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返回开封，立即开始部署“清党”反共。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第一步，要政治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出党；第二步，出党之后，请他们当顾问；第三步，如果不愿当顾问的就资遣出境。”①6月25日，冯玉祥电示驻陕总部，命令国民党的陕西各级党部一律解散。另做组织；各民众团体，立即停止活动。6月28日，冯玉祥进一步命令：(一)不准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二)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的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遇必要时得加以严密监视；(三)在国民革命时期，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②7月7日，冯玉祥在洛阳官佐及总部人员朝会上宣布：“不经军长师长之许可一律禁止开会。”冯玉祥宣称：“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第一要注明何时入党何人作保；愿意走者发给川资，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国民革命之战线者必须宣言，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之指导，守国民党之规则，然后收容之。至于各级各处政治人员一律开缺，俟调开封训练后再行另派职务。”③
    在冯玉祥“清党”反共政策的推动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境内掀起了一片反共声浪。刘伯坚、邓小平等240多名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中共陕甘区委候补执行委员、陕西国民日报社社长刘天章等共产党员被逮捕。7月13日，冯玉祥电令驻陕独立第一师与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合并，由史可轩率领，分别开赴郑州、开封“整训”，欲伺机加以消灭。在此形势下，刚刚成立的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该部抗拒冯玉祥的命令，不开赴河南，而由史可轩率领离开西安，经渭北地区前往陕北，向受中共组织影响较深、倾向革命的石谦旅靠拢。7月14日，史可轩率部离开西安，到达临潼交口一带。7月29日，部队到达富平。为了借道北上和筹措粮草，史可轩带十余人来到美原镇，与盘踞此地的地方军阀、曾任国民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的田生春交涉。早有预谋的田生春不顾旧交之谊，将史可轩扣押杀害，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美原事件”。
    在国内一片甚嚣尘上的反共声浪中，汪精卫于7月14日晚在武汉秘密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实行“分共”。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做了有关“分共”问题的报告。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开始实行疯狂的大逮捕、大屠杀，这就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动，表明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已被国民党集团抛弃。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随着汪精卫反共面目的彻底暴露，冯玉祥也加紧了辖区内的“清党”反共步伐。7月15日，西安街头出现了以西安警备司令部名义发布的布告，宣布“严禁共产分子活动”。7月17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部宣告结束。第二天，反共的陕西省政府在西安正式成立。由于原定的省政府主席于右任托故不就其职，冯玉祥决定由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石敬亭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在此前后，西安“红城”被改名为西安新城。陕西境内的革命群众组织相继被改组或解散，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或杀害。8月4日，长期统治陕北、素有“陕北王”之称的地方军阀井岳秀公开“清党”反共，强行查封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聚集的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井岳秀公开“清党”反共后，绥德四师的师生被武装遣送回乡，进步书籍被焚烧。担任中共肤施④县委书记的延安四中校长田伯英被软禁，多数教师被迫离校回家，学生也被逼离开学校。榆林中学也开除了一批进步学生。中共绥德县委和中共肤施县委被迫解体。8月18日，共产党员刘含初被杀害。
    9月15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9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并发表宁汉合作宣言。10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重组陕西省政府，任命于右任、宋哲元、石敬亭、岳维峻、井岳秀、邓宝珊等为省政府委员，于右任为省政府主席。于右任仍未就职，由宋哲元代理。
    冯玉祥的“清党”反共，最终葬送了大革命在陕西的大好局面，使陕西和全国一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反思了对冯玉祥的错误政策。《报告》指出：“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的政策之错误，由国际⑤，中央⑥以至陕甘区委，都是对冯的估量太过。‘无条件’的对冯帮助!我们不是领导政治，而变成冯的宣传机关；在冯方工作的同志对冯不能影响，而只是做了冯的秘书主任，还说是取得冯的信仰了!”⑦这次会议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指出：“冯既反动之后，党对冯的政策还是动摇不定，以为冯的反动是一时的政策，还有转还的余地，以为冯是中国革命的支柱，不敢轻反，须得到中央的指示!冯的反动在政治上已完全表现出来了，才进一步决定准备反冯，还不敢提出坚决的政策!⑧18年之后，周恩来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总结说：“大革命末期，武汉时期，不仅依靠汪精卫，还依靠唐生智，依靠冯玉祥，结果落了空。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那时候我们党的政策，不是面向自己的力量，而是面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唐生智的军队，冯玉祥的军队。我记得最明显的是在武汉危急，‘马日事变’以后，我们党的中央还仰望所谓农民领袖、基督将军的冯玉祥”，“结果，冯玉祥在徐州和蒋介石会面，来了一个大反动，把所有的武汉的人都出卖了，于是武汉全面落空了，这就是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武装力量不依靠自己武装力量的恶果”。⑨
    ①  罗元铮主编：《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162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国民革命在陕西》(下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622—623页。
    ③  罗元铮主编：《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162页。
    ④  即延安，今延安市宝塔区。
    ⑤  指共产国际。
    ⑥  指中共中央。
    ⑦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03页。
    ⑧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19页。
    ⑨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