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21日，是转战陕北胜利40周年。40年前的今天，革命圣地延安，被蒋胡军占领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后，又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
    这一年，是最艰苦、最严峻、最困难的一年，也是我西北野战军运用“蘑菇”战术，在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以少胜多，创造奇迹的一年。广大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指挥下，用血与火写成的战争史诗，将载入中国革命史册，永放光辉。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艰辛岁月，就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念那些驰骋疆场，无私奉献，长眠在陕北大地的英勇将士，怀念边区勤劳勇敢，信念坚定，忘我支援战争的英雄人民。
    (一)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我军遵照党中央关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经过8个月的战斗，共歼敌65个旅(师)计71万人。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计划遭到破产后，又集中兵力，向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所谓“重点进攻”。1947年2月中旬，蒋介石先把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召到南京，又于2月28日偕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抵西安，策划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国民党军集中了34个旅(师)，共23万余人，由胡宗南集团从南线进攻，青(海)宁(夏)二马(马步芳、马鸿逵)及邓宝珊集团分别从西线、北线策应，并调集全国3／5的空军进行配合，妄图一举占领延安，压迫我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以便掩饰其全面进攻的失败，提高日益衰颓的士气，尔后再抽出胡宗南集团这支最大的战略预备队，加强华北或其他战场的进攻。
    当时，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仅有6个野战旅共2.6万余人和3个地方旅(师)，而且装备极差。面对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的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运用“蘑菇”战术，把敌人拖在陕北，消灭在陕北，支援其他战场我军作战。
    西北野战军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同强敌“蘑菇”周旋，艰苦奋战，一年间，经历了内线防御、内线反攻、外线进攻三个阶段，进行了大小15个战役，共歼敌10余万人，毙、俘敌中将整编军长、师长7人，少将旅(师)长、参谋长等25人。而我军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到11万余人，其中野战军近8万人。
    内线防御阶段(1947年3月13日—1947年8月12日)，由于敌我力量异常悬殊，我军的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尔后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力，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以逐渐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求得战略形势的根本改变。
     3月13日，胡宗南以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等部共15个旅14万余人在空军配合下，由洛川、宜川之线分两路向延安进攻。我教导旅和警备第七团等部队依托既设阵地，交替掩护，节节抵抗，经七天激战，予敌以5000余人的杀伤，胜利完成了掩护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疏散的任务后，于3月19日晨主动撤出战斗。此后，针对敌人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心理状态，以独立第一旅一部，诱敌北进安塞，而主力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战三捷，全歼敌三十一旅、一三五旅和一六七旅，毙俘敌1.43万余人，生俘敌旅长李纪云、麦宗禹和李昆岗，大大鼓舞了边区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5月4日，在真武洞召开了5万人参加的祝捷大会。紧接着挥师西进，大战陇东，北进三边，狠揍宁马，再歼青、宁马家军2400余人，生擒敌少将副旅长陈应权、上校团长马奠邦(马鸿宾之女婿)，收复了环县、曲子、华池、定边、安边、盐池等地。为了贯彻中央军委关于“三军(刘邓、陈谢、陈粟)配合，两翼(陕北、胶东)牵制”的战略部署，西野主力于7月30日挥师榆林，以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陈谢兵团迅速渡河，南进豫西。虽两次攻城未克，但却歼守敌邓宝珊部5200余人，达到了诱敌董钊、刘戡、钟松率10个旅北上榆林的目的。5个月的防御作战，共歼敌3个旅部、11个团，毙伤敌2.5万余人，扭转了困难局势，打开了胜利局面，为以后转入内线反攻，奠定了基础。
    内线反攻阶段(1947年8月—1948年2月)，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继续牵制胡宗南集团于西北战场，逐渐歼灭其有生力量，收复失地，扩大与巩固解放区，为收复延安，转入外线进攻创造条件。
    榆林战役后，南北我军和党中央机关到达无定河以东，黄河以西，南北约40里，东西约50里的狭小地区。胡宗南误认为我正东渡黄河的后方机关是我军主力，企图以7个旅南北夹击，结束陕北之战。这时，我们抓住钟松自恃援榆有功，骄狂至甚，孤军突出的有利战机，以第三纵队并指挥绥德警备第四、第六团，在乌龙铺以南地区，坚决抗击刘戡所部西援；以第一，第二纵队迅速包围并攻击沙家店之敌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以教导旅、新四旅对西援进至常高山之敌一二三旅发动猛攻。经10个多小时激战，即于8月20日傍晚，全歼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取得歼敌6000余人的重大胜利，成为我军进入反攻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沙家店战役结束之第三天，我陈谢兵团即在晋南突破敌300多里的黄河防线，逼近潼关。胡宗南慌忙令绥德以北8个旅南撤，保卫其西安老巢。西北我军为继续牵制胡军主力，策应陈谢兵团创建豫西根据地，于9月14日至16日进行了岔口、关庄追击战，给南撤之敌以4000余人的杀伤，迫敌不得不将主力暂留延安、鄜县(富县)地区整补。趁此机会，我以二纵和四纵(9月25日由警备第一、第三旅和骑六师编成)南进黄龙山区，发起黄龙战役，先后攻克白水、石堡(今黄龙县)、韩城、宜川等县城，毙、俘敌宜川中将指挥官许用修以下3300余人。留在内线的一、三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发起了延(延川、延长)清(涧)战役。迅速收复延川、延长县城后，于10月11日晨，攻克清涧县城，敌整编七十六师被歼，中将师长廖昂被活捉。此后，我西野领导为了巩固后方，保障党中央安全，于10月底，率部二次攻打榆林。由于敌城防坚固，我军缺少重火器，加之准备不足，马鸿逵倾巢迅速增援，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在歼敌6800余人后撤出战斗，转入新式整军。
    外线进攻阶段(1948年2月—4月21日)，我军的作战方案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继向该线以南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拖住胡宗南集团，并调回他支援豫西之兵力，尔后收复延安，进而解放麟游山区。
    针对胡宗南集团确保延安、洛川、宜川，阻我军南进的防御态势，西野指挥部经过反复比较分析，认为把突击方向选择在宜川更有利于围城打援，在运动中全歼守敌与援敌。2月12日至16日，野战军以5个纵队共8万余人，分别从保安(今志丹县)、绥德、米脂和晋南曲沃地区向宜川开进；24日至27日，三、六纵队完成对宜川的包围，并将敌压缩于城内。这时，胡宗南急令刘戡率两个整编师共4个旅的兵力，沿洛(川)宜(川)公路轻装驰援，28日进入瓦子街至任家湾的一个狭长小川道内。我军从公路两侧高地对援敌拦头截尾，形成铁桶包围之势。3月1日上午，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全体官兵，斗志昂扬、顶风冒雨发起总攻，激战至下午5时，将敌全歼，无一漏网，随即挥师东进，迅速攻克宜川。宜(川)瓦(子街)战役，是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歼敌整编二十九军军部和整编二十七、九十师共5个旅2.9万余人，毙、俘敌中将整编军军长刘戡、中将整编师师长严明、中将旅长张汉初等将级军官11名，同时调回了胡宗南布防在豫西战场的5个整编师，策应了中原我军作战。
    宜瓦战役大获全胜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于3月5日分三路挥师南下，发起黄龙山麓战役。经一个多月作战，连克鄜县、中部(黄陵)、宜君、白水、澄城、郃阳(合阳)等县城，进逼蒲城，围困洛川。4月6日，正当我军向西府挺进，决心夺取胡宗南的补给基地宝鸡的时候，延安守敌整编十七师于4月20日晚弃城南逃。被敌人侵占一年一个月零三天的革命圣地延安，21日宣告光复。至此，洛川以北的陕甘宁边区全无敌踪。
    在艰难困苦的转战期间，西野广大指战员怀着“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坚强意志，万众一心，团结奋战，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许多团营干部始终冲杀在第一线，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24名团以上干部和1.1万余名营以下干部、战士牺牲在这块土地上，而负伤者达3.6万多人次。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卓著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二)
    转战陕北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等同志英明指挥和领导的结果。在蒋胡军重兵压境，狂横不可一世的严重关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直留在陕北，胸有成竹，运筹帷幄，指挥陕北和全国解放区的军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雄伟气魄和革命胆略。
    党中央从1947年3月18日撤出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在敌人眼皮下转战了12个县，宿营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2100华里。在这370个艰难严峻、险象环生的日日夜夜里，中央领导同志胸怀大局，临危不惧，和边区军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历经风险，饱经艰辛，一次次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种胆略和气魄，完全基于对陕甘宁边区、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基于对人民群众的深切了解和无限信赖，基于对客观形势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透彻分析。撤出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的驻地就遭敌机扫射，汽车座位被打坏。有的领导同志从安全角度考虑，主张党中央东渡黄河，暂驻山西。毛泽东同志深情地说：“长征后，我们党象小孩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延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在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怎么能离开他们。”“陕北问题不解决，我决不过黄河。”他还说：“哪里群众拥护我们，哪里就最安全。陕北人民好，地势也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是有保证的。”这是对人民群众何等真挚的感情!又是何等的信赖!也正是在人民群众的处处支援和保护下，尽管敌人在天上有飞机侦察，地下有重兵搜索，还有美国最新式的电台测向仪昼夜监测，却始终找不到党中央机关的踪迹。有时候彼此仅隔一道小山梁，一条小山沟，但毛泽东、周恩来等仍稳如泰山，在小小的窑洞里指挥着举世瞩目的人民战争。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坚持留在陕北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心系人民。在转战期间，遇到危险和困难时，他们总是惦记着群众。党中央在王家湾时，数万敌人扑去。当时彭总和我正率西野主力远在陇东作战，急得坐卧不安，电令三边、绥德分区的部队，不惜任何代价顶住敌人。事后才知，敌人已进到距王家湾四五里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还镇定自若地询问、指挥群众坚壁、转移，直到群众到达安全地带，才和警卫部队转移。沙家店战役前夕，党中央转移到葭(佳)县附近，前是滔滔黄河，后有10万追兵，情况很危急。我们立即命令三纵侧击刘戡，掩护党中央，并劝毛泽东同志暂过黄河，刘少奇、朱老总等也来电坦诚相劝。毛泽东同志深情地说：“大家的心意我完全理解，可是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失信于民呀!”“现在是历史转折的关头，党中央要为人民赴汤滔火，在所不辞!”“这一仗打得好，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就向西走，准备进沙漠。”他毅然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纵队，由东折向西北前进，到达梁家岔后，亲自用有线电话指挥了沙家店战役。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以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为重，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始终坚持把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帅旗举在陕北、在政治上有其重大的意义。它给全党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陕甘宁边区、以及全国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同时对敌人也是当头一棒，彻底打碎了他们企图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的妄想。
    转战陕北的胜利，还在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为陕北战场制定了一条符合实际，克敌制胜的正确作战方针。正象彭总在一次会议上讲的：“这是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的作战原则的胜利；是毛主席‘蘑菇战术’的胜利。”早在蒋介石、胡宗南策划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军事部署时，毛泽东同志就思考着是坚守延安、还是主动放弃延安?以及如何对付敌人进攻的重大战略问题。3月18日，即党中央撤离延安的当天，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召集彰总、王震和我，一起研究了撤离延安后我军的作战问题。毛泽东同志客观地分析了敌人在兵力、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和陕北群众基础好，地形复杂，回旋余地大，便于我军机动作战的有利条件，胸有成竹地提出了诱敌深入，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个加以歼灭，牵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并且研究了兵力的具体部署和在青化砭地区打伏击战的意图。4月15日，毛泽东同志正式向西北野战军发出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要求我们继续过去诱敌“游行”的老办法，在现地区再周旋一个时期，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还要求我们向全体指战员说明，“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是最后战胜敌人的必经之路”。以后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这一作战方针是完全英明正确的。敌人尽管骄横一时，侵占了我主动放弃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所有县城，但被我军用“蘑菇”战术磨得精疲力竭，断粮绝食，终于丧失大量有生力量而陷于绝境。仅仅一年多，敌人在损失兵员10万人之后，不得不狼狈逃出陕甘宁边区，落了个“人地皆失”的悲惨结局。
    作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同志，怀着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忠心耿耿，竭诚尽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他深入前线，掌握敌情，运筹帷幄，呕心沥血，机动灵活地进行指挥，为夺取转战陕北的胜利立下了卓著功勋，在边区人民心目中筑起了一座留芳千古的丰碑。
    (三)
    “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转战陕北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胡宗南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开始后，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立即动员和组织各级党委、政府和160多万群众迅速进入战争状态，一切工作服从战争，男女老少都为战争服务。那时候，所有党、政、企业、学校的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就地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处处都是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而战的繁忙景象。
    蒋胡军进攻延安前后，全边区共组织了两万余人的游击队和十多万民兵，活跃在整个陕北的沟沟岔岔，山山峁峁，断敌交通，打敌据点，伏击车队，缉查敌特，配合主力作战，搞得敌人昼夜不宁。仅延安游击队13个月就同敌作战128次，歼敌731名，缴获各种武器590支(件)，击毁汽车两辆，破敌电线20多公里，以至拔除了敌长官部设在枣园的特务机关。南泥湾垦区游击队，在敌人攻占该地后一个多月，就在延(安)宜(川)公路两侧七战七捷，毙、俘胡军270名，缴获面粉991袋，临真区政府很快恢复工作。延川游击队在1947年4至6月，共捕捉敌侦探和逃兵520人，逮捕伪保长18人，完全摧毁了敌人刚刚搞起的保甲统治。沙家店大捷后，敌7个旅南逃，沿途民兵和游击队设置路障，连续出击，使敌15日内行程不足100公里，我追击部队迂回敌前，击溃4个整编旅，歼敌4100余人。在敌后游击战中，涌现了一大批英雄集体和功臣模范，许多同志光荣献身，他们被边区人民永远敬仰。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边区的男女老少，都紧急动员起来，勇敢地参加担架运输、供应粮草、挑水送饭、做鞋洗衣、带路送信、救护伤员、站岗放哨、坚壁清野等支前活动。据1947年3月至1948年2月的不完全统计，全边区参加抬担架、当向导、后勤运输、看押俘虏、修筑工事的民兵民工达218.2万人次，支援牲畜147.8万头，做军鞋92.9万双，筹送粮食120余万石，柴草1.2亿斤，动员了4.2万青年参了军。
    广大群众宁肯吃糠咽菜，也要把仅有一点粮食送给自己的军队。1947年10月间，我在绥德、米脂、清涧一带，亲眼看到许多乡亲把还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采收回来，连夜炒干交给部队，清涧县东区直川山，有个闹红时期的妇女模范刘大娘，听说毛主席也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树叶子面，难受得热泪直流，把坚壁在后山的五升麦种、三升豌豆种取回，连夜磨成面，杆成杂面条，托人捎给毛主席。
    边区160万群众都是人民军队的耳目，自动探听敌情，传递情报，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了如指掌；而对敌人却严密封锁消息，守口如瓶，使敌人象瞎子一样乱撞乱窜，不是跳进我伏击圈，就是被我小部队牵上到处“游行”。羊马河全歼敌一三五旅后，为了攻打蟠龙，我三五九旅诱敌北进绥德。董钊、刘戡率领的9个半旅排成纵横几十里的方阵，从我军隐蔽集结的地区通过。当时西野指挥机关就驻在一个叫新庄的小山村，敌人在山岗上象放羊似的搜索前进了三四个小时，却丝毫没有察觉。
    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有全边区的人民竭诚至亲地拥护我军，无私无畏地支援我军，必然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遭到灭亡。
    在纪念转战陕北胜利40周年之际，兰州军区党史办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这本历史资料书，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它既宣传歌颂了转战陕北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又能教育启迪后人，书中所记叙的广大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和高尚的精神风貌，无疑将鼓舞和激励各族人民团结奋进，为贯彻党的十三大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