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大帝国，其版图东起太平洋，西达地中海，北尽北冰洋，南至印度和东南亚。其疆土之广不但远逾汉唐，而且也超过地理大发现以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世界帝国。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许多民族，他们之中有些在过去因相距遥远，不能直接往来，或曾经只有间接的往来。蒙古人的征服使他们突然发现，过去长期限制人们交往的疆界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打破了，不同民族的人民都成了蒙古贵族的奴仆和臣民，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仿佛把地理距离也缩短了。因此，元代海外贸易的兴旺，远非汉唐所能比拟。世人在评述明初郑和航海时，无不为当时中国航海术的发达而自豪，而郑和的远航正是元代航海的继续。世界上许多不同的民族因为所处的地位不同，对蒙古时代的评价也不一样，但在蒙古时代是东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时代这一点上，几乎是没有分歧的。
　　(一)海外志书
　　(1)《大德南海志》
　　《大德南海志》又称《南海志》，元人陈大震所撰，刊于大德八年(1304年)。《南海志》上距《诸蕃志》成书(1225年)不过70余年，下讫《岛夷志略》成书(1349年)不到半个世纪，恰可补充两者的不足。《南海志》描述的是元代广州地区的外贸情况。广州是华南的门户，与泉州共为我国中古时代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也是番货集散地。所以《南海志》有关舶货和与广州有贸易关系诸国诸地的记载，反映了元初华南与当时亚非诸国贸易的实际情况，是非常宝贵的记录。
　　《南海志》原书20卷，唯见《文渊阁书目》著录，其大部分今已亡佚。明《永乐大典》残本中仅存该书所载海外通商番国与地名147个。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亦仅存卷6至卷10，其中卷7“物产篇”罗列舶货与诸番国，但文字过于简略，难窥全貌，唯其地名之广博可作参勘印证之资料。
　　通过残存部分，我们可以看出，元代华南海外贸易与宋代相比有很大发展。元代广州司舶部门把海外诸番分为几个区域：一是南海西岸至暹罗湾，以交趾、占城、真腊、暹国等国为首。二是小东洋，指菲律宾诸岛和加里曼丹岛北部，以佛坭国(今文莱)为首。三是大东洋，分为两部分，其东部指今菲律宾诸岛、加里曼丹岛东南海域，以单重布罗国为首；其西部指爪哇和小巽他群岛一带，以爪哇国为首。四是小西洋，指今马来半岛顶端和苏门答腊岛一带。五是西方诸国，包括今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沿岸之地。分区原则为：前四部分基本上以海船航线所经之地为依据，地理概念相当清楚，而最后一区则失之过广。元初广州港的通商范围东起麻里芦(今菲律宾)，西讫茶弼沙(Jabulsa)，即大食诸国中极西之地，今西班牙一带、马格里布(今摩洛哥)，囊括东南亚、南亚、东非、北非及欧洲的一部分，包括意大利和拜占庭帝国。
　　宋代的《岭外代答》和《诸蕃志》所记尚不出传闻，而《南海志》则是广州元初对外交往实录的总结，其可信性高于上述宋代两书。
　　《南海志》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份重要资料，以此与宋代记载和明代郑和航海资料相印证，可以窥见宋元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概貌。
　　(2)《岛夷志略》
　　《岛夷志略》，本作《岛夷志》，是元代杰出的民间航海家汪大渊的纪实性著作。该书原附于至正九年(1349年)由吴鉴编撰的《清源续志》之后。次年，汪大渊在故居南昌又以《岛夷志》为名复刊其书，并请河东名士张翥写序，以广其传。汪大渊字焕章，南昌人，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他20岁那年，即1330年从泉州第一次出海，沿西洋航线行，航达印度洋诸地。他自述至顺庚午年(1330年)泊于大佛山(今斯里兰卡)，继而西行进入阿拉伯海。此次航海历时约5年。归国后曾著有旅行记。此后不久他又第二次从泉州启程，访问东南亚诸地。此次似从东洋航线行，从泉州渡海，先至台湾，然后赴小东洋诸地，即今菲律宾诸岛、文莱，再绕加里曼丹岛，转入大东洋西部的爪哇、帝汶诸地。据汪大渊自序，1349年他路过泉州，适逢吴鉴受命修《清源续志》。吴鉴因汪大渊“知外事”，所以要他撰《岛夷志略》，作为《清源续志》的附录。他所撰写的《岛夷志略》融会了两次出洋的经历，所以与他第一次归国时所著游记已颇有区别。
　　汪大渊自己在《后序》中说：“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元末人吴鉴也说：“中国之外，四海维之。海外夷国以万计，唯北海以风恶不可入，东西南数千万里，皆得梯航以达其地。” ①这就是说，元人已经认识到，中国所在的大陆四面环海，高丽以北的“北海”，即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和北太平洋海区风涛大，沿岸是一片荒凉之地，中国人很少问津。而中国之东、南、西面，番国众多，皆得航海而至。蒙古人的武力所创造的横跨亚欧的大帝国，客观上为东西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商贩往来于东西，有如在本国不同的州郡旅行一样。
　　汪大渊自述他在海外曾赋诗以记异国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其书中所记之事，皆身所亲历，耳目所亲闻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收有汪大渊所访问过的地方共99个条目，最后一个条目系节录前人旧闻，名为“异闻类聚”，与其游踪无关。全书涉及亚、非、欧三大洲220多个国家与地名，记载生动翔实，文献价值很高，迄今全璧犹存，是考据元代远洋活动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吴鉴评价说：“以君传者，其言必可信。” ②
　　是书上承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下接明代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书。上述两部宋代著作虽然重要，但所记不过是作者耳闻之事，而汪大渊所记则为其身历亲见。《岛夷志》虽从写作体例上受周去非、赵汝适影响较大，但汪大渊年甫20便附舶浮海，一生曾两下东西洋，游踪之广古来罕见，远非周、赵可比。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价的那样，“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之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
　　明代马欢受汪大渊影响很大，他在自撰的《瀛涯胜览·序文》中说，“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慨然叹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于是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制成帙。”这说明马欢在出国前就研究过《岛夷志略》，随郑和出海后，观察风俗，证实了汪大渊所记皆翔实可信，因而启发了他撰写《瀛涯胜览》的愿望。不过他在书中只记载了20余个国家和地区，叙事虽然更详，但涉及地域远不如《岛夷志略》所述之广。
　　(3)《真腊风土记》
　　作者周达观，自号草庭逸民，浙江温州路永嘉县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奉命随使赴真腊，次年至其地，在那里停留了一年有余。此次出使不见于诸史记载，世人依凭周达观本人的记载方知其始末。他返国后，根据亲身所历作此书。
　　公元10—13世纪是柬埔寨文明最灿烂的时代，也称为吴哥时代。《真腊风土记》便是反映吴哥时代情况的著作，它记载了13世纪末叶柬埔寨各方面的事物，既翔实又生动。书中所记载的吴哥国都中的许多建筑和雕刻，是这个时代的文物精华。此外，还广泛地叙述了当地人民的经济活动，包括农业、手工业、贸易等，介绍了当地人民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的情况。全书约8500字，分为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蚕桑、器用、车轿、舟楫、村落、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等40余节。他的记载是当时有关吴哥文化的唯一史料。
　　(二)东方海商与蒙古人
　　(1)蒲氏家族及泉州海商
　　元灭宋时，得力于南宋垄断福建海外贸易的蒲寿庚。蒲寿庚是回回人，据元《心史》和明《闽书》记载，其先世自西域经南洋迁居广州，其时约在唐末。后又落籍于泉州。蒲氏家族专长于航海贸易，受历代统治者重用，负责海外交往。
　　五代时蒲氏家族中的蒲有良奉使占城，司西洋转运使。入宋以后，蒲氏家族虽然逐渐汉化，但从事东南亚海外贸易的传统代代相传。南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年)，蒲氏家族的蒲宗闵为进士，先后为官温岭道通判、都察院，后连续奉命出使海外。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蒲宗闵奉使安南，两年后又奉使占城，淳祐七年(1247年)，再奉使渤泥(今文莱)，卒于渤泥。其墓志至今尚存，被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Franke)发现。1991年初我参加“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时在文莱曾亲见之。志文曰：“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墓主“泉州判院蒲公”即蒲宗闵。立碑之“景定甲子”，即1264年。立碑之年并不一定是蒲宗闵的卒年，蒲宗闵逝于海外，立碑应在其逝世若干年之后。立碑人“应甲”，按《西山杂志》记载，即蒲宗闵之长子蒲应和次子蒲甲。蒲应后来出使渤泥，蒲甲继任“占城之转运使”，与“大食、波斯、狮子之邦蛮人嘉谐”。看来蒲宗闵死后，其长子曾再度出使渤泥，而其次子亦至占城。占城与渤泥不远，蒲宗闵的墓志很可能是蒲应在出使渤泥时建立的，蒲甲也可能在立碑时到过渤泥。蒲应、蒲甲后来究竟是在渤泥、占城留居，还是返回泉州，不得而知。不过，从蒲氏家族垄断海外贸易判断，这个家族很可能有人长驻海外。蒲氏利用在中国东南沿海和占城、渤泥立足的有利条件，与大食、波斯、南亚保持着联系。
　　约于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蒲氏的一支蒲开宗家族从广州移居泉州。10余年后，蒲开宗在安溪县任低级官员，并兼事海外贸易。这个家族在海外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擅番舶利者三十年”，逐渐在泉州发迹起来。蒲家拥有许多海舶，甚至有武装力量。据《重纂福建通志·职官志》记载，宋末咸淳十年(1274年)，有“海贼寇泉州”，蒲开宗之子蒲寿庚兄弟率军击败之。不久蒲寿庚被提升为泉州提举市舶，成为既掌握地方财权，又拥有海军的实力派人物。
　　元军攻陷临安后，南宋小朝廷残余势力匆忙南逃至泉州。宋室虽衰，但仍不知化解一切内部矛盾，不把蒲氏的力量放在眼里。为组织抗元，宋将张世杰强征蒲家私船，并抄没蒲氏家产以充军资。宋军的残暴行为引起了蒲氏家族的愤怒反抗。蒲寿庚起兵杀害撤至泉州的宋朝宗室、朝廷大员及宋军人员，投降元朝大将唆都，南宋小朝廷被迫退往广东。蒲寿庚所控制的海军力量加入元军，使元军迅速具备了海战和海上长途奔袭的能力。次年，蒲寿庚的武装随元朝水军从福建南下，加速了南宋小朝廷的灭亡。
　　元代蒲氏家族在泉州仍然很有势力。据周密的《癸辛杂志》记载：“泉南有巨贾回回佛莲，蒲氏之婿也。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死后真珠达一百三十石。”
　　除了西域人、回回人以外，泉州也是汉商云集之地。《岛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渊就曾两度附商舶赴外洋。元末人王彝的《王常宗集》续补遗中收有《泉州两义士传》，提到元末泉州人孙天富、陈宝生约为兄弟，共同出资“谋为贾海外”。陈宝生的父亲陈思恭就是一位泉州海商，在海难中溺于风波。陈宝生子继父业，其所涉异国，包括高丽、爪哇、罗斛(今泰国)等，“去中国亡虑数十万里，其人父子、君臣、男女、衣裳、饮食、居止、嗜好之物，各有其俗，与中国殊”。他们在海上看到诸国来贸易、朝贡的船舶为数众多，而中国之往诸番国者，亦如“东西家然”③。
　　(2)中国使臣
　　元代中国航海家又创造了新的远航记录。据《经世大典·站赤》记载，大德五年(1301年)，元政府派出回回人麦术丁为使臣赴木骨都束购买狮、豹等物，发给两年的路途口粮和经费。麦术丁的目的港木骨都束，就是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明代郑和远航东非，应当就是麦术丁远航的继续。同年元政府又遣使37人赴刁吉儿地采办异物，发给他们三年口粮和经费。从发放口粮的数目看，刁吉儿要比木骨都束远得多，它应当就是摩洛哥的丹吉尔城。元末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他到中国来之前想必听说过中国的消息。
　　亦黑迷失
　　亦黑迷失是畏兀儿人。元灭宋以前，元世祖忽必烈已经有志于海外，于至元九年(1272年)派他出使“海外八罗孛国”，即今印度西南濒阿拉伯海之马拉巴尔。这是他第一次出海，此行往返两年，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携八罗孛国商使归国，向世祖奉表并进献珍宝。忽必烈十分满意，向他颁赐了金虎符。
　　次年，亦黑迷失第二次出海，再次奉使其国，与该国的“国师”一起归来，进献“名药”。元廷因功授以兵部侍郎。这两次出海时，江南尚未平服，亦黑迷失的船队当是从山东或苏北的港口出海。船队的舟师也应当是北方水手。两次出使印度南部使他对东南亚、印度洋航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许多海外诸番的知识。元灭宋后，元政府命他参议海外征服活动。
　　至元十八年(1281年)亦黑迷失奉命第三次出海，招谕占城，企图把占城变为元军继续向东南亚进攻的基地，但遭到占城的拒绝。亦黑迷失遂与唆都一起出兵占城。占城之役历时数年，元军虽占领占城沿海地区，但占城军队退至内地抵抗，设计破元军，元军统帅唆都未能生还。亦黑迷失任职于镇南王脱欢军中，他行事较为谨慎，其所部军队未受多少损失，全军而还。
　　在参加远征占城期间，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把亦黑迷失从占城前线召回，命他去“海外僧迦剌国”(今之斯里兰卡)“观佛钵舍利”，即参观斯里兰卡保存的释迦牟尼的舍利。“僧迦剌”为僧加罗语“狮子”之意，古称“师子洲”。斯里兰卡保存的释迦牟尼舍利是佛牙，举世闻名。唐代益州僧人明远法师曾浮海至那里，因仰慕佛牙，希望携回国内供养。佛牙是当地的至宝，当然不会轻易让予。于是明远法师密谋偷窃，“既得入手，翻被夺将”。他几乎得手，但又被发现夺回。事泄后被当地人羞辱，乃去南印度。据史料记载，师子洲人认为，若失佛牙，就会被罗刹(魔鬼)所吞食。为防止此患，防护得十分严密。佛牙供奉于高楼之上，有几道门锁，锁有泥封，由五人共掌。只要一道门开，“则响彻城郭”。僧伽剌国人“每日供养，香花遍覆”，据说如果“至心祈愿，则牙出花上”，有些人还说看见过异光④。亦黑迷失的故乡畏兀儿在元代盛行佛教，他很可能是佛教徒⑤，在前两次出使印度南方时听说过僧伽剌国的佛牙，归国后又向忽必烈描述过，所以忽必烈才会把他从占城前线召回，专程去那里“观佛钵舍利”。1990年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时，笔者在斯里兰卡曾亲眼见过那里收藏的佛牙。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亦黑迷失第四次奉命出海，出使马八儿国，即印度南部之东南海岸，“取佛钵舍利”。因航海风阻，途中用了一年时间。他在马八儿寻得“良医善药”，并用己资购买紫檀木殿材，携其国人“来贡方物”。此次归国后，元廷命他留驻泉州。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亦黑迷失奉诏北上参与议征爪哇。世祖设立福建行省，命他与史弼、高兴并为平章。史、高二将负责军事征讨，亦黑迷失负责航海。忽必烈下旨，要他们征服爪哇后暂不回国，留于彼处，遣使至海外诸番招降，这是亦黑迷失第五次奉命出海。当元朝征爪哇大军行至占城时，亦黑迷失派出使臣至南巫里(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速木都剌(亦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不鲁不都⑥、八剌剌⑦等地招谕。次年元军降服爪哇之葛郎国后，亦黑迷失又遣使至木来由⑧诸小国，各国均遣弟子来爪哇岛向元军投降。不久元军被降而复叛的爪哇军队击败，在撤回时将这些东南亚的使臣也带回中国。据《元史·世祖纪》记载，这些国家的使臣被送入元，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十月才被遣还。
　　亦黑迷失在海上活动了20余年，五次出洋，其中四次前往印度、斯里兰卡，是元初中国杰出的少数民族航海家，为中外文化交流作了贡献。
　　杨庭璧
　　杨庭璧原是蒙古征南大将唆都的部下，元灭宋后任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灭宋后，唆都为福建行省左丞相，奉命遣使诏告海外，占城、马八儿诸国均遣使奉表称藩。但俱蓝(今印度南部西南海岸处)等国却未有回音。次年，世祖遣杨庭璧出使俱蓝。杨庭璧一行于同年冬十二月启程，4个月后(至元十七年三月)至其国。俱蓝国主必纳的命其弟肯那却不剌木省用回回字(波斯文)写下降表，随杨庭璧回国，并约以来岁遣使入元进贡。
　　至元十七年(1280)十月，元廷命哈撒儿海牙为俱蓝国宣慰使，与杨庭璧一起第二次出使俱蓝。至元十八年正月，杨庭璧等人从泉州出海，舟行三个月抵达僧伽耶山(今斯里兰卡)。这时北风已经停止，留原地等候季风耗费钱粮，所携给养不足应付。舟师郑震等人告以实情，建议利用南风渡海前往马八儿，估计可以从那里沿陆路去俱蓝国。杨庭璧等一行遂于次月抵达马八儿国新村马头登岸，受到马八儿宰相马因的的迎接。马因的告诉元朝使臣，马八儿的商舶在中国泉州曾受到中国官府的款待，愿尽力回报。杨庭璧等告以受命出使俱蓝之事，要求从马八儿借道沿陆路前往其地。马因的借口道途不通而推辞。而后元使又会见了马八儿的另一位宰相不阿里，亦提出假道之事，不阿里也推托不再谈论。杨庭璧等不得已留住马八儿客馆，等候消息。
　　五月间的一个清晨，马因的、不阿里两人赶到客馆，屏退左右，向元朝使臣吐露实情。他们先向元朝使臣说明过去遣使元朝的真相，说派往元朝请降的马八儿使臣札马里丁是他们私下派出的，此事被马八儿国执掌文书的官员侦知，向马八儿国王举报。马八儿朝廷对马因的、不阿里等回回大臣里通外国的行为十分震怒，下令籍没他们的金银田产妻孥，并欲处斩，马因的、不阿里等诡辞巧辩方得免死。
　　两位马八儿大臣还告诉元使臣，此时马八儿与俱蓝的关系正十分紧张，其国君、亲王五人皆率兵在加一之地集结，准备与俱蓝兵戎相见，所以无法借道。他们还说，马八儿国君得知元朝使臣来此，声称本国贫陋，实际上穆斯林诸国的金珠宝贝尽出于此，其他西域国家也来此贸易。南印度诸国都有向元朝称臣的打算，如果马八儿能降附蒙古人，他们两位可派人持招降书去左近诸国。最后杨庭璧等因未能借道，只得返回泉州。
　　同年冬北风起时，朝廷命杨庭璧以招讨使的身份第三次出海，单独前往俱蓝。船行三个月，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二月，抵达俱蓝国。其国君与宰相出迎，杨庭璧向他们转交了元朝玺书。杨庭璧在俱蓝停留了一个月。寓居俱蓝国的也里可温(基督教)首领兀咱尔撒马里⑨得知元使臣来此，要求携七宝项牌一枚、药物二瓶一同赴中国进贡。而管领木速蛮(指伊斯兰教徒)的首领马合麻适在其国，听说元朝使臣至此，也来相会，表示愿意“纳岁币，遣使入贡”。苏木达国(位于印度)恰派相臣那里八合剌摊赤出使俱蓝国，闻知杨庭璧将回国，遂即作主代表其国君打古儿表示，愿派使臣奉表、携带指环、印花绮缎及锦衾随杨庭璧一起入元。杨庭璧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至元十九年三月南风起时，杨庭璧等一行启程回国。俱蓝派出使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随杨庭璧等入元，所携礼品有宝货和黑猿一只。舟行一月至那旺国(即安达曼海西侧的尼科巴群岛)，杨庭璧说服其国主忙昂遣使随同他一起去中国，因为其国无人识字，于是只“遣使四人，不奉表”。杨庭璧一行继续东行至苏木都剌国(今苏门答腊岛北部)，其国君土汉八的亲自迎接元使。杨庭璧向他宣传中国的强盛和元廷有意扬国威于海外的打算，土汉八的当日即表示“纳款称藩”，派出使臣哈散、速里蛮随船队入元朝贡。同年九月，随杨庭璧入元的诸国使臣抵达大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
　　至元二十年(1283年)正月，忽必烈委任杨庭璧为宣慰使，命他第四次出海奉使俱蓝等国。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响应杨庭璧要求先后来元入贡的海外诸藩共有10国，它们是马八儿、须门那(即苏木达)、僧急里⑩、南无力(今苏门答腊北部)、马兰丹(今地不详)、那旺、丁呵儿(今马来西亚丁家奴)、来来(11)、急兰亦带(今马来西亚之吉兰丹)、苏木都剌(12)。
　　列边·扫马
　　列边·扫马(Rabban Sauma)是第一位游历西欧并留下记载的中国旅行家。他是大都人，出身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富家，母语是突厥语。父亲名昔班，是聂思脱里教会的视察员。列边(Rabban)在叙利亚语中意为“教师”，扫马是他自己的名字。扫马自幼接受宗教教育，20余岁时出家入大都附近的一所十字寺中修行，后来成为著名教士。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人马忽思来向他求学。约在至元十二年，两人决意赴耶路撒冷朝圣，得到朝廷颁发的铺马圣旨，从大都出发，随商队西行，经中亚抵达伊利汗国都城蔑剌合(今伊朗阿塞拜疆马腊格)，谒见了聂思脱里教会总主教马儿·腆合(Mar Denha)。
　　马儿·腆合命马忽思为大都和汪古部主教，改其名为雅八·阿罗诃(Yahbh-Allah)；命扫马为教会巡视总监，遣返东方。但因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在阿母河一线发生战争，未能归国。1281年马儿·腆合去世，马忽思被推举为新任总主教，称为雅八·阿罗诃三世(Yahbh-Allah Ⅲ)。
　　1287年，伊利汗阿鲁浑欲联合十字军攻取耶路撒冷和叙利亚，遣扫马出使罗马教廷及英、法等国。扫马经君士坦丁至罗马，恰逢教皇虚位，便继续西行抵巴黎，向法国国王腓力四世(Philippe le Bel Ⅳ)呈递了阿鲁浑汗的信件和礼品，受到法国政府的礼遇。他在巴黎逗留月余后，又到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城，会见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Ⅰ)。英法两国国王都同意与伊利汗国建立联盟。1288年，扫马在回国途中获悉新教皇尼古拉斯四世(Nicolas Ⅳ)已即位，便再至罗马呈交国书。教皇在接受伊利汗国书后，写了两封国书致阿鲁浑汗，第一封国书对阿鲁浑汗善遇基督教徒表示谢意，第二封国书赞扬了阿鲁浑汗打算攻下耶路撒冷后在那里接受洗礼的想法，并厚赠礼品遣归。
　　扫马完成出使任务后，受到伊利汗阿鲁浑汗的嘉奖，许特在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宫门旁建寺一所，命他管领。后来扫马移居蔑剌合，又建一所宏伟的教堂。1293年，扫马赴报达(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辅佐雅八·阿罗诃三世管理教务，直至去世。
　　扫马的出使使罗马教廷更加相信元朝皇帝与各蒙古汗国的统治者均信奉基督教，推动了教廷进一步派传教士东来。扫马归回波斯后，用波斯文写作了旅行记，但原稿已佚。在1887年发现的无名氏叙利亚文著作《教长马儿·雅八·阿罗诃和巡视总监列边·扫马传》中摘译了他旅行记中的部分内容，扫马的经历因而为世人所知(13)。
　　杨枢与孛罗
　　上述几位中国航海家，如亦黑迷失、杨庭璧等人虽数次远航，但所至最远不过印度南端之西海岸。实际上元代航海远远超此范围。在蒙古西北三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钦察汗国中，元皇室与伊利汗王室同出于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血缘关系最近，关系也最密切。旭烈兀及其后裔立国于波斯后，一直奉汉地的元王朝为宗主，以宗藩自居。双方之间的联系起初主要依靠陆路往来，至元初年发生海都叛乱后，东西陆路交通时断时通，于是航海交通在汉地与波斯的往来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位于印度南端的马八儿国的回回大臣曾主动为往来于东西海路的忽必烈、伊利汗国两方的使臣提供给养；伊利汗国向元朝请婚的使团归国时曾带马可·波罗一家同行，他们在北风劲吹的冬季从泉州起航，航行两年余才抵达波斯。从波斯湾到泉州的海路除了官方使节以外，利用得最多的是广东、福建民间的中国海商和西域的回回海商。《大德南海志》所罗列的前来贾贩的国度中，就有波斯湾诸地。元末任职于泉州清净寺的住持不鲁罕丁，就是搭便船从波斯来到中国的学者。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远航波斯湾的元代航海家不多，其中最出名的是两位官方使节：杨枢和孛罗。
　　杨枢是元朝的一位中级海运官员。他在19岁时于大德五年(1301年)率领“官木船”“至西洋”，也即马八儿(14)。他在那里遇见伊利汗国合赞汗的使臣那怀。那怀一行是在前往元朝途中在马八儿歇脚的使团，于是他们一同启程航向元朝。
　　杨枢与那怀在马八儿与前往中国的航程中结下了友谊。那怀入元完成使命后，准备回波斯复命。返航前，他向元成宗提出仍派杨枢送他回国。他的请求得到元廷的批准，于是元政府加封杨枢为“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大德八年(1304年)冬，杨枢再次举帆，与那怀一起远航波斯。此行历时三年，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方抵忽鲁谟斯。杨枢在波斯购置了当地良种白马、黑犬、琥珀、葡萄酒等，满载而归，往返共历时五年。
　　航海除了路途艰险以外，出航前准备也是一项细致的工作，不能有半点马虎。杨枢两次出海均为官差，但他在出航前准备舟楫、口粮、航海器具、各项杂物时，并不单纯依靠政府职能部门，而一一亲自经办。他懂得航海既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行前准备不周，途中遇险将束手无策；也懂得航海是一项受气候制约的活动，从受命出使，至西北风起的不长时间内，应抓紧做好一切准备，否则季节一过，便无法航行。他亲自操办各项准备工作，说明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航海家。杨枢后来晋升为“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 (15)。
　　孛罗是蒙古朵儿边氏贵族，在忽必烈朝廷曾任大司农、御史大夫、枢密副使和丞相等职，是一位受朝廷信用、有很大权势的蒙古官僚。至元二十年(1283)，他受命出使伊利汗国，其副手是在元廷任职的叙利亚人聂思脱里教徒爱薛。当时正值海都之乱，叛王切断了东西陆路联系，孛罗一行遂取海道。他们于同年冬启程，于次年在忽鲁谟子登陆，与之同行的还有阿速人阿儿思兰。他们登岸后沿波斯法尔斯北上，于1284年十月到达阿兰(今独联体阿塞拜疆境内)，朝见了伊利汗阿鲁浑汗。
　　孛罗的杰出才华受到阿鲁浑汗的赞赏，所以他留下了孛罗，命爱薛回国复命。爱薛于1285年经陆路回到汉地。由于孛罗是忽必烈自幼一手培养起来的宫廷近臣，多年来一直受到朝廷的重用，居然留波斯不归，使忽必烈感慨不已，说：“孛罗生于吾土，食吾禄，而安于彼。”(16)孛罗留在波斯受到历代伊利汗的重用，成为位居朝廷第四位的重臣，先后襄助过阿鲁浑、海合都、拜都、合赞和合儿班答等五位伊利汗，成为中国与波斯文化交流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向伊利汗王室详述蒙古先世的历史，因而被任命参与伊利汗国丞相拉施都丁主持的编写举世无双的历史著作《史集》的工作。他向伊利汗国介绍过许多中国的制度。伊利汗海合都在他的建议之下曾仿效元朝发行纸币，纸币上印有汉字、阿拉伯文古兰经引语和海合都汗的喇嘛教名字“亦邻朵儿只”。但当时波斯的经济尚未到使用纸币的阶段，结果此举遭到商人们的反对而失败。
　　(3)马八儿王子不阿里
　　不阿里原名撒亦的，祖籍西域哈剌哈底，即今阿曼东南角之故城Qalhat遗址，该地与印度有着传统的贸易联系。撒亦的远祖是专营波斯湾与南印度贸易的回回海商，他一家于宋末离开故土，移居西洋国，即印度南部东海岸之马八儿，在那里世以贾贩为生。撒亦的之父名不阿里，受到马八儿国王的信任。马八儿国王有兄弟五人，不阿里被称为“六弟”。不久受命总领诸部，因此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不阿里死后，撒亦的继承父业，并继续受到马八儿国王的信用。国王习惯以他父亲的名字“不阿里”称呼他，所以撒亦的这个名字反而不大应用。
　　印度南部地处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波斯湾之间，当地的回回海商在东西航海的贸易中起着中介人的作用。在不阿里的时代，亚洲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蒙古人的铁蹄首先横扫西亚，在波斯之地建立了伊利汗国。接着又征服了南宋。而宋朝和西亚的哈里发政权都是强大一时的政权，居然顷刻瓦解。从日出之地到日落处，从中国到西亚的空前辽阔的土地，均为蒙古人统治。印度的回回海商无论向东还是向西贸易，都必须与蒙古统治当局打交道。
　　当不阿里听说元灭宋后，曾说：“中国大圣人混一区宇，天下太平矣，盍往归之。”于是自作主张遣札马剌丁入朝以方物入贡，“极诸瑰异，自是踵岁不绝”。此外不阿里又向“亲王阿八合、哈散二邸”遣使通好。所谓亲王阿八合、哈散即先后担任伊利汗的旭烈兀后裔阿八哈、哈桑。凡有元廷或伊利汗国的使臣航海往来于东西，途经马八儿时，不阿里均为之准备舟楫，给予周济。不阿里这样做是因为蒙古人的武功对海外的回回巨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希望与蒙古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
　　不阿里擅自向元朝遣使的做法引起了马八儿统治者的严重不满，他们抄没了不阿里的田产，甚至准备处决不阿里，不阿里诡辞狡辩方得免。杨庭璧第二次出海途经马八儿时，不阿里曾对他谈起过这些事。不阿里在海外为蒙古政权效力的消息经往来于途的元朝、伊利汗国使臣传到忽必烈那里，他对不阿里大加赞赏。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廷命别铁木儿、亦列失金为礼部侍郎与尚书阿里伯一起携带诏书前往马八儿召不阿里入元。不阿里因与马八儿国君意见不和，便舍弃自己的产业，率百人随元使来到中国。不阿里因其父在马八儿曾与国君以兄弟相称，故到中国来后以马八儿王子自居。
　　忽必烈授以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事的官职，赐给他大量的钱财。后来不阿里从泉州移居大都，娶了一位中国女子为妻。丞相桑哥被处死后，其高丽籍夫人蔡氏被赐给不阿里为妻。蔡氏死后，不阿里又娶了一位中国女子。大德三年(1299年)不阿里逝于大都，他的遗体被运回穆斯林集中的泉州安葬。
　　不阿里这个阿拉伯家族从波斯湾的哈剌哈底移居南印度的马八儿，在那里落脚生根，与元朝和伊利汗国保持密切联系，最后又移居中国，娶高丽妇女为妻。这个家族的历史反映出宋元时代回回海商在东西海路上是多么活跃。
　　(4)暹王敢木丁
　　13世纪末以前，泰国分成两个国家，一个是北方的暹，一个是南方的罗斛。暹国是泰族建立的国家，都城在湄南河上游的速古台(今宋加洛)。元平江南后，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派万户何子志等出使暹国招谕，途经占城时被占城王扣留，后来元朝发动入侵占城的战争，何子志等人被处死。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暹王使臣持金册至广东。广东道宣慰司将金册报送大都。次年，元世祖即遣使者回报。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必察不里城敢木丁遣使来贡” (17)，敢木丁即暹史上名王Rama Khamheng，而“必察不里”即暹国属城Perchaburi的音译。元成宗以属国待暹国，于次月“诏招谕暹国王敢木丁来朝，如有故，则令其子弟及陪臣入质” (18)。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暹国使臣持金字表进大都，要求朝廷遣使至其国。当时元廷派往暹国的使臣已经离京，元政府遂赐暹使以金符，命他兼程南下，追上元使同行(19)。由此观之，至元三十一年前往暹国的使节未能完成招谕暹王来朝的任务。
　　暹国历史学家达玛隆亲王所著《暹罗古代史》中说，敢木丁曾于1294、1300年两度入华。但《元史》中不见记载，他究竟是否入元成为学者们感兴趣的问题。元人贡师泰《玩斋集》卷9中收有《四明慈济寺碑》，碑文中提到泉州德化县尹杨秀原为宋朝泉州监舶官员，降元后曾奉命出使暹国，“以其主来朝”。碑文虽然没有提到杨秀出使的准确时间，但从上文所列元与暹国这几年中互相遣使的记载看，杨秀很可能是元贞元年派往暹国的元朝使团中的一员。而这个随杨秀来朝的暹王，应当就是敢木丁。其来华的时间从元贞元年元朝使臣与暹国来使一同前往暹国来判断，暹王敢木丁的来华只能在元贞元年之后。据《元史》记载，大德元年(1297年)四月，元廷赐暹国“来朝者”衣服。如果这位暹国的“来朝者”就是敢木丁的话，那么暹王初次入元不是在1294年，而是在1297年。根据贡师泰的记载，杨秀等人在与暹王一同航海入元的途中，突遇风险，“风猛涛怒，舟几覆”，看来是经历了一场危险。据《元史》记载，新即位暹王曾于大德三年(1299年)追述说，其父曾受赐过鞍辔、白马及金缕衣(20)。这位新暹王应当就是敢木丁之子洛泰(Loetai)。
　　大德三年，暹国与木剌由、罗斛等“各以方物来贡”。暹国来朝的是其世子。元朝特赐“暹番世子虎符”。这位大德三年入元朝贡的暹罗世子，应当就是《元史·暹国传》提到的同年向元朝讨索赐品的“暹国主”洛泰，看来他因为新即位不久，所以在汉文文献上称呼有些混乱。由此推知，泰国史学家所谓敢木丁第二次入元之事，实际上是其子洛泰来华。洛泰要求元廷如其父故事恩赐鞍辔、白马及金缕衣。元廷讨论此事时，丞相完泽表示，暹为小国，如赐以马，恐忻都(即德里算端统治下的印度)这样的大国讥议朝廷。元政府采纳其议，只赐予洛泰金缕衣(21)。
　　《皇元风雅》卷22收有元末王东写的一首诗，题为《暹国回使歌》，序中说，暹国在天历初曾遣使入元通好；顺帝即位后，暹国又“进金字表章，九尾龟一，象、孔雀、鹦鹉各二”，元廷回赐暹王马十匹，还授以暹使“武略将军、顺昌知州”的官职。这位暹使是中国人，在暹国落户，成为暹国派往中国的使臣。
　　(5)回回图子与剌那麻
　　宋代以前，内地汉人对西域的了解不深，中国的地图至多只绘到今天的中亚、印度一带。蒙古人征服西亚诸国后，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丰富了中国的地理知识。按元人自己的说法就是“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未闻”。“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22)。蒙古人建立地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后，绘制元帝国全图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要完成这项工作，第一步就是要收集中外地图。宋元时代，东方制图技术最为发达的是中国和穆斯林世界。所以收集中外地图，主要是收集汉地舆图和回回图子，然后才谈得上鉴别各种不同地图所表示的方位、比例和地名，加以拼合、重绘。元朝广袤的疆域为收集外国地图的工作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政府“乃命大集万方图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这就是说，政府组织学者汇集天下“万方”的图册，编成一部元帝国疆域图，以显示元朝旷古未有的版图。
　　受命负责绘制元帝国地图的是在秘书监任职的不花剌人、著名的回回天文、地理学家札马剌丁。他的母语是波斯语，不识汉文，所以元政府专门为他配备了翻译(23)。
　　原先负责为兵部收集地图的职能部门是中书省，但中书省收集得并不完全。蒙古帝国建立后，各地行政区划发生了不少变化，秘书监下令各地官府呈上当地的舆图。为此札马剌丁专门向元世祖奏报，要求收集各朝地图和地理论著，还要求各路呈送有关当地行政区划、“野地、山林、里道、立堠”的图籍资料。元朝本土征集各地舆图的工作一开始进行得很缓慢。元政府一再通知各地重视此事，迅速呈报。
　　札马剌丁要想在《至元大一统志》这部书中，绘制一幅元朝全图，包括元朝皇帝的直辖地(即元朝本土)、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在内的地图，除了汉地图籍资料以外，还需要边藩诸王辖地的图册。所以元政府在向各地催要地图时，还特别要求“边远国土”的主管当局尽早将所在地的资料送来。
　　在收集了资料以后，札马剌丁向元世祖奏报道：“在先汉儿田地些小有来，那地里的文字册子四五十册有来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理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这是说札马剌丁和他的同僚们汇集了汉地图籍四五十种，有关边远地方的回回图子，即中亚、西亚异域图籍，也收集了一些。具备了这项条件后，他要求把汉地的图与回回舆图拼接起来，绘制一幅从“日出处”(东方)直至“日没处”(西方)的地图。这项前无古人的浩大事业得到了忽必烈的同意。
　　汉族传统上是采用方格法画图，回回人使用圆形地图，并接受了古希腊人的大地为球形的概念，双方差异很大，要把它们纳入一个体系，特别是纳入中国传统的方格体系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札马剌丁的地图没有传下来，但从1330年成书的《经世大典》地图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收录了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许多地名判断，《经世大典图》显然与札马剌丁的工作有关。札马剌丁和他的同事们经过艰苦努力，把回回地理学与汉地舆图学融合在一起，所以才能产生《经世大典图》这样伟大的科学成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经世大典图》颁布于至顺元年(1330年)。今天在《元史类编》的附图中，还可以看到此图的面貌。《经世大典图》系一种方格图，按中国传统式样计里成方绘成。其方向与今日地图不同。现代地图之西北方，为《经世大典图》之南方；而现代地图之东南方，则为《经世大典图》之北方。换句话说，其方向与今日地图相较，逆时针旋转了约135°。其图东起沙州界，沙州之西的塔失八里(即元代塔失所在地)和柯模里(Qamul，哈密立，今之哈密)绘在元朝境内，察合台汗国在此图中称为“笃来帖木儿所封地”，伊利汗国称为“不赛因所封地，即驸马赛马尔罕之祖”，钦察汗国则称为“月祖伯所封地，即太祖长子术赤之后”。
　　全图东起河西走廊之沙州界，北至锡尔河下游之毡的和伏尔加河中、下游之不里阿耳，西北至阿罗思(今之俄罗斯)，西至的迷失吉(大马士革)和迷思耳(今埃及)，西南至八哈剌因(今波斯湾之巴林)，南至天竺。共计包括了今中国西北，独联体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还包括俄罗斯、高加索诸国、伊朗、伊拉克、埃及、波斯湾诸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这幅图覆盖地理范围之广是空前的，在中国古代制图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反映了随着元代中、西交通的扩展，中国人地理知识飞速扩大。
　　在《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中，还载录了元代西北三藩的地名。其中察合台汗国的地名37个，附于笃来帖木儿的名字之后，大部分是只录地名，少数地名之后有简短的说明，说明文字偏重于元代历史。钦察汗国的地名共10个，附于月祖伯的名字之后。伊利汗国的地名45个，附于不赛因的名字之后。两者如同察合台汗国地名一样，在少数地名后有关于此地元代历史的交待。将《西北地附录》与《经世大典图》相核对可以发现，明人编修《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时，所利用的就是《经世大典》的稿子。从这幅地图收录了察合台汗国37个地名、伊利汗国45个地名、钦察汗国10个地名来看，绘图所依据的元秘书监中回回图册，主要是穆斯林舆地学者所制西亚和包括我国西北地区在内的地图，估计没有专门的钦察汗国的地图资料。
　　在绘制《至元大一统志》地图时，札马剌丁还特别注意收集回回海图。当时从事海外贸易的回回人多聚居在福建沿海。元政府秘书监专门向福建行政当局发文，要他们向泛海行船的回回人调查，是否有人识“海道回回文剌那麻”。剌那麻即波斯语rah-nama的音译，意为“行路指南”(24)，即地理志一类的图籍，并要求将调查情况向中书省呈报。阿拉伯人在8世纪建立了疆域空前的大帝国，所以在阿巴斯王朝时代，回回地理学得到极大的发展，地理著作层出不穷，所记西尽大西洋，东达日本，南越赤道。回回人所积累的地理资料，是人类宝贵的科学财富。虽在宋以前已经回回舟师和商贾之手万里迢迢传到中国，但尚未引起中国地理学家的注意。只是在元代，回回图籍才得到高度重视。这些回回图籍为以后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许多便利。
　　研究航海史的人常常忽视明代郑和远航的历史背景。郑和本人和他的船队中的许多重要人员，都是回回人，他们的祖先都来自遥远的西域。正是由于札马剌丁向中国地理学界介绍了回回地理学和回回海图，才有后来明代郑和航海的伟大壮举。郑和航海时所利用的导航资料中，一定有“海道回回文剌那麻”一类的海图。
　　(三)世界旅行家
　　蒙古人建立了地跨欧亚的大帝国，打破了各地民族政权此疆彼界的限制，大大便利了商旅和人民的往来，因此元朝时是世界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空前发达的时代。在元朝以前，虽然已经有欧洲人东来，但欧洲人对东方的了解十分模糊。从元朝开始，欧洲人东来的越来越多，出现了许多世界旅行家，他们既有循陆路来的，也有沿海路行的。他们留下的记载是研究这个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极好材料。
　　(1)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元朝世界旅行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生于1254年，其父尼柯罗·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在马可·波罗诞生前不久，尼柯罗与其弟马泰奥离家经商，前往钦察汗国首都萨莱(今俄罗斯联邦伏尔加河下游入里海处之阿斯特拉罕附近)。归国时适逢钦察汗别儿哥与伊利汗旭烈兀发生战争，路途不安全，遂折向东行，进入察合台汗国，在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之布哈拉)留居了三年。在那里尼柯罗、马泰奥遇见伊利汗派往大汗忽必烈处的使团，遂与之随行，约于1265年来到上都(开平)，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向他们详问了欧洲的情况，并派出一位使臣出使罗马教廷，要尼柯罗兄弟为副使代表朝廷随行。元朝使臣途中因病留下，将国书交付给尼柯罗兄弟。他们一行持诏书继续沿陆路西行，于1269年到达地中海东岸十字军控制下的重镇阿克儿(Acre，今以色列海法北)，打算会见教皇。但适逢教皇克莱门特四世(Clement Ⅳ)逝世、新教皇尚未即位的空位期。他们只得返回威尼斯。
　　尼柯罗归来时马可·波罗已经15岁。1271年，尼柯罗兄弟携马可·波罗同行，至阿克儿朝见新教皇格里高利十世(Gregoire Ⅹ)。教皇要他们回元廷复命，并派两位教士携带致忽必烈的诏书和确认使臣身份的国书与之同行。途中两位教皇使臣畏难从阿儿马尼(亚美尼亚)返回，把教皇的诏书和国书委付给马可·波罗一家。于是尼柯罗一家三人取道伊利汗国，经都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之大不里士)至波斯湾口之忽里模子，准备从海路入元。后改变主意，仍由陆路东行，沿古代丝绸之路经撒麻儿干(今乌兹别克斯坦之撒马尔罕)、帕米尔高原、巴达哈伤(今塔吉克斯坦之巴达贺尚省)，进入元朝控制下的可失哈儿(今新疆喀什)。当时天山南麓商路被海都叛军切断，他们由可失哈儿西行，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行，经鸦儿看(今叶城)、于阗(今和田)、婼羌(今若羌)等至河西，于1275年抵达上都。
　　据马可·波罗自述，他得到忽必烈的喜爱，留在元朝为官。他自称多次奉命出巡各地，大约是以随员的身份到过中国许多地方。他的游记中提到了许多中国城市，如大都、上都、京兆(今西安)、成都、大理、济南、扬州、镇江、杭州、福州、泉州等，以及那里的风土人情。提到了一些元朝重大的政治事件，如海都、乃颜之乱，阿合马事件等，大体上与其他文献的记载相一致。但他的叙述中也有许多夸大不实之处。
　　马可·波罗与其父、叔久居中国，思念故乡。1289年，伊利汗阿鲁浑因其妃伯岳吾氏去世，派使者兀鲁带、阿必失呵、火者三人来元朝请婚，要求赐以伯岳吾部女子。忽必烈下令从伯岳吾氏贵族中选女子阔阔真下嫁伊利汗，马可·波罗一家三人可随使臣取道波斯归国。马可·波罗一行约于1291年初从泉州启程，在海上航行了两年零两个月，经苏门答腊、印度抵达忽里模子。时阿鲁浑汗已死，其弟海合都在位。1293年海合都汗娶阔阔真为妃。马可·波罗等从桃里寺返国，乘船经君士坦丁堡，于1295年抵达威尼斯。
　　1296年马可·波罗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时被俘。他在狱中讲述了自己在东方的经历，与之同狱的文学家鲁斯梯安诺(Rustiano)笔录其故事，于1298年成书。同年夏，马可·波罗获释回乡。他逝于1324年，葬于圣劳伦所教堂。
　　《马可·波罗游记》的原稿是用中古法—意大利混合语写成的，后经反复传抄，并被译成各种欧洲语言，其原稿已佚。现存各种文字的抄本约140种，其中以西班牙所藏泽拉达(Zelada)拉丁文抄本最早、最完备，以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B.N.Fr.抄本的文字最近于原稿。目前已有的各种文字的刊本、译本有120种以上，其中以伯希和、穆勒1938年出版的英译本《世界游记》最好。我国先后出版过四种汉译本《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在意大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4世纪初意大利北部韦罗那城统治者自称为坎·格朗德(Can Grande)，这是一个来自东方的称号，意为“大汗”，显然是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许多欧洲人认为，流行意大利的面条也是马可·波罗介绍过来的。在中世纪结束以前，《马可·波罗游记》一直是欧洲人了解东方的主要资料之一。地理大发现以前许多著名航海家都读过这本书。哥伦布因为相信马可·波罗的记载而向东远航，企图到达日本，最后却发现了美洲。
　　马可·波罗到中国来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东西方交往急速发展的结果。当时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并不只有马可·波罗一家，马可·波罗只不过是有幸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名字的世界旅行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在扬州南门水关附近发现过元代热那亚人喀德林(女)和安东尼翁的拉丁文墓志即是一例。
　　(2)鄂多立克
　　鄂多立克(Odoric)又译称和德理，约诞生于1286年，是意大利北部弗里乌黎省波尔德隆县人。他是一位方济各会传教士，早年过着清苦的托钵僧生活，仅靠水和面包为生，赤足旅行，拒绝在教会中提升，甘愿隐居荒野。这种生活对他后来进行长距离艰苦旅行有很大益处。他与马可·波罗、伊本·拔图他、尼哥罗·康梯一起，被西方人誉为中世纪四大旅行家，其影响仅次于马可·波罗。
　　他在病中口述游踪，由修士威廉以通俗的拉丁文笔述成书，因此其书次序较为凌乱。据研究，其东游路线大致为：从君士坦丁堡到小亚半岛的特列比松，再到伊利汗国的桃里士、孙丹尼亚、柯伤、耶兹德、报达(巴格达)、忽里模子。由此乘船经无离拔(印度西海岸之马拉巴尔Malabar)、僧急里、俱蓝、马八儿、锡兰山，由此换船横渡孟加拉湾，经南巫里洋、苏门答腊、爪哇、占城，抵秦可兰城(Censcalan，即我国广州)。由此沿海东北上行，经泉州、福州，再经杭州、南京，经大运河路过扬州等地到达大都。他在大都居住了三年。孟特高维奴其时适为大都主教。后离大都西行，经天德、山西、陕、甘、吐蕃，再经中亚、波斯，返回意大利。于1331年逝世(25)。
　　鄂多立克在其游记中提到俱蓝附近有聂思脱里教徒和犹太人，恰与《元史·马八儿等国传》所提到的杨庭璧在马八儿时，遇到过寓居俱蓝国的也里可温(基督教)首领兀咱尔撒马里相对应。鄂多立克提到契丹的大汗，也即元朝蒙古军队曾与爪哇作战失败之事，此即史弼、高兴、亦黑迷失等征爪哇之役。
　　鄂多立克在对于中国的描述中曾提到广东的食蛇风俗，泉州有天主教僧院，华东渔民驯养鱼鹰捕鱼，杭州有许多桥、有天主教僧人、当地天主教徒按聂思脱里教的习惯把天主教教士称为“佛郎列边”(Frank Rabban，意为“欧洲教士”)，江南大地主的奢华生活，金陵的城墙和长江，汗八里的另一个名字为大都(Taydo)，大都城里的万寿山(今琼华岛)和太液池(今北海)，元廷中的酒海，各教教士在宫廷中的地位，蒙古妇女的顾姑冠，上都的风土人情，元帝的怯薛(侍卫)，中国的驿传系统，吐蕃的天葬风俗等，均真实可信。
　　鄂多立克的游记有许多抄本。清光绪五年，我国留学意大利的郭栋臣将其书译为汉语，书名《真福和德里传》，刊于武昌宗正书院。后香港《公教报》重印译文，但删去郭氏的注释。鄂多立克的活动对清代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有一定的影响。
　　(3)孟特高维奴与天主教
　　孟特高维奴(Giovanni di Monte Corvino)，于1247年诞生于意大利南部萨勒诺(Salerno)省孟特高维奴村，后参加天主教圣方济各会，成为教士。他于1280年前后参加了圣方济各会传教团，在阿儿马尼(亚美尼亚)和波斯传教，1289年返回教廷，报告了伊利汗阿鲁浑优待基督教的消息。时教皇尼古拉斯四世已经接待过阿鲁浑汗的使臣列边·扫马，也相信元朝优待基督教，遂派孟特高维奴为使臣，携带教皇国书前往东方传教。他取道桃里寺、印度，转乘船来到中国，于1294年抵达大都，向元成宗呈交了教皇的国书。陪同他来到大都的有意大利卢卡隆哥(Lucalongo)人彼得。后来他们在大都留居下来。
　　孟特高维奴曾于1305年1月和1306年2月两次致信本国友人，介绍自己传教的成绩和元朝的风土人情。前者由钦察汗脱脱往来于大都的使臣转交给驻克里米亚的可萨里亚的方济各会教友，由他们再转呈教廷，后者由入元的意大利托伦蒂诺人托马斯带回罗马。
　　据他说，元朝统治者对他优待，他在皇宫中有一个座位。由于他是教皇的使节，他享有进宫的权利。元朝皇帝听说过有关罗马教廷和欧洲国家的消息，很希望接待他们的使节。而他传教的主要障碍是当时在大都占据优势的聂思脱里派。在他到达大都的最初五年里，聂思脱里教反对他比较激烈，不允许他拥有自己的教堂，不允许宣讲天主教教义。但孟特高维奴排除一切困难，于1299年在大都建了第一所天主教堂，后来又建了一个钟楼，在里面设置了三口钟。大都的阿儿马尼(亚美尼亚)人也建立了一所教堂，很可能是东正教堂。
　　后来意大利商人卢卡隆哥在皇宫前仅一掷之遥处购置了一块地，孟特高维奴于1305年8月初接收了这块地，用施主们提供的金钱建立了第二所教堂，整个工程计有围墙、房屋和一座可容200人的礼拜堂，上有红色的十字架。在施工的当年未能全部完工。孟特高维奴又准备了木料，准备来年续建。两处教堂相距约4公里，按元大都皇宫的位置，此寺应位于今北京阜成门大街一带。从信文中看，在大都的传教士大约无法修筑西方石建筑哥特式房屋，这所教堂应当是一所砖木结构的中国式建筑。
　　孟特高维奴学会了蒙古文，翻译了《新约》和祈告诗。他买下了40名男童，教他们祈祷。这40名男童被分置在上述两所教堂内，他本人每隔一周就去一所教堂做弥撒。他为约6000名信徒施行了洗礼，其中主要是汪古部人和阿兰人。原先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汪古部首领高唐王阔里吉思也改宗天主教，以孟特高维奴的名字约翰命名自己的儿子，并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了天主教堂。汪古部的部众就是在他的号召之下皈依天主教的。汪古部其他贵族反对阔里吉思皈依天主教，阔里吉思死后，汪古部部众又转归聂思脱里教。我们知道，阔里吉思之子名术安，继承了其父赵王王爵。术安就是约翰这个词的汪古部突厥语发音。
　　在孟特高维奴留居中国的最初11年中，没有任何使节从教廷来到大都。直到近1305年，才有一位日尔曼科隆的教友阿诺德(Arnold)来帮助孟特高维奴。1307年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委任他为大都大主教，并派遣教士七人前来帮助他。其中仅热拉尔多(Gerardo Albuini)、帕烈格里诺(Peregrino de Castello)和安德里亚斯(Andreas de Perusio)三人抵达大都。孟特高维奴等罗马传教士的生计由元政府维持。孟特高维奴于1328年逝于大都。
　　孟特高维奴在泉州设立了分教区，派热拉尔多为首任主教。泉州的一位富有的阿儿马尼妇人向他们捐助了一所教堂。热拉尔多去世后，帕烈格里诺继任泉州主教，他的教堂中有三位西域教友。帕烈格里诺于1322年逝于泉州，于是安德里亚斯继任之。安德里亚斯在泉州郊外新建了一所教堂，可供二十人居住，并有四个房间。安德里亚斯逝世后葬在泉州，其拉丁文墓志于1945年被发现，字迹虽然模糊，但仍能辨认出志文的一部分：“这里埋葬的是(小教友)会佩鲁吉奴思人安德里亚斯……1□□2年。”志文的日期虽有脱落，但可估计为1332年，因为安德里亚斯在1326年还写过一封信致自己的教友。
　　孟特高维奴、帕烈格里诺和安德里亚斯致本国教友的书信至今尚存，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从他们的信中，我们了解到许多欧洲人、西域人在元代中国活动的情况。
　　(4)伊本·拔图他
　　伊本·拔图他(Ibn Battuta，1304—1377年)是摩洛哥刁吉儿(今丹吉尔)人，1325年离乡赴天房(麦加)朝圣，后开始周游列国，数年中三至天房，曾游历波斯、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各地。1332年由天房出发，经埃及、叙利亚、小亚、黑海、克里米亚，进入钦察汗国境。同年随同钦察汗月即别之妃拜占庭公主赴君士坦丁堡省亲。返回钦察汗国都城撒莱后，继续东行经里海北之钦察草原、察合台汗国不花剌、撒马尔罕诸城，于1333年抵德里。他在德里留居8年，受封为“哈的大师”(法官)。1342年元顺帝遣使至德里通好，德里算端命拔图他率使团随同元使回访中国。
　　使团一行从古里(Calicut，今印度西南海岸之科泽科德)登船，启航后不久遇险。元朝使臣逃生后至俱蓝，由此搭商舶归国。拔图他未及登舟而幸免于难，但失去了随员和礼品，无法回德里算端处复命，遂游历于马尔代夫群岛、锡兰山、马八儿等地。后来从朋加剌(孟加拉)乘船至苏木都剌、爪哇，再航海至泉州。
　　他在泉州很幸运地遇见遇难的元朝使臣，使臣协助他通过地方官向朝廷奏报。在候旨期间，他曾到广州游历。回泉州后，他奉旨北上。大约到达杭州后，便折回泉州，乘船西还。拔图他在自己的游记中提到元代中国使用银锭和纸币，政府专门负责倒换纸钞的机构，中国各城中的回回人聚居区，中国人以煤为燃料，搜捕通缉犯时悬挂犯人的画像，市舶机构对海舶出海、回港的检验制度等。特别是拔图他提到泉州回回人中的首领有不鲁罕丁和舍剌甫丁，他们都见于元末吴鉴所写的《清净寺记》。拔图他书中有关中国的描述也有不实之处，他自称到过汗八里(大都)，但从他的描述来看，他根本没有去过那里。
　　拔图他离开泉州后，经爪哇、苏木都剌，于1347年到达印度，经阿拉伯半岛东岸、波斯湾、报达、叙利亚等地，他在归途中就近又一次到天房朝圣，1349年回到摩洛哥都城非斯。此后他又去过西班牙和中非旅行。1354年，拔图他奉摩洛哥国王之命回到非斯，口述其旅行见闻。国王派出书记官以阿拉伯文笔录成书(26)。他的游记是研究14世纪上半叶东方诸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①吴鉴：《岛夷志略序》。
　　②同上。
　　③参见陈高华：《元代泉州舶商》，载《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29—431页。
　　④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王邦维校注本，第67—68页。
　　⑤北村高：《元朝色目人“亦黑迷失”的佛教活动》，载《木村武夫教授古稀纪念·僧传的研究》。
　　⑥应当就是《大德南海志》卷7所提到的“没里琶都”，位于今苏门答腊岛；亦可能指苏门答腊岛东岸外之布通岛(Pulau Buton)，见陈佳荣、谢方、陆峻岭著：《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2、449页。
　　⑦应是苏门答腊岛东北部古国Perlak的音译，今称为佩雷拉克(Peureulak)，参见上书，第117页。
　　⑧即苏门答腊古国Malayu。
　　⑨《元史·世祖纪》作“兀咱儿撇里马”，未知孰是。
　　⑩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克朗加诺尔(Cranganore)的古名Singili之译音。
　　(11)今印度古吉拉特(即胡荼辣Gujarat)古国名Lala的音译。
　　(12)《元史·世祖纪》；《元史·马八儿等国传》。
　　(13)参见其书英译本E.A.W.Budge：The Monks of Kubilai Khan，York，1928(布基：《忽必烈汗的僧人们》，纽约，1928年)。
　　(14)有些学者认为此次杨枢所去之“西洋”即波斯湾，见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第422页。不确。元代的“西洋”与明代“西洋”不同。元代“西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地名，指印度南端东南海岸的马八儿。
　　(15)黄溍：《海运千户杨枢墓志铭》，载《黄金华集》卷35。
　　(16)程矩夫：《拂林忠献王神道碑》，载《程雪楼集》卷5。
　　(17)《元史·成宗纪》。
　　(18)《元史·成宗纪》。
　　(19)《元史·暹国传》。
　　(20)《元史·暹国传》。
　　(21)《元史·暹国传》。
　　(22)汪大渊：《岛夷志·后序》，《岛夷志略校释》，第385页。
　　(23)王士点：《元秘书监志》，高荣盛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24)陈得芝：《元代海外交通与明初郑和下西洋》，刊于《郑和下西洋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页。
　　(25)《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汉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26)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