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时，正值从第二次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如何使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这时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了，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左”的错误，在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采取正确的方针，保持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成果，迈向了抗日战争的新时期。
    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提出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历史背景
    经过长期的战争准备，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发动了对东北的大规模侵略。国民党政府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就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准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目标直指华北，妄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吞并全中国。1932年和1933年，国民党政府又先后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日本为实现把中国变为它独占殖民地的野心，于1935年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按国民党政府的训令，全部接受日方无理要求，与日方签订了所谓的“何梅协定”。6月27日，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纯受命处理所谓的“张北事件”，又与日本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按照这两个协定，中国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公然策动汉奸制造了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接着，日寇又在河北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与此同时，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侵略，进行武装走私和非法掠夺，日货倾销中国市场，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民族工商业也面临绝境。
    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国民党内的一部分爱国将领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奋勇的抵抗。在北方，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和共产党员吉鸿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给逃犯日军以沉重打击，收复了大片失地。在南方，蒋光鼐、蔡廷锴等领导的十九路军进行了淞沪抗战，给日军以重创。随后，他们联合国民党内爱国分子李济深等在福建组织抗日人民政府，和红军合作抗日反蒋。国民党左派人物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1932年12月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公开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和专制独裁统治。他们与近30个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等进步团体组成国民御侮自救会，开展民众救亡活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东北、热河失地，武装民众抗日，给予人民一切政治自由。这些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斗争，也给了蒋介石政府以巨大压力。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数千人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示威游行，宣布总罢课。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长沙等地学生也先后响应，支援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一二九运动由学生界迅速扩展到其他社会各界，形成全国范围的爱国救亡运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工人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上海工商界联合会所属14个团体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要求作出答复。上海、北平的文化、妇女界也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武装民众，抗击日本侵略者。
    上述情况表明，华北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灭亡中国的政策，国内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促使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有了明显的抗日倾向；国民党营垒进一步分化，一部分爱国将领和左派领袖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亲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也借反对亲日派来抵制日本。因此，“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①
    从国际局势看，共产国际七大给中共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列宁逝世后，1934年5月，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担任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并于1935年7月，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为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而斗争。”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根据这一方针，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经共产国际同意，于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就是有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实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②《宣言》呼吁：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联合起来，组成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共同进行抗日救国斗争。同时还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宣言》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响应。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表示衷心拥护。在上海从事救国运动的各界人士相互秘密传阅，奔走相告，一致认为《宣言》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反映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第三党”根据《宣言》精神，重新起草了自己的党纲，制定了同共产党合作，实行联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
    (二)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为了彻底清算党内仍然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西北瓦窑堡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是在直罗镇前线刚打了胜仗，敌人对陕甘宁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被粉粹，而同共产国际中断一年多的联系重又恢复之际召开的。加之从国民党统治区又传来了北平学生一二九反日游行示威的消息，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正在兴起。这些情况对于开好本次大会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会议在瓦窑堡城内二道街前河滩田家院内召开，大会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者13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何克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回国代表张浩；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西北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中共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任会议记录人员)。③在会上，张闻天作了有关政治形势与策略的报告。张浩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七大报告。因其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共产国际七大还没有开完，他仅凭记忆，传达了共产国际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改变在“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的“左”倾政策，实现革命战略转变等主要精神。大会从中国实际出发，具体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12月23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当前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开始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④《决议》还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分析了产生关门主义的根源，提出要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瓦窑堡会议是第二次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方针，为全党和全国民众指明了抗日救国的方向。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后改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张浩任副书记。
    会议一开完，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一起立即为传达、贯彻会议而紧张忙碌地工作。根据此次会议的精神，12月27日，党中央、毛泽东在瓦窑堡龙虎山脚下西北办事处的礼堂(原为基督教的礼拜堂)又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作了进一步阐述。主要内容是，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论述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就必须打持久战。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毛泽东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一“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出发，充分估计了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分析了处于民族生死存亡危险时刻各阶级的态度，指出：工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在中国殖民地威胁的新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可能站到抗日方面来，但他们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在二者间动摇着，半殖民地和多个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地主买办阶级内部是不统一的，在新的形势下，政治态度可能发生变化，“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策略》尖锐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的主要错误，一是不承认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认为反革命营垒是统一的、固定不变的，他们要求打倒一切，其结果只能是什么也打不倒，看不到反革命势力还暂时大于革命势力的现实，想单靠自己的力量去战胜强大的敌人。“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⑤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瓦窑堡会议是在中国抗日民族革命运动面临新的高潮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当时政治工作形势下的策略路线。会议还对党的若干政策，如：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白军政策、富农政策、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政策、华侨政策等予以了必要的调整。从而全面系统地解决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问题，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在极其复杂的斗争中，保持清醒头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领导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瓦窑堡会议为实现由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折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开启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
    ②《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31页。
    ③姬乃军：《红都瓦窑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6页。
    ④《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5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