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8年10-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十七年来，我们已经培养了不少领导人材，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需广大地培养人材。在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已经涌现出并在继续涌现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①为此，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干部加紧理论学习。决议指出：为了保证共产党员在抗战建国大业中起其应有的作用，为了使共产党能够担当成为抗战建国大业中一部分光荣任务的巨大力量，必须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识能作能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且最适当地使用和爱护这些干部。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个实际斗争中来，研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提高工农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文化水平。②全党由此开始步入有组织的、有系统的干部教育轨道。
为落实对干部的教育，1939年春，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由洛甫(张闻天)兼任部长，罗迈(李维汉)任副部长。1940年6月，中央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合并，改称中央宣传教育部。同年10月，又改称中央宣传部。此后的干部教育便由中央宣传部负责管理。
(一)在职干部教育
第一阶段(1939年2月-1940年6月)：在职干部教育的初始阶段
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决议的精神，1939年2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暂行计划将在职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是一些老干部，他们主要是以《联共党史》为必修课；乙类主要是一些政治文化素质较低的干部，他们主要是以学习文化课为主，同时灌输一些党的建设理论思想；丙类主要是一些新干部，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但是党龄和工龄都较短，所以以党的建设理论为必修课。这样干部学习就做到了分类指导，因材施教。除分类进行教育外，还按行政单位等分编为若干学习小组，并制定了小组长的职责：1.搜集并分配所指定的参考书；2.督促组员按时阅读、上大课、听报告；3.检查笔记、讨论提纲和个人学习计划；4.按期召集讨论会或座谈会；5．设法解决组员在学习中的疑问与困难；6.监督学习纪律的遵守；7.定期检查本组学习状况，传达上级的意见；8.与指导员取得密切的联系。由上述可以看出学习小组长职责的重要性。不过当时的学习也存在着很多困难，如许多单位没有教员，使学习工作难以开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后来改为上大课，将学员集中起来，由中央干部教育部组织一部分负责同志和教员讲授课程。
1939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在职干部学习动员大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的代表有千余人出席大会。大会首先由罗迈(李维汉)根据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阐明了干部学习的重要性，干部教育进行的情形以及今后的学习计划，并对过去的学习小组作了检讨。毛泽东也亲自出席大会，并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意义，他号召同志们“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③这就为干部学习提供了一个好的方法。最后洛甫(张闻天)强调在职干部学习的态度问题，即要有持久性和恒心。经过这次大会，一场空前的学习热潮在延安的在职干部中普遍开展起来。
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指出：“全党干部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的地位上来，经常给以检查、指导和帮助”，这就使干部在文化程度提高的基础上又加强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教育。3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将当时的在职干部大致分为四类：一、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二、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三、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四、工农出身的新干部。对于不同文化水平的干部，其学习的课程也是不同的。甲类：学习联共历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但文化课提到能够自由阅读普通书报；丙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文化课与党建同时并进，文化课须提到能读普通书报的程度；党建学完则学中国问题。时事问题是所有在职干部必须经常研究的课目(党报为主要材料)；军事工作干部必须研究军事，地方工作干部必须学习必要的军事知识。《指示》还规定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而且规定五月五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以集体奖励为原则)。中央干部教育部为加强对在职干部学习的辅导，给各单位都配备了指导员或教员帮助干部学习，又为了培养和提高指导员或教员的水平，还特别组织了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党风建设、政治经济学等研究学会的学员与指导员或教员互相交流和学习。除此之外，各相关单位也邀请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和各抗日根据地来延安的负责同志作报告，让在职干部向这些老革命们学习经验，保证在职干部教育能收到应有的成效。从1939年5月至1940年5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对延安在职干部学习情况进行过三次大检查。检查主要是由学员同志反映学习问题，有什么问题，就及时地解决。1940年6月6日，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在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朱德、任弼时、罗迈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朱德讲了前方部队的学习情况，并指出学习中的进步现象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教师的严重缺乏；任弼时介绍了苏、美、英、法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干部学习《联共党史》的情况；罗迈在会上作了《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的报告。检查和总结也是学习的最好方法，为以后的学习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第二阶段(1940年6月-1942年2月)：在职干部教育的发展阶段
延安时期的在职干部教育是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1940年8月13日，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发布了《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指出：“必须在全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中、党校和党的训练班及党领导的各种干部学校中，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教育计划之内，并作为成绩考察的重要标准。”这对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计划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此后，在《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联共(布)党史》、《马列主义》以及《党的建设》等课的讲授、研究和学习中，均充实了党的策略教育方面的内容。1940年10月20日，中央宣传教育部又发了一个《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特别要求在职干部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加强策略教育和时事教育，要求学员在学习上用心、努力、刻苦，精益求精，要注重对中共中央的决议、决定及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报告及文章和党报重要文章等内容的学习，《决定》中还规定了一些提高干部教育质量的措施，如充实和加强对学习的指导；研究和总结每门课的教授方法、研究方法和学习方法；加强对在职干部教学质量和研究方法的改进，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与干部担任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等。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肯定了干部教育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④同时，他也指出了干部教育和研究工作中的一些不足，即不注重研究现状及历史，不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希望以后的教育能够在这些方面多加注意。最后毛泽东对改造学习方法和制度提出了几点建议：(一)全党要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的环境。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二)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定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⑤
第三阶段(1942年2月-1948年)：在职干部教育的成熟阶段
针对当时党内有些同志在学习中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整顿三风，即“学风、党风、文风”，也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针对“主观主义”，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⑥。运用整风运动的教育方法教育干部是党在延安时期独创的成功经验。毛泽东曾经指出，“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因此，这一时期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主要就是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顿三风。
整风运动学习的著作主要有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办公厅还把共产党历史上代表正反两条路线的文件和文章，汇编成《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两本书供高级干部对照学习。要求他们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总结我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在整风运动的同时，1942年2月28日，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决定》更加充分地肯定了开展干部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须经过干部去做”⑦。《决定》总结了自六中全会以来在职干部教育的优缺点，指出：“在职干部教育，自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重，在许多地方与许多部门的在职干部教育引起了学习的热潮，这是极好的现象。但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在有些地方与有些部门中，甚至还没有开始，没有强调业务教育，而大多数在职干部要求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热情则是很高的。政治教育一般地注意了，但或则不得其法，或则轻重不分，或则没有经常性。文化教育，是我党多数工农出身的干部所迫切需要的，但也没有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充分注意。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则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则脱离实际，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改革，或必须加强的。”⑧《决定》还把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明确规定为四种：(一)业务教育：学习范围包括1.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2.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3.关于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4.关于各部门业务的历史知识。5.关于各部门业务的科学知识的研究。(二)政治教育：其范围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的教育。由于当时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以很有必要让在职干部了解时事，把握国际国内形势。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三)文化教育：其教育与学习范围暂定为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课。(四)理论教育：学习范围定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中国共产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又发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月2日，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学习委员会，加强对整风运动的领导，对犯有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恰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达到提高思想认识的目的。此后的干部教育就更加注重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注重马列主义的学习。
整风运动后，延安的在职干部加强文化学习和政治、业务学习，文化程度低的补习文化，文化较高的学政治，学业务。高级干部开始更加注意国内实际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更加注重学与用的统一。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全党干部都集中力量学习大会的报告和决议，学习新党章。1947年3月，陕甘宁边区自卫战爆发，为应对新的战争形势，干部教育定点、定时学习与考核工作暂时终止，全体干部一边战争一边自习。1948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统归西北局宣传部领导。1948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指示》，当时许多干部参加了土改运动，在实践中改造和锻炼自己。
延安各县乡的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1939年11月份也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了。这主要是因为各县乡的干部十之八九出身于农民，他们有实际工作经验，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忠于革命事业，肯埋头苦干，也熟悉乡土情况，同民众有密切联系，能够积极完成任务，很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但是大部分的县乡干部文化水平低，绝大部分是文盲。以安塞县为例，县区一级干部的文盲比例为：区委书记占4.3％，区长占57.1％，自卫军营长占85.7％，妇联主任占100％，工会主任占67.1％，保安助理员和青教会主任占28.1％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县乡干部的政治水平高于文化水准，实际经验胜过理论认识。他们对政策理解不深，对工作原则把握差，工作中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和游击作风相当普遍，不愿服从上级调遣命令，存在浓厚的私情观念等。针对县乡干部的这种状况，边区政府把“提高干部文化水平”摆在了建设干部队伍的重要位置。因此，县乡在职干部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文盲。
1939年11月13日至12月7日召开的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针对当时干部总体文化程度低的情况，通过了《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规定：“一、边区内凡不识字的党员干部，党内小组长，政府及群众团体中的科员干事以上应一律参加识字组，或由所属机关团体中的支部指定专人经常教育，务期于1940年内，完全消灭党政干部中的文盲，达到每人至少识字1000字。由边委出版一个党员千字课本，作为测验标准。二、普遍地、有计划地组织在职干部的学习，提倡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建立一定的学习制度。研究必要的学习经验，按照边区干部的文化程度与政治理论水平，从1940年起，由边委宣传部制定在干部的学习计划，规定能研究材料和帮助学习的干部到县委、区委工作。三、边委应逐年有计划地抽调在职干部到边区党校、中央党校、女大及马列学院等处学习，并加强对边区党校的经常领导，各分区直属机构县委每年开办乡级干部培训班两次。四、党的干部应经常读报或组织研究党报的小组，党中央负责同志的论文，尤应注意研究。支部以上党的各级组织应经常检查党报在干部中的研究情形，并要报告上级党部。”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提出必须使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指明了两类干部的教育方向。
从1939年开始，各县、乡大办各种训练班和学习班，在扫除文盲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些简明教程，如《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上完这两种课后，再转入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相当于延安在职干部中的乙、丙两类。
可是由于大多数县、区、乡干部对文化知识的掌握不够，没有认真按照学习计划来完成任务，1941年后，县、乡干部教育一方面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精神，来提高学习质量，另一方面，在许多县、乡的干部，还要继续学习一般的常识，学识字来提高文化程度。
1942年2月28日，党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对县、乡在职干部教育的组织领导、编制、课程、教材、教员、制度、学年、学期、经费、考试、检查及奖惩等均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在总则一章中，规定对县、乡在职干部实施下列之训练：1、提高文化水平；2、培植科学基础；3、加深政治认识；4、充实生活职能；5、增强工作能力。并规定在职干部教育分为业务教育(内容包括工作技术，与本部门密切关系的一切政策与法令，与本部门有密切关系的周围的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本部门工作的历史知识，本部门以往的科学知识)；文化教育(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种。初级的学习一些国文、自然、社会科学常识等；中级的学习一些国文、史地、自然、社会科学常识；高级的学习一些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解放日报》等)；政治教育(主要是贯彻《解放日报》、《群众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等中共中央发表的一切文件、边区政府和西北局发表的一切政策、法令)；理论教育(根据各县、乡具体情况自定)。
这样，不管是对高级在职干部还是各县、乡的在职干部的教育都开始走向了正规化道路，从各方面提高了干部素质，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优秀革命干部。
(二)学校干部教育
干部的学校教育是延安时期教育组织中的主要部分，毛泽东曾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他还强调说：“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有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⑩于是，党中央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后就做出了一系列决定和指示，此后在1941年中央书记处的一个指示中，明确提出：“应大规模地开办训练干部的学校，越大越多越好。”
延安时期干部学校的兴起与发展是随着抗日高潮的到来应运而生的。其中有的是正规的高等学府，有的是战时短训班；也有的是一些党校、军政学校或工青妇各类干部学校；有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的，也有医药卫生、农业学校等等，可谓是门类齐全，内容丰富。
1.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简称中央党校，是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瓦窑堡后，在恢复“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基础上创办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地委以上、团以上地方领导和军队干部，培训和提高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政治思想水平。
中央党校的前身是马克思主义学校，在1931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做出决议，决定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及全总执行局合办苏维埃党校，后改名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于1933年3月13日开学，校址在瑞金城东北的洋溪村。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学员大部分分配了工作，留下的学员和干部与红军学校合并编成干部团随军长征，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何长工(原红军学校校长)任军委纵队干部连连长。徐特立、成仿吾为政治教员，1935年11月到达瓦窑堡后，党中央决定立刻恢复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但改名为“中央党校”，校址设在瓦窑堡第二完小。学校由中央组织部管理，董必武任校长，成仿吾、冯雪峰任教员并各兼一个班的主任，习仲勋也任班主任。不久，中央党校将“陕北省委党校”并入，学员由100多人增至500多人，开设有青年班、少数民族班、陕北干部班、高级班等。1936年4月，中央党校又随红军主力东征，同年5月返回陕北延川县，6月又迁到保安(今志丹县)，9月迁到定边县一所职业学校里，与红四方面军党校合并，坚持短期培训干部，学员达七八百人。西安事变后，于1937年1月又随党中央迁到延安，校址设在延安城东的桥儿沟天主教教堂。4月，董必武调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政治委员，李维汉接任中央党校校长，教务主任是成仿吾。1938年4月康生任中央党校校长，王学文任教务主任(不久由刘芝明接任)，习仲勋为校务部部长。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桥儿沟举行，会议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的要求，洛甫在报告中阐明了党校的教育方针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与拿实际问题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这些指导思想为党校此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0月，康生调离，陈云兼任校长，谢觉哉任副校长。同年中央政治局又决定：中央党校成立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党的建设等研究室，这时党校共设五门课程，即列宁主义、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军事。共有15个班：一、二、三班是四方面军的干部；四班是陕北地方干部；五、六班是老干部、高级干部；七班是少数民族干部；八班是原四大队转来的干部；九、十、十一班是从白区来的干部；十二、十三班是从敌人监狱释放出来的干部；十四、十五班主要是工农干部，共有学员五六百人。中央领导亲自到党校讲课，为加强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中央还在党校设立了一个“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柯庆施任主任。
1940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对干部学习作了全面安排，指出“全党干部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学习的课程“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1941年2月，党中央又作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这个时期学员大量增加，发展到三十几个班，原学校已经不能适应了，就搬迁到了延安城北的小沟坪(今延安教育学院所在地)。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从此，中央党校在由短期轮训班转向正规化培训的过程中，也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目的，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在教学内容上和教学机构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撤消了原来的四个研究室，重新成立时事政策研究室(杨英杰任主任)，理论教育研究室(宫释夫任主任)，保留了文化研究室。这时，中央党校已有55个班，每班四五十人。其中三十七班是少数民族班，人数较少。至此，中央党校便开始大规模地学校干部教育培训。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开始对各种干部学校进行切实的整顿，中共中央要求中央党校成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员干部的学校，此后中央党校的学习时间每期延长为两年。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阐明了整风运动的任务和宗旨。党校随即转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决定停止过去规定的课程，改为学习党的路线。并规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织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原管理委员会取消)，这时邓发任校长。毛泽东为党校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1942年党中央把各地选出的七大代表和部分党的干部集中到延安中央党校进行整风学习，并以党校为重点，开展了全党范围内的伟大整风运动。通过整风，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为全党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好准备。1943年3月20日，中央作出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中央党校归宣传委员会管理，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直接主持党校整风学习的领导工作，具体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教育上的革命，改造学习方法与学习制度。改组后的中央党校，开始只有一、二部。一部是地委、旅级干部，古大存任部主任，刘芝明任副主任；二部是地方中级干部和军队团级干部，张鼎丞任部主任，安子文任副主任；5月4日，中央决定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党校合并，改为党校第三部，学员主要是知识分子，部主任是郭述申、副主任张如心、阎达开；后来从第二部分出了第四部，学员多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主任张启龙、副主任程世才；1944年初，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局党校和中央党校合并，原西北局党校学员划为第五部和第六部，第五部学员以陕甘宁边区的县区级干部为主，白栋材任部主任，强晓初任副主任；第六部学员是从敌后和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县区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马国瑞任主任、谷云亭为副主任。这时中央党校共有学员3000多人。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犯延安，党中央转战陕北，中央党校被迫停办，随之转移。1948年中央党校在安子文的带领下，东渡黄河，进入太行山根据地，不久随党中央到达河北，在平山县的李家沟口成立了高级党校——马列学院。刘少奇任院长，副院长为陈伯达，杨献珍为教育长，于1948年11月8日开学。1949年3月学校迁到北京碧云寺，1954年中央决定马列学院更名为高级党校。
2.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所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它的前身是江西苏区的工农红军大学。1931年秋，党中央在瑞金创办中央红军学校，1933年11月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在长征中隐名为干部团。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有计划地培养大批干部，1936年2月在陕北瓦窑堡建立红军干部学校，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同年6月1日，扩建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同年7月迁至保安。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城，红军大学也随即迁来，为了团结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抗日，中央决定将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址设在延安二道街。由于“抗大”是红军大学的继续，所以一般把抗大创办的时间从1936年算起。
抗大的组织机构是教育委员会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有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训育科、秘书科)；训练部(下设政治教育科、军事教育科、编译科、技术科)；校务部(下设卫生科、管理科、供给科、队列科)。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副校长。
1939年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明确强调：“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干部学校。”所以必须教育学员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教育他们接近工农，为工农服务。并特别指出，“在这样的学校中，必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政治工作必须加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抗大就是在这样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大学。
毛泽东在纪念抗大成立三周年的讲话中也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军人所不可缺一的。”并指出其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1937年底凯丰作词，吕骥作曲为抗大写了自己的校歌，即“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抗大的课程主要是政治课和军事课。政治课有中国问题、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政治工作等。军事课程有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炮兵、测绘、地形、射击、救护等，还根据学员需要设置地理常识、自然知识、算术、日文等文化课程。生产劳动在教育计划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被看作是锻炼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抗大学员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抗大的学员大多是从部队里抽调的干部，同时也吸收一些从全国各地到延安来的知识青年。抗大总校办学期间，共培训了八期干部，见下表：
抗大还在各抗日根据地创办了12个分校，其中第三分校设在延安。全校学员最多时有1万多人，其中女学员1000多人，教职员1000多人。
抗大是新型的无产阶级干部学校，它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和培养干部，特别强调政治教育的内容，以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政策和策略为主课，培养出了许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并能掌握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军事干部，这些干部在思想上、意识上，行动上和生活上都经过了实际的教育和锻炼。可以说，抗大培养出一大批能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为抗日战争献身的优秀干部。在八年抗战期间，东至渤海之滨，南至长江流域都有抗大的红旗飘扬。抗大总校及其各分校，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10多万优秀的抗日军政干部。所以，毛泽东赞誉抗大：“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3.陕北公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开展全民族抗战，以最快的速度培养抗战人才，中共中央在1937年7月底决定成立陕北公学。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陕北公学于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正式成立，成仿吾任校长，李维汉任党组书记，邵式平任教务长，周纯全任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袁福清任总务处长。校址设在延安清凉山下，不久迁到杨家湾。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参加陕北公学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的报告中指出：“陕北公学主要培养抗日先锋队”，随后，他又给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襟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11)毛泽东的讲话和题词，为陕北公学指明了办学方向。
陕北公学的教育方针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实现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根据这个方针，其教育内容规定为：抗战的基本理论、抗战的政策及方法、指挥民众武装进行战斗的基本知识以及对于时局的认识。因此，学校课程的设置主要有社会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众工作、游击战争与军事常识、时事演讲。学制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班，一般学习四个月，课程有《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一种是高级班，学习时间为一年，课程有《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后来又增设《世界革命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研究》、《世界政治》和《边区政治工作》。不过，陕北公学主要是以政治教育为主，培养做统一战线工作、民运工作、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和政府工作的政工干部。只要有志于抗日救国，年满18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不分性别、出身、党派信仰，均可报考。在教学方式上，除了课堂讲授外，学校还经常请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来校作报告、讲演，或组织学员参加边区的民众运动、选举运动和政权建设工作等。
陕北公学的校风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在1937年由成仿吾作词，吕骥作曲，陕公有了自己的校歌，歌词是“这儿是我们的祖国发祥之地，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地学习。努力!努力!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努力!努力!锻炼成抗战的骨干。我们要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我们献身于新社会的建设；昂头看那边，胜利就在前面!”1938年3月1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创刊周年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一国乃至海外华侨一切爱国人士。因为这个学校并无任何公私财政基础，教员学生们都只吃小米饭，而且不能经常吃。”可见学校的条件非常艰苦，不过这并不影响学员们的学习和救国的劲头。办学后的第一期学员有1200人，分三批毕业，第一批毕业200人；第二批毕业400余人；第三批毕业600人。1938年4月1日，陕公第二期开学，这期学员有1500多人，编为五个队，还有一个女生队。到1938年5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对干部的需求猛增，中共中央随即决定设立陕北公学分校，于1938年7月7日在关中旬邑县看花宫开学，校长李维汉，教务处长邵式平，政治部主任周纯全，校务部长袁福清，党委书记申力生。分校共招收学员1700余人，编为四个区，下设13个队。1939年春，中央决定把延安的陕公总校也迁到旬邑县看花宫与分校合并，此时校长成仿吾，教育部长江隆基，政治部主任张然和，总务处长鲍建章，党委书记申力生。
1939年夏，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斗争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将陕公、鲁艺、安吴青训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为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委书记。1939年7月从延安全部开赴晋东南抗日前线。中央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亲自送行，毛泽东还作了报告。1939年冬，党中央为了培养更多的抗战干部，又在延安复办陕北公学，校址在延安的杨家湾，校长李维汉兼党组书记，教务处长胡松，总务处长刘汉兴。1940年9月，陕公改变学制，成立师范部(主任孙力余)和社会科学部(主任张仲实)，培养教育师资及行政干部，分本科和预科，本科学习两年，预科学习一年。1941年8月，党中央为了精简机构，拟在延安办一所正规大学，使高等教育正规化，于是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
陕北公学是延安时期一所很有影响的大学，共培养了1.3万余名革命干部，他们对祖国的解放和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4.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与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青年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以扩大陕西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于1937年10月11日在陕西三原县斗口镇办起了一个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11月中旬迁至泾阳县云阳镇的城隍庙，1938年1月再迁到云阳北边的安吴堡一座地主庭院里，所以又称安吴堡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简称安吴青训班。朱德担任青训班名誉主任，冯文彬任青训班主任，胡乔木任副主任。
安吴青训班是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直接主办和领导的，其宗旨是：“在最短期间授予青年各种最低限度的战时军事政治知识，使能在中央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依据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精神，开展抗敌救亡工作。”所以青训班的教育主要是发扬革命的三民主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巩固全民族大团结，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以抗战的军事政治知识武装青年的头脑，增强青年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技能。青训班训练的时间一般都很短，少到两星期，多至三个月，到1939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后，青训班的学生来源减少，不能再按期招生，班务委员会就以现有的人员重新组编了班级，学习期限从三个月延长到一年。
青训班学员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有学生、工人，也有农民、店员、小贩等；有汉族的，也有回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除了国内的，还有安南(越南)、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回来的侨胞。可以说，成分十分复杂，但只要有爱国之心和共同的目标，青训班一概来者不拒。除第一、第二期多为西安、三原、蒲城一带的青年学生外，从第三期就转向训练全国各地的广大爱国青年。
青训班开设的课程是随着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和训练时间的长短有所增减。第一期有150多人，训练了两星期，主要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知识、抗日军事常识和抗日青年群众工作。第二期招收学员379名，训练了三星期，课程增加了中国革命史和马列主义基础知识。1938年4月29日，中央讨论了青年工作，5月成立了中央青年委员会，加强对青年运动的领导，随后，中央青委、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机关也由延安搬迁到安吴堡，这个时期青训班的班名去掉了短训两个字，并增加了教学内容，当时开设的课程有两大部分，一是关于抗战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社会科学、三民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基本常识；二是抗日军事常识。主要包括操场动作、武器的使用、步兵战术、游击战术等。此外，还有一些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等时事，以讲演的形式给学员补充。青训班的训练时间和人数也是不定的，第三期开学时有学员300多名，开学后天天都来新同学，到毕业时学员增至500多人。到第四期时人数就超过了千人，以后一直有增无减。训练时间也延长了一个月。到第八期时又决定每班训练三个月。训练班的教学方法大概有讲演法、讨论法、研究法、演习法、竞赛法和个别指导法六种。其中以实际的演习方法为主。
青训班的组织机构是经过不断充实后才逐渐完善起来的，起初办学时只有四名工作人员，冯文彬担任主任兼教员，乐少华任大队长，后来胡乔木担任副主任，分管教学工作。到1937年底，中央组织部陆续从抗大、陕公及中央党校选派了一批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和具有一定文化理论水平的党政干部到青训班工作。青训班的管理机构是班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教务处、生活指导处、总务处，另外还有党总支委员会(当时为秘书组织)。郭思光担任秘书长，教务处下设学习指导科、研究室、军事科、教育科、油印科。曾先后担任教务处长的有刘瑞龙、陈宇、孙应恺(孙克)。生活指导处下设社会工作科、民运科、地方工作科、组织科、人事科、保卫科、文娱科、宣传科、俱乐部与学生会。曾先后担任生活指导处处长的有张琴秋(女)、史洛文、朱致平、张午。总务处下设供给科、会计科、医务科、事务科、管理科。曾先后担任总务处处长的有葛瑞营、石济石、王志刚。党总支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史洛文和张午。教学单位的组织机构为连队，连队同时又是军事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单位。连队的组织最初很简单，只有连长或队长、指导员各一人，后来为便利工作，增加协理员一人。连队下面又依照政治水平和文化程度分为高级班、普通班、低级班，女生单独为一连。
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根据会议精神和全国青年运动发展的形势，决定加强青年干部的训练工作，将安吴青训班改为专门训练青年干部的学校，学生除了继续从抗大、陕公选调外，还决定从中央党校、鲁艺选调一批学生到青训班学习，并将陕甘宁边区青训班并入安吴青训班。1940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浪潮被粉碎后，党中央决定把安吴青训班迁到延安，于5月3日在原安吴青训班基础上成立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安吴青训班从创立到迁至延安，在两年多时间里培养了1.2万多名青年干部，输送到各个岗位，为抗战和革命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是以安吴青训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校址在延安大砭沟。它以毛泽东的名字做为校名，就是要全体学生努力学习毛泽东的理论知识和革命经验。陈云任校长，冯文彬任副校长。全校办六个班；第一班是高级班，学员的文化理论水平较高，也有相当的青年运动工作经验，学习期限为一年；第二班和第三班是普通班，学习的内容是一般的政治理论知识与青年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第四班是陕北干部班，培养陕北地方上的青年工作干部；第五班是军事班，培养青年武装干部；第六班是儿童班。课程有：国文、自然科学、马列主义、经济学、中国问题、哲学、政治学、国际问题、中国史等。
1940年夏，胡乔木作词，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作曲，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谱写了校歌，歌词为“生在英雄的时代，长在人民的旗下，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坚定意志、艰苦传统、革命精神、民主作风、我们学习虚怀若谷，我们奋斗浩气如虹，我们奋斗浩气如虹。记住仇敌未平，破碎河山未整，同胞正在呻吟，天下尚待澄清，太阳照临我们的肝胆、大地倾听我们的誓言，愿将热血灌溉人间，结成自由春花一片，结成自由春花一片。”1941年9月，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与陕北公学及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延安大学。
5.鲁迅艺术学院
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全国人民奋起抗战，革命战争也急需大批文艺人才。于是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正式宣告成立，校址在桥儿沟。毛泽东出席了开学典礼，并亲自为学院题名。1940年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4月4日并入延安大学，又称“鲁迅文艺学院”。
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文艺干部的综合性艺术学校。其目的是：“培养抗战艺术干部，研究正确的艺术理论，整理中国艺术遗产，建立中国新的艺术”。负责学院领导工作的是由沙可夫、周扬、艾思奇、朱光、李伯钊、徐以新、吕骥、张庚等组成的院务委员会。学院起初没有院长，由赵毅敏、沙可夫担任副院长，后由吴玉章任院长，周扬任副院长。其实鲁迅艺术学院的组织机构及各部门负责人曾有过多次变动，1938年3月7日公布的第一任负责人为：副院长沙可夫，教务处长由副院长兼任(后由胡苏担任)，训育处长徐一新，秘书处长魏克多，戏剧系主任张庚，音乐系主任吕骥，美术系主任沃渣。1938年8月27日，增设文学系，周扬兼系主任。9月2日，将原秘书处之总务科改为总务处，赵冠琦担任处长。1939年5月15日，对机构作了较大调整：原训育处改为政治处，原编审委员会改为编译处，原秘书处和总务处合并为院务处。另增设专门部、普通部、研究部。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副院长赵毅敏、沙可夫，教务处长吕骥，政治处长李华，编译处长萧三，院务处长龚亦群，专门部长沙可夫(兼)，普通部长张庚，文学系主任沙可夫(兼)，戏剧系主任张庚(兼)，音乐系主任冼星海，美术系主任王曼硕，研究部主任赵毅敏(兼)。1939年7月8日，副院长沙可夫、教务处长吕骥辞职离院去前线，张庚接任专门部部长并兼理全部教务工作，暂不设教务处。1939年11月28日，副院长赵毅敏调离，中央任命吴玉章为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任副院长，此后的日常工作实际上就由周扬负责。
学校初办时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后来增设文学系。另外，还成立了“鲁艺实验剧团”、“鲁艺平话剧团”、“鲁艺文艺工作团”等艺术团。各专业学制最初规定为6个月，实际延长到9个月。学院从1938年4月招收了第一届学员，大约有60人，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分为两个学期完成，每个学期3个月，学员主要是从抗大、陕公及来延安的一些文艺青年中录取，来培养有一技之长的艺术人才；第二届从1938年5月7日开始招生，8月27日开学，本届增设文学系，也是分两个学期进行，目的是“培养抗战艺术工作的干部，研究艺术理论，接受中国及外国各时代的遗产，以至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第三届从1939年1月10日开学，本届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学制均为四个月。2月18日，沙可夫副院长作全院工作检查总结报告时，针对鲁艺“过去所规定的教学计划，偏重于比较专门的人才的培养，忽视了普通的有多方面才能的干部的培养。”提出了新的教学方案，即(1)设普通与专修两科。普通科不分系，培养抗战急需的、愿为开展前后方娱乐的，对于戏剧、美术、音乐、文学都能懂一些的通才。专修科仍分为戏剧、美术、音乐和文学四个系；(2)两科修业时间为6个月。但是由于后来的形势所迫，普通班实际上被撤消。第四届从1940年2月招生，戏剧和音乐两系各50名学员，文学和美术各招40名，学制暂定一年，7月中旬开学，学制改为两年，1941年3月又改为三年。本届教育的目的是“为培养新文艺艺术之理论、创作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这些人必须具备：1.马列主义及艺术理论之相当修养；2.基础巩固的某种技术专长。”第五届在1941年6月中旬招生，戏剧、音乐、美术和文学各招40名，1942年2月开始上课，学制为三年。1943年4月4日鲁迅艺术学院并入延安大学后改称“鲁迅文艺学院”，并将戏剧、音乐两系合并。1944年5月鲁艺第六届招生开始，7月入学，此时鲁艺已经成为延安大学所属的一个独立学院，设文学、美术和戏剧音乐三个系，学制两年。
鲁艺课程设置分专修课和必修课。必修课有列宁主义、中国革命问题、辩证法、中国文艺运动、艺术论和苏联文艺等。专修课各系不同。文学系有：中国文艺运动、世界文学、名著研究及写作等；戏剧系有：戏剧概论、戏剧运动、导演、表演、化妆术、舞台管理及装置、刷作法等；音乐系有：音乐概论、音乐史、音乐欣赏、和声学、作曲法、视唱、指挥、乐器；美术系除美术理论外，还有漫画作法及其研究、舞台美术、木刻作法、解剖学、色彩学、透视学、室内外写生等。当然，课程根据不同时期也有相应的调整，但是变化不大。
鲁艺的教学除课堂讲授处，还有课外实习。鲁艺师生经常到各机关、学校、团体去帮助排戏、教歌、组织晚会等。并且按规定每3个月到附近的乡村或留守兵团进行一次文艺宣传，同时为创作收集民间素材，还定期进行有计划的公演。在学习、生活、教学工作中，鲁艺有一种紧张活泼的气象，各系分别成立大队，设大队长指导员负责学员的生活、学习和思想工作。各系学生学习期满以后，大部分分配到前方去工作。据统计，仅文学系从1941年5月到1944年6月在延安报刊上就发表了通讯报告119篇，小说51篇，散文50篇，诗歌105篇，剧本7个，童话1篇。仅剧本一项，鲁艺从1938年4月到1944年5月就创作了121本，除此之外，鲁艺还编写翻译出版了一些书籍，如《延安鲁艺木刻集》、《演剧教程》、《歌剧集》等。再如闻名的《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等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创作的。
1945年11月中旬，党中央决定延安大学各学院迁离到东北解放区，迁校队伍由周扬带领，鲁艺由沙可夫带队，队伍行至河北怀来时因东北战场形势变化，迁校队伍转向张家口与华北联合大学汇合。1946年春，鲁艺奉命继续向东北进发，周扬、沙可夫留在华北联合大学，鲁艺队伍就由吕骥和张庚率领，于9月到达佳木斯，编为东北大学文艺学院。
鲁艺自1938年4月开办，到1945年11月迁出，在延安七年半的时间里，文学系培养了197人，戏剧系179人，音乐系162人，美术系147人，共685人。此外，还举办了普通班、部队艺术训练班、前方艺术干部训练班、地方艺术干部训练班等各种短训班，培养了大批部队和地方剧团的文艺工作者。
6.马列学院与中央研究院
1938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生120周年，马列学院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其目的是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加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地址设在延安北郊的兰家坪。院长由洛甫(张闻天)兼任，副院长为王学文。
马列学院的学员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论基础，因为他们大多数经过抗大、陕公、党校等学校的初步训练，又经过入学考试，一般都具有学习和研究理论的条件。开设的课程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国近代史、党的建设等。除这些课程外，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更紧密地联系实际，还不时请中央领导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作时事政策报告和进行思想教育，这对提高学员的思想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教员多由中央领导兼任，毛泽东、刘少奇、陈云、洛甫等曾先后到学院讲课，另外，王学文、杨松、陈昌浩、吴亮平、艾思奇等一些名流也承担马列学院的课程讲授工作。
1939年7月8日，刘少奇在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强调共产党员应该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忠诚纯洁的进步模范党员干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确立了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同年7月党中央决定将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在改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该院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现状。为了贯彻同年8月1日中央发布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精神，马列研究院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在发布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院长由洛甫兼任，副院长是范文澜，院务委员会成员有：李言、温济泽、董纯才、陈元晖、陈道、蔡天心、丁玲、张健等。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按照分科设室，专家指导的原则进行。全院上下从院长、主任到一般的研究人员，都参加研究。研究工作有计划、有分工、有讨论、有总结。研究方向和方法是：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全院共设九个研究室：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俄语研究室(主任师哲)；教育研究室(主任李维汉)和新闻研究室(主任李维汉)。现将部分研究室的目的(或任务)和内容等做简要说明：
(1)中国政治研究室：其目的是从事中国社会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制度及政治思想之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培养能掌握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的理论干部。研究内容为：〈1〉中国革命问题(每日三小时)；〈2〉联共党史、中国通史、西洋史；(每日共两小时)；〈3〉外国文(每日一小时)；〈4〉时事(每日读报两小时)。学习方法主要是大家一起看书、读报，遇到质疑，分组讨论、座谈，然后得出结论。
(2)中央经济研究室：总的任务是研究战时中国经济的动态，批判一切不正确的经济思想，研究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明确研究任务的同时也进行了分组：〈1〉大后方经济研究组的任务是搜集与研究大后方战时经济材料，研究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经济发展；〈2〉经济思想批判组的任务是搜集、研究与批判马寅初、李权时、梁漱溟、阎锡山、孙中山等的经济思想材料；〈3〉边区经济组是搜集与研究边区经济材料。各小组规定编制卡片，以便保存和传阅。
(3)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目的是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掌握革命思想方法和文化政策。任务是搜集及编辑中国文化思想史料，写成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哲学思想史，依据中国革命经验写成中国的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民间的思想意识的状况等。此研究室确定为会议制度，室务会议(检查工作学习讨论文化思想情报)每月一次；学习会(读书讨论)每半月一次，必要时变通；研究报告(或搜集材料的总结)每月一次；时事座谈两周一次，党的小组两周一次。
(4)中国教育研究室：目的是研究创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理论和实际，并从研究中培养掌握教育理论的干部。研究内容包括：〈1〉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2〉研究学习一般历史社会知识，特别是中国的历史社会知识。〈3〉学习外国文与经常注意研究时事动向及策略。〈4〉补习生物学及心理学的普通知识。〈5〉研究批评各种教育理论，历史与现状。
(5)中国新闻研究室：从事中国新闻事业的研究，培养通晓新闻事业的理论与实际，具备历史社会的具体知识，以掌握时事政治动向及党的新闻政策，并有写作能力的新闻工作干部。1941年11月到1942年6月，调查研究中国报纸事业的现状；1942年7月到12月，下乡实习，来补充陕甘宁边区的具体知识，研究和练习采访通讯的写作和组织工作；1943年1月到6月，研究新闻事业的一般理论与实际等问题。
(6)中国历史研究室：目的是培养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历史学者。依据当时的人力分为近代史组，负责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苏维埃运动史、中国近代政治史、抗战史、中国经济政治制度史、中国经学史等；农民土地组负责编写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法制史、中国农民战争史；民族组负责编写民族史、西南少数民族史。
(7)国际问题研究室：研究时局动向、各国现状——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各国革命史及一般历史，学习外国语等。研究方法主要是个人分工研究，并随时和其他同志交换意见。
1942年3月16日，中央研究院根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和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的精神，决定在全院开展整风和检查工作，经过四个多月的整风，中央研究院取得显著成绩，纠正了学员思想上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也使他们懂得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同时学员的组织观念和纪律修养也得到了提高，党性原则得以加强。
1943年5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研究院合并到中央党校，至此，中央研究院结束了独立存在的历史。
7.中国女子大学
中国女子大学，简称女大，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1939年7月20日建成，校址设在延安城北王家坪西侧(今延安市委党校)，校长王明，副校长柯庆施、林莎，教务长张琴秋，政治部主任孟庆树，总务长吴朝祥。
女大是在原陕北公学女生队、抗日军政大学妇女队、陕甘宁边区政府妇女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这些来自不同单位、不同省区(其中也有台湾籍)的学生，她们有着不同的社会出身，不同的文化水准和信仰，但是却有共同的革命志向。女大的教师多由社会名流、领袖人物等兼任，如王明、赵毅敏、陈伯达、丁玲、冼星海、何穆均(著名医生)等。
女大学生依据文化程度按班编制，分为普通班、高级班、陕干班与特别班。普通班学员大多是从敌占区来的爱国青年；高级班中，有的是红军中的妇女领导干部，有的是从敌占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陕干班是专门培养边区妇女工作干部的；特别班学员是经过长征，有一定战斗经验但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课程根据各班而有所不同。普通班设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共问题、社会发展史、三民主义、妇女运动、生理卫生等。高级班设有：马列主义、党的建设、三民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共问题、妇女运动、俄文、英文、日文等。高级班内分设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问题等专业，学员可根据自己兴趣，专门从事某一专业学习研究。俄、英、日、新闻速记、会计、医药为全校选修课程。除开设课程外，女大还举办如政治问题、时事问题、民运、妇运等专题报告会，规定星期一为救亡日，让学员参加社会活动和专题讨论。女大的学习方法是集体学习和个人专修并重，学员除了集体上课还进行讨论和自习。
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岁月里，学校提出“半农半学”的号召，学员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女大的校舍非常简陋，一般是8到10个人住一个土窑洞，睡的是草铺，一个小组一盏小煤油灯。听课也大多在野外，因为没有桌凳。但女大从建校时就贯穿“以养成具有斗争理论的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的方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共培训了2000多名妇女干部。
1941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女大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在国内影响深远，它的建立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建国以后各行业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妇女干部和专家学者。
8.自然科学院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第一所理工大学。
1939年，我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日本侵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继续吞并中国领土，而国民党顽固派却消极抗日，并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为了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制定了切合实际的经济方针，决定发展自己的农工商业。1939年5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由中央财政经济部领导创办了“自然科学研究院”。由财政部部长李富春兼任院长，陈康白任副院长，院址在延安城南杜甫川口的山坡上(即当时中央财政经济部院内)。同年12月自然科学研究院改名自然科学院，1940年初筹建，到1940年9月1日正式成立。成立后徐特立任院长，陈康白为副院长，屈伯川为教务处处长。
自然科学院以“培养既能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人才”为目的，要求学生“既是技术的专家，又是革命的通才”。自然科学院里分大学部和中学部：大学部设有化学工程科、机械工程科、土木工程科、林木科，偏重于理论研究和实际技术的结合；中学部分纺织、缝纫、机械、化工、农林、畜牧等科，偏重于通用技术的学习。中学部又分预科和初中两个部分。另外，学院还附设有机械实习工厂、玻璃实习工厂、农场、科学馆等。学习期限大学部三年，预科二年，初中三年。各部均参加校外实习3至6个月。在教学方法上，学院贯彻少而精，启发式、讨论式、实验式的原则。自然科学院的师资主要是云集延安的一些自然科学家。如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有机化工博士陈康白、留德化工博士屈伯川、留日学生陈宝成、杨作材，高级知识分子阎沛霖、乐天宇、李苏、武衡、康迪、华寿俊、王士珍等，在开办初期还从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学校和中央党政机关抽调部分干部和教师，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1942年9月28日到10月30日，延安自然科学院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参加讨论的有本院教师、中组部、中宣部、工业局、陕甘宁边区建设厅等25个单位和延安自然科学界人士。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自然科学院首先是为抗战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理论和实用不可偏废，近期和远期的需要应当兼顾。之后自然科学院就按照讨论的方针发展，走出了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搞科学教育的道路。
1943年11月，延安自然科学院与延安大学合并，成为延安大学的一个独立的学院。1945年日本投降后，11月15日自然科学院向华北和东北转移，到张家口时由于战争形势变化，前行遇挫，所以暂时停留当地，改名为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1948年又与晋察冀边区的“北方大学工学院”合并，定名为“华北大学工学院”。1949年迁到北京，1952年1月1日改称“北京工业学院”。
自然科学院在延安建校期间，培养了约500余名科技干部和专业人才，他们当中的多数后来成为专家和领导骨干，对抗战及后来祖国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9.中国医科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简称医大，是一所为部队培养医务人才的专门学校。它的前身是1931年创办于江西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后随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8月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曾开往前线，期间培养了一批医务工作者，治疗了成千上万名伤病指战员。以后又返回陕甘宁边区，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安吴青训班等学校抽调了一批来自大后方的青年入校，分别编为五个军医班，三个药剂班和两个护士队，总计八九百名学员。1940年9月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校长王斌，副校长史书翰，政治委员谢滋群。
医大分设四个班，刚开始招生时有学员300多名，分为高级军医班，普通军医班，调剂师，特训班。高级军医班一般招收高中毕业或大学肆业的学生；普通军医班和调剂师招收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特训班专门训练有长期医务工作经验而缺乏理论的老干部。各班学制一般是两年，但有时根据情况也有所变动，学习时间最长的达四年之久。学校还设有生理实验室、解剖实习室、化学实验室、细菌检查、X光室等10余室。
医大所设置的课程主要有：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生理、解剖、病理、诊断、内科、外科、小儿科、五官科、药物、处方、妇产、护理、调剂等，还有政治课、军事课、时事政策报告和临床实习课。
中国医科大学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医务干部，为战争服务，为人民服务。其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其口号是：要训练“政治坚定、技术优良、艰苦作风”的革命医务人员。1940年秋，毛泽东给即将毕业的第十四期学员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朱德题词：“埋头苦干”。
1942年2月12日，中国医科大学第十五期学员毕业暨白求恩护士学校成立。医大在延安时期，著名的军队将领刘伯承、陈毅、贺龙、徐向前等都曾在这里休养过。1946年3月，由于解放战争的需要，医大随军前往东北，在去往东北途中经张家口，留在张家口的第十八期和二十期部分同学同原张家口医学院合并，仍称“中国医科大学”。同年6月，白求恩医科大学与中国医大合并，改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殷希彭兼任校长，卫生部政委姜齐贤兼任政委，耿毓桂任副政委。1948年学校迁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又开始了它新的使命。
10.八路军军政学院与军事学院
八路军军政学院是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下的高级军政干部学校，旨在培养有军事知识和政治素养的高级军政干部。在八路军迅速发展和抗战浪潮高涨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党所确定的正确方针，造就大批优秀的干部，于是1940年8月1日八路军军政学院成立，地址设在文化沟内，院长王稼祥，副院长谭政，教育长张如心。
军政学院共办学三期：第一期1940年8月1日开学，学员多是来自八路军的高中级干部，经过半年学习，政治水平和军事领导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便重返前线；第二期于1941年1月1日开学，到1941年6月毕业，培养了一批有军事学识和政治素养的军政干部；第三期从1941年8月1日开始接受新生，主要培养炮兵、工程兵干部和俄文干部。当时全校分为3个大队，下属8个队：两个炮兵队，一个工兵队，一个机械工程队，一个参谋训练队，一个步兵队，两个俄文队。
1941年12月1日，经党中央同意，八路军军政学院与抗大三分校合并，成立了军事学院，由中央军委参谋部直接领导，校址在王家坪，朱德兼任院长，叶剑英兼任副院长。全院分为高干队和特殊队两部分。高干队专门训练团、旅级干部；特殊队下设5个队：炮兵队两个，工兵队一个，参谋队一个，俄文队一个。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规定军事学院是“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1943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为军事学院院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徐文烈为政治部副主任。同年3月，党中央决定抗大总校从晋南返回陕甘宁边区绥德办学，并令军事学院迁往绥德与抗大总校合并。合并后一段时间仍沿用军事学院校名，不久又恢复了抗大的校名。
军事学院仅存在了一年时间，培训了一期学员，但它认真贯彻了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坚持以教育为中心，培养了一批高级军事干部和一批特种兵人才，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11.延安大学
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创办的第一所比较正规的综合大学。
为培养更多的干部以适应抗日战争和陕甘宁边区建设事业的需要，并使高等教育正规化，1941年中共中央经过两次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以吴玉章为校长，赵毅敏为副校长，校址设在“女大”原址(王家坪)。限于8月底将原有三校结束，并将延大筹备就绪……约于9月中可正式开学。(12)
延安大学最高领导机构是校务委员会，它吸收教员、学生代表参加，实行民主管理。学校下设三院二系：社会科学院，院长艾思奇；教育学院，院长刘泽如；法学院，院长由陕甘宁边区法院院长兼任。此外还有俄文系、英文系，另附设中学部。1943年4月，将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并入延大，学校设社会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和民族学院。1944年5月，行政学院并入延大，学院设置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包括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系)、自然科学院(包括机工、化工、农业三系)和行政学院(包括行政、司法、财政、教育四系)。直接受边区政府领导，周扬任校长，王子宜任副校长。鲁迅文艺学院院长由周扬兼任，自然科学院院长李强，行政学院院长王子宜，这时全校共有教职学员近2000人。
延安大学的教员，大部分来自行政学院和自然科学院；还有的教员住在学校专门从事研究与教学。学员的招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招考，一种是轮训。前者是为了吸收边区内外的青年知识分子，以便培养一批为边区服务的干部；后者是为了提高边区原有的工作干部。招考对象一般为中学以上学生，轮训资格规定为区长以上的干部。
延大的办学学制，初期规定为一年到两年，短训班为三个月。在1944年的《延安大学教育方针暨暂行方案》中规定：“一、本校分设行政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文艺学院及医学系，以分别培养各种专门干部。行政学院分设行政、司法、财经、教育四系；自然科学院分设工学、农学、化学三系；鲁迅文艺学院分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三系；各系内依照业务性质分班或分组。此外，本校并得依临时需要或特殊需要附设各种训练班。二、本校各院之修业期限，暂定为：行政学院两年，自然科学院三年，鲁迅文艺学院两年，医药系一年至二年，但年限并非机械的规定，主要以修完规定科目为标准。三、本校教育之进行，校内学习(包括听讲、阅读、漫谈、讨论等方式)与实习兼重，在整个学习时间内，校内学习占60％，实习占40％，各院系得依具体情形伸缩之。四、本校教职学员均须参加经常的生产劳动，其时间与学习时间之比例为学习占80％，生产占20％。教职员得依具体工作情形缩减之。”
在课程设置上，分为全校公共课和各院系专修课两种，另外设补助课以适应一部分人的特殊需要。公共课为边区建设概论、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各学院课程是：(1)行政学院：全院的公共课是边区民主建设的现行政策。行政系：行政班的课程有三三制与民主集中制、乡政权工作、干部工作；警政班的课程有警政业务、社会常识；司法系课程有边区法令、判例研究、司法业务、民间调解、法学概论和现行法律研究；教育系课程有边区教育文化概况、小学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教材研究、现代中国教育思想研究；财经系课程有边区经济概况、会计审计与统计；经建班课程有边区农业、边区工业、合作问题、交通运输；财政班课程为财政业务、税务业务、银行业务和贸易业务。(2)自然科学院：全院的公共课为数学、物理、普通化学、绘图、外国语。机工系课程为力学、材料力学、工程材料学、工艺学、机械原理及原件、原动机学、建筑学、机械设计、电工学、工厂管理；化工系课程为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理论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业分析、化学工程、普通地质学、工厂管理；农业系课程有农业植物学、农业化学、土壤肥料、遗传育种学、农业病虫害学、边区农业概论、畜牧学、森林学、园艺学。(3)鲁迅文艺学院：全院公共课为文艺讲座(包括文学艺术之历史、现状、理论等问题)。戏剧艺术系课程为语言、舞蹈、发言及唱歌、乐器、民间音乐、名曲研究、排演实习、民间戏剧、名剧选读、戏剧运动现状、音乐运动现状、创作实习；美术系课程为素描、速写；中国民间美术研究、世界名画研究、美术运动现状、创作实习；文学系的课程有中国文学、应用文、文艺现状研究、世界名画选读、写作实习、新闻学、边区教育。
1945年5月24日，延大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出席了开学典礼并讲话，强调延安大学要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服务，为实际服务，不要闹教条主义。延大要在“政治上学习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的方针，要学习各种政策与方法”；“在经济上要学习如何发展工业、农业、商业和运输”。
1945年8月，江隆基任校长。日本投降后，自然科学院全部、鲁艺大部分和行政学院一部分的学生和工作人员调往东北、华北等地，延大规模缩小，取消了院系编制，将各系改为班。
1946年，李敷仁任校长，李之钦、于藻任副校长。当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全面反攻阶段时，延大成为战时革命干部的培养机关，主要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中下级干部。暂设政治、会计、教育、新闻四个班，学习时间一般是半年到一年。为了彻底打垮强大的敌人与美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培养的干部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与坚定不移的阶级立场。其教育方针是“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培养有明确阶级立场与有为人民服务热忱且有能力的革命干部”。
1947年3月，胡宗南匪兵进攻延安，延大奉命转移，先后转移到安定县、晋西北、陇东义正川、志丹、瓦窑堡等地。延安收复后，延大又返回。在此期间，全校师生参加了战斗、运粮、大生产和土改等工作，使师生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和锻炼。
1949年西安解放后，延大迁往西安，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马明方兼任校长，1958年在延安又恢复了“延安大学”。
从1941年9月创办到1949年7月迁往西安，8年里延大共培养了1万多名干部，他们分布到各条战线，为中国革命无产阶级教育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延安时期干部教育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以服务革命的总目标为方向，为实现抗战建国而奋斗，在实践过程中，克服了各种困难，改掉了各种弊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革命时期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书写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辉煌的篇章。所以说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不仅具有永恒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新世纪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②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③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79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820页。
⑦《解放日报》，1942年3月2日。
⑧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163页。
⑨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1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98页。
(12)《解放日报》，1941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