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在南海航路空前繁盛的基础上，海上丝路又继续向西、向南延伸，其活动范围大为扩展，特别是与非洲各国有了新的交往。
　　在今天北非地区，与我国交往最早，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埃及了。自从10世纪下半叶法蒂玛王朝征服埃及以后，阿拉伯帝国迁都开罗，巴格达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华，老开罗城即今埃及南郊的福斯塔特取代了它。开罗城地处尼罗河三角洲的咽喉，很快发展成为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居于诸番要冲。尼罗河出海口、地中海的港口杜米亚特的发展甚至也超过了亚历山大城。埃及在宋代史籍中被译为“勿斯离”或“勿斯里”；而杜米亚特在《岭外代答》中译为“陀盘地”，其他史料中一般译为“陀婆离”。早在咸平三年(1000年)，北非使者穆吉鼻来到中国，在他们回国时，宋朝赐予其舶主陀婆离银2700两、交倚水灌器、金镂银鞍勒马等物。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朝政府与法蒂玛王朝正式建立联系，这年陀婆离船主来到中国，受到宋真宗的特殊恩宠，特准他跟随真宗到泰山朝献，参加盛典。随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祀汾阴后土祠，埃及又派归德将军陀婆离带了大批礼物来朝贺，受到真宗最高级别的接待，请使者陪位，并赐以冠带服物。在天禧元年(1017年)特别批准埃及商人在中国经商可以减免一半商税。其后在1018年和1073年杜米亚特港两次派遣使者来华，带来许多珍贵的礼品。由上可见，整个11世纪埃及杜米亚特港与宋朝的关系亲密无间，其使者受到宋廷最尊敬的接待。
　　宋元时期留居中国的大量阿拉伯商人中就有很多埃及人，他们主要居住在南方海港城市，如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1965年冬在泉州东岳山西坡发现一块刻有中文“蕃客墓”的墓碑，下面刻有一行阿拉伯文小字，其意为“埃及”，上面刻有3行阿拉伯字母，这里墓主的名字是“伊本·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哈桑”。从墓碑石料和所刻阿拉伯文的字体来看，可推断墓主为11、12世纪的埃及人。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来华访问时，就碰上了世居杭州的埃及大商人欧斯曼和摩洛哥商人布什里。这些众多的北非商人来华经商定居，使当时中国人对非洲和穆斯林文化能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这从《岭外代答》和《诸蕃志》的记载中可以得到充分反映。
　　在《岭外代答》中对北非地区，除了记述勿斯里国(今埃及)外，还记有默伽国、眉卢骨惇、木兰皮等国。默伽国在《诸蕃志》中为默伽猎国，原是阿拉伯语“马格里布”的对音。“马格里布”原意是指西方，以后主要指埃及以西的地方。从公元1世纪起，阿拉伯地理学家把木卢亚河以西的马格里布分出来，专称为“马格里布”或称作“西马格里布”，这样马格里布成了摩洛哥的专称。由此产生的“中马格里布”便是指今阿尔及利亚中、西部地区。
　　至于木兰皮国，那是12世纪上半叶统治摩洛哥等地的穆拉比王朝的对音，也是指马格里布，不过它的版图还包括今西班牙南部地区，由此向北可通往北欧。《岭外代答》在“海外诸蕃国”中记载说：“又其外则木兰皮国，为极西诸国之都会。……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这里的西大食海即为地中海，其国临海，所以造船业很发达，所造的木兰船很大，能容千人，船上有机杼、市井、酒肆等，可贮数年粮食。宋元史料中所记木兰皮国的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均取材于《岭外代答》。
　　眉卢骨惇在《诸蕃志》中省略为“芦眉国”，元代的《异域志》中又记为“马罗国”，它也是指西马格里布，确切地说，是马拉喀什城。这里是穆拉比亚王朝的政治中心，是西马格里布的大都会。该城被称之为“七重城”，“七”是众多的意思，也就是说，那里是个有众多城堡的城市。城内有北非最为壮观的建筑——库杜比亚高塔，是现存最完整的穆拉比亚时代的建筑。塔高67米，呈正方形，共有6层，每层中间有一大厅，有60间房，全塔共有房360间，全塔装饰华丽，塔顶中央有气楼，上面装有三个镀金的大铜球，离塔30公里即可望见其光彩。
　　《诸蕃志》中还记有毗喏耶，这是阿拉伯语的贝鲁亚的对音，是指的黎波里至特莱姆森一带，今北非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区。贝鲁亚是北非海上贸易重要港口，储有品种繁多的货物，是个大货栈；有发达的造船业和手工业。《诸蕃志》记：“珊瑚树出大食毗喏耶国”，就是指闻名于世的铁网珊瑚出自于这一带沿海地区。
　　《诸蕃志》中甚至还记到位于西非的茶弼沙国：“王着战袍，缚金带，顶金冠，穿皂鞋。妇人着真珠衫。土产金宝极多……系太阳没入之地。”这显然是指“黄金海岸”加纳。元代周致中在《异域志》中特别指明：“汉有人至之”，其意即“有汉人至之”，说明当时中国商人也已到过那里。
　　这时期在与北非地区日益增进的交往中，通过海上丝路使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中国的瓷器，虽自唐代已开始输入非洲，但大批地运往非洲是在宋元以后，并对当地的人民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片中，宋元时期的占绝大部分，这里包括宋初越窑青瓷、定窑白瓷，11～15世纪的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和其他窑口的青花瓷等，仅元代青釉瓷器优质瓷片，就出土了好几百片。明清时期的瓷片也有发现，中国各大名窑的瓷器几乎应有尽有。这里好像是一座可以体现中国古瓷完整的发展系列，名副其实的中国古瓷地下博物馆。
　　在开罗东端阿斯巴尔清真寺附近的山丘一带，散布着大量优质的南宋、元明时期的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及青花瓷等。这些瓷片在开罗附近还有许多零散的发现，霍布森在开罗附近进行调查后，感慨地说：“在开罗周围到处散布着青花瓷片。”当时中国的瓷器不仅为富家豪宅的陈设品，实际已深入到开罗周围民间千家万户。
　　埃及其他地区发现中国宋元瓷器也不少，亚历山大城位于尼罗河河口，曾是埃及著名港口，1964年波兰考察队曾在这里发掘出一批12～14世纪的龙泉青瓷片。在苏伊士南约550公里的红海西岸的库赛尔，曾是埃及红海沿岸唯一稍具规模的重要港口城市，它从罗马时代持续到13、14世纪，日本著名陶瓷专家三上次男在此发现唐末、宋初越窑青瓷，宋代龙泉背瓷，景德镇青白瓷，元末至清初的背釉瓷器碎片等。在埃及与苏丹间的阿伊扎布港，遗迹沿海岸延续长达2公里，中国的陶瓷片在这里俯拾即是，从唐末至明初的瓷片竟达千余件。在朴素的黑釉瓷壶碎片中，发现了有“□清香”戳子的瓷片，显然是广州一带烧制的瓷壶，因贮存香料之类货品而运到此处，这是很罕见的。这里曾是渡越万里波涛而来的中国陶瓷的主要卸货场所。在埃及南部的阿斯旺，位于尼罗河第一瀑布旁，曾是法蒂玛王朝迁都开罗前的首都，也发现南宋至元朝的青瓷片。在阿斯旺南部努比亚的结贝尔阿达，发现有12～14世纪的中国青瓷片。可见中国瓷器已深入到埃及内地了。
　　直到12世纪中国青瓷仍为埃及非常畅销的名牌货，被当做极为珍贵的礼品。著名的艾优卜苏丹萨拉丁因富有青瓷而名噪一时，中国青瓷传到欧洲，欧洲人只知道埃及苏丹有这种精美的器皿，因此称它为萨拉东。1171年萨拉丁向大马士革苏丹努尔丁所赠礼品中有40件是中国的青瓷。可见当时埃及和大马士革及北非濒临地中海的港口，是中国瓷器传向欧洲的大门。
　　值得一提的是，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中国看了瓷器制作过程后，感慨地说：“中国瓷器……详细制法，愿请得而述之。瓷土稍加该地所产之矿物，烧三天，取出，倾水于其上。全体如洗，使之发酵。最佳之瓷，须发酵满月，但不能过久。若短期发酵，至十日者，其品质甚似吾国之陶器。亦有较佳者。中国人将瓷器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吾乡摩洛哥。此种陶器，真是世界最佳者。”迄今虽未在摩洛哥发现宋元瓷器碎片，但近年有人在摩洛哥非斯博物馆见到有方形彩绘的明瓷，说明宋元时，从其他港口转运中国瓷器到摩洛哥，不是不可能。
　　宋元时期我国三大发明西传，对推动西方文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我国的造纸术早在唐代怛逻斯战役中，由战俘传到阿拉伯地区，约于9世纪末传到埃及，约在1100年后开始传向摩洛哥，并于1150年后传入西班牙。我国的印刷术在10世纪左右传到埃及。元代出现纸币后，1338年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合玛·昔拔不丁就向北非地区介绍说：中国人把桑树纤维所制成的长方形纸片作纸币，上面印着皇帝的名字。使用这些纸币的时候，把它拿到官吏那里，打些折扣，取得另一栗子，犹如在我们的造币厂以金块银块变换铸造的硬币。伊本·巴图塔在中国看到纸币后，也这么说：在中国“买卖都用纸币，大如手掌，上面印着皇帝的玉玺”。
　　我国的火药发明于唐代，到宋代已正式用于制造火器了；这种火药约于13世纪下半叶传入埃及，他们把硝石称之为“中国雪”。
　　当然，这时期埃及也有不少成就，随着大批阿拉伯人来到中国而将这些成就传来。诸如埃及天文学家伊本·尤尼斯的历表，对我国历法制作有很大影响。元代以后，我国天文仪器巨型化，也是受埃及影响的结果。西方制糖方法，最早在唐代已传入我国；到了元代，有种新的制糖技术由埃及传来，可以除去黑渣，大大提高了糖的质量。难怪伊本·巴图塔在中国看到中国制糖术后，说道：中国“制糖之多，一如埃及；其糖之质，比埃及尤佳”。可见中埃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是互动的。相互交流、相互吸收，推动了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宋元时期与东非的交往更为密切，早在北宋淳化四年(993年)，泽拉船长李亚勿随多次来往中国的希米雅尔船长蒲希密来到中国，不巧船到海南，蒲希密因年老病亡，便将所带方物交李亚勿来献。当李亚勿后来到了开封，献上贡品后，宋太宗赵匡义问其国情，《宋会要》记载，他“对云，与大秦国相邻，为其统属。今本国所管之民才及数千。有都城介山海间。又问其山泽所出。对云，惟犀象香药。问，犀象以何法可取?对云，象用象媒诱至，渐以大绳羁縻之耳。犀则使人升大树，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杀之。其小者不用弓矢可以捕获”。记载如此具体生动，这对常用象牙犀角用品的皇家贵族来说，极为新鲜。
　　泽拉位于亚丁湾南岸，与也门亚丁遥遥相对，是阿达勒酋长国的主要港口，曾臣服埃塞俄比亚，宋初埃塞俄比亚仍以大秦相称。当时阿达勒酋长国与宋交往密切，多次派遣使者来广州。至道元年(995年)二月，有蒲押陀黎以方物来贡。其后咸平二年(999年)闰三月，又有泽拉商船抵达广州，有蒲押提黎献象牙四株，楝香二百斤，千年枣、白砂糖、葡萄各一琉璃瓶，蔷薇水四十瓶，作为宋真宗登基贺礼。这里的押陀黎、押提黎都是阿达勒的不同译称，这些“使者”实际上主要还是“客商”。泽拉正式派遣使者是在咸平六年(1003年)。《宋会要》记这年六月：“其王阿苏遣使婆罗钦、三摩泥等来贡方物。是岁承天节，其使与蒲端、三佛齐使皆在馆，诏赐裘衣，仍预大宴”。这里的三摩泥即索马里的译音，其使者在宋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不久，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李亚勿船长又派使者李麻勿向宋朝进献玉圭，仍然受到隆重接待。
　　泽拉又被译成层檀。神宗时，熙宁四年(1071年)层檀国使者层伽尼第一次来到广州；到元丰四年(1081年)，这位层伽尼使者再次被派来中国，在广州逗留了一年多，于1083年方抵开封都城，受到隆重接待。泽拉在十字军东征前，一直是中埃贸易的中转港，这里与非洲内地交通发达，汇集了非洲各地物产，是埃塞俄比亚奴隶和马匹的输出中心。与中国往来十分频繁，直到十字军运动兴起后，这里与宋朝官方往来才中断。元朝广州海舶常到科泽科特，泉州舶经常出入佐法尔港和亚丁，他们与泽拉的埃塞俄比亚商人经常进行交易。
　　1281年10月忽必烈派遣阿耽出使非洲利凡特和埃及，这两地在《元史》中被称为法里郎和阿鲁乾伯国。这是中国使者第一次正式访问西亚和埃及开罗。《元史》记载，在阿耽出使埃及的第二年，1283年9月就有古答奴国“因商人阿畏等来言，自愿效顺”。这个古答奴国为当时的埃塞俄比亚的古译，可见埃塞俄比亚是与元朝最早结交的非洲国家之一。1291年9月，元朝政府又派特使去埃塞俄比亚访问，因两国统治者都倾向信奉基督教，所以关系比较密切。
　　在今索马里北部，当时有个小国叫三麻兰，相当阿拉伯地理书中的巴巴拉，《诸蕃志》中译为弼琶啰；而在今索马里南部则是与弼琶啰交界的中理国。继上面提到的1003年有位来自泽拉的三摩泥使者来华以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又有一位三麻兰国的船长聚兰，和阿曼的苏哈尔船长、摩加迪沙船长以及埃及杜米亚特使者一起来华，在广州登岸，到开封朝贺。上述“三摩泥”、“三麻兰”，都是指今索马里。《诸蕃志》记这地区产龙涎、大象牙及大犀角，象牙重百余斤，犀角重十余斤，亦多木香、苏合香油、没药、玳瑁。
　　宋代时索马里对华贸易港，北端有泽拉，南部有摩加迪沙。泽拉为北宋初期中索贸易主要港口，以输出香药为主，乳香、木香、没药、苏合香等为其大宗，同时也出口象牙、犀角和玳瑁等当地特产。以后随着时间推移，摩加迪沙发展很快，在对华贸易方面甚至超过了泽拉，成为东非地区最大商业城市、主要港口和贸易基地。11世纪下半叶，中国商船开辟了东非航线，也常到摩加迪沙港进行海上贸易。由于宋代皇室大量使用象辂，官员多佩象牙笏、带，所以对象牙需求大增，摩加迪沙成了对华象牙贸易的最大港口。南宋以后，对香药需要不断增长，其中乳香、木香、没药、血竭、龙涎香、安息香、琥珀、玳瑁、芦荟等，主要出自索马里，从而与索马里的海上贸易活动日益繁盛。13世纪后期，两国交往更加密切，1282年忽必烈派遣使者访问了摩加迪沙，1285年摩加迪沙也派使者来华回访，《元史》记载1286年有东非10国与印度、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等国使者同时来华，其中就有摩加迪沙的使者。伊本·巴图塔于1332年访问了摩加迪沙后，说这是一座很大的并有许多富商聚居的城市。
　　在摩加迪沙以南，是东非沿海阿拉伯人移民地区，这些移民原居住，在波斯国之西，其人目深，举体皆黑。因这里从地理纬度来看，位于爪哇之南，因此中国史籍中将其称之为南海大食。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来华的大食使者的随从皆目深体黑，显然是来自非洲东岸的桑给人。以后在元丰年间(1078～1085年)，也接待过这种目深体黑的使者。当时爪哇人曾横渡印度洋，来到东非桑给海岸交换商品，开辟了以爪哇人为媒介的中国—爪哇—坦桑尼亚的贸易航线。从而推动了东非黑人和苏门答腊、爪哇之间的海上贸易，也使他们取道印度洋南部地区与中国进行商业贸易活动。11世纪下半叶，中国不但在苏门答腊建立了牢固的贸易基地，而且在马尔代夫群岛、东非沿海的曼达岛和桑给巴尔岛设立了新的贸易站。当时东起爪哇、苏门答腊，西至东非的奔巴、桑给巴尔和马达加斯加诸岛，大部分地区都已成为中国海上丝路又一扩展的贸易市场。
　　在今肯尼亚北部沿海拉木群岛中的曼德，是当时中国商船经常停靠的地方。而肯尼亚的格迪，北距马林迪16公里，在10～16世纪，曾是这一地区重要海外贸易城市。其南部面临小海湾，有充足而又良好的水源，是马林迪和蒙巴萨间唯一能供应淡水的地方。这里有珍贵的金属、象牙和奴隶可以出口，同时也是中国瓷器的集散地。在其南3公里有基卢普，位于米达港湾的一个小岛上。这里出土的中国瓷器之多，名列东非之首，可见这里曾是中国商船重要贸易基地，它实际上是格迪的外港。
　　位于今坦桑尼亚南部的基瓦尔岛，西距非洲大陆海岸仅一公里，岛上基瓦尔港是坦桑尼亚南部的良港，是当时北起奔巴、桑给巴尔，南至姆里马地区和莫桑比克北部，广大黑人居住地区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基尔瓦是10世纪以后兴起的东非海岸最重要的伊斯兰贸易城。12世纪末建造了华丽的宫殿、雄伟的清真寺、坚固的城墙的塔楼。这里全盛时，以基尔瓦为中心，所建立的桑给帝国曾是从奔巴、马菲亚、桑给巴尔以至索法拉和洋中一切岛屿的主宰；其势力范围扩张到今卢旺达、布隆迪、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部和扎伊尔东部。《宋史》记载：宋神宗时(1068～1085年)，桑给帝国曾两次派遣使臣僧伽尼来到中国通商致好，宋朝政府除回赠大量锦绮彩绢外，并赐白金(银)2000两，封其使者中郎将等荣誉称号。13～14世纪初，基瓦尔控制了以莫桑比克索法拉港为集散地的黄金贸易，直到16世纪初葡萄牙旅行家巴尔波萨仍看到：基尔瓦街道十分整洁，城内有许多黄金，因为往返索法拉的船舶没有一艘不在岛边抛锚。该城直到15世纪末，因蒙巴萨的兴起才失去其在东非的支配地位；到1846年以后，因其苏丹国的灭亡而沦为废墟。在基尔瓦遗址发现有北宋至明初的铜钱20余枚，这里曾出土大量中国古瓷，不仅是坦桑尼亚出土中国古瓷最多的地方，而且也是非洲出土中国古瓷最多地点之一，甚至被称为东非的“福斯塔特”。
　　有位阿拉伯史学家曾经说过：中世纪的东非史，可以说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在对格迪城的发掘中可以看出，在中世纪的东非地区，至少殷实人家餐桌上的食具，通常用的都是中国瓷器。同时用中国瓷器作建筑物的装饰品已成为当地一种特有风尚。在他们的宫殿、清真寺的墙壁上，往往都镶嵌着中国瓷器，以此显示它们的华丽、高贵。甚至在墓碑上也饰以中国瓷器，在那些高达数米的巨大石柱上，无论是圆形的、四角形的、还是六角形的，都用中国瓷器加以装饰。其花纹有花、鸟、鱼、虫、野兽、麒麟、树木、水果等。有的在墓碑顶端冠以中国瓷罐，他们以中国瓷器作为对死者最美好的祝愿，让人类最精美的中国瓷器永远陪伴着他，并供他们时时观赏或使用。
　　所以在东非发现的中国古瓷多得惊人，甚至被人称之为中国古瓷的储仓。从埃塞俄比亚到塞舌尔群岛，整个东非沿岸几乎无处不见中国古瓷。埃塞俄比亚发现中国古瓷的重要地点有8处，以今索马里的撒丁岛为主要卸货场。索马里有11处遗址发现中国古瓷，最为集中的是与埃塞俄比亚交界处的博腊马地区，泽拉和摩加迪沙两城更有大量发现。在肯尼亚由于沿岸良港众多，海上贸易发达，与中国很早就有贸易往来，中世纪以后，大量中国瓷器涌入这里，当地人自豪地称为“中国拉姆”，意思是从拉姆岛运来的中国瓷器。这里发现中国古瓷的遗址达40多个。至于坦桑尼亚发现中国古瓷更多，已发现的遗址有60多处，英国考古学家惠勒总结他在坦桑尼亚发掘时说：“我生平从未像过去两周在这里沿海和基尔瓦岛看到如此众多的瓷片，毫不夸张地说，这里的中国瓷片可以整铲整铲地铲起来。……我认为，公平地说，就中世纪而言，从10世纪以来，坦桑尼亚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南部基尔瓦岛上发现的中国古瓷更是多得惊人，前面说过，这里被称作东非的“福斯塔特”。这里出土的中国古瓷，不仅量多，更重要的是质高，有许多宋代以后的瓷器精品。
　　除了北非、东非以外，在中南非也有许多中国古瓷的遗迹，分布面极广，在赞比亚河以南，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博茨瓦纳以及南非德兰士瓦等地约有200多处遗址。其中以大津巴布韦遗址的规模最大，时代最早。整个非洲约有17个国家和地区，数百个地点发现中国古瓷，其分布之广，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延续时间之长，实在令人惊叹不已。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非洲是一座中国古瓷的巨大宝库。这正是宋元时期海上丝路扩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