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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奔赴山西战场——新旧势力的搏斗

穆欣

续范亭于1937月3月初回到太原。阎锡山面对这位他早年多次通缉而不得的人物，一来因为时过境迁，二来续范亭是一位誉满全国的爱国将领和国民党元老，在富有革命传统的山西人民中具有很高的威望，阎锡山此刻又正在“抗日”问题上作文章，只得对他表示“欢迎”。 　　这个时候，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利用绥东抗战和西安事变所造成的有利形势——新形势下的国共合作的局面开始出现了，在全省范围深入发动群众，各地抗日救亡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受过短期训练的临时村政协助员下乡后，在各县城乡积极地进行救亡宣传举动。经过宣传鼓动，各地县城、村镇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小学教员、中学生等)首先行动起来，他们参加牺盟会，阅读有关抗日救亡的刊物和小册子，唱革命歌曲，和临时村政协助员一齐进行宣传。有些城镇贫民和手工业者、学徒也参加了牺盟会，并有许多农民开始接受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几千年来被压抑着的民气觉醒起来了，老百姓开始过问国家大事了。 　　这时山西省城太原的形势更为喜人。各大学、中学普遍成立了进步的学生会、学生联合会，并且很快地建立了牺盟会的组织。得到牺盟会的支持与帮助，市区出现了经售抗日救亡和进步书刊的书店，在蒋介石统治区的“禁书”，这里可以公开地在群众中间流传。各工厂的共产党员冲破厂方的阻挠，带头参加牺盟会，利用这个合法的组织创办工人夜校，出壁报，组织工人歌咏队、讲演会、读书会等，并通过这些活动发展牺盟会会员和建立工会组织。与此同时，还胜利地组织进行一些经济斗争，这种斗争和抗日救亡的宣传结合起来，使各工厂的进步活动进一步地活跃起来了。 　　当时设在太原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旧址的军政训练班，和设在它的对面营房里的民训干部教练团里，更是热气腾腾，成为全国进步青年响往的地方。山西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发展，在全国各地爱国青年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因蒋介石不准抗日，感到莫大的苦闷，亟想找到一条出路。中共中央的住地延安，本是全国进步青年和革命人民响往的革命圣地，但是由于国民党的严格封锁，从西安到陕甘宁边区的道路上，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军警宪兵设立了许多关卡，阻拦拘捕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无数青年学生“失踪”被捕，有的甚至遭到杀害。许多爱国青年去不了延安，转而奔向已经成为国防前线、民众运动初步开放的太原。当时进步青年通过各种关系，争先恐后，成群结队，涌到太原的有两三千人，他们的籍贯包括二十二个省市，其中来自北平、天津、上海、河南的青年最多，也有不少东北的流亡青年。唯一的一个女生连队、军政训练班第十一连，前后共有来自十六个省份的女学员一百九十多人曾在这里学习过。各连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工作员的大多数政治工作人员和一部分学员都是共产党员，这些连队成了进步青年的熔炉。当时曾有人向阎锡山告状说：“国民师范挂起了红旗”。实际并没有挂起红旗，他们所以这样说，无非是想怂恿阎锡山解散它们。可见当时这两个训练单位的革命气势，是怎样震憾着那些顽固分子! 　　1937年1月，在续范亭来到太原之前，著名记者范长江曾到太原访问过，他对于太原和山西省各地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当时写道：“现在的太原，可以说是对外空气最紧张的地方，我到太原的时候，正是旧历正月十五前后，一切旧式的游艺组织，如秧歌、高脚、社火、梆子戏等，都一齐搬了出来，热闹非常。但是这些旧东西，却完全换了新的内容。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支配这些东西，他们歌唱和演戏的材料，或是已经成为抗日救亡的题材，或者夹入许多抗战的唱歌和口号。这种作法，普遍到全省。”(《塞上行·太原印象》) 　　续范亭回到太原，这里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使他感到十分高兴。他在以后著文中曾回述说： 　　山西以一隅之地，进行了守土抗战，收罗进步青年，成立牺盟会，解放思想自由，允许开设生活书店。我看见山西是有了光明，虽然是仅仅点出一支土蜡烛来，光明不大，但我却和许多爱国的青年一样，象扑灯蛾似的，围着这一点儿光明，不肯他去了。 　　当时全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在蒋介石暴政的压迫下，还是“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广大人民感到窒息。山西首先冲破“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出现了这样兴盛的革命气象，使他受到莫大鼓舞。他在太原看到，从前一些长期过着醉生梦死生活的人，如今都在救亡运动的风暴推动下振作起来奋起抗战了，加入革命了。心里非常高兴。这些就象曾经枯萎了的柳树发了新技，有了新的生命，可以称作中年复兴，值得庆幸。他也感到自己“原本蒲柳之质，而且多病几成废人”，自从认识了共产党，终于找到了毕生都在探求的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犹如政治上获得了新的生命。所以，续范亭刚到太原，朋友们集会欢迎他的时候，他就发挥此意讲了一番话。大意是中年复兴，就是中国复兴的征兆，愿与各位共勉之。 　　“一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这是苏联著名作家伊里亚·爱伦堡描绘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社会场景的一句名言。爱伦堡当时写道：“教授们无声无息地在他们书房里工作着，实验X光线疗法的医生死在他们的职务上，奋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渔夫悄然沉没在大洋里面。反之，利茨饭店的乐队却爆发了它的繁响，千千万万的(*左犭右西)犬狺狺狂吠，一些柔弱的和平主义者现出悠然自得的样子在和普鲁士的冲锋队修好。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论莫洛亚及其他》)续范亭回到太原以后所看到的，正是这样鲜明对比的一个矛盾的世界，一方面广大的进步青年和人民群众奋起进行抗日救亡的斗争，另一方面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统治阶级，依旧过着挥霍无度，荒淫无耻的腐化生活。“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①正是当时这班醉生梦死的没落阶级的写照。 　　辛亥革命以来，阎锡山统治山西二十六年，他的军衔和官衔几经改变：都督、督军、省长、督办、总司令、绥靖公署主任、战区司令长官，却始终是高踞在山西人民头上，实行专制统治的最高主宰。阎锡山和多年追随他的山西统治集团中的上层人物，靠着巧取豪夺的手段，聚集了亿万的财富。这些靠着吸吮民脂民膏喂肥了的暴发户，完全不顾正在逐年加深的民族危机，依然过着腐化奢侈的生活。有的权贵私房占了太原的整条街道；有的将领狂赌输赢动辄巨万；有个炮兵司令陪嫁女儿的嫁妆有数百台，摆了几里路长；有个巨富私人花园的经营费就达十余万元，而太原市竟还没有一座供大众休息的公园。…… 　　续范亭到太原后，就通过一些老同学、老朋友的交往，积极宣传解释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争取他们树立团结抗战的决心。有一天，他带着七岁的男孩，前往赵承绶家拜望。赵是他山西陆军小学的同学，现任晋绥军骑兵第一军军长，他们父子被请进豪华的客厅，孩子看到这样阔绰的公馆，不禁东张西望，非常惊奇地说：“这房子真好!”续范亭听了，凄然苦笑着说：“这房子好是好，就是房子底下压死多少人呢!”等到赵承绶走进客厅的时候，天真的孩子劈头就问：“这房子底下有死人吗?”问得赵承绶十分尴尬，他望望续范亭，搭讪着说：“别听你爸爸胡说!”太原沦陷后，赵承绶和他的妻子每次见到续范亭，总是向他诉苦说，他们在五台老家和太原的公馆里丢失了多少财产，这些损失是如何地使得他们感到心疼!他们为此泪流满面，同时为此咒骂不已!他们确实开始有点儿痛恨日本侵略者了，可是出发点就只是由于日本人抢去了他们的财富，只是这种损失造成的痛苦增长了一点儿想要报复的“民族意识”。而一旦日本人向他们送来秋波，朝他们招手，如象尔后在1939年冬天日本人表示只要他们投降妥协，可以发还抢走他们财产中的百分之四十九，他们就马上跟随主子阎锡山同日军“化仇为友”，先前在头脑里浮现过的那点儿“民族意识”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立即发动了“晋西事变”，武装进攻妨碍他们向敌人投降的新军、八路军了。 　　至于阎锡山为了搜刮山西人民的钱财，曾经采用了各种残酷的手段。长期官卖鸦片，毒害了晋绥两省人民。——阎锡山把出售的鸦片叫作“戒烟药饼”。销售多时每月达三十余万两，获利三十余万元，1932年至1937年间，仅出售“戒烟药饼”一项，就赚取了二千多万元，他还办银行，开银号，滥发钞票。山西省银行的钞票大量发行，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前后两次垮台或大幅度贬值，1930年一元山西省钞只顶四、五分钱用，如同废纸，不知使多少人破产。抗战开始以后发现：晋绥自1935年起即在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境修筑很长的国防工事。南京政府参谋本部城塞组先后拨给太原绥靖公署的大批国防工事费，从阎锡山起，直到经办的军长及师、旅、团长等层层克扣中饱，真正发下去的为数极少。以致日军打进山西，天镇、盘山、大同、丰镇、兴和、集宁等地的国防永久工事都还尚未竣工。坐守天镇、盘山构筑工事的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看见日军打来，畏敌如虎，望风而逃，盘山国防工事阵地失守，天镇县城相继沦陷。日军长驱入晋，如入无人之境，影响到整个山西的战局。据当时担任第七十二师师长，后升任第六十一军军长的陈长捷描述：“9月上旬，占领察哈尔省之敌，继续侵入山西，以东条纵队和伪蒙军沿着平绥路西进，击破李服膺据守的永嘉堡、天镇间的‘国防工事’，直抵阳高城下，李服膺不但不能收容所部，依据在阳高城预设的第二线阵地进行抵抗，而且也不能按照所预示的计划向镇边堡北移，同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会合，竟然全部溃退，南逃大白登，并一直跑到桑干河以南，尚未站住脚跟。……”(《平型关战役中蒋、阎军对日作战及撤退情况》)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大哗，纷纷要求追查天镇失守的责任。李服膺(他是阎锡山的亲信)顿时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传说当时狼狈退出察南、失守居庸关的败将汤恩伯(他是蒋介石的“爱将”)，因要掩盖自己的罪责，也向蒋介石告了阎锡山的“御状”，说他从察南败退下来，由于天镇一带周防工事弃守，致使他的部队在日军追击下损失惨重。阎锡山为了应付南京大本营和全国舆论，深感非杀个把军师旅长，不足以解脱。结果，“贻误战机，放弃守土”的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就作了替罪羊。这是后话。 　　这些吸吮人民血汗养得脑满肠肥的寄生血，整天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他们不但无视国家民族的危殆，不能奋起参与抗日救亡的大业，而且大多数人依旧坚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立场，视人民为仇敌，百般阻挠群众起来，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绊脚石。 　　山西新派积极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山西反共顽固派的抵制、阻挠和破坏。临时村政协助员下乡宣传，牺盟会特派员分到各县，把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起来，在原有反动顽固势力的侧旁，突然兴起一支新的革命力量，使得他们十分惊慌，群起反对。许多地方下乡的救亡宣传受到了破坏，参加牺盟会的人受到歧视打击，临时村政协助员受到刁难，参加牺盟会的中小学教员被无理解聘。不少牺盟会小组和成员，开始时不得不秘密活动。当时有个遍布全省各县的“公道团”，是以反共为目标，于1936年红军东渡时组建起来的、以豪绅为骨干的反动组织。它和牺盟会相对立，这时成为各地反动分子的靠山。就是在太原市，反动势力也在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在少数反动顽固分子控制的学校里，他们采用加重学生功课，增加考试次数等办法，阻碍学生参加救亡运动。有些工厂特别是兵工厂的厂长们不准牺盟会派人进去宣传抗日救亡，甚至把参加牺盟会的人开除出厂。就在新派主持的军政训练班和各个国民军官教导团里，也以军政矛盾的形式存在着极其尖锐的斗争。一些顽固军官利用他们的职权，用加强军事管理，加重军事操练作为手段，整治学员，阻碍政治教育的进行。有些旧军官还向上边打小报告，告密哪些人可能是共产党员，哪些人经常在一起开会、活动，等等。新派必须紧紧地依靠群众，利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斗争，才能不断地挫败反动势力的阻挠破坏，向前推进自己的工作。 　　“树欲静而风不止”，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的前夕，也未能平息下来。奉行“二的哲学”的阎锡山，惯于玩弄权术，经常制造矛盾、利用矛盾以保持其本身统治的安稳，乐得观看这种新旧两派斗争不已的局面。当时在各县，在太原，在各个训练团中，旧派反对新派的活动都汇集到阎锡山那里。几乎每天都有豪绅地主给阎锡山写信或打电报来，说牺盟会这样那样的坏话，有的还派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请愿，要求取消牺盟会和新派进行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阎锡山的亲信、晋绥军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就曾率领一批反动军官，到太原绥靖公署的西花厅向阎锡山请愿。各种报告、请愿的主要内容，都是说牺盟会里有共产党，这些人不能用，必须赶快铲除。王靖国带领的请愿团就说：“我们知道牺盟会里头许多人都是共产党员，叫他们这些人搞下去山西就完了，我们这些人就死无葬身之地。我们跟随主任多年，多承主任栽培。……”给阎锡山办“公道团”的反共分子邱仰浚也说：“必须把牺盟会里这些人拿下来，他们搞的全是共产党的那一套!”这时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厉生也接连打电报给阎锡山，说他的牺盟会用的全是共产党，“应当立即加以处理”。可是，作为一个善观风向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阎锡山这时的头脑比较清醒，比较现实。面对着必不可免的日军的入侵，他深知自己的部队腐败无力，难御强敌，很有借重于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需要。他虽然要利用新旧两派的矛盾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这是他正想通过新派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正可利用这些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用以抵制蒋介石和日本人对他的压迫，并和共产党竞争一下，把山西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他对张厉生的那些电报就置之不理，对那些前来报告、请愿的人就给以训导。当王靖国领着那伙反动军官向他“恳切陈词”的时候，阎锡山不予答复。九十多个人全部在他面前跪下，痛哭流涕地说：“主任现在是要我们还是要他们这些共产党?”阎锡山当场把他们骂了一顿。他说：“你们眼光短浅，看不到前途。现在我们还能拉上人家(指共产党)，将来大局定了，想拉也拉不上了”。——先前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引起过蒋介石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干预责问(日本在出西的特务机关曾直接向山西当局质问，日本外务省还曾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交涉)，那时阎锡山周围的反共顽固势力，就曾把阎锡山包围起来，喋喋不休对他说：“那些青年胡闹，给你闯了乱子!”要求他取缔牺盟会。阎锡山就对他们说过：“冬天穿皮袄，夏天穿汗衫，需要什么就来什么，现在是需要牺牲救国的时候了!”当阎锡山鉴于形势所逼，被迫采取“联共抗日”方针，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并与中共进行合作的时候，也曾在其核心组织的一次决策上说过：“这中间可能有风险，但目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要看谁制服谁了!”这些话，活画出了阎锡山这个时候的精神状态。他从私利考虑，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能把牺盟会办得有声有色，为他出力。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利用共产党的人才和采取共产党的办法。这就是他所以一再训斥那些“眼光短浅”的顽固分子的原因。 　　续范亭回到太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工作委员会早已恢复活动，中共中央也有正式代表作为阎锡山的客人常驻太原。他到这里不久，就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先后同中共中央代表周小舟、彭雪枫都有过接触。这时经常来往的共产党人还有薄一波、侯外庐、武新宇等以及各方进步人士。他的老朋友刘定安，这时在太原被任命为阎锡山御用民意机关人民监政会秘书长，也是续范亭座上的常客。同时，他作为杨虎城将军的代表，初到太原那段时间，为了大局，他还须经常压抑着无比憎恶的心情，强忍着一肚子怒火，和阎锡山集团的各式上层人物周旋。向他们陈述西安事变的经过和意图，宣传团结抗战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耐着性子和这些人应酬，尽可能地争取团结他们抗日，以便于扩大和发展抗战力量，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广泛、深入的发展。 　　①见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泊秦淮》原诗是：“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穆欣著.—太原：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