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27日，毛主席、周总理访苏归来视察哈尔滨，在接见省市委负责人时，毛主席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周总理接着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光辉历程，是全国解放战争史上有决定意义的一章。
    那是1947年3月，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8个月。经过大小160多次的作战，我军共歼敌71万人。蒋介石被迫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首先把矛头指向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
    3月13日，蒋介石的“犁庭扫闾”军事行动开始了。在天上，他调集了全部空军的3／5，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进行“战略”大轰炸。在地下，他使用了34个旅23万人，组成南、西、北三个集团，主力是南集团胡宗南部的15个旅，在胡宗南亲自指挥下，自洛川、宜川之线北犯，直取延安。西北我军兵力仅2.6万人，敌我兵力约为10与1之比。敌人妄图以压倒优势兵力，歼灭西北我军，压迫我党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这样，蒋介石就可以抽出胡宗南部主力用于中原或华北战场，加强其机动兵力，挽救全国战局。
    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19日，胡宗南部侵占延安。21日，蒋介石亲电嘉奖胡宗南，表示“时阅捷报，无任欣慰”。5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向他的将校们说：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中共军队的“首脑部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即使他们还有广播宣传，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和他发生联系，如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的力量了。”
    但是，同蒋介石的估计相反，中共中央决定留在陕北，在这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毛泽东同志说：留在陕北可牵制胡宗南二三十万大军，也是对其他战场的支援嘛。3月26日，党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决定成立前委和工委，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组成前委，率领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另两位书记刘少奇、朱德同志率领工委，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6日，任弼时同志在向中央纵队指战员作动员报告时说：今天放弃延安，意味着将来要解放南京，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你们一定要懂得，离延安有延安、守延安失延安的道理。现在敌人的企图是，第一要消灭我们，第二要把我们赶过黄河，第三要把我们赶到沙漠里饿死。但是我们决不让敌人消灭，也不过黄河，一定要在陕北坚持斗争，使敌人的阴谋完全破产。
    战争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和任弼时同志的预料发展的。胡宗南部是国民党军的战略总预备队，蒋介石日暮途穷，迫不及待地要打出“最后的王牌”，正是中国战场即将发生转折的前奏。胡宗南这支敌军战略总预备队被拖在陕北，为我军在其他战场举行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就在胡宗南部侵占延安的同一天，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向晋冀鲁豫军区主力下达了豫北反攻的命令。豫北是联系陕北、山东战场的枢纽地带，豫北反攻是我军战略性反攻的大好开端。紧接着，这个军区的太岳纵队在晋南举行反攻，彻底粉碎了胡宗南、阎锡山两部的联防体系。胡宗南从晋南抽兵进攻延安，有的人讽刺他是以一只肥牛换来了几条鸡肋。晋察冀军区主力也转入了反攻，在正太战役中获胜，打得胡宗南派来的嫡系部队第三军在孤城石家庄坐待自己的末日。东北民主联军的凌厉的夏季攻势也开始了，战线辽阔，战果辉煌，是全区性的反攻。在蒋介石实施重点进攻的南线的东翼——山东战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孟良崮全歼国民党军自诩为“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蒋介石哀叹道：“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在南线的西翼——陕北战场，西北野战军艰苦奋战一个半月，与强敌“蘑菇”周旋，使其陷于疲劳和缺粮的困境，而自己则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奠定了粉碎敌人进攻的基础。5月9日，周恩来同志说：“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恶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且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
    和蒋介石的断言相反，中共中央在退出延安后，并不是“绝对不能建立中心的力量了”，而是在小地方干大事情，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成功地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党中央在转战陕北的一年零五天中，日夜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先后宿营在延安、延川、清涧、子长、安塞、靖边、横山、子洲、绥德、葭县(今佳县)、米脂、吴堡12个县的37个村镇的农家窑洞。4个半连的中央警卫部队，经常担负着抗击几个旅的敌军的追踪的艰巨任务，几次化险为夷。一次是6月中旬在安塞、靖边、吴旗之间，敌军以4个半旅向中央纵队扑来，全靠领袖们指挥灵活，调动敌军，使其迷失了方向，竟在距我中央纵队十几里路处走掉了。领袖们深夜淋着大雨，徒步上下于深山大谷之间，当危急时，警卫排已经上了阵地，准备阻击敌军了。一次是8月中旬在葭县附近，敌军两三个旅，紧跟中央纵队，只差半日路程，最危急时，相距只十余里。又遇山洪暴发，过河不得，这时周恩来和任弼时亲自指挥架桥，冒着敌人飞机轰炸扫射，白昼行军，直到西北野战军的沙家店战役后才转回局面。在战火纷飞的行军途中，哪怕是临时休息，服务人员也马上架起电台，接通中央与各地的联系。一到宿营地，不等卸下马褡子，领袖们就开始办公，批阅电报，起草指示；端起饭碗，手里还离不开文件。不管炕沿，树墩，缸盖，碾盘，石头，随处一坐，就是办公桌。
    从1947年4月13日到6月7日，党中央宿营在安塞县王家湾村。毛泽东、周思来、任弼时等同志合住了两孔半套窑。毛泽东同志住套窑一进门靠左的小窑，任弼时同志住在靠右的小窑，周恩来同志等三人住的是位于套窑的正中过道处——这儿还是开会讨论问题的唯一场所。这座套窑又破又黑又窄，小到站进一个人也转不过身来。吃的是榆叶面、野菜、小米饭，喝的是酸菜苜蓿汤。然而就在两孔半套窑里，党中央却指挥各战场转入战略性反攻，指挥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打破蒋介石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写了指导全党全军的114份电报，其中包括《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同志还为新华社写了著名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在小小的窑洞里作出了伟大的科学预言：“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
    周恩来同志也在这里为新华社写了脍炙人口的社论《新筹安会——评蒋政府改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他还从王家湾出发，冒着风险，风尘仆仆地前往真武洞，出席5万群众参加的祝捷大会，并在大会上以震撼世界的声音宣布：党中央、毛主席还在陕北!
    任弼时同志除参加中央领导核心工作外，还兼任中央纵队的司令员。他以细致周密、任劳任怨的“骆驼”精神，日夜辛劳。中央纵队的四大队大队长范长江同志在转战途中这样记载：“中央纵队领导机关改组时，主席对(任)弼时、陆定一、叶子龙、廖志高四同志说，你们四人负责组织一个政府，管理我们八百人这个‘国家’，你们必须把这个国家办好。半年来，我们这个‘政府’的确办得很好，从军事行动到马掌、麻绳，都深入负责考虑，并且认真把这些事办好，而且在任何问题上，只要发现自己有缺点，即无保留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且认真改正。并且把这个责任观念提到中央应有的高度。”
    伟大的事变，就从千山万壑、原野梢林的窑洞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出现了。宿营在安塞县王家湾村时，中央关于晋冀鲁豫和华东两大野战军相互配合、大举出击的战略构想趋于成熟。在转移到靖边县小河村后，为了进一步组织战略进攻，7月21日至23日，又在临时用树枝搭成的大棚下举行了前委扩大会议。在会前，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分别同西北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的领导人，研究和部署了太岳纵队的使用方向。中央原定调太岳纵队西渡黄河来陕北。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战略突破后，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央根据新的情况，又考虑到粮食供应问题，决定太岳纵队的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下去豫西，协助主力经略中原，从相反的方向配合陕甘宁边区军民击破胡宗南部的进攻。在落实了这项新的战略任务后，会议开始举行。由于太岳纵队对西北野战军由直接支援改为战略配合，会议研究了加强西北战场的措施，决定组织以彭德怀为书记的西北野战军前委，使西北野战军进一步发挥吸引、牵制和逐步歼灭胡宗南集团的战略作用；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这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使晋绥解放区进一步成为陕北作战的后勤基地。周恩来在会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歼敌112万的伟大战绩，分析了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消长趋势。他指出：从建制、人员、武器来说，敌军都损失了约1／3，战斗力大大削弱，这就为我们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根据战争第一年的作战战果，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从1946年7月算起)来解决的设想。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由于战争的迅猛发展，农民群众对土地有进一步要求，需要比“五四指示”(即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更进一步的土地政策。
    在艰苦转战中，党中央关于“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的战略部署逐步完成，并且成为人民解放军强渡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转战江淮河汉的实际行动。20年来，人民的军队一直处于防御和被“围剿”的地位，而现在第一次转入了战略进攻。空前浩大的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担负战略突破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说：党中央的领导完全正确。既高度集中，又真正高度民主。有时抓得我们气都出不得，但使我们避免了失误；很多作战中央先问我们，如南下直出大别山，毛主席来电问可否出动，我们说出动也行，但慢点好；实际晚出被动，应出动了；当我们说可以出动后，中央的指示三天就来了。中央对战争的关键抓得非常好，何时内线作战，何时外线作战，有时我们脑中还没有这个问题，或者想得零碎而未成形，中央的指示就来了。
    也就在转战陕北期间，在党中央这个“中心的力量”的领导下，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运动——土地制度的改革全面走上正轨。在米脂县杨家沟村，1947年12月7日至28日，党中央举行了20天的会议(内4天正式会议)，中心议题之一就是纠正“左”的倾向，使土地改革运动健康发展。十二月会议后中央继续开会，并在1948年1月18日拟出了一个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发给党内征求意见。在这前六天，1月12日，任弼时同志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这是他继“五四指示”之后，又一个指导土地改革运动的重要文件。在这个报告中，他分析了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原则和方法。他强调要按照正确的标准划分农村阶级；巩固地团结中农；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就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也不应当没收；对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采取保护政策；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取肉刑。这个当即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重要报告，影响巨大，在使土地改革运动全面走上正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3月17日，毛泽东同志致电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当时为建屏县)西柏坡村的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的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即中央1月18日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从“五四指示”到“一月报告(讲演)”，党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逐渐完善，从而引导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土地改革运动，有如滚滚东去的黄河主流汹涌澎湃地一往直前。
    土地改革运动全面走上正轨，开拓了无穷无尽的战争伟力，它的明效大验，连蒋介石统治区官方的、民间的、外国人办的报刊，都电光石火一样迅速地反映出来了。1948年2月3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惊呼：共产党“土地改革的成功，也就是‘叛乱’的成功”。4月17日，《密勒氏评论报》写道：“军事斗争与正在各战区迅速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密切地相互联系着的，虽然它占有重大比例还是最近的事，但可以预料最近土地改革将进行得愈益剧烈。”4月3日，《观察》周刊评论说：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得贫雇农翻了身，成为他们的主力，更效死于他们的政权的拱卫”，“这变革是空前的，历史上从未有的”。
    1948年3月初，西北野战军经过宜川、瓦子街战役，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在我军转入攻势作战的声威下，孤悬延安、洛川之敌弃城南逃。我军收复被胡宗南部侵占一年又一个月零三天的革命圣地延安。党中央坚持留在陕北，等到打败胡宗南才东渡黄河的决心实现了。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党中央领导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途经晋绥解放区，前往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共同完成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对于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史无前例的伟大行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选择这样艰苦的地区坚持斗争有很大的意义，代表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代表了中国人民顽强斗争的精神。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说：党中央不离开陕北，实际是成了大的战略拑制队，胡宗南的军队是不下于东北杜聿明的军队的，但硬是被我们拖垮了。
    历史长河奔腾向前，党中央转战陕北的空前壮举已经40年了。当年处于敌对状态的国民党人，在回首往事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和西北野战军以少胜多的伟大作用。有人说，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在声威上一大胜利，使南京在这个逆运的时期顿感兴奋，可是所付的代价也特高。共党配合刘伯诚(承)所部在河南的行动，突然占据陇海路的西段。此举使蒋总统调往参加延安战役的最精锐部队40万人……无异被冻结；于是政府不得不另准备一支军队以对抗刘伯诚(承)。”有人说：“国军劳师动众，仅仅进占了延安一座空城，始终没有捕捉打击到共军的主力。而深入陕北的国军则踏进‘匪方’预布的陷阱之中，丧师失利，蒙受了很大创伤，战力大为削弱。……凡此，似非政府当局及战地主帅始料之所及。胡宗南……兵力最盛时拥有四个集团军，五六十万人之众，堪称是抗战‘剿匪’的总预备队，可见当局对他倚畀之殷和寄望之重。抗战胜利前后，虽然以一部远戍新疆，一部调赴华北，但留在他掌握中的仍然是当时国军最完整强大的乐团。这番攻略陕北，竞未能克奏肤功，实在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