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概说

[上一记录] 　 [下一记录]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路的发展 1 南海航路的发展

作者：杜瑜

　　三国时期，吴国地处东南沿海，孙权充分利用其优越的海洋地理条件，积极倡导大规模航海活动，就在他称帝的第二年即黄龙二年(230年)，即“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夷洲即今台湾岛，亶洲为秦代徐福东渡而未再归来的日本列岛。终因亶洲“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这是我国正史中第一次关于台湾海峡两岸交往的正式记录。
　　孙权还派遣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他们南海之行，历时达一二十年，“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几乎遍及整个东南亚，甚至到达今天菲律宾群岛。回国后分别撰成《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等书，这是我国出现的最早的关于南海情况的专门著作，可惜都已失传，只是在其他古籍中多有引用。与此同时，黄武五年(226年)有罗马商人叫秦论的来到交趾，后被送去谒见孙权，孙权向他了解了许多罗马帝国的风情习俗，然后派刘咸送他回国，不巧刘咸在途中病故，不然刘咸可能成为去罗马帝国的第一个中国人。
　　这时期南海航路上中外贸易依然持续不断，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前来入贡或进行贸易的国家日益增多。《梁书·海南诸国传》中说，海南诸国一般是指交州以南及西南的海外国家，在西边同西域诸国接界。晋代时，这些国家同中国直接交往较少，所以中国史官没有什么记载。到南朝宋、齐时，有十多个国家同中国有直接来往，从而史书才继续有了记载。到了梁朝，南海诸国奉中国王朝的“正朔”年号，向梁朝入贡，航海到中国来的比前代更多了。这一时期我国同东南亚及南亚各国海上贸易往来不断发展。就说天竺国吧，自东汉时遣使来华后，与中国中断了3个多世纪的联系，到梁朝时又遣使来华，恢复了以往的联系。此后印度洋沿岸的天竺、师子国等国多次派遣使臣来华，东南亚地区的扶南(今柬埔寨)、呵罗单(今印尼爪哇)等许多国家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这时期与各国的贸易活动中，我国主要以输出绫、绢、緜、丝等丝织品为主，而从南海各国进口珍珠、象牙、玳瑁、珊瑚、翡翠、香药、鹦鹉、孔雀、琉璃、吉贝及其他奇物等。据《宋书·蛮夷传》记载：南朝宋元嘉七年(430年)呵罗单国曾遣使送来“天竺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等物”。这里的“古贝”，即上述的“吉贝”，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用的棉花、棉布。
　　由于南朝与海南诸国的海上交往更加频繁和活跃，南海海上丝路又有进一步发展，开始越过南亚印度半岛，将航路延伸到阿拉伯海与波斯湾，直接沟通了东、西亚之间的海上往来。当时陆上丝绸之路出现梗塞，东西方交往主要靠海上丝路维系。不仅在《宋书·蛮夷传》中有记载，而且在阿拉伯旅行家马苏第的《黄金草原与宝石矿》一书中也明确记载：“中国和印度船只溯流而上去见希拉王。”这里的希拉国是3～7世纪初的阿拉伯古国，希拉城位于古巴比伦废墟3公里处，当时中国船只到达波斯湾后，再溯幼发拉底河而上，可达希拉城拜见希拉王。同时出发港口也随航海技术的提高，从两汉时的雷州半岛上的徐闻、合浦等地移至广州，晋朝的宗室贵族中有人为了蓄聚珍宝，专门派人到广州、交州采购海商运来的舶货。当时“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这些“珍异”实际都是从海外进口来的。从此我国南大门——广州，便一直成为我国南方重要港口，久盛不衰。近年在广东英德和曲江的南朝墓葬中先后出土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这正是当时波斯或阿拉伯商人从海路来华经商贸易的实证。
　　梁时，不少外国僧人来华传译佛法，其中西天竺僧拘那陀罗(即真谛)取海路经狼牙修(今马来半岛北大年一带)、扶南来到南海郡(治所在今广州市)。后又辗转至晋安郡(治所在今福州市)，又去了梁安郡(治所在今福建南安县丰州，即泉州港附近)，最后又由梁安郡泛海至广州。他在晋安郡时曾“欲泛舶往棱伽修(即狼牙修)”；在梁安郡时“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可见当时的福州、泉州港也可与海外通航。
　　

海上丝路史话/杜瑜.-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丝路概说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路的发展 1 南海航路的发展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路的发展 1 南海航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