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丝绸之路的起源，除了我们已经讲过的它的从无到有和发展开拓的过程，除了推动它走向繁荣的各种动因之外，还应该关注中国蚕桑丝织技术的发明和丝绸生产的发展。丝绸之路固然泛指中外文化交流之路和文明对话之路，但它首先还是贸易之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丝绸曾是带动整个国际贸易的动力和杠杆。汉代丝绸之路的形成与汉代发达的丝绸业有密切关系，丝绸能够支撑两汉时期巨大的国际贸易，其丝绸生产技术和生产量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书探讨了先秦至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产生和发展，那么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发展在人类文明史上地位如何，需要我们把它放在整个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上观察。
　　14.1 汉代中国文明的输出
　　汉代中国获得大量域外文明成果，也是中国人以自己的辉煌成果交换而来的。无论是战争、使节交往、贸易和宗教等何种途径，都有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输出。汉代输出的产品有丝织品、棉织品、麻织品、漆器、竹器、铁器、铜镜、软玉、釉陶、装饰品等，影响最大的是丝绸。斯文·赫定曾经动情地说：“中国内地沿这条皇家驿道出口的商品中，无论在数量或地位上，都没有哪一样能与华美的丝绸相媲美。两千年前，中国丝绸是世界贸易中最受崇尚、最受欢迎的商品。”〔1〕对丝绸的渴望曾经是古代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与中国贸易和交往的重要动力之一。
　　14.1.1 汉代丝织业的发展和丝绸的输出
　　14.1.1.1 汉代丝织业的发展
　　汉代丝织业发达，不仅品种繁多，品质精良，生产量也足以供应当时国内的消费和大量外销。中国人发明了蚕桑丝织技术，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那只神奇的小虫，它吐的丝和由丝织成的灿烂的丝绸，支撑了两汉时期的国际贸易大厦，铺设了一条通向世界的贸易之路和文明对话之路，成为古代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杠杆，促进了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交往、交流和相互了解，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汉代，为中国人换取大量域外文明成果。当时丝织品的制造和贸易主要是官办的，西汉时都城长安有东织、西织两大织室，承办郊庙之服；齐郡之临淄(今山东淄博)和陈留郡襄邑(今河南睢县)各有官营作坊，专供皇帝穿用。《汉书·元帝纪》记载，初元五年四月，元帝罢“齐三服官”，颜师古注云：
　　李斐曰：“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冠帻縰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如淳曰：“《地理志》曰：‘齐冠带天下。’胡公曰：‘服官主作文绣，以给衮龙之服。’《地理志》襄邑亦有服官。”师古曰：“齐三服官，李说是也。‘縰’与‘纚，同音，音山尔反，即今之方目纱也。纨素，今之绢也；轻绡，今之轻纱也。襄邑自出文绣，非齐三服也。〔2〕
　　服官是负责为皇室制作丝织衣物的政府官员。汉代齐国临淄和陈留郡襄邑是两大丝织中心，朝廷在此二地置服官。齐三服官制春、冬、夏三服，襄邑则专制文绣，即织锦。元帝罢齐三服官，只是一种临时性的举措，那是有大臣批评三服官浪费严重，又因为“夏四月，有星孛于参”，天象示警，皇帝为厌天意而节用的表示。实际上直到东汉章帝时，齐仍有三服官。《后汉书·章帝纪》记载，建初二年四月，“癸巳，诏齐相省冰纨、方空縠、吹纶絮”。唐章怀太子注云：“纨，素也；冰，言色鲜洁如冰。《释名》曰：‘縠，纱也。’方空者，纱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纱也。’纶，似絮而细。吹者，言吹嘘可成，亦纱也。《前书》齐有三服官，故诏齐相罢之。”〔3〕这与西汉元帝时一样是临时性举措，并不是撤销此职。元帝时长安、齐郡临淄、陈留郡襄邑皆设立官营手工业作坊，有相当大的规模。仅齐三服官所掌“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4〕。在长安东织废后，仅留西织，称织室。
　　除了官营之外，各城市通常都有富商大贾经营私营手工业作坊，从事丝织业商品生产。还有农民家庭手工业，他们主要纺织麻布、葛布和绢帛以供自己穿用和缴纳赋税，也有一小部分纺织品出售。齐地本来就以丝织著称，秦李斯《上书谏逐客》中提到“阿缟之衣，锦绣之饰”〔5〕。所谓“阿缟”就是齐国东阿出产的白色丝织品。晁错《论贵粟疏》云：“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6〕《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地丝织品行销范围之广，“齐冠带衣履天下”〔7〕。当时民间丝织业之发达，实际上是无家不从事丝织。据《西京杂记》记载，连富贵之家主妇也从事丝织之事，如霍光妻、陈宝光妻，都是“六日成一匹，匹值万钱”。巨鹿陈宝光妻发明的织法是“机用一百二十镊”，效率甚高。〔8〕若照此计算，全国织丝者如以百万人计，六日百万匹，两月一千万匹，一年即六千万匹。《汉书·货殖传》说：“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可“比千乘之家”〔9〕。《汉书·张安世传》记载，张安世“尊为王侯，食邑万户”，夫人除自织外，又率七百家僮共织而成大富，超过了霍光。〔10〕由于丝织品的大量生产，过去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丝绸成为普通百姓的日常用品。晁错《论贵粟疏》写商贾云：“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11〕西汉桓宽《盐铁论》记载贤良们的话云：“今富者缛绣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姻之饰。夫纨素之价倍缣，缣之用倍纨也。”〔12〕
　　汉代纺织技术有新的提高，纺车、织布机成为普遍的纺织工具，提花机已经使用分组的提花束综装置并用地经和绒经分开提况的双经轴机构。丝织品种类很多，官营作坊主要生产贵重的锦、绣、绮、縠，这是几种高级的丝织品。日本原田淑人测定汉代丝径为0.008～0.013毫米。〔13〕而据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标号19的方孔纱测定，丝径细到0.0055～0.006毫米，超过现代各国的家蚕丝。〔14〕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素纱禅衣，薄如今日之尼龙纱，透明如蝉翼，轻如烟雾，重量仅有49克。汉代的丝织物总称“缯”和“帛”，其中汉锦是五彩缤纷的多彩织物，代表了汉代丝织物的最高水平。通过对汉代丝织品进行化学分析，知道汉代是用茜草素和蓝靛做染料，可以染成绿、褐、红等色，比战国时期用温水湅帛的染色工艺提高了一步。
　　东汉纺织业技术有重大进步，丝绸产量也有增加。史载光武帝刘秀赐卢芳缯二万匹，樊宏布万匹，单于缯采四千匹；明帝赐邓皇后布三万匹，赐东平宪王刘苍布一次十万匹，又一次二十五万匹，又四万匹、九万匹；章帝赐昆明夷卤家帛万匹。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斑斓、花纹复杂的织锦。四川成都成为丝织业的一个中心，蜀锦驰名全国，朝廷设有专门管理丝织业的官吏，故成都有“锦官城”的美称。西晋左思《蜀都赋》云：“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15〕蜀地蚕桑丝织业发达当甚早，“蜀”字即指蚕丛，说明蚕桑之业虽不一定起源于蜀，而汉代以前蜀地早已成为蚕桑丝织业兴盛的地区。《三国志·张飞传》记载，刘备入益州，诸葛亮、张飞、关羽等人各赐“锦千匹”〔16〕。临淄和襄邑的丝织业依然兴盛不衰。王充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17〕新疆地区的丝织业也有很大发展。民丰县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花毛织品，显示出当时西北地区高度发展的纺织工艺水平。
　　14.1.1.2 汉代丝织品的远销
　　汉代西域尚无蚕桑丝织。《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葱岭东西各国“其地皆无丝漆”〔18〕。汉代由于蚕桑丝织业的发展，丝织品不仅供衣物之用，而且成为重要商品被大批西运，并成为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之物。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是中原丝绸西运的主要通道，沿途考古发现不少汉代丝织品遗物，在武威、敦煌、额济纳和新疆境内北道沿线的吐鲁番、库车、拜城、巴楚，南道的楼兰、尼雅等，都曾发现汉代彩绢、锦绮、纱罗。在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和诺因乌拉汉墓中，见到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同样的汉代菱纹起绒锦。中国蚕桑丝织技术早在箕氏朝鲜时期已经传入东邻朝鲜，“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19〕。汉代中国丝绸仍源源不断地传入半岛。两汉时丝绸的外传有几个主要途径。
　　一是充作军饷发给驻守西域的将士，充作旅费供使节作为支付手段，个体商人从事的丝绸贸易通过在当地和沿途的交换而传播至西域。丝绸在西域、中亚、西亚成为最受信任的通货和馈赠品。《史记·大宛列传》写汉使路经西域，途中被诸国刁难的情形：“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20〕说明帛是用作旅费的。斯坦因在敦煌古长城烽燧遗址发现一件丝绢，署有“任城国亢父丝一卷，宽2尺2寸，长40尺，重25两，值618钱”的字样，东汉时的任城国在今山东济南一带，建于公元84年。〔21〕另一件西汉末年绢的末端则有波罗谜文，说明这些丝织物来自今山东地区，而运输的目的地则是中亚。在民丰东汉墓发现整件锦袍。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撒马尔罕等地也发现汉代的丝织品，在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城遗址还发现了汉字纹锦。
　　二是作为礼品赠送给域外的民族和国家。汉代中国发展了与周边民族和域外国家的关系，通使不断，丝绸是汉朝政府与域外交往中赐赏和回赠的主要礼品。汉代时官方交往的国家向西至大秦，向南到东南亚、南亚，向东至朝鲜、日本，北则有匈奴，东北有乌丸、鲜卑等。中国丝绸通过彼此间的政治交往传入世界各地。在汉与匈奴的和亲关系中，汉朝不断赠给匈奴贵族以大量贵重物品，其中包括精美的丝制品。汉文帝在《遗匈奴书》中讲到：“使者言，单于自将伐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毗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22〕汉文帝在《遗匈奴和亲书》中云：“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蘖、金帛、绵絮、它物，岁有数。”〔23〕武帝《欲伐匈奴诏》云：“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24〕《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使者到汉，“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降汉，朝天子，天子赐物中有衣被77袭，锦绣绮縠杂帛8000匹，絮6000斤。此后每年一次入朝，汉朝都赠送大量的丝絮缯帛。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封匈奴单于，赠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建武二十六年(50年)，匈奴南单于遣子入侍，光武帝赐给南匈奴单于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赠给单于家属和臣僚缯彩万匹。单于遣使元正朝贺，“汉乃遣单于使，令谒者将送，赐彩缯千匹，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医及橙、橘、龙眼、荔支；赐单于母及诸阏氏、单于子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缯彩合万匹”，此后“岁以为常”〔25〕。尼雅遗址发现的汉地丝织品，有的用作男锦袍下摆底襟，有的是男用锦袜，还有手套。有的绣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等字样。斯坦因在罗布淖尔也得到几件同类的织品，在叶尼塞河畔奥格拉赫提公元2世纪墓中也发现此类织品，其上残存“益”“寿”“三”等字，都是作为礼品赠送的。
　　三是官办贸易。张骞出使西域后，汉与中亚、西亚和南亚的贸易大为开展。汉代运丝的商队通常由政府主管，称为使节。汉朝每年都派出大批使团随带大量的牛羊、缯帛和黄金，用骆驼做运载工具，跋涉于沙漠、草原和峡谷之间，和远方的塞人、大月氏人、康居人、波斯人、印度人交换商货。从中国出发的商队，在前汉时代已经跨过阿姆河，进入里海北部、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北印度，有的到达了地中海滨的安提阿克，甚至有的还抵达罗马，充当了赛里斯国的使者。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馀人。”他们往返一次近的要三五年，远的长达八九年。新疆和内蒙古出产的双峰骆驼在翻越帕米尔高原和伊朗高原的远途运输中起了沙漠轻舟的作用，这些商队也常常使用马和驴子。汉朝派往西域诸国进行贸易的使者，称为使节，但通常并非一般的政府官吏，而是通过招募和察举的方式组成的出外商团。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四月《求贤诏》有云：“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26〕《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至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27〕可见当时不论吏民、贫人子、妄言无行之徒，甚或犯法抵罪之人等，皆以政府派遣的身份西行。在西行中汉使随带大量的牛羊和币帛，以便与沿途各国交换他们旅途中所必需的生活用品。从汉武帝时起，汉朝商使已经进入印度洋开展贸易，丝绸是汉使所携主要货物之一。《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明确记载汉使是“赉黄金杂缯而往”〔28〕。
　　四是中外商人的贩运，这也是数量极大的外销。汉代丝绸外销，外国商人入华贩贸，在中外文献中都有反映。《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以后，西北外国使“日款于塞下”，中亚和安息国商人“善市贾，争分铢”。罽宾“实利赏赐贾市”，遣使至汉从事贸易。公元1世纪的罗马作家老普林尼(Pline L’Ancien)在其《自然史》一书中记载，罗马人远赴赛里斯以换取衣料，赛里斯人“不与别人交往，坐等贸易找上门来成交”〔29〕。成书于公元1世纪末的拉丁文著作《厄立特里亚航海记》的作者是一位定居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他曾到过斯里兰卡。据他记载，中国的丝绸在印度恒河之滨一个称为“恒伽”的市场转口。〔30〕托勒密《地理志》卷1引述提尔的马利努斯的话，说有一位叫马埃斯(Maês)的人，原籍马其顿，和他的父亲一样以经商为业，曾派遣手下的一批人到赛里斯经商。马利努斯还讲述了从幼发拉底河至石塔的距离，到石堡的路线。〔31〕而石堡通常被认为指地处今新疆莎车附近色勒库尔的塔什库尔干(Tashkourgan，意为石堡)，〔32〕位于葱岭东侧的竭盘陀国。汉代个体商贾的活动也值得注意。西汉焦延寿卜筮书《易林》中卜辞有云：“东市齐鲁，南贾荆楚，羽毛齿革，为吾利宝。”〔33〕实际上是当时东西奔走、南北往来的商人活动的反映。《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34〕这些物产有的来自海外，中国内地商人往南方沿海地区经商，把这些海外输入的珍货转手贩卖到中原地区，以此致富。在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中，汉朝的商业活动也深入今朝鲜境内的汉四郡：“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35〕商人唯利是图的行为破坏了那里一向淳朴之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秦时进军西南夷，开通了五尺道，置巴、蜀、汉中三郡，在西南夷各部落置吏管理。秦朝仅维持了十几年的统治，汉朝建立后放弃了对西南夷的治理，关闭了蜀地关隘，从此道绝不通。但巴蜀之地的商民不断偷渡出境从事商贸活动，“窃出商贾”。他们获得西南夷之莋马、僰僮、旄牛贩卖，因而致富。这说明在汉武帝遣使探查这条商道之前，民间的走私商业活动便在进行。张骞通西域后，内地商人往西域经商的络绎不绝。中国商人的活动是丝绸外销的重要途径。中原地区的商人交换域外珍奇的本钱是丝绸，他们用汉地丝绸换取域外各种汉地所需的物品，转手赢利。
　　汉代中国丝绸最远传入罗马帝国。据说丝绸最早是通过叙利亚传入罗马。公元前53年，罗马三位执政官之一克拉苏以叙利亚总督的身份率7个军团，跨过幼发拉底河，发动了对帕提亚的战争，与从安息赶来的波斯军队展开了卡尔莱之战。波斯人发挥弓箭的威力，有效地阻止了罗马人的进攻，克拉苏速战速决的计划被打破。而当凭借盾牌抵抗的罗马士兵疲惫不堪时，波斯人突然发动反击。在正午的阳光照射下，他们的军旗分外鲜艳夺目，令罗马士兵眼花缭乱。他们不清楚波斯人手拿的是什么武器，也不知道波斯人为什么勇气十足，以为波斯人获得了神的庇护，于是兵败如山倒，克拉苏自杀身死。“至于那些在这次毁灭性的战役中使罗马军团眼花缭乱的、绣金的、颜色斑斓的军旗，历史学家弗罗鲁斯(Florus)认为就是罗马人前所未见的第一批丝织物。”〔36〕自此以后，中国丝绸在欧洲人心目中留下了一种神奇的印象。
　　根据考古发现，中国丝绸在公元前5、6世纪已经传入遥远的希腊。公元前4世纪，在希腊人克泰夏斯的著作中首次提到“赛里斯人”〔37〕。公元前1世纪的诗人维吉尔《田园诗》中提到了中国的丝，其诗云：“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了非常纤细的羊毛。”〔38〕普罗佩赛第一次提到中国的丝绸，他的诗《哀歌》云：“赛里斯织物和绚丽的罗绮怎能抚慰他们(不幸的情人)的忧伤?”〔39〕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书中也提到中国的丝绸，他说：“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尼亚格人说，人们可以利用这种羊毛纺成漂亮而纤细的织物，马其顿人用来制造座垫和马鞍。这种织物很像是足丝脱掉的皮织成的赛里斯布一样。”〔40〕希腊、罗马人最早是如何得到中国丝和中国丝绸的，史书上没有记载。所以李希霍芬在《中国》(China)一书中说：“中国丝虽在公元前1世纪已发现于罗马，但丝之贸易，则须迟至公元1世纪。且因西域交通中断，故由海道经印度而来。乃公元100年左右。班超征服葱岭东西各国，于是陆上交通再兴。布里尼乌斯(普林尼)谓中国输往之货以丝、铁为大宗，即指此时。由罗马东来者，则为金、银、玻璃、珊瑚、象牙等。”公元前64年，罗马人侵占叙利亚后，在这里得到中国丝绸，从而刺激了罗马人对中国丝绸的欲求，对中国丝织品的需求迅速增加。
　　罗马是通过海陆两路沿途各国转手贸易得到中国丝绸的，安息是中国丝和丝绸传至罗马的重要中介国。安息为了垄断丝路贸易，甚至阻挠罗马与汉朝的通使。因此丝绸在罗马帝国是非常稀罕之物，起初罗马人只能用丝绸制作花边饰品或襟边装饰。由于原料缺乏，罗马人甚至把零星的丝绸边料拆开，抽取其中的丝来用。“公元1世纪的早年，丝绸的使用已从安息传到地中海，在安息宫廷中丝绸或许从头一个中国使节到达时就已开始了。当罗马统一整个地中海世界，给予工商业以前所未有的刺激，产生了一个贪恋异国奢侈品的豪富的统治阶级时，这种爱好便进入欧洲。”〔41〕据说罗马人喜欢紫红色，当时地中海地区的工匠用某种贝类汁液来制造紫红染料，而丝料极容易着以这种颜色。布尔努瓦根据瓦隆《丝绸古代史》、博利厄《上古和中世纪的服装》和巴利塞《丝绸历史》等书的记载，说：“他们既不是用丝绸裁制长大而柔软的服装，这是从希腊时装中借鉴的样式，更不做面纱或宽外袍托加(toge，罗马人穿的宽外袍)。只是在两个世纪之后，一位罗马皇帝才穿上了整套丝绸服装，此人似乎就是赫里奥加巴尔(Héliogabale)。当时罗马人只是把丝绸用来做一些小装饰品，并且染成紫红色或刺绣，然后嵌饰在内长衣上，或绣在白毛线的托加上，有时也缀在从埃及进口的柔软的棉织品衣衫或来自巴勒斯坦的亚麻布衣服(人们怀疑这是一种纤细的亚麻或棉布衣)上。这些装饰品都是平行罗带，垂直缝绣在长衣的前襟。”据普林尼《自然史》，丝绸在罗马人手里“有时还作为边饰，方形或圆凸形的装饰品。人们也顺便把所有的零碎丝绸小片拆开，以便把丝线从中抽了出来，然后再织成更薄的绸布。这些都是由当时罗马追求时髦的社会风气所致，罗马的风纪监察官们曾批评这种服装过分下流猥亵了”〔42〕。据说，制作紫红色染料，需要大量的活贝壳动物，又需要长期的操作和必要的护理，所以染成红色的布匹价格昂贵。奥古斯都时紫红色丝绸虽然使用量很小，但是价值千金，与当时同重量的纯金几乎等价。
　　随着中西间交通的开展，输入罗马的丝绸越来越多，上层贵族开始有条件穿丝绸衣服。据说利凡特的提尔、西顿等城市的丝织业，都是靠中国的缣素运到后，重新拆散，再织成绫绮，染紫缕金，供罗马上层贵族穿着。奥古斯都时代(公元前63年至前14年)，“丝绸在意大利成了常见的商品”〔43〕。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史学家卢卡努斯(Lucanus)记载，埃及女王克利奥巴特拉(公元前48—前30年在位)因为拥有较多的丝绸衣服而为人所羡。罗马共和末期，凯撒皇帝穿着绸袍出现在剧场，被认为奢侈之极。他们所穿的衣服都是把中国的绫绮用针拆开，重新织就的。凯撒还使用过丝绸伞。此后罗马贵族不论男女都争穿绸衣，普林尼书中提到，穿着中国丝绸衣服的罗马少女的体态分外显得婀娜多姿。唐代杜佑《通典》云，大秦人“常利得中国缣素，解以为胡绫绀纹”〔44〕，大概就是指罗马工匠这种拆解中国丝绸重新编织的做法。缣是一种多股丝织成的绢，十分细密。罗马工匠把这种难得的原料拆解，以单股丝织出更多的轻薄绸缎。
　　到罗马帝国初期，即中国东汉时，罗马人穿丝绸衣服已经蔚然成风。皇帝梯皮留斯(Tiberius)曾下令禁止男子穿绸衣，以为那样女人气太重，以限止奢靡之风。但丝绸既然大量运入，此风禁而不止。锦衣绣服成为富室风尚，连教堂也习惯于用丝绸做帘幕。脱拉耶奴斯(Traja-nus)虽曾禁止一切靡费，而丝之贸易并没受到影响。罗马城内的托斯卡区开设了专售中国丝绢的市场，有叙利亚妇女以此为业而致富。公元2世纪时，丝绸在罗马帝国极西的海岛伦敦，风行的程度竟然“不下于中国洛阳”。尼禄火葬巴贝亚(Pappaea)，丝及丝服，用如泥沙。韦尔斯《世界史纲》云，在罗马王安敦尼王朝期间(161—180年)，“同遥远的中国进行了大宗丝绸贸易，因为蚕桑还没有开始西传。等到丝绸经过漫长多难的旅途到达罗马时，它的价值已与同重量的黄金相等了。由于大量使用丝绸，为了交换，贵重金属也不断地流向东方”〔45〕。普林尼曾列奢侈品和贵重物品表，其中有丝绸。他进行了一项计算，说：“珍珠是由阿拉伯海提供的。我国每年至少有一亿枚罗马银币被印度、赛里斯国以及阿拉伯半岛夺走。”〔46〕他认为罗马每年向阿拉伯半岛、印度、中国支付的香料、丝绸等货款，达3500万至1亿罗马币赛斯特斯(Sesterces)，据说这个数字约合10万盎司黄金。所以普林尼感叹道：“此即吾国男子及妇女奢侈之酬价也!”有人甚至认为中国丝的输入是罗马帝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古代国际贸易中，中国精美的丝绸是吸引周边民族和域外国家的主要商品，汉代发达的丝织业和巨大的丝绸生产支撑了两汉时期庞大的国际贸易，是推动中外交通和交流的主要动力，在当时国际交往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杠杆作用。
　　14.1.2 汉代器物和工艺的西传
　　14.1.2.1 铁器和冶铁技术的西传
　　中国不是掌握冶铁技术和使用铁器最早的国家，但汉代中国的铁器名扬世界各地，原因是冶铸技术先进，铁器精良。汉代有不少铁器输出，主要是由于战争传入西域的兵器。安息王朝就从中国输入过钢铁。罗马历史学家卢塔克称安息骑兵的武器为“木鹿武器”，木鹿城在安息东部(今土库曼斯坦马雷)，是中国钢铁的集散地。中国钢铁还通过安息流入西方，传到罗马。罗马学者普林尼在其著作中称：“在各种铁中，赛里斯铁名列前茅。赛里斯人在出口服装和皮货的同时也出口铁。”〔47〕
　　我国对铁的使用和冶铁技术的掌握可以上溯到商周时代，考古发现商代使用陨铁制作的铁刃铜钺，说明对铁的性质和锻打嵌铸的技术已经有了掌握。春秋时已经懂得了人工冶炼，铁器已应用于农业生产，偶尔也用于兵器。山西侯马北西庄出土春秋晚期的大批铁制农具、日用品，还有钢剑，说明不仅能铸造熟铁，还能冶铸生铁，这是冶金史上一项重大成就。欧洲在1380年仍用块炼铁熔制新铁，直到14世纪才有生铁，中国则从铁器时代初期，就是生、熟铁并用。铸铁技术应用得早是中国冶铁技术上独特的长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利用鼓风橐增高炉温的冶炼技术。战国时冶铸技术大大提高，如层叠铸造法一次可浇铸出多个铸件，这时还创造了展性铸铁。不仅农具大量使用铁器，兵器在燕、楚、韩及黄河流域都已普遍使用。锻钢和可锻铸铁已在全国流行。
　　汉代冶铁业进一步发展，作坊多，规模大，工序集中，设备齐全。技术也进一步提高，将战国时层叠浇铸法由两孔浇铸发展为一孔浇铸，还出现了低硅灰口铁和球墨铸铁，这是非常先进的铸造技术，据说在欧洲直到18世纪才使用。战国时出现的展性铸铁在汉代得到广泛使用，西汉时由块炼铁渗碳钢进一步发明了由铸铁脱碳的百炼钢，开始用生铁炒钢的新工艺。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出土了一件汉代铁镢，经化验有良好的球状石墨，有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相当。当地还发现炒钢炉一座。炒钢这种崭新的高效率的先进技术的出现，说明西汉的冶铁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改变了整个冶铁生产的面貌，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尚属少见，大多数只限于楚地。到了西汉，不仅能生产铁制的长剑、长矛、环首和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也广泛地使用铁制，如灯、釜、炉、剪等都在西汉中期的文化遗址中发现。说明汉时铁器的使用已十分广泛。
　　汉代冶铁业发达，有不少人经营冶铁和铁器而致富。《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48〕在通都大邑，经营“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的商贾，富比“千乘之家”〔49〕。蜀卓氏乃冶铁世家，其祖先战国时为赵人，“用铁冶富”。秦破赵国，将卓氏迁至临邛，于是卓氏“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50〕。“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宛孔氏之先，战国时魏国人，“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孔氏于此“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51〕。鲁国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52〕。
　　西汉时铁剑长度在80厘米到118厘米之间，钢剑的刃部经过淬火，坚实锋利。汉代还出现了仅一侧有刃的环柄长刀。这样锋利无比的武器正是西域各国所需要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当时从大宛以西直到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53〕。西域各国的弓矢和铁兵器，与汉朝军队所配备的长柄的矛戟和射远的弓弩以及剑盾相比，要落后得多。由汉朝投降的使者和逃亡的士兵直接将铸铁技术教给了大宛、康居和安息的铁工。公元36年，陈汤在西域看到“胡兵”战斗力不如汉朝军队：“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矢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54〕此所谓胡兵，包括葱岭以西的大宛在内的汉西域都护统辖下的西域诸国兵。
　　安息从中国输入钢铁兵器，木鹿是中国钢铁的集散地，安息骑兵所用武器由木鹿传入。所以罗马史学家普鲁塔克称安息骑兵武器为木鹿武器，所用刀剑为中国钢铁锻铸，以犀利著称。这些中国钢铁又通过安息流入罗马。公元1世纪的罗马作家西流士·伊塔利库在《惩罚战争》一书中说：“我不是已经谈到过酒神巴卡斯了吗?高加索的猛虎拖着他凯旋的战车奔驰过大小城镇，束缚了赛里斯人和印度人之后，他带着缴获的武器从东方胜利而归。”〔55〕
　　14.1.2.2 漆器、玉器、竹器和铜器的西传
　　漆和漆器的输出也是汉代与西域交流的内容。中国是世界上产漆和漆器最早的国家，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瓜棱圆木碗，饰有朱红生漆，是所见世界上最早的漆器。造漆和漆器工艺在战国时代早期还是木器业的附属部门，战国中期以后开始脱离木器业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由于已经发明了髹漆，饮食器具、日用容器、乐器、武器，以至棺材，都用髹漆。髹漆不仅可以增强器物的防腐性能，而且可以用各色的漆画成各种图案，使器物成为各种工艺美术品，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
　　漆器手工业在汉代达到黄金时代，西汉的漆器技术独步世界。制漆和漆器业有很大发展，漆器在当时被视为珍贵的工艺品和日用品。除了官营之外，亦有私营制漆和漆器业。政府在蜀郡和广汉等地设置工官监造漆器。《史记·货殖列传》说“木器髹者千枚”“漆千斗”，其人“比千乘之家”〔56〕。当时的官僚、贵族、富豪之家竞相使用漆器。汉代崇尚厚葬，在今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四川、陕西、河北、甘肃、河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内蒙古、新疆等地发掘的大中型汉代墓葬中，多有漆器出土，并刻有铭文，记述制作时间、使用对象、生产及管理机构或产地、生产工序、管理及生产者的名字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184件，还有两具精美的彩绘大漆棺。漆器种类很多，有耳杯、盘、壶、盒、盆、勺、枕、奁、屏风等，色彩鲜明，光泽照人，精致美观。
　　漆器早在春秋战国时已经传入西域。1976—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阿拉沟春秋战国时期的多座墓葬中，发现相当数量的漆盘和一件漆耳杯。〔57〕按照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这就造成了西域对中国漆和漆器的需要。因此，不久汉代漆器便流传至葱岭以西，中国漆器在阿富汗帕格曼遗址中有所发现。帕格曼距离喀布尔70公里，遗址是迦毕试国都城外一处大伽蓝。1937年和1939年，法国考古队进行两次考古发掘，出土物中有汉代的漆奁、漆盘和漆耳杯。
　　玉是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可以雕凿成各种器物和装饰品。雕凿玉器在中国也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第二次大分工使手工业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导致了玉器工艺的兴起。新疆出产的软玉早在先秦时期就运销中亚、北印、西亚，甚至远达埃及。据《印度考古部报告》，巴基斯坦古城塔克西拉发现公元前1世纪由中国运出的玉。〔58〕于阗的玉传入中原地区，还被道家视为长生养生之仙药。葛洪《抱朴子·仙药》引《玉经》云：“服玉者寿如玉也。”又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极。玄真者，玉之别名也，令人身飞轻举，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迟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他还介绍了食玉的方法：“玉可以乌米酒及地榆酒化之为水，亦可以葱浆消之为饴，亦可饵以为丸，亦可烧以为粉，服之一年以上，入水不沾，入火不灼，刃之不伤，百毒不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伤人无益，当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阗国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阳徐善亭部界中玉及日南卢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虫血渍玉为水而服之，故能乘烟上下也。玉屑服之与水饵之，俱令人不死。”〔59〕
　　纺织品也很早传入西域，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见到过由印度转销过去的蜀布。这些蜀地的产品应该是通过中国云南至掸国，通过孟加拉湾再至印度，又由印度转贩至中亚。关于张骞在大夏见到的“蜀布”，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系棉织品，出于与哀牢人相联系的某些僚、濮族之中；〔60〕有人认为是丝织品，是富有民族特色的高级丝织品，即产于四川的名产“蜀锦”〔61〕；有人认为是麻织品，当时又叫黄润细布、筒布，麻制，或麻葛混合织成〔62〕；诸说当以后说为是。因为棉花其时是否传入四川尚不可考知，不可能为棉布。“蜀布”之称出于张骞的所见和报告，如果是丝织品，张骞不会称为“蜀布”。《史记·大宛列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大夏正在这一区域之内。司马相如《凡将篇》中有“黄润纤美宜制禅”的句子，“黄润”就是指蜀地产的有特色的布。〔63〕扬雄《蜀都赋》云：“其布则细都弱折”〔64〕；《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江原县“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65〕。因为细好，产于蜀地，与内地麻布不同，故称之为“蜀布”。
　　竹器西传也很早，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见到过邛竹杖。邛竹又名石竹，后来又有罗汉竹、佛肚竹之称，原产于四川邛崃，此竹独特，非常稀有。邛竹杖是利用罗汉竹制作而成，是四川有名的工艺品。佛肚竹与一般竹子的不同之处，是竹结较细，节间短而膨大，好似弥勒佛之肚，又好似叠起的罗汉，故此得名。铜镜在汉代传至域外，在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萨帕利遗址和塔什干附近，分别出土有汉代的日光镜和人形镜。位于阿富汗北部的提利亚遗址(Tillye Site)2号墓出土三枚汉代铜镜，属于典型的中国圆板具钮镜，上面有汉字铭文，内容有“洁白而事君”等。俄罗斯顿河流域的维诺格拉德奈遗址中出土的汉代中国铜镜，铭文有“见日之光，长勿相忘”“天下大明”等文字。波斯人也提到中国人用白铜制镜。
　　中国白铜传至西域。所谓白铜是一种镍合金，这种合成金呈白色或银色，俗称白铜，《广雅》称“鋈”，阿拉伯语叫作“中国石”。用这种合成金制成铜镜，波斯人知道中国人用白铜制镜和箭头，说用白铜制的箭头一中箭就会丧命。公元前2世纪时传入大夏，考古发现当地铸造的镍币。根据化学分析，大夏镍币的成分与中国白铜相差无几，因而可以肯定其来源于中国。欧洲直到1751年才提炼出镍，同样当时中国也不知道镍是一种单独的元素。中国古代工匠把含镍的铁矿石与铜矿石融化在一起来铸造镍铜合金，结果部分铁的成分被保留在合金中。因此“古代中国白铜的特点之一是含有少量铁的成分，原因是用含镍的铁矿石作为原材料”〔66〕。大夏镍币的化学成分是77%的铜，20%的镍和1%的铁，证明它们是源于同一材料，同一铸造方式。由于含镍的铁铜共生矿不是到处都可以找到，可以断定这些矿石只能来自中国。英国著名学者塔恩在《古代巴克特立亚和印度的希腊人》提到大夏镍币来源：“在古希腊时代，大夏与中国之间没有直接的贸易。中国与伊朗之间的交通是在公元前106年张骞通西域之后才开始。中国出口的货物是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最后到达大夏。镍、竹制品以及四川的丝绸都是这样运到的，以至于张骞在大夏见到后甚为惊叹。”〔67〕大夏缺乏自然资源以及制造的传统，童恩正断定其镍合金来自中国云南。《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堂螂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68〕古螳螂相当于今云南的会泽、巧家和东川，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邻近的四川会理，历史上以含镍的铁矿而闻名。大夏镍合金的来源可能是中国云南，经过印度辗转传入。〔69〕
　　14.1.2.3 陶器的输出
　　瓷器是中国的一大发明，真正的瓷器烧制成功大约在东汉后期，但它的孕育和诞生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从陶到瓷，从原始瓷到成熟瓷的两大阶段，这两大阶段经历了数千年的岁月。制瓷技术是从制陶开始的。陶器的发明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在两河流域、古希腊和美洲的古文明中都有烧制陶器的历史。在中国，至迟新石器时代早期就产生了陶器，考古发现了距今约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残陶片。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经鉴定为9700～10800年的遗物。在江西万年县、广西桂林甑皮岩、广东英德市青塘等地也发现了距今7000～10000年的陶器碎片。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陶器，大多为红陶。
　　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器以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为代表，除大量红陶外，灰陶、黑陶、白陶相继出现。追溯艺术的起源，常常溯至实用性的器用物事，陶器也如此。陶器是一种实用器物，但在制作实践中，人们逐渐产生了对审美的要求。于是，陶器的制作，不只是器形追求美观，既施有陶衣，又彩绘动植物、人物纹饰——这就是彩陶。人们还把陶器捏塑成人物、动物或其他器物形象，被称为陶塑。这是陶器从实用到审美的飞跃。陶器的实用性、审美性和烧造工艺都为后来瓷器的产生做了深厚的奠基。
　　陶器很早就传入东亚、东南亚各国。在瓷器出现之前，中国的陶器显然是领先于周边地区的。中国陶器最早是向近邻东亚和东南亚各地传播。朝鲜新石器时代发明篦纹土陶，公元前1000年青铜时代出现无纹土陶，公元100年至200年出现无釉印纹陶。中国制陶技术最早影响到近邻朝鲜半岛，早在朝鲜半岛无纹土陶器时代，中国陶器和制陶技术已经传入朝鲜半岛。在汉江流域、琴湖江流域、草岛等地无纹土陶器时代发现黑陶，应该是受中国龙山文化影响的结果。中国山东龙山文化以黑陶为代表，陶器以素面或磨光为主。在此后的汉四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显示出中国汉代制陶工艺的影响。公元初的朝鲜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受中国战国秦汉灰陶、瓦当和原始瓷影响，生产灰陶和褐绿色陶器，出现了象生的陶塑，如女俑、骑士俑等。
　　中国大陆及台湾与菲律宾群岛之间很早便有先民的航海活动。中国陶器很早就输入菲律宾，早在公元前，菲律宾就流行瓮葬习俗，这种习俗可能是从中国南部传入的。考古发现菲律宾不少地方都出土内藏遗骸的大陶瓮。〔70〕越南汉墓出土物中的饔、壶、鼎、甑、罆、盆、灶、碗、杯、匙、盘、烛台、乳缽、香炉等，与中国汉墓出土物形制相同。〔71〕中国云南很早与泰国地区发生文化交流，在发源于云南的湄公河沿途发现有陶器。〔72〕据近代考古学家在马来半岛柔佛河流域的发掘，发现许多中国秦汉时期的陶器的残片，可以判断早在公元1世纪前后，中国与马来半岛居民已有贸易关系。〔73〕
　　荷兰考古学家奥赛·德·弗玲尼斯在印尼的巴厘、加里曼丹、苏门答腊、爪哇和苏拉威西各岛，发现中国汉代的陶器。在西爪哇的万丹发现汉代陶器用作祭祀和随葬，可能是死在当地的中国人的坟墓，说明公元前后已经有中国人在此活动，甚至定居。〔74〕另一位荷兰考古学家海涅·赫尔德恩在中苏门答腊克灵齐古墓中发现一件陶制明器灰陶三脚鼎，底部刻有“初元四年”的字，“初元”是西汉元帝年号，初元四年即公元前45年，说明公元前1世纪已有中国人到达了苏门答腊。还发现一只碗，上面刻绘着穿戴中国服装的人物和汉代式样的马匹图样。〔75〕雅加达博物院工作人员在中苏门答腊东岸英德拉吉里(indragi-ri)的关丹(Kwantan)发现汉代的双耳陶钵，钵上刻绘图画与中国汉代武氏祠的人物画像类似。〔76〕该院还在西加里曼丹的三发(Sambas)收集到汉代薄绿釉瓷龙勺，被认为是公元1世纪时的中国瓷器，用于祭祀。〔77〕汉代制有盖大瓮在中苏门答腊克灵齐出土，瓮盖有山形图案。〔78〕雅加达博物院收藏的有一只放尸骨的大陶瓮，时代相当于中国汉代，南苏门答腊出土。在印尼出土的中国汉代陶器，有日常生活用具，如锅、碟、灯座、盒、盘，也有祭祀用的香炉、酒瓮和匙勺等。〔79〕汉武帝平南越国后，汉朝使节已经沿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马来半岛和印尼诸岛是中国与印度贸易的中继站，柔佛和印尼诸岛是古代中西航线的重要中继港。
　　汉武帝平南越国后，汉朝使节已经沿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马来半岛和印尼诸岛是中国与印度贸易的中继站，柔佛和印尼诸岛是古代中西航线的重要中继港。陶器的传播是瓷器传播的先声，后来的瓷器是沿着陶器外传的道路继续传播的。
　　14.1.3 汉代中国药材的西传
　　汉代中国药材西传，主要有姜、肉桂、大黄等。
　　14.1.3.1 姜
　　姜，又写作薑，又叫“生姜”，根茎做蔬菜，香辛料，中药供药用。我国南部和中部早有栽培。《论语》中有云“不撤薑食”〔80〕。《史记·货殖列传》云：“江南出楠、梓、薑、桂。”〔81〕“巴蜀亦沃野，地饶栀、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82〕汉代时成为经济作物，“千畦薑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83〕。可知汉代生姜种植之广，需求量之大。汉代姜传入中亚与西亚。相传汉武帝时东方朔所著《海内十洲记》记载，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四月，西国王使至，献罗马胶。武帝厚谢使者，“赐以牡桂、干姜等诸物，是西方国所无者”。干姜，是生姜加工后的产品，陶弘景说：“凡作干姜法，水淹三日，去皮置流水中六日，更刮去皮，然后晒干，置瓷缸中酿三日，乃成。”李时珍说：“干姜以母姜造之”，“凡入药并宜炮用”〔84〕。《海内十洲记》是否为东方朔所作，人们很怀疑。这件事本身不是很可靠，但姜通过赐赠这种途径传入西域当是可能的。
　　过去西方人认为生姜是自印度传入欧洲的产品。法国伊朗血统汉学家阿里·玛扎海里研究了中国生姜的西传，认为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不太坚实可靠的认识。他说：“生姜是一种出产于亚热带或热带地区的外来产品，但它是一种具有非常悠久的栽培史的植物，中国人早在公元前就已经懂得栽培它了。”“在丝绸之路畅通的时代，伊朗人从中国获得了大批生姜，然后再转销于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和拉丁人中。中世纪的制药业要消费大量的生姜，烹饪中对它的需求就如同胡椒一样多。”20世纪的世界百科全书中提到了3名同样都叫阿庇攸尤斯的罗马烹饪专家，其中有一位与图拉真是同时代的人，他可能曾赴安息人中旅行过。在他有关烹饪的著作中，作为香料而提到了姜。〔85〕图拉真是罗马皇帝，生活在公元53至117年，正值中国东汉时期。玛扎海里在《中国的肉桂与丝绸之路》一文中提到在公元前1世纪时安息皇室的药剂配方中，有中国的肉桂和姜，说明那时中国生姜已被波斯药学家用为药剂配料。
　　根据玛扎海里的研究，“一直到19世纪初叶，中国的姜始终通过陆路向亚洲大陆国家出口。”〔86〕“虽然从某一时代起，也存在有经海路出口的中国生姜这一事实，但像伊朗和高加索那样的内陆地则仍经丝绸之路直接获得他们的姜。”〔87〕“取道于海路”，他说：“马来亚和南印度被长期以来仅由中国人垄断的这种贸易的巨额利润所诱惑，他们于中世纪的最后几个世纪中也在亚热带之外的地区栽培姜。马来人——印度人的这一传统在被称为‘大发现’的时代又被葡萄牙人沿袭；在很久以后又由英格兰——撒克逊人仿效，他们把姜引进到美洲，从本世纪初起又使之适应了非洲的气候”，“中国在此期间始终是唯一掌握有关这种奇特产品的栽培术和保存方法之秘诀的国家。甚至在医药方面，远东也一直保持了较其它地区先进一步的特长”〔88〕，“除了医药学之外，英格兰——撒克逊人还知道生姜葡萄酒、生姜米酒、加姜糕点、生姜酱和姜粉等。这一整套传统在不同程度上都要追溯到远东”。在古代波斯药学看来，运到他们那里的最佳生姜来自中国。
　　14.1.3.2 肉桂
　　肉桂亦称“玉桂”“牡桂”“菌桂”“筒桂”。木材纹理直，结构细，可供制作家具等用。树皮含挥发油，极香。中医学上以桂皮入药，性大热，味辛甘，功能温肾补火，祛寒止痛，主治肾阳虚衰，心腹疼痛，久泻，痛经，阴疽等症。嫩枝亦称“桂枝”，亦入药。桂树产于我国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史记·货殖列传》云：“江南出楠、梓、薑、桂。”〔89〕亦见于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据《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记载，公元1世纪时，中国商货在印度港口装船西运，其中有丝绸、皮货、胡椒、桂皮、香料、金属、染料和医药产品。欧洲人亲自到东方以前，通过阿拉伯商人获得肉桂，通常认为桂树生长于阿拉伯半岛，这是误会。阿拉伯的转口商人不肯告诉罗马人桂皮商品的真实来源地，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就误认为桂树生长在阿拉伯半岛。可是人们从来没有在阿拉伯半岛的土地上发现过桂树的踪影，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不适宜桂树的生长。后来西方人又以为桂皮来自锡兰。桂皮在罗马帝国的需求量很大，当时的美容品、药品、香膏、香脂等都需要加入桂皮，所以桂皮的价格十分昂贵，一罗马镑的优质桂皮价值1500古罗马银币，即便是劣质品也值50个银币。
　　阿里·玛扎海里在《中国的肉桂与丝绸之路》中详考中国肉桂的西传，他的结论是肉桂于汉代已经传入波斯，稍后则又传入东罗马。在萨珊王朝的波斯文里，肉桂或桂皮(dartchini)意为“中国的药”。这一伊朗-伊斯兰文术语同样也行用于印度，在孟加拉叫作darchini或daltchini。在印度斯坦的其余所有地区，大家都使用galami-chini一词，该波斯词义为“中国树的条纹”。该词相当广泛的用途证明了印度斯坦和伊斯兰世界诸民族是通过伊朗人而了解肉桂的，而伊朗人自己则是通过经丝绸之路与中国的贸易而了解肉桂的。波斯史料可以使人肯定，伊斯兰之前诸民族对中国肉桂的了解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历史的初期，有关它的知识是与有关生姜的知识同时发展起来的。这是通过在穆斯林医典中保留下来的萨珊王朝和拜占庭人的某些古老处方而得出的结论。为花刺子模的算端艾济兹用波斯文所写的一部卷帙庞大的医典著作的作者乔尔杰尼(卒于公元1136年)就转引了某些这类古老处方。〔90〕
　　玛扎海里根据公元前1世纪安息皇家药方中含有肉桂、生姜的事实，说明在汉代中国的肉桂、生姜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亚。大航海以后，西方人在有关“东印度”产品问题上，大致区别出了两种肉桂，一种是锡兰肉桂，一种是中国肉桂。直到1909年，植物学家们还根据商人的说法，认为中国桂皮以及安南和交州桂皮均是自锡兰桂皮派生出的不同品种。而实际上，锡兰桂皮从未成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品，这种产品仅在非常晚的时期才在市场上出现，首先是作为一种“代用品”，慢慢地才成为真正的肉桂——中国桂皮的重要竞争品。商人苏莱曼在《中国和印度游记》中，描述印度诸港口及公元850年左右在那里成交的贸易，多次讲到了锡兰岛并记述了其物产，却对桂皮只字未提。直到10世纪初马苏第著《黄金草原》也没有讲到锡兰桂皮。中国人曾长期在广东和广西种植处于野生状态的桂树，后来又在安南和交州一带发现了处于野生状态的这种树。直到宋代，他们才发现了被西方商人和植物学家称为“锡兰肉桂”的斯里兰卡品种。〔91〕
　　14.1.3.3 大黄
　　大黄，亦称“马蹄大黄”“四川大黄”“南大黄”“川军”，分布于我国湖北、四川、陕西、云南等省；另有“掌叶大黄”(又称“北大黄”)和“唐古特大黄”(又称“鸡爪大黄”)等，分布于青海、甘肃、四川。中医学上以根状茎入药，性寒味苦，功能攻积导滞，泻火解毒，行瘀通经，主治实热便秘，腹痛胀满，痢疾，黄疸，瘀血闭经，目赤口疮，痈肿等症，外敷可治烫伤。
　　玛扎海里在《中国的大黄与丝绸之路》中研究了中国大黄的西传。他说：“大黄出自中国，它又从那里沿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在许多国家中都引进并栽培大黄，但引进的品种从未达到原产地大黄那样的药效，配制好和晒干的大黄继续运往西方。近代植物学家和药剂学家根据各种大黄的来源和引进的情况而给它们起了不同名称。欧洲许多国家都试图引进大黄，但仅仅获得了一些最多可供烹调和糕点使用的劣质大黄。”大概跟水土气候等因素有关，大黄只有中国的才是优质品。据他的研究，大航海之后，西方人有的称经海路西传的中国大黄为“东印度大黄”“印度大黄”。但这并不是说大黄来自印度，“印度”一词于此具有指“外洋”和“海外”的引申意义。香料商们赋予了“印度”一名这种广义。这有点类似古代中国人称来自埃及、罗马的玻璃制品为身毒或天竺产品。沿西北陆路西传的中国大黄，有时被称为“莫斯科大黄”“王廷大黄”或“西伯利亚大黄”。这是沙皇曾经对中国大黄的贸易实行国家垄断造成的。
　　但是西方人最早什么时候知道大黄呢?曾有人推测，如果普林尼说的rhacoma来自黑海岸，那么它就是近代的rhapontic，从伏尔加河河口而来的亚美尼亚人玛尔塞林所说的rha或theon，也只能是这种大黄植物。他说这是一种植物根块。普林尼还谈到了rha Barbarum，应该指从香料之路上进口的大黄(Barbarum可能是指巴尔巴里斯港的形容词)。玛扎海里说：“如果这一切是正确的话，那末就应该承认中国的产品经过统治中亚和印度西北部的贵霜人或大月氏人的手之后，仅仅渡过了安曼海(位于我们的孟买——亚历山大航线附近的波罗羯车)，与陆路相竞争：把中国、中亚与黑海联系起来的黑海以北之路。”根据这种猜测，早在汉代，中国大黄便经海、陆两路西运波斯。玛扎海里根据迪奥斯科里德、普林尼和加利安等人所讲的大黄情况，认为“从公元1世纪起，其交易就一直扩大到地中海国家，当然还有巨大的印度市场”。生活在1329至1403年的波斯设拉子的宰因·丁在其有关医药内容的著作中曾引用过加利安关于大黄药性的论述：“加利安指出大黄可治肝病。他说大黄能清脾和肠胃。其药性可治肝病，即使是已变成慢性病也罢(至少可以作为强肝剂使用)。”而加利安是生活在约公元50年的波斯人。
　　波斯传说能够说明晚期的伊斯兰国家对大黄非常熟悉。祆教文献记载，第一个男子是玛西亚，第一个女子是玛西亚娃。据《阿吠陀》记载，他们是以由山神伽玉玛特和格王诞生的一株大黄的形式出现的。当两株大黄成熟时，他们彼此之间相爱了。所有谈到琐罗亚斯德教古代传说的伊斯兰文献都知道这个传说。犹太—基督教的传说中同样也把“智慧树”和“蛇”与第一对夫妇的神话结合起来了。第一对夫妇指亚当和夏娃，他们是“西域”中世纪的先祖。智慧树的药用特征仅仅在琐罗亚斯德教(祆教)中才明确地出现过，它是指生长在一座高山上的大黄。《圣经》的安息人作者可能把“智慧树”理解成一种具有已得以证实其疗效的药用植物，具有很大的圣洁性，它与作为毒药和疾病之象征的“蛇”相对立。这种传说就意味着，人类的第一对夫妇也与晚期人类生活于同样的境地，他们受到了毒素的威胁，在诞生时带有由大黄象征的一剂蛇药。〔92〕
　　14.1.4 农业灌溉技术西传
　　汉时农耕技术流传到西域。汉武帝后期曾十分注意农耕，推广新的耕作方法。从汉武帝时起，以及后来的宣帝、昭帝、元帝，东汉的明帝、和帝、安帝、顺帝都先后命官吏、军队在西域各地长期驻守屯田，中原地区许多先进的农耕技术传到了西域、中亚，特别是水利灌溉技术。《水经注》卷2“河水”条记载，汉元凤四年(公元77年)，霍光遣傅介子刺杀楼兰王，立其质子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又派敦煌人索劢为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伊循城屯田，以镇抚楼兰。索劢又调集鄯善、焉耆、龟兹各国兵各千人，横断注宾河(今卡堵河)，掘渠分水，灌溉农田，“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93〕。这种掘渠分水法，是汉族地区新的水利技术。这些先进的水利灌溉方法通过汉军屯田传到西域，对西域人民提高农业生产是有利的。新疆沙雅发现200里长的汉代古渠，至今还被当地人称为汉人渠。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克塞湖东岸乌孙赤谷城遗址郊外，也发现汉代灌溉渠道。大月氏原来是游牧民族，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与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接近。后来西迁阿姆河流域，过上了定居生活，生产转化为农耕，他们把汉人的农业文明带入中亚是很自然的事情。
　　14.1.5 其他
　　14.1.5.1 中国乐器、音乐的西传。
　　汉代创制的乐器“秦汉子”传至西域。傅玄《琵琶赋》序云：“世本不载作者，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载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今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之象也；盘圆柄直，阴阳之序也；柱实有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94〕汉代创制的这种乐器称为“秦汉子”，是中国式琵琶，西汉时传入乌孙。
　　汉朝曾赐龟兹王乐队。《汉书·西域传》“龟兹”条记载，龟兹王绛宾妻乌孙公主女，并与公主女朝汉，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亦号公主，汉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绮珍凡数千万。汉与龟兹的联姻大大改善了彼此的关系。龟兹王和夫人在汉朝待了一年后回国，汉厚赠送之。此后数来朝贺。龟兹王在本国推行汉朝制度，“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95〕。汉之乐曲传入龟兹。
　　随着匈奴人西迁，中原地区的乐器箫在汉代开始西传。箫又叫“排箫”“籁”，战国时代即已出现。现在匈牙利语和罗马尼亚语称排箫为“奈伊”，有人认为“奈伊”出于波斯语nay，原是竹子的意思。古代匈牙利人中很多是从中国迁去的，排箫有可能是随匈奴人西迁而西传的。西汉初年，原来居住在河西地区的月氏族和乌孙族，因受匈奴族逼迫，先后西迁。他们会把自己的音乐文化带到中亚和南亚。〔96〕
　　14.1.5.2 中国中原地区礼仪制度的外传
　　中国中原地区的礼仪制度也传入西域。据上引《汉书·西域传》龟兹王绛宾娶乌孙公主女为夫人，模仿汉衣服制度，受到嘲笑，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羸也”。《后汉书·西域传》“莎车”条记载，东汉初，延为莎车王。延在西汉元帝时曾入汉为侍子，在长安长大，“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延死，其子康代立，“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97〕。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建立汉四郡，汉文化深深影响朝鲜半岛。本书前已述及，此不赘论。
　　〔1〕〔瑞典〕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2〕《汉书》卷9《元帝纪》，第1131页。
　　〔3〕《后汉书》卷3《章帝纪》，第135页。
　　〔4〕《汉书》卷72《贡禹传》，第3070页。
　　〔5〕〔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卷39，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542页。
　　〔6〕《汉书》卷24上《食货志》四，第1131页。
　　〔7〕《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55页。
　　〔8〕〔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1，收入《汉魏丛书》，第303页。
　　〔9〕《汉书》卷91《货殖传》，第3687页。
　　〔10〕《汉书》卷59《张安世传》，第2652页。
　　〔11〕《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32页。
　　〔12〕〔西汉〕桓宽：《盐铁论》卷6《散不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6页。
　　〔13〕〔日〕原田淑人：《东亚古文化研究》，东京：座右宝刊行会昭和十九年(1944年)版，第433页。
　　〔14〕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2年第12期，第9-21页。
　　〔15〕〔清〕严可均：《全晋文》卷74，第1883页。
　　〔16〕《三国志》卷36《蜀书·张飞传》，第943页。
　　〔17〕〔东汉〕王充：《论衡》第12卷《程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页。
　　〔18〕《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4页。
　　〔19〕《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58页。
　　〔20〕《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3页。
　　〔21〕〔英〕斯坦因：《路经楼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22〕〔清〕严可均校辑：《全汉文》卷2，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136页。
　　〔23〕〔清〕严可均校辑：《全汉文》卷2，同上，第137页。
　　〔24〕〔清〕严可均校辑：《全汉文》卷3，同上，第142页。
　　〔25〕《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第2944页。
　　〔26〕《汉书》卷6《武帝纪》，第197页。
　　〔27〕《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1页。
　　〔28〕《汉书》卷28《地理志》下，第1671页。
　　〔29〕〔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10页。
　　〔30〕〔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17页。
　　〔31〕〔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21页。
　　〔32〕〔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54页。
　　〔33〕〔西汉〕焦延寿：《易林》第3卷《家人》“蛊”条，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国立原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51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据明末刻本影印，2013年，第1041页。
　　〔34〕《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第1670页。
　　〔35〕《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第1658页。
　　〔36〕〔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3页。
　　〔37〕〔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1页。
　　〔38〕〔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2页。
　　〔39〕〔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3页。
　　〔40〕〔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5-6页。
　　〔41〕〔英〕赫德生：《欧洲与中国》，李申等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页。
　　〔42〕〔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第29页。
　　〔43〕〔英〕赫德生：《欧洲与中国》，第37-38页。
　　〔44〕〔唐〕杜佑：《通典》卷193《边防》九，第5265页。
　　〔45〕〔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第27章，吴文藻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
　　〔46〕〔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12页。
　　〔47〕〔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13页。
　　〔48〕《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59页。
　　〔49〕《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4页。
　　〔50〕《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7页。
　　〔51〕《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8页。
　　〔52〕《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9页。
　　〔53〕《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4页。
　　〔54〕《汉书》卷70《陈汤传》，第3023页。
　　〔55〕〔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14页。
　　〔56〕《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4页。
　　〔57〕王炳华：《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见氏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58〕Report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1919—1920，Vol.1，p.19.pt.1。
　　〔59〕〔东晋〕葛洪：《抱朴子》卷11《仙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82页。
　　〔60〕尤中编著：《云南民族史》，云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61〕张楠：《通往身毒的古道》，载《文物天地》1983年第6期；陈炎：《中国同缅甸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上)，载《文献》1986年第3期。
　　〔62〕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第九册《西汉史》，台北：华岗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34页。
　　〔63〕王友群：《西汉中叶以前中国西南与印度交通考》，载《南亚研究》1988年第3期，第61页。
　　〔64〕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
　　〔65〕〔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66〕梅建军、柯军：《中国古代镍白铜冶炼技术的研究》，见《中国冶金史论文集》(第二辑)，北京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20页。
　　〔67〕Tarn，W.W.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Chicago：Ares Publishers，Inc，1985.p.108.
　　〔68〕〔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4，第278页。
　　〔69〕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1999年第4期，第84页。
　　〔70〕周南京：《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交流的历史》，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9页。
　　〔71〕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兼论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页。
　　〔72〕葛治伦：《1949年以前的中泰文化交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488页。
　　〔73〕简斋：《汉唐的陶瓷罐》，载《南洋文摘》1960年第12期，第58页。
　　〔74〕〔荷兰〕奥赛·德·弗玲尼斯：《关于皇家巴达维亚艺术和科学的年终报告》第3卷，1936年，第209页(JaarboeR van het KonningklijR Bataviasche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荷属东印度的科学和科学家》，1945年，第134-138页(Science and Scientist in Netherlands-In-die)。
　　〔75〕〔荷兰〕海涅·赫尔德恩：《荷属东印度的史前史研究》(von Heine Gelderen：Prehistoric Re-search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见《荷属东印度的科学和科学家》，1945年，第147页
　　〔76〕维克多·珀塞尔：《东南亚华人》第2版第2章(Vict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Southeast，Kuala Lumpur，1980)。
　　〔77〕韩槐准：《南洋遗留下的中国古代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版，第4页。
　　〔78〕见雅加达博物院印尼文说明书，参孔远志：《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274页。
　　〔79〕〔印尼〕耶明：《印度尼西亚各在发现的中国陶瓷器》，汪洋译自耶明著：《满者伯夷的国家制度》，印尼《火炬报》，1965年2月19日，参孔远志：《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80〕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3页。
　　〔81〕《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54页。
　　〔82〕《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1页。
　　〔83〕《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2页。
　　〔84〕〔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6，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89页。
　　〔85〕〔法〕阿里·玛扎海里：《中国的生姜与丝绸之路》，见氏著《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译，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03-518页。
　　〔86〕〔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514页。
　　〔87〕〔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517页。
　　〔88〕〔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504页。
　　〔89〕《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54页。
　　〔90〕〔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462-463页。
　　〔91〕〔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462-486页。
　　〔92〕〔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536-552页。
　　〔93〕〔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2，第35页。
　　〔94〕〔清〕严可均：《全晋文》卷45，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716页。
　　〔95〕《汉书》卷96《西域传》，第3916-3917页。
　　〔96〕阴法鲁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0页。
　　〔97〕《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