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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生殖崇拜遗痕
作者:王炳华
新疆考古中见诸报导,可以与先民生殖崇拜信仰相联系的遗迹、遗物,相当不少。笔者曾得机缘目验、观察、品味其中大部分,也有一些只是得之于报导之中。今天行文,努力予以搜罗,但难望穷尽。古人生殖崇拜信仰因生存环境殊异,民族传统文化不同,随时代发展,其表现形式、手法亦不一。个人受知识不足、见识不广的局限,认识难深。因此,这一主题下,失之于交臂的资料大概也不会少。这里的论述,也许会失之于片面。但即使如此,据现有资料,也足以揭明古代新疆生殖崇拜之盛行,且遗风绵延,有过很长的岁月。与世界文明既见共性,也具特色。列其表现,探索影响,对新疆古代文化思想史,还是不失为有意义的一节。
24.1.1 阿勒泰山中赭绘女阴图
阿勒泰山洞窟彩绘,是时代较早的文化遗存。其最早的绘画,从人们狩猎取围猎、投枪方式,不知用弓箭,围猎对象为食草类大兽等角度分析,相对时代可能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绝对年代在去今一万年前。在这类赭红色洞窟彩绘中的富蕴县唐巴尔塔斯洞窟彩绘,与生殖崇拜相关。
1964—1965年,笔者在阿勒泰考古,曾进入“唐巴尔塔斯”(意为“画图的石头”)洞窟。那里的彩色斑斓、满溢神秘意味的图像,令人眼花缭乱,而难捕捉到要领。后经多年学习后,才在“生殖崇拜”之中渐渐品味到了它的内涵。
山洞所在,海拔为1020米,地势不算高。较之傍近的山村民居,相对高度只25米,来去并不困难。洞前地势为缓坡,草被茵盛。自洞口外望,视野开阔,有很大的空间,适宜于群体活动。
山洞的形势特征是:口朝东,洞体较高大、幽深。口宽约20米、最高达11.5米,最深达11.8米。自然形成的洞体并不规整,岩层经长时间风雨剥蚀,洞口虽宽,但渐深渐收渐小,也逐渐幽暗。联想洞体内的绘画内容,豁然开朗:它的总体形象,大概曾经予原始先民以“阴户”之联想。古人思维,混沌初开,往往以身及物。因为有这样的联想,于是出现了进一步在洞中进行生殖巫术活动的赭红色彩绘。
赭红色壁画,散布于洞顶、内壁、侧壁,规律难寻。细辨其内容,有尖顶帽盔、几何形徽记、手印、卵圆形图像等。居于显目处所且当为绘画主体的,是四幅巨大的卵圆形图像,加上另三幅稍小卵圆形图,共达七幅之多。最大两幅卵圆形图,以赭红色作地(面积最大75×78平方厘米,达0.5平方米),其上以多道黑色墨线或白色线绘出卵圆形,略似女阴。以赭红色线绘就的几何形徽记,居于洞顶,其旁有手印。帽盔共两顶,尖形盔顶下为人面图形,眼、鼻、须发、眉毛齐备。清代学者方式济在其《龙沙纪略》中述及萨满崇拜,有“降巫之神曰萨满,帽如兜鍪”的文字,正好为这一尖形帽盔作了提示:它们应该就是神巫“萨满”的象征。而几何形徽记、手印,应是某一部落的标志,标示着这一祭祀场所的主人。洞中绘图,女阴为主体。大小、表现手法略异,说明不是成于一时。但为山洞绘图之主体却是明确的,也由此揭示了这一洞窟绘画的主题。表明相当时段内,这片地区的先民,曾视这一山洞为神圣,以之作为女阴崇拜的特定场所(见图版74)。〔1〕而通过萨满向上天表示了人们的祈求:作为婴儿降生的生命之门,关系氏族、部落的人丁兴旺,祈望上天神灵能护佑它生育力量旺盛。洞前地势的开阔,也十分便于全氏族、部落,尤其是其中的女性成员顶礼膜拜。在萨满、巫师呼应天地后,祈求上天能降灵于芸芸众生。这种种细节,虽只是今天的逻辑推论,但不为无据,它有助于认识先民的原始思维。
24.1.2 呼图壁生殖崇拜岩画
天山腹地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自1987年被发现、报导后,引起过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反响。〔2〕为认识、理解相关岩画的文化内涵,1987年至1989年,笔者曾不断往返于乌鲁木齐与康家石门子之间,在岩壁下的土屋中,最长一住经月。对岩画所在环境、画面内容及层层相叠的刻纹,可以说是娴熟于心。至今,虽不敢说已完全洞悉了所有细节,但对其主要意旨的把握,自信是没有误差的。在新疆近半个世纪的考古生涯中,这可以算是令人宽慰的一个收获。
康家石门子岩画所在环境,是值得首先关注的一环。它坐落在天山腹地,至今周围少见居民。岩画所在峭壁,为一块较为平整的透镜体,居所在壁立山峰的底部。赭红色山体在周围绿树青草的映衬下,特别引人注目。加之山势雄伟、突兀而立,远望,犹如擎天立柱。左右又有终年流水的两道溪谷环绕。山前缓坡、沟谷岸边,绿草如茵,灌木丛丛,生机盎然。这样一种景观,在“万物有灵”的先民们心目中,是灵地圣区。在中国古代文献《大载礼》中,留有“丘陵为牡。谿谷为牝”这样的文字。高山、溪谷,都与人类一样,有性别差异、有生命灵性。四川泸沽湖畔,雪山为男、湖水若女的信仰,是与此精神相通的又一个实例。雕刻祈求生殖能力旺盛的岩画,实施相关的巫术祝祷,古代新疆先民将之选在了天山腹地康家石门子,正是遵循着同一个指导原则。看来,这是原始思维状态下普遍性的现象:这样生命力旺盛的山水环境,天人相通,人类也可以因而获得强大的生殖能力。
岩画画面,东西长约14米、上下高9米、面积达120平方米,其上满布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人物达300多人。人体大者过于真人,小者仅约10厘米,有男有女,或站或卧,或衣或裸。如此众多的人物、如是宏大的画面,自然不可能完成于一时,它必然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在一段相当长久的岁月内,这片深藏天山腹地的山水,曾是人们满怀虔诚,礼拜、祭祀,追求子嗣的圣殿所在。
在120平方米的石面上,满刻人物,其内容及背后的思想内涵,自然是十分丰富的。说它的核心是生殖崇拜,在于祈祝获得超常的生殖能力是有诸多根据的。除前述灵异山水外,更择有限几幅画面,作为例证。其一,可以称之为“马祀求育图”,居于岩画最上方。人物高大如真人,画面为9名裸体女性围绕两组对马、面对一裸体男性舞蹈。中国古代有过“马祖”崇拜观念,〔3〕印度古代也有通过马祀得子的概念。〔4〕其二,多组男女媾和图象。画面中男女并卧,男性高大(胸部或刻男子头像)、生殖器勃起,举向女子阴部,也有男子作猴面与女性交合。其三,男女交合,其下为欢跳小人。男子面容粗犷,女子亭亭玉立、体态优美,其下为两列躯体前倾后曲、热烈欢跳的小人,总数达55人之多。祈求人口繁衍、多生多育,以及实现了人口增殖后的愉悦、欢乐,满溢于冰冷的岩壁之上。其四,象征两性交合的双头同体人像等。诸如此类的图像,无不与祈求人口繁育相关联,在整个岩刻画面上反复出现。
在岩刻画面下方,有长期烧火后留下的灰烬,厚达2米以上。岩壁底部因长期火烧,已变色酥裂。这火灰烧痕,表明这区岩刻绝不止是一般的艺术创作,而曾是当年这片地区居民视为神圣的祭祀、祝祷之处。祭祀,往往会烧火。经过长期、反复地烧火,才留下厚2米以上的火灰。而火光下巫术祈祝的主题,自然就是画面明示的对生殖能力、人口繁衍的期求。
与康家石门子岩刻相类似的画面,还见于准噶尔西部山系巴尔鲁克山中巴尔达库尔。这里也是山体兀然耸立,山溪绕沟而行。画面为多组两性交合图像。
在巴尔鲁克山中的乌什德特沟,也有同样的男女交合岩刻图像。〔5〕
24.1.3 罗布淖尔荒原小河墓地
被评为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小河墓地”,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墓地中十分浓烈的生殖崇拜文化精神。
所谓“小河”系孔雀河一条支流,长约60公里,20世纪30年代尚见流水。瑞典考古学者F.贝格曼为寻找这片墓地,曾在河中泛舟。目前,已成不见滴水的裸露河床。在小河尾闾地带,罗布淖尔猎人艾尔得克曾发现过一处景观奇特的古墓地,被他称为“伊比利斯(意为魔鬼)守着的一千口棺材”。1934年,贝格曼在艾尔得克引导下调查、发掘了墓地中12座墓葬,在稍后刊布的《新疆考古研究》中,详细介绍了有关发掘资料,称它为“小河五号墓地”。〔6〕2000年末,笔者偕友人找到了这片已在人们视野中消失达66年,埋没在沙漠中的墓地。〔7〕2002年至2004年,新疆考古所对这片墓地进行了全面发掘。〔8〕
值得附笔一提的,是韩国汉城中央博物馆藏品中也有出自小河墓地的文物标本。〔9〕
说小河墓地凝集着浓烈的生殖崇拜文化精神,只从贝格曼70年前的报告、新疆考古所2002年发掘报告,就可以做出结论。自然,完整刊布小河墓地的发掘资料后,素材会更丰富,人们会在这一点上得到更充分的认识。
说小河墓地居民存在生殖崇拜,有下列实物资料:
(1)2002年出土一具女尸,腰部垂挂一件造型逼真、大小与真实相若的木雕男性生殖器(见图版75)。
(2)女性墓穴前,无一例外都竖男根形立木,涂染成红色。立木上端附形如女阴的草编环形十字图像,这种环形十字,在西亚亦见,被视为两性结合的符号,象征生育繁殖能力,故被称为“生命钥匙”。
(3)男性墓穴前,全部竖外形卵圆似桨的女阴形立木,染成墨黑色(见图版76)。
(4)贝格曼曾在小河获得5件木雕男性生殖器。中空的腔体内,涂染成红色,内置蜥蜴头骨,而蜥蜴,曾是男性生殖器、并标示强大生殖能力的象征物。
(5)出土蛇形木桩。“长而光滑的直木桩,雕刻成蛇形”。贝格曼曾强调:“像青蛙是雨的象征一样,蛇被一些权威认为是促进生育的原始符号,也经常被作为阴茎的象征。”〔10〕
林林总总的男根、女阴立木、形象逼真的木雕男性生殖器、蜥蜴头骨、蛇形木刻等等,传达的信息都是祈求先民能获得强大的生育繁衍能力,自然是生殖崇拜观念的表现形式。小河墓地是罗布淖尔荒原孔雀河流域的青铜时代墓地,绝对年代在距今3800年前后。这一时段,生殖崇拜曾是这片地区人们心灵深处虔诚的信仰、炽热的追求。
24.1.4 石祖·陶祖·木祖
与小河墓地所见不少的木雕男性生殖器相呼应,在新疆其他地区也曾发现多件精致雕琢的男性生殖器,是为“人祖”。它们材质或有不同,部分见于雕就人体,只是特别强凋了男性生殖器的超常伟岸。
木垒县四道沟,曾出土石祖。石质,花岗岩,通高13厘米。〔11〕文物现藏木垒县文化馆。
哈密焉不拉克青铜时代墓地,曾出土男、女木俑。作者使用十分夸张的手法突出表现了男、女(尤其是男性)的生殖器,既粗又长,长度几及身体的1/3。〔12〕造型虽不同于木祖,但其强调并特别表现男性生殖器,祝祷强大生殖功能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
和田市郊约特干遗址,出土过大量泥红色陶塑人物、动物。在动物形象陶塑中,猴为主要形象,或嬉戏、或奏乐,而十分显目的造型则是极度夸张地显示其雄性生殖器,或把持在手、向前挺举,或作雌雄交合状。〔13〕以猴状人,透露的也是对生殖繁衍能力的追求、歌颂。
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前,出土过一件陶祖。细泥质,烧造火候很高,显红黄色。制作十分精细,绝非随意、即兴的造物。龟头部分写实,一如阴茎前端。后端见睾丸,阴茎中段作龙头形,眼、鼻、须、眉俱显,故可称之为“龙首陶祖”(见图版77),〔14〕时代可能在唐。十分可惜的是相关文物出土情况不清,为进一步认识这件重要文物的文化内涵带来了局限。
1907年,伯希和在都勒杜尔·阿胡尔发掘(今新和县玉其土尔)期间,在唐代遗址中发现一块土坯,上刻男性生殖器,阴茎、睾丸毕显。〔15〕
从四道沟新石器时代到唐代克孜尔、都勒杜尔·阿胡尔遗址出土的石祖、陶祖,以至土坯上显示的男根形象,持续、始终不变的精神是对男性始祖的代表物——男根的尊崇。子嗣的繁衍,这时已被片面的寄托在了父祖的名下,而且这一精神还被神化。克孜尔出土的“龙首陶祖”制作超常精细。出土后观察,正面因长期阳光暴晒,色彩已消淡,底面则色彩显红。这是长期置于一个固定位置,才会出现的效果。据此推测,它十分可能是被作为一件神物,接受人们顶礼膜拜的。如是,这么一件“龙首陶祖”,已经因应社会需要而被赋予了非人间的力量,发挥着特定的维护父权制度的作用。
24.1.5 鸛鸟啄鱼图
阿勒泰市骆驼峰有一幅岩刻,作鹳鸟啄鱼图。鹳鸟双腿挺立、身体后倾,长颈尖喙,正全力叨啄一条鱼的边脊。鱼体粗大,总体过于鹳鸟,鹳鸟必须倾身全力以赴,表现得出神入化。鹳鸟上方,有一匹臀肥体健的骏马(见图版78),〔16〕线条流畅,工艺成熟。
在阿勒泰山中,岩刻动物、狩猎图像,可以说随处可见。与阿勒泰山无涉,却与湿地、河流相关的鹳鸟、鱼,出现在骆驼峰上,很难想象它是基于本地实际生产、生活而创作的写实图像。
予人以悬念的第二点,是与此基本类同的图像曾出现在河南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件陶缸上(见图版79)。阎村陶缸图,学术界曾广为关注,并有过各种阐释,最后比较得到认可的论断,是说它实际显示着祈祝男女交合,多产男丁的心愿。〔17〕把视野放得更开一点,鸟啄鱼图案,在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中曾是人们十分喜好的一种艺术图像,不仅见于彩陶,而且见于青铜器、瓦当、汉画像石、织锦之中,隐喻着幸福的两性生活吉祥、喜庆,〔18〕与阎村彩绘图的精神是一致的。
这一主题的图案岩刻在了阿勒泰山中,给了我们更多一层的联想:作为一种象征性概念的鸟啄鱼图像,不仅广泛流布在黄河流域古老的文明之中,也为古代西域阿勒泰山地中的牧人所了解、认同、接受。我们今天还无法准确判定阿勒泰市骆驼峰岩刻画的绝对年代。在中原,这类图像早到新石器时代,晚到明代,一直是人们喜好的祈祝子嗣繁衍、人丁兴旺的吉祥图形。古代新疆、包括阿勒泰山前后的游牧民族,也接受这样的文化符号,既表现着两地间思想文化交流的深度,更说明了人们对有可能助益于子嗣繁衍的精神追求,它的强大力量是植根在生殖崇拜精神土壤之中的。
〔1〕有关图像参见王林山、王博编《中国阿尔泰山草原文物》图127、128、129、130、131、133,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新疆文物局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图0922、0923、0924,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苏北海《新疆岩画》,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22~24页。
〔2〕王炳华《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刻画》,《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王炳华《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画》,文物出版社,1990年;相关发现、海外曾转载报导。而有关岩刻画面,尤其是全景墨线图,国内许多出版物不断转发、使用。曾经过眼处,至少近20处,除个别著录说明过绘画者、引录处外,多不见任何说明。但于此一端,也多少可见其影响了。
〔3〕《周礼》,有崇祀马祖记录。传统观念中,代表阳性的“乾为天,为良马,为老马”,参见钱锺书《管锥篇》,第一册,“说卦”,三联书店,1979年,第56页。
〔4〕蟻垤著,季羡林译《罗摩衍那》(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64~101页。
〔5〕李肖《巴尔达库尔山岩画》,《新疆文物》,1989年第3期。
〔6〕FOLKE Bergman:《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Stockholm, 1939.
〔7〕王炳华《丝路北道与小河》,《丝路游》,2001年第1期;王炳华《小河考察记》,《寻根》,2001年第2期。
〔8〕新疆文物考古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2003年罗布泊小河墓地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03年第2期;2007年第1期。
〔9〕[瑞典]F.贝格曼在其《新疆考古研究》中,对此已有揭示,他和A.斯坦因都注意到这一事实,认为是1910年前后,由桔瑞超得自若羌。笔者在汉城访问中,曾目验相关物品,其中标注为“楼兰”的部分文物,如草篓、尖顶毡帽、牛皮鞋,确实与古墓沟、小河同类物品一致。
〔10〕[瑞典]F.贝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11〕新疆文物考古所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0页。
〔12〕新疆文物局《新疆文物古蹟大观》,图295,新疆美术摄出版社,第123页。
〔13〕相关文物流散各处,新疆博物馆、和田博物馆有相当收存外,日本东京、瑞典斯德哥尔摩、英国伦敦等处也有收藏。
〔14〕赵莉《克孜尔石窟谷西区新发现的陶器》,《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笔者在克孜尔曾认真观察过这件文物,“龙首陶祖”为笔者定名。
〔15〕[法]F.伯希和《都勒杜尔·阿胡尔和苏巴什》,第三卷。
〔16〕新疆文物局《新疆文物古迹大观》,图936,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第335页。
〔17〕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61~265页。
〔18〕新疆文物局《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第149页、图108、936。
西域考古文存/王炳华著.-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