，分别浮雕或阴刻有蔓草花纹、须弥山座、三层云台、屋脊、佛像等，刀法流畅，形象生动，已经成为古代中西人民友好交往的一个标志。
　　5.唐玄奘与《大唐西域记》和《般若婆罗密多心经》
　　唐代沿丝绸之路上行最著名的要数玄奘。唐玄奘(600—664)俗姓陈，名祎，今河南偃师人，出家后法名玄奘。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印度那烂陀寺著名僧人戒贤的门徒波颇来长安兴善寺讲学，他立即前往请教。从波颇处得知戒贤仍在那烂陀寺后，玄奘便下了去印度学习的决心。由于唐王朝建立不久，加之突厥军不断南下骚扰，北方很不安定，当时一般不许人们出国。因而玄奘等人的出国申请，也未获批准。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长安一带遭灾，朝廷命百姓自谋生计，玄奘便混在逃难的人群中，踏上了万里征途。他从长安出发后，大致是先到咸阳(今咸阳市东)，然后沿渭河西行，经今陕西省的凤翔、陇县，以及甘肃省的天水、兰州等地后，到达河西重镇凉州。凉州都督李大亮因玄奘没有“过所(通行证)”命他迅速返回长安。幸亏在当地慧威和尚的协助下，逃往瓜州(甘肃省安西县东)。瓜州刺史独孤达也信奉佛教，收留他住下，并详细告诉他路上的情况。玄奘在这里买了一匹老马，绕出玉门关后，在茫无边际的沙漠中，仅靠一堆堆白骨和马匹、骆驼的粪便辨认道路和前进的方向。为了躲过烽火台的盘查，他有时只得白天隐蔽而晚上赶路。当进入长800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⑩的莫贺延碛时，玄奘迷失了道路；在解开马背上盛水的皮袋喝水时，由于疲劳已极，又失手将水全部倾覆沙中。“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磷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11)当他五天四夜滴水未进，口焦舌燥，即将死去时，多亏第五天夜半，阵阵凉风把他吹醒，马也有了生气。又往前走了10里左右，老马固执地把他引向另一个方向。在几里路外，眼前忽然出现一大片青草，并有一湾甘甜清冽的池水。玄奘和马喝了个够，然后装满水袋和青草，一口气便赶到了伊吾(新疆哈密县)。关于这一路恶劣的自然条件，唐代随军诗人岑参也曾描绘道：“平明发咸阳，暮到陇山头。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沙尘扑马汗，雾露凝貂裘。……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12)在《过碛》诗中，他又说：“黄沙碛里客行迷，回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军官骑马过沙漠，无缺水断粮之虞，尚且如此艰苦；玄奘路途上的不易，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伊吾向西到高昌国(吐鲁番东哈拉和卓堡西南)，玄奘受到高昌王盛大的欢迎，并得到很大的人力和物力的帮助。从这里开始，他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向西，比较顺利地经过了阿耆尼(新疆焉耆县)、龟兹等国后，再从跋禄迦(新疆温宿县)西北行，翻越凌山(天山山脉之腾格里山的穆素尔岭)，好不容易才到达素叶城(即碎叶城)。玄奘从这里继续西行，越帕米尔高原后转南，到达吐火罗(阿富汗北部)，然后穿过大雪山(阿富汗之兴都库什山)和黑岭(阿富汗东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山峰)进入北印度境内。这时距离从长安出发时已经一年多了。他游了北印度的犍陀罗国(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及阿富汗东部一带地方，都城布路沙布罗即今白沙瓦)，这里由于受古希腊文化和古印度佛教文化的综合影响，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建筑和雕塑艺术，被称为“犍陀罗艺术”。玄奘又曾在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用两年时间阅读佛经，并学习声明学(语言文字学)和因明学(逻辑学)。随后他访问了中印度羯若鞠阇国首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之坎诺吉)。当时这里正由戒日王统治，国力强盛，因而曲女城成为全印度的政治中心。当玄奘在这里以及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故乡迦毗罗卫国(法显《佛国记》中的“迦维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等地广泛游览、学习，对佛教和有关情况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后，才来到摩揭陀国王舍城东著名的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腊贡地方)。那烂陀寺是当时天竺各国的佛教中心、佛学最高学府。这里收藏有大量佛教经典和天文、地理、医学等方面的著作，有许多渊博的僧人兼学者在这里研究大、小乘佛教以及因明、声明等学问。玄奘在那烂陀寺拜年近百岁的戒贤法师为师，悉心研讨，博览群书。5年之后，他又到中印度、东印度、南印度、西印度各地去游学、访问，以扩大见闻、增进知识。
　　5年多之后，41岁的玄奘再次回到那烂陀寺，戒贤便让他主持全寺讲席。这时玄奘的声名已远近传扬，信奉大乘佛教的戒日王专门召见了他。谈话中，玄奘详细介绍了唐太宗，以及歌颂唐太宗的《秦王破阵乐》等有关中国各方面的情况。
　　公元642年，他准备启程回长安，曲女城的戒日王正举办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特邀玄奘做论主。玄奘的思维缜密、敏捷，连续在18天里，与500名高僧辩论，被认为是最出色的。当时的辩论形式，不知道是否与现在常在藏区见到的辩经有相似之处。玄奘连续18天与500人比“高低”，又好似中国武林中的擂台赛。
　　唐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正式向天竺戒日王辞行，带着大量佛经、佛像和印度各地的植物种子，启程回国。戒日王送给他一头大象和各种路上需用的物资，并与其他许多国王和僧侣、百姓一道，来给他送行。由于有戒日王的亲笔书信，沿途各国都精心接送，他比较顺利地翻过雪山和葱岭，到达于阗。在于阗寺庙的壁画中，玄奘曾看到一些有趣的、关于中国古代桑蚕业向西方传播的描绘。这就是于阗王借娶中国公主的机会，要公主将蚕种藏在帽絮中带回于阗的故事。
　　由于玄奘是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私自出国的，因而当他回到于阗时，先托商队向唐太宗转呈了一份表章，说明自己出国的缘由和情况，请求处理。唐太宗很快回复说：“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13)并命于阗等地派人护送，命敦煌等地派人远道迎接。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往返5万余里，经历110个国家和地区后，回到离开已17年的长安，受到房玄龄带文武百官的迎接。当时唐太宗正在东都洛阳，长安的许多官员和百姓都到西城门将玄奘迎入弘福寺中。不久，太宗又在洛阳召见了他，详细询问了各地的情况，并要他写一部《大唐西域记》，记述旅途中的见闻。
　　玄奘返回长安弘福寺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翻译工作。并由他口述，由门徒辩机笔录《大唐西域记》。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子李治(后来的唐高宗)为纪念亡母文德皇后而修的慈恩寺(位于今西安大雁塔一带)落成，便请玄奘由弘福寺搬到这里讲学和翻译佛经。
　　玄奘精通梵、汉两国语言文字，熟悉印度和佛教的历史，加之态度谨严，一丝不苟，译意准确，语言流畅，因而在翻译的质量上也超越了前代和同时代所有的翻译家。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印度”国名，便是玄奘首先正确译出，而一直沿用至今的。他在《大唐西域记》中指出：“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日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唐太宗曾为他翻译的佛经作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一文，太子李治也写了《述圣记》一文。佛教史上将能通晓全部佛教经典的高僧称为“三藏法师”。“唐三藏”，就是对玄奘这位学问渊博的僧人的尊称。他这样一直辛勤苦干了19年，共主持翻译佛教经论70余部、1300余卷，成为中国古代翻译佛经最多、也是最著名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有《般若婆罗密多心经》《百法明门论》《唯识三十论》《唯识二十论》《大乘五蕴论》和《成唯识论》等。他还将旅行见闻整理成《大唐西域记》一书(此书涉及139个国家)。所撰《大唐西域记》是了解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文献。
　　《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述了玄奘目睹耳闻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山川风貌、城邑关防、道路交通、物产气候、风土人情、政治文化，特别是有关佛教的遗迹和传说等。它为研究中亚、南亚、西南亚各地的历史、地理、佛教文化，以及古代中西交通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现在，这本书已被译成法、英、日等多种外国文字。
　　高宗麟德元年(664年)，玄奘因积劳成疾，于65岁时逝世。他的遗骨先安葬在西安城东的白鹿原上。5年后，唐高宗又主持迁葬于长安城南少陵原畔新修的兴教寺中。这里除玄奘墓塔外，他的两个弟子窥基和圆测的墓塔，也修在两侧。
　　唐代之后，人们开始把玄奘取经的故事加以神化。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更在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元《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等作品的基础上，写成不朽的神话小说《西游记》。
　　经丝绸之路来长安的名人有印度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等人。唐代朝鲜、日本都派有遣唐使和留学生来长安，并把佛教及中国文化带回朝鲜和日本，这方面的佐证至今犹存，唐诗、碑文实物便是例证。
　　6.义净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华严经》
　　义净(635—713)，今山东历城人。公元671年，他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取经，前后历时25年，途经30个国家，于公元695年回到洛阳，并带回佛教典籍400部。回到洛阳后，他将旅行见闻整理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书，并翻译了61部239卷佛教典籍，其中最著名的即为《华严经》80卷。
　　7.悟空，今陕西泾阳人。公元751年，他随团经丝路北道出使印度。公元753年，他在印度患病，无法与使团东归。公元757年，悟空皈依佛门，并四处周游。公元789年回到长安，前后历时39年，途经58个国家，并曾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与于阗佛僧戒法协作，译完了他从印度带回的《十力经》《十地经》和《回向轮经》。回到长安后，悟空被封为壮武将军，并将旅行见闻整理成《经行记》，此书今已无存，慧皎的《高僧经》中有相关记载。悟空是有史记载的唐代最后一位去西天求经的佛僧。
　　8.圆仁与《入唐求法巡礼记》
　　圆仁，日本国人，为日本佛教天台宗三祖。公元838年，他来中国求法，9年后方归日本国。回到日本国后，他将旅行见闻整理成《入唐求法巡礼记》，此书是研究丝绸古道日本道的重要资料之一。
　　此后，北魏名僧宋元、惠生也曾有西域之行，取回佛经170多部，著有《宋云家记》《惠生行记》《道荣传》等，成为后代研究中印、中巴文化交流珍贵的史料。
　　中国大乘佛教“先空后有”，与佛教在印度的发展一致。畅通的汉、唐丝绸之路，高僧不畏艰辛，东西求法、传法，保证了佛教真义流传。而在印度本土，由于受小乘佛教和伊斯兰教影响，大乘佛教后来不再占据印度宗教的主导，佛寺毁损严重，所以日本、朝鲜学者后来都到中国取经。
　　古代的高僧大德，多为饱学之士，他们满腹经纶，在宗教，甚至在政治、科技、医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毫无疑问，他们都是长安厚重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现存众多历史价值很高的寺、塔等佛教建筑
　　西安及其周边地区现存的寺院约有200所，创建年代最早的可以上溯到西晋时期，如长安敦煌寺、户县的罗汉寺、草堂寺等等；最著名的应算各个宗派的祖庭和相关寺院，如百塔寺、草堂寺、至相寺、华严寺、大慈恩寺、兴教寺、大兴善寺、青龙寺、大荐福寺等。此外还有唐代两处佛教灵境，即位于扶风县的法门寺和终南山的南五台，以及译经场所在的寺院。这些寺院历经千百年的风云变幻，原来的建筑大多已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多是明清以后的建筑，但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仍然可以整理、勾勒出不少古寺的旧貌。至于佛塔，情况则要好得多。现存者有隋塔、唐塔、宋塔、金塔和明塔，其数上百，在三秦大地几乎随处可见。无论是佛寺还是宝塔，都明显地反映出时代的风格、特色，是中国建筑史、艺术史、佛教史的有机结合体。这也是长安留给人类的又一类瑰宝。据记载，唐时，庙宇寺院遍及全国，僧尼人数多得惊人。虽然没有精确统计，但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废佛毁寺的数字来看，的确是非常庞大。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武宗即位废浮屠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获袄二千余人”。可以想象唐武宗之前这里的情景真是：一片红霞映秦川，名寺古刹遍长安。
　　七、佛教雕塑琳琅满目，石窟艺术异彩纷呈
　　约略统计，陕西境内至今遗存的佛教石窟尚有13处，它们是药王山石窟、子长县石窟寺石窟、米脂县万佛洞、佳县云崖寺石窟、旬邑千佛洞、彬县大佛寺石窟、宜君县福地石窟和娑罗树石窟，此外还有壁塑明珠蓝田县水陆庵。这些石窟、摩崖、壁塑造像，最早可以上溯到北魏时期，历南北朝、隋、唐、宋、金至明，标领各代，涵括千年，勾画出明显的历史演变轨迹。它们在中国佛教石刻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单体的雕像，更是数不胜数。
　　八、佛舍利及法器文物举世无双，价值连城
　　长安作为佛教弘传中心长达千年，长安佛教无论在教内或教外，甚至在皇家贵戚中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有的寺院本身就是国寺、内道场或文武大臣的愿寺、佛堂等。几乎寺寺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及经济实力。临潼庆山寺遗址出土的金棺银椁，西明寺古井中所藏的数百件唐代银器，周至县仙游寺法王塔地官的隋室舍利，法门寺真身塔下地宫发现的四枚佛真身指骨舍利以及七重宝函、四面十二环锡杖等，无一不是国之重宝。许多有背景寺院的地下深处，谁又能预料将来不会有惊世骇俗的文物出土呢?
　　九、保存完好的“法宝”大藏经孤本和贝叶经
　　玄奘所在兴教寺至今保存着据说是印度传来的部分贝叶经，数量虽少，价值却大。大藏经“碛砂藏”宋代孤本，原藏于西安卧龙寺，后移存于陕西省图书馆。西安广仁寺至今藏有清康熙年间重修的明版大藏经6770卷，洋县智国(果)寺亦藏有明代慈圣宣明肃皇太后所赐织锦硬壳大藏经3000余卷等。此外法门寺明塔中也清理出普宁藏、毗卢藏的残卷。这些经藏的价值无法估量。
　　十、长安也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
　　长安既是儒释道三教斗争的前沿阵地，又是三教融合的大熔炉。自汉迄唐，从印度等西域各国前来长安弘法的高僧代不乏人，仅就可考者言之，总数就有40余人。赴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及经此赴印度的海东(朝鲜半岛)僧人也有30余人。这些人回来后多留居长安弘法，其中做出重大贡献的有竺法护、玄奘、义净等。他们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中西文化的交流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古代朝鲜、日本前来长安求法请益的僧人计有六七十人之多，他们的足迹北及坊州(今铜川市)，南至汉水，商山，其中又以都在长安及终南山为多。这些僧人，有的学成回国，有的终生留居中国，他们对佛教的东传及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居住习法的数十座寺院，成为韩、日两国僧俗向往、寻根、巡礼的圣地(14)。
　　“长安佛教史相当于半部中国佛教史”这一说法一点儿不假。佛教虽诞生于印度，但以后印度佛教逐渐衰退，佛教在西汉中期传入中国新疆地区，西汉末期即传至长安，魏晋时期(220—420)，在前秦、后秦统治者倡导下，长安成为佛教圣地，高僧道安在长安(312—385)译经10部187卷。并制定佛教礼仪规范，使沙门以“释”为姓，为佛教丛林制度奠定了基础。后秦(401年)，姚兴派人礼迎西域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到长安，拜为国师，在皇室御苑——逍遥园的大草堂，与弟子800余人译经300余卷，国立译场由此诞生。
　　南北朝时期(420—589)，佛教大师辈出，东取西送，译经数量倍增。南朝佛学崇尚义理，形成许多学派，具备宗派雏形。北朝佛学重实修，禅观、净土盛行，为后来佛学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581—907)，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诏令：“北周废寺咸与修营，境内之人任听出家。”一时间，4000多处寺院拔地而起，信众僧尼增至30多万。大兴善寺、卧龙寺、青龙寺等皆建于此时。
　　唐代20多位皇帝中，除武宗李炎反对佛教以外，其余都是扶植利用佛教，以治天下。因此，佛教在唐代已发展到高峰。寺庙林立各地，僧尼遍布四方，寺院经济发达，信众与日俱增。涌现出玄奘、杜顺、道宣、善导、窥基、义净、惠果等著名的中国高僧，其中贡献最大的首推玄奘，他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从印度携梵文经典657部返抵长安，先后在大慈恩寺、玉华寺等翻译出佛经75部，计1335卷。同时还创立了“唯识宗”。中国佛教的许多宗派，都形成于这一时期。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入唐八家”中的六家，如空海、圆仁、圆珍等都是来长安求学，并带回大量的经文文物，对日本佛教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宋代以后，长安佛教渐趋衰落，明清直至民国时期，陕西一些僧徒曾极力提倡弘扬。虽有太虚、妙阔以及朱子桥、康寄遥等人的倡导，但佛教始终未能恢复昔日盛况。
　　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在浩繁的佛教经卷中包含着大量古代印度的哲学、文学、逻辑学、语言学，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中新产生的志怪故事，很多就是从佛经中搬来的。唐代新文体中的“变文”，更是以诗歌和散文的形式，直接讲唱佛经故事。再如遗留至今的中国敦煌的泥塑佛像和佛教壁画，龙门和云冈的石刻佛像，以及西安周围的古代石雕佛像，便无一不是在佛教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艺术珍品。
　　现如今，历史悠久的、具代表性的寺院佛塔，都建在古都西安之内。佛教八大宗中，六宗的祖庭都在长安及其周边地区，如佛教密宗祖庭大兴善寺、法相宗祖庭大慈恩寺、净土宗祖庭香积寺及悟真寺、三论宗祖庭草堂寺(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子的纪念塔所在地)、华严宗祖庭至相寺和华严寺(华严宗祖师杜顺及澄观塔庙所在地)、律宗祖庭净业寺(唐代鉴真受业于此)。另有，宝鸡扶风县的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末年，发迹于北魏，起兴于隋，鼎盛于唐，唐代八位皇帝六迎佛指舍利，被誉为“皇家寺庙”，因安置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而成为举国仰望的佛教圣地。再加上兴教寺(玄奘灵塔所在地)及隋仙游寺(白居易《长恨歌》创作地)，长安佛教文化遗存之丰富可窥一斑。
　　① 《三国志·魏书》
　　② 迦叶摩腾、竺法兰与《西游记》及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
　　③ 学术界还有一说法，中国佛教有9宗，其7宗在陕，多出的一宗就是“三阶教”。
　　④ 《高僧传》
　　⑤ 钟林编著：《丝绸古道旅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⑥ 《高僧传·道安传》
　　⑦ 钟林编著：《丝绸古道旅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⑧ 钟林编著：《丝绸古道旅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⑨ 《高僧传·鸠摩罗什传》
　　⑩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11)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12) 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13)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14) 部分内容参考陈景富著《论陕西佛教文化及其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