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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参议会领导人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边区的民意、立法、权力机关,最初称边区议会,1938年11月根据国民政府《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改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改为参议员。从1939年1月到1946年4月,边区先后举行三届参议会会议: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议在延安举行,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等。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边区政府副主席。1941年11月6日至21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边区政府副主席。1946年4月2日至27日,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会议在延安举行,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因高岗在东北,后由习仲勋任代理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刘景范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边区参议会汇聚了边区各界的杰出人物,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也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从三次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组成来看,既有共产党员,如高岗、习仲勋、谢觉哉、张邦英、王观澜等,也有边区的著名人士,如安文钦、李丹生、刘培基、任绍亭、乔松山等,还有边区群众团体的代表,如毛齐华、崔田夫、周长安、路志亮等,他们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深得其中的信赖和爱戴。1946年边区举行第三届参议会,这时高岗已去东北工作,未列入候选人名单,但参议员仍然以高票选举他为第三届参议会议长,在边区的历史上实为罕见,至今传为佳话。

边区参议会领导人为边区的各项建设呕心沥血,付出了许多艰辛和努力。谢觉哉任参议会副议长多年,与民主人士李鼎铭、安文钦、李丹生等真诚相处,共同参政,处处尊重他们,使他们有职有权,使陕甘宁边区成为 “三三制”政权建设的模范。他60岁时正值开展整风运动,他严格解剖自己,认为“生平所为皆可对人言”,并参加了边区司法工作的讨论和司法原则的制定以及《婚姻条例》、《选举条例》的讨论和修改。任绍亭1941年11月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积极参加边区参议会一系列重大议事活动,提出大搞生产运动,实行耕一余二,解决吃饭穿衣,军民团结抗日等重要建议,多次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会见。常驻议员刘培基(刘志丹之父)在参议会工作中不遗余力,对人民极端负责,积极为边区政权建设献策献计,得到了边区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认可。他从不搞任何特殊化,坚持低调做人,安心于本职工作,从不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表现出了一位革命老人高尚的情操。

边区参议会领导人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兴利除弊,关心民众疾苦,推动边区社会进步,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大生产运动中,年近古稀的李丹生亲自率领自己的子女登山扬鞭耕田。同事们劝他,他却说:“抗战期间不应过分享受,要体谅公家的困难。何况我是种地汉,清苦惯了。”坚持在工作之余,不倦的种地拾粪。1945年李丹生不幸病逝,临终前还念念不忘的嘱咐,要将全部遗产,捐办公益事业。他死后,家人根据他的遗嘱,将自己家省吃俭用的余粮出售后,共计边币20万元,全部捐赠给了边区政府。蔡丰为安排难民,积极组织群众集资、投工、帮助修建住处,帮助这些难民最终在边区得以定居下来,安居乐业。他对自己的亲属严格要求,经常教育在边区工作的儿子要努力为党工作,对儿子的过错也毫不忌讳,公开处罚,赢得了政府和群众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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