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北革命根据地北接陕甘边，南距陕西省省会西安仅50多公里，距当时陕西省第二大城市的三原城仅10多公里，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加之根据地所在的三原、泾阳、高陵号称关中平原的“白菜心”，是重要的粮棉产区。因之，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不能不引起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极端仇视。从渭北根据地创建开始，国民党陕西当局就调动大量正规军及民团，对这块嵌入关中腹地的红色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反复“围剿”。
1932年4月12日，三原、泾阳、高陵三县民团进剿武字区。共产党员周兴茂被杀害，中共武字区委书记马先民被捕。5月31日，三原民团团长李养民率部进剿武字区，中共武字区委委员侯守愚、王曲贤，共产党员孙太章和进步群众张树宏被捕。
10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决议》指出：“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纪念节，同时又是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纪念日”，要求“渭北各党部必须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来纪念十月革命，发起广大群众的纪念大会与示威运动。在武字区必须召集大会与示威，形成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党应立刻积极的准备这一工作”。①第二天，陕西省委又做出《关于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运动的决议》，提出：“在(陕甘)边区与原富耀游击区域，党必须公开的动员群众组织十一月七日广大群众的示威，大会通过各种议案与通电，并发动群众收秋分粮分土地的斗争。”②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中共渭北革命委员会党团于10月3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在11月6日至8日用3天时间，盛大庆祝十月革命胜利15周年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1周年。
就在渭北根据地广大群众与游击队员积极准备十月革命庆祝活动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开始向根据地进行骚扰和进犯。10月22日，驻守三原县城的国民党军队一个连向武字区南原进犯，并一度进入长坳堡。在游击队和赤卫队的合围下，前来进犯的国民党军撤回三原城。当天，驻富平庄里镇的胡景铨民团也派出八九十人，进犯武字区后区，随即被游击队击退。10月23日，驻守耀县小丘的陕西警备师第一团三营派出一连兵力，在侯家堡进行短暂扰乱后，又退回小五。
11月6日，渭北革命委员会在武字区举行十月革命节庆祝大会，与会群众达1400余人。会议通过五项通电。会后，与会群众整队前往马额，向当地民团示威。11月7日，中共渭北特委在武字区再次组织有2000多人参加的集会。会后，整队游行。习仲勋等率领武字后区游击队，全副武装走在游行队伍前列。队伍从武字区下原后，从距三原县城仅五六公里的西阳镇穿街而过，又经富平的瓦窑头、淡村等地，返回武字区。11月8日，武字区举行游艺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共散发传单7000余份。中共渭北特委汪锋和武字区的妇女干部周凤鸣、俞世庄、李桂芳等化装演出了新剧，受到了热烈欢迎。
令沉浸在庆祝十月革命节欢快气氛中的渭北根据地群众猝不及防的是，从11月9日起，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六个县的民团和三原、富平等地的驻军开始联合“围剿”武字区。国民党军以“先搜原，后搜沟，然后沟原一起搜”为口号，对武字区发动了疯狂进攻。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犯，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渭北特委书记高维翰等严令当地游击队“死守阵地击而不游”，致使游击队遭受重大损失。国民党军进占武字区后，进行了三天的大搜查。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的家乡陵前镇甘涝池村遭到洗劫，留在村内的30多名群众被抓，群众的衣箱被褥被掠夺一空。黄子文家的十余间大房被烧毁，骡马被牵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武字区先后六次遭到洗劫。高维翰等渭北特委领导人被迫分散转移。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地方游击队被冲散。在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下，渭北根据地五六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渭北根据地陷入困境。
13年后，渭北根据地的领导人习仲勋在1945年7月召开的西北党史座谈会上总结渭北根据地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派去渭北苏区工作的李杰夫、程建文等人，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看待。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发动了万余群众在三原的马路上游行示威。但在敌人‘围剿’时，则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在失败时又都束手无策，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也就逃之夭夭了。就这样在敌人的‘围剿’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渭北苏区遭到失败。”③
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受失败后，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渭北地区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踏上了更为艰苦的恢复根据地的斗争征程。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100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104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