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宜瓦战役即将结束的一天清晨，第六纵队罗元发司令员把我叫去，开门见山地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去侍候一个刚刚被俘的国民党将军，你有什么意见吗?”他象每次决定战斗方案时那样眯着眼睛，等候我的回答。
    由于情况来得突然，我直愣愣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答不上来。罗司令员看看我，又说：“这可是一个特别任务，你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任务。要完成好这个任务，除了机智勇敢之外，还要有极大的耐心，极高的修养和极强的政策观念。”看到我犹豫不决的神态，徐立清政委接过话题，严肃而又带几分幽默地说：“要不然，是不会动用你这位侦察科长的啰!”
    我沉默了，一时间不知道怎样回答首长的问题才好，心里七上八下地直翻腾。然而，一想起那个就要与之朝夕相处的“伙伴”，几天的战斗情景立即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2月22日，我们六纵奉命向宜川攻击前进。到27日，我六纵和三纵突破敌外围阵地，先后占领敌设防要点，包围了宜川城。胡宗南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急令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整编第二十七师、九十师共4个旅增援宜川。我军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于28日将刘戡军2万余人包围在瓦子街东南山沟里，3月1日发起总攻，激战一天，全歼敌军，击毙军长刘戡、师长严明，活捉了整编二十九军参谋长刘振世。听说这位参谋长看到军长阵亡，全军覆没，急忙换上士兵军装跳崖逃跑，因腰部跌伤，被我新四旅十六团战士捉住送到旅部。
    全歼敌整编二十九军之后，我军士气大振，立即向宜川城发起了总攻，战士们冒着大雪攻城。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时，纵队首长却把我从战场上调了回来，交给我这个“特别任务”，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参军以后，一直做侦察工作，从侦察员到侦察参谋、侦察科长，经常出没于敌军阵地，活动在敌占区内。抓舌头，探情报，察地形，摸岗哨，虽然和敌人军官有些接触，但从来还没有作过侍候敌军官的事。现在把我从激烈的战场上调回来，去侍候一个俘虏、心里不免有点那个……。
    罗元发司令员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和颜悦色地说：“刘振世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但还不是死硬派。你的任务是用行动向他宣传我党的政策，鼓励他弃旧图新，今后为人民做些好事；而你的身份是派给他的勤务兵。”他用商量的口吻说：“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从首长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这个决定的。
    “首先要打消思想顾虑，这是革命和战争的需要。”徐立清政委接着说：“我们的革命战争是从组织上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摧毁蒋介石卖国政府，而不是从肉体上将他们逐个消除。我们不但要解放全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其中包括象刘振世这样压迫过人民、作过一些坏事的人。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纵队党委才决定把这个特别艰巨的任务交给你去完成。”
    两位首长的话，打消了我心中的重重顾虑，使我对这个“特别任务”有了新的认识。于是，我离开了纵队，向瓦子街北面山沟一个农家走去。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天空瓦蓝，没有云彩，雪后的黄土高原是美丽的。宜川方向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说明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我为没有参加总攻而惋惜，又为接受了这个“特别任务”而高兴。这户农家座落在山坡上，住两间破瓦房，房主人是个五十开外的老人，他身上披着一件破羊皮袄，头上包着一条毛巾，手中拿着一根短杆烟袋，饱受风霜的脸庞置满了皱纹。当他弄清楚我是来侍候这位国民党的大官时，气愤地把手中旱烟袋往鞋底上猛磕了几下：“呸!挨刀的刮民党，你还嫌他把咱老百姓坑害的不够呀?依我说，给他颗‘花生豆’，让他上西天去算了!”他嘴里骂骂咧咧，显得老大的不高兴。
    我笑着对他说：“大爷，杀了他容易，可我们要的是解放全中国，如果能争取他为人民做点事，让人民少流血，有什么不好呢?再说他过去做坏事，主要的罪责在蒋介石，不能全怪他。”接着，我向老人讲了几个我军优待俘虏，分化敌人的实例。老大爷紧绷着的脸慢慢舒展开了，眼睛里放出了和蔼的光芒。
    “你们解放军样样都好，就是这一条不好，对反动派太宽宏大量了。”他叨叨着。我知道，一时半时还不能完全解开老人的思想疙瘩，便请他带我先看看那位国民党的整编军参谋长。
    老人把我带到东头一间屋里，一个大炕占据了大半间，炕上搭着个板铺，刘振世躺在板铺上，眼睛紧闭着，身上盖着黄军被和毛毯。
    我走到他的炕头，轻声喊了声：“刘先生……”
    他没吱声。
    我又喊了一声，他的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警惕地看着我这个陌生人。
    “刘先生，首长派我来侍候你，你有什么事，只管吩咐吧。”
    我这一说，他突然把眼睛睁大了，连连摇头说：“不敢，不敢；谢谢，谢谢。”
    我安慰他说：“不用客气，你的伤势很重，现在首先要把伤养好，不要多想别的。”
    他带着忐忑不安的神色，打量了我几秒钟，挣扎着要坐起身：“请，请坐。”
    我连忙扶他躺下：“不要动，快躺下。”
    “败军之将，承蒙不杀，何劳厚待……”他的神情萎靡而沮丧。
    “不要那么讲，养好身体要紧。”我极力找些合适的话来安慰他。并给他讲了我军优待俘虏和对待高级将领的政策，还举了一些实例。他很少说话，但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听得仔细，听得认真。
    我打来一盆水，帮他把脸洗干净，并把他身上的脏衣服换下来洗净晾干。他的伤很重，翻身很困难，我就在炕下另搭了个铺，以便于随时照料他。他无法下地大小便，我就找来便盆让他解手，他死活不愿意，我只好把他搀扶到外面去。每次解手，他都满头大汗，看得出来，他疼得够呛。有一次他喃喃地说：“王同志，真难为你了，贵军对待罪人，仁至义尽。振世也是爹娘生养，大恩大德，终生难忘。”
     我解释说：“优待俘虏，救死扶伤是我军的一贯政策。你安心养病，我这是奉命来侍候你的，请不要见外。”为了使他尽快恢复健康，我想法弄来一些蛋、肉、豆芽、小米等，给他调剂生活；纵队部的医生每天给他打针换药。几天后，他的伤势就好转了。
    一天，天气晴朗，我扶他到山坡上散步。著名的宜瓦战役已经结束，老百姓都在抓紧时间耕作，到处是一派和平景象。我军已接受新的任务向陇东方向出发了，党中央对宜川战役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这一大捷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到中原和全国的形势。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我军也接连不断地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军队已经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了。闲谈中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
    他沉吟了一会，无限感慨地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振世庸庸半生，替蒋介石卖命，反人民，打内战，阻碍历史发展，实为千古罪人。过去虽然也感到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但总认为军人不问政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今天，看到共产党的军队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宗旨，才明白一个脱离人民的军队岂有不败之理。”他的声音带着几分凄惨。停了很久，他又苦笑道：“没想到在我做了俘虏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但为时已晚了。”
    我知道他这是内心话，便说：“刘先生，我们的周恩来副主席讲过，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先生愿意为人民做点事，并不为晚。”
    “啊!周公，他是我当年的主任。”他的眼睛突然亮了，激动而深情地说，“振世违背了他的教诲，今日有何颜见他!?”
    “你是黄埔的?”我有意提起这个话题。
    “黄埔一期的学生。说来惭愧，当年周公任校政治部主任，常常教导我们军队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我多次聆听过他的讲演，敬佩他的才华和为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现在的许多国民党人都很敬重他，连蒋介石也怕他几分。哎!多想见见他啊!”
    我揣摸着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异常矛盾而痛苦的，便进一步安慰他：“刘先生好好养病，等身体好了，就可以去见周副主席。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周恩来副主席一向欢迎悔过自新的人。”
    “对，对，你讲得很好。往日已去，来日可追，如周公昭示，我刘振世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这一天，他似乎非常高兴，话讲得很多。医生给他打针换药后，他又和我聊起天来，和初来时相比，他好象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向我谈到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从装备到士气，从克扣军饷到抓丁拉伕。他性格爽朗，有着典型的职业军人特点。
    当晚，我帮他换洗了内衣内裤，又作了几个小菜。吃饭的时候，我们的话题转到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他深有感触地说：“中山先生的遗愿，让你们共产党完成了。对于一个忠于中山先生的国民党人，怎不感到惭愧。”最后他问起我的身世，我说自小受苦，家里穷，没有活路，只好投奔八路军。他说：“你懂的事很多，可惜相逢太晚。”
    我开玩笑地说：“我们不可能早逢。如果我被你的军队抓住，不知将会怎样呢?”
    他笑了起来，突然收住笑声：“那可能见不到我这个参谋长就被枪毙了。国民党军队就是这样腐败，我清楚。”
    几天以后，上级派专人来接刘振世到人民解放军总部。我们要分别了，他显得很激动，双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泪水在眼眶里滚动着。
    “刘先生，你多保重。”我说。
    “王先生，振世戎马半生，到做俘虏之后才懂得如何做人，我很感激你。从你们这些普通士兵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未来。我非常非常感激你对我的照顾和教导。”他的身子搐动着，泪水夺眶而出。
    临上车时，他把手腕上的金壳表和衣袋上的派克笔取下递给我：“留下做个纪念吧!”
    我双手推辞说：“刘先生留下自己用。如果先生要报答的话，组织上是会给你机会的。”
    我两正在推让时，我看到房东大爷把几个煮熟的鸡蛋塞到刘振世的口袋里：“留着路上吃吧。”他用朴素的一笑，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啊!可爱的老大爷再用不着我向他解释了。
    送走了刘振世，我回到纵队，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踏上了新的征途。
    一年多以后，新疆和平解放，我参加先遣队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安排我军接防事宜。飞机在迪化机场降落后，国民党起义的军政官员和各界代表在机场上欢迎我们，气氛十分热烈。突然，人群中挤出一位身材魁梧的国民党将军，伸出双手将我搂住连声说：“王先生!王先生!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
    我惊愕了，定睛细看，原来是刘振世。
    “你怎么到了这里?”我茫然不解地问。
    “说来话长。此地不是说话处，请上车再谈吧。”他满面笑容，亲手打开车门，把我让进车内。
    汽车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行驶，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蒙古各族人民别具一格的装束在眼前闪耀。刘振世向我倾诉了他一年来的经历。
    “离开你后，到了总部，经过学习，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宗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明白了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胜利，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请周恩来先生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他要我到新疆来工作。这里的二陶(陶峙岳、陶晋初)都是我当年黄埔的同学，交往甚厚。如今我已是陶峙岳警备司令部的高参了。”他恬然一笑，结束了谈话。他没有多讲自己的事，但我清楚地看到他为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
    “你为新疆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你，周副主席也会高兴的。”
    “他讲过，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这些话铭刻在心。”刘振世指指街道上载歌载舞的欢迎人群，“看到今天，我才感到，能和人民站在一起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幸福。”
    刘振世眼中闪着泪花，这是激动和兴奋的泪花。车外群情激昂，歌声飞扬，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忽然想起徐立清政委对我讲的：“我们的革命战争是从组织上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摧毁蒋介石卖国政府，而不是从肉体上将他们逐个消除。我们不但要解放全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一段话我现在体会得更深了。
    30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到刘振世，但他给我写过许多信。从信中我知道他带领一个农建师战斗在准噶尔盆地的大沙漠中，他用行动表明，把有生之年献给了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