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药本草》
　　中外海路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输入海外药物。从汉代到唐末近1000年中，中国民间对海外药物的知识日益丰富，本草著作中收录的海药越来越多。但历代本草著作的重点在于中国土生药物，对海外输入的药物往往混在本地产本草中叙述，应用时查找不便。另外中国药物学家因受历史条件限制，对外来药物的具体性状，如产地、形态、功效、性味、泡制、使用、禁忌等方面尚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有些记载还停留在道听途说、叙述奇闻异物的阶段，错误较多。唐代中国贸易的发展，使海药的进口大为增加。中国药物学家对海药的药性有了新的认识，使用海药的临床经验也增多了。中国药物学家还发现了某些海药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在中国也有出产，同一种海药因产地不同疗效常有区别。《海药本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中国古代的药物学因草药为多而称为“本草”，《海药本草》意为海外药物。
　　《海药本草》的作者五代人李珣是世居蜀中的土生波斯后裔。他一生未做过官，家中是贩卖海外香药的商人。李珣本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已经基本汉化，能吟诗作文。他的家庭背景使他成为向中国人民介绍海药的最合适人选。《海药本草》在明万历间焦竑的《国史·经籍志》有著录，可见至明末尚存，但今已亡佚，无法窥见其全貌。所幸在宋人唐慎微的《证类本草》及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曾多处摘引，使今日的学者可略知此书的内容。
　　《海药本草》所收载的大多是从海路输入的药物。学者们做过辑佚工作，收集到李殉所提到的海药100余种。其中有许多是首次收入本草著作中，如矿物中的金钱矾(黄矾)，植物中的延胡索(玄胡索)、荜澄茄、莳萝(小茴香)、仙茅、降真香、海桐皮、海红豆、奴会子(芦荟)、藤黄、没药、天竺葵、婆罗得、海松子，与动物有关的车渠、珍珠等。这些海药中，有些直至今日仍是中国医药学界的常用药物。1984年出版的全国高等医药学院校教材《中药学》一书中，介绍了全国多数地区常用的493种中药，其中就有9种(延胡索、荜澄茄、莳萝、仙茅、降真香、海桐皮、没药、珍珠、奴会子)是经《海药本草》首次收载后，才被后来医药学界广泛了解和使用的，并成为现代中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9种海药的名称经《海药本草》收载后，成为现代中药学的正式名称，李珣书中所载这些海药的性味、功效、炮制、应用与现代中药学的科学总结也相差无几。
　　海药传入中国后，经长期临床使用，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们对其性味、主治功效，与其他海药和中国原产药物的配合使用、相恶作用、使用禁忌等有了不少新的认识。例如李珣提出荜拔(一种胡椒)与阿魏相配效果良好，莳萝则不宜与阿魏配合，阿月浑树皮宜与木香、山茱萸相配，延胡索与三棱、鳖甲、大黄制成散剂效果良好等。不少海药在前代本草著作中虽已有著录，但有些仅录其名而无药效记录。《海药本草》将中国医药学家在使用这些药物的过程中所观察到的疗效记录下来；某些海药的疗效在前代本草著作中已有注录，中国医药学家在长期的实践中又有新发现，《海药本草》也记录这些新的主治功效。例如沉香，《本草经集注》说它不入正药，《本草拾遗》则称除熏衣去臭以外另无功效，但《海药本草》则记载了临床使用中发现的煮酒服可主治心腹痛、霍乱中恶、清神等，入膏则治诸疮肿的新疗效。
　　《海药本草》奠定了海药在中国药物学中的地位，为丰富中国医药学宝库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使中国医药学在不断汲取海外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后代的许多重要本草专家，如唐慎微、李时珍等都曾摘引《海药本草》。
　　(二)棉花
　　中国古代没有棉，也没有“棉”字，只有“绵”字，原指丝绵，后世借用来指棉花，称木绵。宋代才有木旁的“棉”字。南宋袁文所撰《瓮牖闲评》提到：“木绵，亦布也。只合作此‘绵’字，今书又出一‘棉”字，为木棉也。”中国古代中原和江南地区的纺织品以丝麻为主，达官显贵衣绸，平民百姓着麻。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唐宋之际才改变。到宋代出现了棉花后，我国纤维织品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中国古时虽不出棉花，但当时人从与异邦的交往中发现异国人穿着的材料与中原不同。《禹贡》说“岛夷卉服，厥篚织贝”。这里的“岛夷”指东南亚的海岛居民。“卉”意为草，大约是指木棉之类的植物。而“织贝”后来亦称为“吉贝”，是梵语karpasi，即栽培棉的音译①。古代东南亚的棉花来自印度，今天一般称为“亚洲棉”(Gossypium arboreum)。
　　东南亚棉花很早就通过不同渠道传入我国东南和西南地区。汉代珠崖地区和云南西部的先民已经种棉织布。明确提到棉花的是《后汉书·西南夷传》，说云南西部的哀劳人织造“帛迭”②，汉代以后，植棉业缓慢地向周围地区扩展。西晋时已经传至四川。唐代广西出产的绵织精品称为“桂布”，江南也已经产棉。白居易在他的《新制布裘》诗中曾这样描述：“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这条由印度开始，经过东南亚，到我国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由南及北的路线，即棉花在我国传播史上的“南线”。
　　除了南线以外，棉花还从西北传入我国内地。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的东汉时代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包括棉织品在内的纺织品，如覆盖于盛着羊骨、铁刀的碗上两块蓝白印花布，男性墓主穿着的布质裤子，女性墓主的手帕等③。《梁书·西北诸戎传》记载：“高昌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左纟右卢)，名白迭子。国人多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白迭为梵语bhardvji的音译，《后汉书·西南夷传》音译为“帛迭”，意为野生棉。这种野生棉就是草棉(Gossypium herbaceum)。新疆巴楚出土的唐代棉子，据鉴定就是草棉④。草棉的原产地在西亚或非洲，经波斯、印度传入我国西北地区。这条由西向东的路线，就是棉花传播史上的“北线”。草棉相对于亚洲棉而言植株矮小，棉铃小，产量低，但它成熟期早，适于生长期短的新疆和西北地区。
　　唐末到元初中国处于分裂状态达数百年，棉花的传播基本上是自发地进行的。这种情况到元代因中国的重新统一，物产的交流更为便宜而发生了根本变化。元政府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考虑国计民生问题，开始有组织地推广棉花种植。元代农学家王祯曾在其《农书·农器图谱》中写到：“中国自桑土既蚕之后，惟以茧纩为务。殊不知木绵之为用。夫木绵产自海南，诸种蕊制作之法，渐渐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此，服被渐广。”他还这样描写过棉花的优点：“比之蚕桑，无采抚之劳，有必收之效”，可谓“不茧而絮”。棉花生产的地域性不强，“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所以元初长江流域和江南已经成为棉花的重要产地。忽必烈曾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浙东、江南、江西、湖广、福建等地设置了“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 ⑤。松江妇女黄道婆在推广南方少数民族棉花纺织技术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同时原为“西域所产”的棉花“近岁以来”“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 ⑥。
　　明代新的优良棉种传入我国。明末徐光启曾经介绍了当时的棉花品种，其中“黄蒂”、“青核”、“黑核”、“宽大衣”等四个品种极为优良，其“棉重”，衣分“二十而得九”，即达45%，远远超过亚洲棉和草棉的任何品种。直至清朝末年，上述棉花品种仍在江南种植，清代文人黄宗坚于《种棉实验说》中证实这种“黑核洋棉”的“棉重”的确是“二十而得九”。徐光启还见过“榜葛剌”棉花，“其核绝细、绵亦绝软，与中国种大不类。乃知向来所传，亦非其佳者” ⑦。
　　(三)香料
　　中国原本没有燃香的习俗，香料的产地多在海外。《史记》和《汉书》提到在番禺集散的物品中有一种叫做“果布”。所谓“果布”应即“果布婆律”，它是马来语龙脑香kapar barus的音译。这种香料盛产于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洲等地。香料在早期属于高级消费品，主要用来燃熏衣物。
　　汉初以后，燃香的习惯渐渐从南向北传播。1983年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中已有香料。据统计广州地区汉墓出土物中，共发现熏香炉200余件，其中的珍品有1983年在南越王墓出土的“四连体铜熏炉”，通高14.7厘米，器表作几何图形镂空。炉盖与炉身分别铸出，再把四个炉身与方座合铸而成；1955年在广州华侨新村出土的釉陶熏炉，通高16.5厘米，腹径11厘米，盖面隆起，作几何图形镂空，顶有鸟形立钮，器身如豆，饰刻划纹，器表饰有黑釉⑧。
　　熏香炉式样有南北之分。就出现的时间先后而言，南越盖豆式熏炉在先，中原博山式熏炉在后，这说明香料由海外输入路线是先至番禺，然后转运至中原。
　　(1)苏合香
　　苏合香是希腊语sturaz的音译。苏合香油指storax油，是从高阿打枫树枝干上流出的树胶中提取的。中国人很早就知道苏合香。《梁书·中天竺传》说“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所以国内“多大秦珍物”，其中包括苏合。作者还解释说：“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又说，大秦人采集苏合时，已经先榨取其汁水制作香膏，而售予诸国贾人的都是渣滓，所以不太香。唐代苏合香从海陆两道输入中国，所以《唐本草》说它“从西域及昆仑来”，紫赤色，与紫真檀相似，“极芳香”。重如石，以烧之灰白者为上品。
　　苏合香主要用作外搽药。“蕃人多用以涂身”，闽人受此风气影响，“患大风者亦仿之” ⑨。
　　(2)没药
　　没药是阿拉伯语murr的音译，是一种气味浓郁的香料，用于外伤活血之用。最早提及此药的是徐表于5世纪时所著之《南洲记》，此书已经亡佚，有些古代博物学者并不清楚没药的来历。唐段成式曾提到，“没树生波斯国，佛林呼为阿缮”。并具体描述曰：树“长一丈许，皮青白色，叶似槐叶而长，花似桔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段成式之所谓“阿缮”，应为阿拉美语(Aramaic)之asa(今阿拉伯语作as)，指桃金娘(Myrtus communis)。段成式把它误为没树是出于误会⑩。
　　中国进口没药主要是入药，所以不少医书提到了没药。《开宝本草》说没药产于波斯国，其块大小不定，黑色，似安息香。《图经本草》因其多从海路输入，说没药“今海南、广州有之”，其“根株皆如橄榄，叶青而密”。老树“则有脂液流滴在地下，凝结成块，或大或小”，类似安息香，任何时候都可以采集。《诸蕃志》则说它出于“大食麻罗拔国”，即今阿曼佐法尔省首府萨拉莱以东数十公里处之Mirbat。没树“高大如中国之松，皮厚一、二寸”。其采集办法是：“先掘树下为坎，用斧伐其皮，指溢于坎中，旬余方取之。” (11) 
　　(3)安息香
　　安息香指Styrax benzoin。“安息”是波斯王朝的名称Arsak的汉代音译，为波斯人的东部近亲民族番兜(Parth)人所建。这种香是从安息香树伤口处流出的树脂凝固而成。中国原从波斯商贾手中购买此香，《唐本草》说它出于西戎，故以“安息”名之。后来改从东南亚购进，所以《海药本草》说它生于“南海波斯国”，《诸蕃志》说“出三佛齐国”。安息香是中国传统的从海外进口产品。
　　唐代段成式具体描述过这种香料植物，说：“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岁不凋。二月开花，黄色，花芯微碧，不结实。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之通神明，辟众恶” (12)。从植物形态学上看，安息香树为落叶乔木，叶互生，卵形或椭圆形，叶面无毛，叶背有白色星状毛，叶脉铁锈色。夏季开花，花带赤色，有香气，聚伞花序，顶生或腋生。安息香凝脂形如松脂，黄黑色，块状，呈半透明状。它本身虽不甚香，又不宜于燃烧，但能“发众香”，所以赵汝适说“故人取之以和香焉”。安息香为中医常用药，用以开窍行血，主治中风昏厥、产后血晕等症。
　　(4)乳香
　　乳香即阿拉伯语之luban，是乳香树分泌出的树脂。中国进口乳香后，也将它掺入其他香中制造烧香，所以需求量很大。乳香又名“熏陆香”，当为阿拉伯语kundur，或梵语kunduru之音译。点燃时烟雾有芬香味。乳香主要出自大食国的麻罗拔、施曷和奴发等地，是那里传统的输出品。麻罗拔即今阿拉伯半岛南端阿曼Mirbat的音译，施曷即其附近之Shehr，而奴发即今阿曼之佐法尔(Zufar)省。
　　除大食外，印度、波斯等地也出乳香。《唐本草》说熏陆香形似白胶，“香出天竺者色白，出单于者夹绿色，香亦不甚”。《大唐西域记》提到印度之阿吒釐出熏陆香，其“叶若裳梨” (13)。《海药本草》引《广志》说，熏陆香“是波斯松树脂也，紫赤如樱桃。透明者为上” (14)。
　　乳香按质量不同分为数等，其中之上品称为“拣香”，圆大如指头，俗名“滴乳”。质量次之者称为“瓶乳”，其色泽不如“拣香”。再次者称为“瓶香”，这仍然是一种质量较好的乳香，之所以称为“瓶香”，是因为收取后为保存而置于瓶中的缘故。“瓶香”是一个较大的类别，分为上、中、下三等。“瓶香”之下称为“袋香”，因为质量较次，收取后仅置于袋中。像“瓶香”一样，“袋香”也是一个较大的类别，分为上、中、下三等。比“袋香”差的因颜色较黑而称为“黑榻”。品质在“黑榻”之下的称为“水湿”，这是一种在运输过程中受潮的“黑榻”。比“水湿”还要差的，是混有砂石的乳香，称为“斫削”。而质量最次的是乳香簸扬出的粉尘，称为“缠末”(15)。
　　据赵汝适记载，乳香生产及输到远东的过程是这样：乳香树类似榕树，土人以斧斫伤树皮，促使树脂流出，结聚成块。收集起来后，用象负至海边，大食商人装船运到三佛齐(室利佛逝)，用以换取当地集散的货物。再由东南亚商人运到中国口岸。
　　在输入的香料中乳香是大宗。乳香主要是通过海路贩入中国。仅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南方三大港口市舶司抽买的乳香就达17.5万余公斤，其中广州一地即占90%以上(16)。南宋初，泉州港崛起。建炎四年(1130年)泉州市舶司抽买乳香近7万公斤(17)。除了从东南亚转运以外，大食商人也直接从大食把乳香运抵中国。绍兴六年(1136年)福建路市舶司向宋廷报告，大食商人蒲罗辛贩运乳香到泉州，市舶司抽解价钱达30万贯。宋政府授之以官职，要他回国后鼓励更多的大食海商贩运乳香来华(18)。可见中国市场对乳香需求之巨。福建泉州市东南郊的后渚港出土的宋末海船船舱仓内，也发现了大批香料药物，其中包括乳香。
　　中国医家使用乳香的最早记载见于南梁陶弘景《名医别录》。中医认为乳香有“疗主风水毒肿，去恶气……疗风瘾疹痒毒”的功效。唐代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记载，乳香“疗耳聋、中风口禁不语、妇人血气，止大肠泄，疗诸疮，令内消，能发酒，理风冷”。到了宋代，医家对乳香的功效又有进一步认识。明代李时珍曾引述宋《日华诸家本草》记载说，乳香“止霍乱，心腹痛。煎膏止痛长肉”。这就是说，乳香在治疗外科疾病方面，具有止痛、生肌的作用。解放以后，大部分进口药物被编入1963年和197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并进行了临床研究和药理分析。据有关资料报道，乳香对血液系统有增加白细胞的作用，对神经系统有镇痛作用。此外，还具有抗阴道滴虫的作用(19)。
　　①有些学者对《禹贡》所言的“织贝”是不是棉花有疑问。见陈祖椝《棉》，载《中国农业遗产选集》甲类第五种，上篇，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页。
　　②为梵语bhardvji的音译。
　　③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第10期。
　　④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第10期。
　　⑤《元史·世祖本纪》。
　　⑥孟祺、畅师文、苗好谦等：《农桑辑要·论苎麻木棉》。
　　⑦李长年：《农业史话》，上海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179页。
　　⑧文物照片及说明文字见《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第25页。
　　⑨冯承钧：《〈诸蕃志〉校注》，第98—99页。
　　⑩同上书，第95页注1。
　　(11)同上书，第95页。
　　(12)《酉阳杂俎》卷18。
　　(13)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07页。
　　(14)冯承钧：《〈诸蕃志〉校注》，第94页注1。
　　(15)冯承钧：《〈诸蕃志〉校注》，第93—94页。
　　(16)梁廷楠：《粤海关志》卷3，《前代事实》。
　　(17)《宋史·食货志·香》。
　　(18)《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四。
　　(19)王慧芳：《泉州湾出土宋代海船的进口药物在中国医学史上的价值》，载《海交史研究》第4期，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