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世界中，除了中国以外，地中海沿岸的两大文明，即继承希腊、罗马文明的欧洲诸国和继承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的穆斯林诸国，是历史文献最为丰富的民族。在众多的历史文献中，也包含着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南印度人虽然在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们没有记载历史的习惯。史料价值较高的泰米尔文碑文，只有立于1050年的坦焦尔碑。马来人在古代海上东西交通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他们自己的历史编年晚至1365年的《爪哇史颂》才开始。所以古代域外民族中对东西海路记载最多的是希腊、罗马人和代之兴起的穆斯林诸国。
　　欧洲人很早就与地中海、红海以东地区建立了联系。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曾与希腊发生过长时期的战争。公元前4世纪30年代，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率兵东征，灭亡了波斯帝国，拓境直至印度和中亚。这些战争的基础便是古代欧洲与亚洲诸地间的贸易。希腊人最初通过印度、波斯的中介得到丝绸，并得知这种纺织品称为Ser，这显然是汉语“丝”的音译。希腊人遂把生产、贩卖丝绸的民族称为“赛里斯”(Seres)，即指中国和其他一些与此相关的民族，他们隐约地听说丝绸的原料是某种树上长出的羊毛。
　　罗马帝国兴起后，丝绸这种精美的纺织品继续为当时的上流社会所喜爱。好奇心使人们不断地打听丝织品的原料究竟是什么。尽管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到了奥古斯都（屋大维）时代欧洲人还是逐渐得知，赛里斯人居住在印度、大夏(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另一侧。罗马学者普林尼(Pline L’Ancien)在其公元77年成书的《自然史》中进一步说，赛里斯人的某些树的叶子上覆盖着一种白绒毛，赛里斯人用洒水法把绒毛冲下来便是丝。丝出口到罗马帝国，由当地妇女纺成织品。直到公元2世纪大秦王安敦(Mac Aurel)执政时代，罗马人终于了解到丝绸的原料是蚕吐出来的丝。当时的一位作者包撒尼雅斯(Pau-sanias)所撰《希腊志》中提到，赛里斯人制作衣服的丝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赛里斯国国内有一种昆虫，希腊人称为“赛儿”（Ser)，赛里斯人用苇叶来饲养。这种昆虫会生产丝①。
　　罗马帝国时代，欧洲商人通过波斯、印度商人得到丝绸，然后转输欧洲。这些商业活动大大丰富了罗马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n)绘出了最早的亚洲地图，并知道亚洲东临大海。公元1世纪末埃及亚历山大城无名商人的著作《厄立特里亚航行记》是一部重要的文献，作者本人曾远航印度洋。他的书对印度东海岸和脂那国(Thinai，即中国)总的地貌有较为准确的概念，并描述了东汉时代中国与邻国及西方的贸易。随着中西交往的渐多，西方人对中国了解也愈深。公元4世纪罗马学者阿米安，马尔塞林(Ammien Marcellin)的著作《事业》(Res Gestae)已经提到了中国的长城。
　　波斯是一个传统海上强国，地处西亚的位置使波斯海商长期以来扮演着古代东西贸易中间人的角色。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的波斯帝国时代，波斯的海军曾经驶出波斯湾，进入阿拉伯海，远征过厄立特里亚。在两汉时期，出使安息的中国使臣已经发现，安息商人在印度洋诸地收购中国丝绸，然后转贩给罗马商人。
　　在波斯强盛时代，今阿拉伯世界东部诸地曾经受其统治。从事海外贸易的波斯、安息商人中可能有一部分实际上是操闪含语的古阿拉伯人。罗马帝国时代，近东曾纳入其版图，所以活跃在印度洋和东南亚的罗马商人中也会有许多古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兴起以后，西亚、北非迅速伊斯兰化。原来在波斯阿黑门尼德、塞琉古、安息、萨珊诸王朝和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波斯、阿拉伯商人的传统职业并未改变，仍然积极地从事着东西方海上贸易。波斯、阿拉伯诸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其中有关东方的记载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
　　阿拉伯地理学是希腊、罗马地理学的直接继承者，在世界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阿拉伯地理著作中有关东方的记载虽然不少，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原封不动或略加变更地抄录前人的记载，这就使其价值大为减低。尽管如此，阿拉伯文文献中有关东方的记载，仍然比罗马帝国时代的拉丁文著述要详细和准确得多。
　　记载前往东方的海路的大食地理学家有不少。比鲁尼(al-Biruni)曾经访问过印度，他的著作中有关印度以西地区的描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远东部分仍然照抄古代希腊、罗马学者的章句；其他杰出的大食地理学家如亦德里西(al-Idrisi)和阿布勒菲达(Abu al-Fida)也像他们的希腊、罗马前辈们一样把印度洋视为一个封闭的大海，认为非洲海岸与中国是相连着的。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并不是阿拉伯时代西亚的航海家们对远东一无所知，而是那个时代的许多地理学家们企图把地理新知纳入希腊、罗马时代描绘的世界构架中去。
　　阿拉伯地理学家中最值得介绍的人，是阿合马·伊本·忽尔答兹贝(Ahmad Ibn Khurdadhbih)。他生于公元9世纪20年代，约逝于911年。在其著作《道里与诸国志》(Kitab al-Masalikwa al-Mamalik)中提到，他曾阅读过托勒密的作品，并译为阿拉伯文。他的长处在于，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局限于希腊、罗马先哲们规定的框架之中。他详尽地描述了从波斯湾港口巴士拉经印度、东南亚到中国的航路，列出了每一站的地名、航程。如果我们将他的记载与汉文史料相对照，就会发现双方在许多地方可资互相比较。
　　另一部值得介绍的著作是成书于公元9世纪中叶的《苏莱曼游记》（或译作《中国印度闻见录》）。包括伊本·忽尔答兹贝在内的许多大食地理学家们，在描述东方时，所根据的不外是文献资料和档案，而《苏莱曼游记》则是根据曾经远航到印度、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和水手的口述编成的，因此所记更为翔实可信。
　　上述汉文与希腊、拉丁文，以及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是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文献。
　　①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