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起家坬会议的决策
    陕北代表团于1931年7月返回陕北后，中共河北临时省委长期未与陕北特委联系。在此情况下，鉴于陕北党组织原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北特委隶属关系变更后，又与陕西省委发生横的关系这一特殊情况，陕北特委决定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1932年11月，由赵伯平、崔逢运、鲁学曾(鲁贲)组成陕北代表团，绕道山西前往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要求解决陕北党、团组织的归属问题。因中共陕西省委与陕北特委只发生横的关系，陕西省委帮助崔逢运、鲁学曾前往北平，与中共河北临时省委恢复了组织关系。陕西省委还决定调赵伯平担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1933年3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孔原到达天津，主持党在北方地区的工作。中共陕北特委和共青团陕北特委归孔原领导。同年5月下旬，崔逢运、鲁学曾、毕维周先后返回陕北，传达上级指示。
    7月23日，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特委成员马明方、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常学恭、鲁学曾，交通崔逢运，游击队代表高朗亭，绥德代表崔田夫、崔田民、唐洪澄，府谷代表贾怀智，佳县代表张达志、高长久、张岗、高禄孝，其他方面代表王国昌、赵福祥等，共20多人。
    会议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对陕北工作的指示精神。马明方代表特委做工作报告，总结了陕北特委一年来的工作，分析了陕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土地革命形势，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并决定加紧开辟安定、绥(德)清(涧)、神(木)府(谷)三个游击区域，扩大和建立红军游击队。会议通过陕北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组织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会议选举崔田夫、马明方、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张达志、崔田民、常学恭、鲁学曾、崔逢运、高长久11人为中共陕北特委委员，书记崔田夫，宣传委员马明方，组织委员毕维周，秘书长崔逢运，军委书记王兆卿，农委委员张达志。中共陕北特委决定，由鲁学曾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①，马文瑞为组织委员，崔田民为宣传委员，赵福祥为团陕北特委委员。会议还决定，毕维周去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工作，并担任一支队政治委员。
    高起家坬会议在陕北党的历史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这次会议是陕北游击战争由组织准备转向全面发动，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武装斗争的转折点。高起家坬会议后，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领导的革命武装得到迅速发展。
    高起家坬会议结束后，中共陕北特委委员王兆卿、毕维周和崔明道、高禄孝，因奸细董培义出卖，于7月31日在镇川堡②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同时，国民党军队又在米脂县城逮捕了共产党员高庆恩(高寿)、王守义(王品肖)。国民党当局把王兆卿、毕维周等人关押在米脂县政府看守所，施以酷刑。但王兆卿，毕维周等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始终没有供出中共组织和党员的名单。
    王兆卿、毕维周等被捕后，中共陕北特委和米脂县党组织曾多次想方设法组织营救。8月3日，国民党驻军以将王兆卿等六人解押绥德团部为名，将他们押至米脂城南十里铺官家湾，枪杀在无定河畔。当地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刽子手刀枪的阻拦，抢回了毕维周、崔明道、高庆恩的遗体。王兆卿、高禄孝、王守义的遗体被凶残的刽子手无情地抛入无定河中。这起事件被称为“无定河惨案”。
    无定河惨案发生后，中共陕北特委于8月中旬在佳县寨子沟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认为，王兆卿、毕维周等人虽然被敌人残酷杀害，但陕北党、团组织未受破坏，各地党、团员仍在积极活动。会议决定，为更好地贯彻高起家坬会议精神，坚定信心，搞好工作，决定派特委委员常学恭前往平津，向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工作。特委其他成员分别前往各地巡视，整顿组织，传达高起家坬会议精神。会议还决定加强保密工作，进一步改进斗争方式。
    寨子沟紧急会议以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由佳县乌龙铺镇迁往南坬村。
    1933年10月20日，中共陕北特委向中央驻北方代表报送了书面报告，汇报了无定河惨案的经过及高起家坬会议的内容。陕北特委还在报告中汇报了陕北各地党组织的状况与工作。根据这份书面报告，陕北特委下辖的党组织分别为神木区委、佳县区委、府谷区委、吴堡区委、绥德区委、清涧区委、榆林特支、横山支部、镇川支部、米脂支部、绥德西川③支部等，共有支部69个，共产党员1885名。
    (二)南坬村会议和神堂沟会议
    1933年12月11日，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派李华生在北平召开陕北问题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郭洪涛、崔逢运、鲁学曾、常学恭、李铁轮、安建平、尤香斋等人。李华生传达了北方代表孔原对陕北问题的意见，通过了开展陕北游击战争的决议，要求陕北党、团特委抓住有利形势，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分粮吃大户的斗争，进一步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会上，李华生代表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宣布，中共陕北特委到北平汇报工作的常学恭、崔逢运、鲁学曾不再返回陕北，另行分配工作；派郭洪涛、李铁轮到陕北特委工作。
    在这次座谈会之前，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奉上海临时中央局指示，于1933年11月委派谢子长为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回陕北领导军事工作。
    谢子长在1932年12月被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第二团政委杜衡排挤出红二十六军，与阎红彦一起到上海中央局“受训”。1933年夏，谢子长被派往中共北方局工作。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谢子长被派往同盟军第十八师，协助担任师长的共产党员许权中指挥部队并做党的工作。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谢子长又到平津地区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4年1月，谢子长回到陕北清涧，在杨家沟与中共陕北特委接上关系。中共陕北特委随即指派白雪山、崔正冉、王聚德护送谢子长回到家乡安定西区。
    1月底，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南坬村召开党、团特委联席会议。郭洪涛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指示。与会人员不同意北方代表关于陕北特委“右倾”、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对开展武装斗争“消极怠工”的种种指责。会议同时决定：按照高起家坬会议精神，加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发展二、三支队，新建四、五支队，开辟新的根据地；党团组织分设，自成体系；广泛建立各种群众组织。
    南坬村会议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迁往佳县王家畔和吴堡樊家圪坨一带。
    4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会议，再次抵制了中央驻北方代表所谓“陕北党犯了富农路线”等错误的指责。会议决定继续发展游击战争，在陕北创建一师红军，武装开辟村庄，使苏区连成一片；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为了贯彻神堂沟会议精神，中共陕北特委于5月初在佳县王家畔召开了游击区和游击队代表会议，检查了神堂沟会议决定的贯彻执行情况，并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新红军与苏区的决议》。决议分为“陕北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的增长”“陕北游击运动中形成的经验教训”“为创造陕北新的红军与苏维埃政府而斗争”“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四个部分。决议指出：“陕北自去年扩大会议④完成后，各地工作正由富农路线部分的转变到正确的中央路线上去。自去年在中央北方代表领导之下的陕北党团联席会议所通过陕北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以后，一般的陕北党已经和富农路线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脱离群众斗争的倾向做过极残酷的斗争，已经坚决地转变过去不正确的领导方式，坚决的执行中央路线，组织与发动和领导扩大的劳苦群众斗争，在群众中建立党的领导与威信。”⑤决议第四部分“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中指出：“完成创造陕北新的红军与苏区的光荣的历史任务，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有决定的作用。巩固与严密的组织，开展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大胆提拔工人、雇农干部到特委和县委的领导机关来。党彻底的执行布尔什维克的国际路线和中央路线。”⑥
    王家畔会议通过的《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新红军与苏区的决议》，对陕北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不可否认，这个决议的通过，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陕北特委已开始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接受了中央驻北方代表对陕北党组织的“左”的指责，并对陕北特委此后的工作产生了消极作用。
    (三)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的受挫及恢复
    1933年4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随后，红一支队在强世清、李成荣率领下南下陕甘边。5月10日，红一支队在中部上畛子一带与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会合。红一支队将所带的马匹交给红二团，红二团为红一支队补充了枪械弹药。为了加强红一支队的领导，刘志丹派杨重远担任红一支队政委，马佩勋任副支队长，调李成荣去西安工作。
    此后，红二团完成外线作战任务后，返回照金。红一支队则返回陕北。5月29日，红一支队在安定谭家硷被国民党瓦窑堡驻军张建南营包围。杨重远在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红一支队在强世清、马佩勋带领下，在安定西区、北区一带展开游击活动。到6月下旬，红一支队发展到80多人，下辖5个分队。
    同年9月21日，红一支队除留下第一分队由队长白德胜、指导员任志贞带领，就地坚持斗争外，其余70多名指战员由强世清、马佩勋带领离开安定东沟，经保安县白沙川，南下陕甘边。9月下旬，红一支队在合水县固城川与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会合。随后，红一支队参加了攻打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的战斗。10月18日，红一支队与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攻克合水县城。红一支队在补充了一批武器弹药后，奉命返回陕北。魏武调任红一支队政委。副支队长马佩勋被派往吴堡县开展工作。
    同年11月7日，红一支队回到安定。11月20日，红一支队在枣树坪战斗中失利。随后，在安定温家坡战斗中，红一支队再次失利，政委魏武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强世清受伤后，在养伤期间被叛徒出卖，于12月15日被捕。1934年3月4日，强世清在安定县城英勇就义，年仅22岁。
    强世清负伤后，由一分队队长白德胜代理红一支队支队长。不久，红一支队再次被国民党军打散，白德胜被俘，其余队员埋枪分散隐蔽。白德胜的妻子任志贞奉命前往绥德田庄做地下工作，旋因叛徒出卖被捕。1934年2月13日，白德胜、任志贞夫妇在瓦窑堡南门外英勇就义。
    1934年1月下旬，谢子长回到安定西区后，开始在国民党军队的“清剿”中恢复整顿红一支队。3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安定刘家圪崂村恢复，李盛堂任支队长，刘志清任政委，谢绍安任副支队长。红一支队恢复时，仅有20多人。在谢子长的领导下，红一支队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摧毁了地方反动保甲，消灭了一些小股民团。同年6月，红一支队与陕甘边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刘约三部联合作战，在窑子峁合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营部又一个排，给敌人以很大震动。至此，红一支队已发展到50余人枪。此时，谢绍安任支队长，贺晋年任政委。
    1934年9月18日，红一支队和红八支队在安定崖窑沟合编为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贺晋年任团长，马佩勋任政委，路文昌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新的红一支队和红八支队，红一支队支队长姬占庭，政委刘明山；红八支队支队长高志明，政委李盛堂。
    (四)陕北游击队第二、三、四、五、六支队的建立
    1933年7月召开的高起家坬会议，明确提出了扩大和建立红军游击队的任务。会后，陕北特委委员分赴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指导基层组建红军游击队。
    高起家坬会议结束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和特委委员崔田民到绥德、清涧一带，准备创建红二支队，并选调高朗事参加。当时，清涧县的共产党员王聚德和绥德县共产党崔正冉，已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后来到陕北的罗永宽手中获得了三支驳壳枪。罗永宽也由王聚德、王有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此情况下，崔田夫、崔田民、高朗亭和中共绥德南区区委负责人决定，以现有的三支驳壳枪为基础，选调优秀党员和团员，建立第二支队。游击队员的选调由绥德南区区委负责，支队的组建工作由崔田民、高朗亭负责。7月29日，崔田民、高朗亭由绥德刘家湾村联络站来到清涧县王家山村，向王聚德和罗永宽传达了陕北特委组建红二支队的决定。王聚德、罗永宽表示坚决执行特委决定。随后，由绥德南区区委选调的游击队员陆续来到了王家山。
    8月5日，崔田民代表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县王家山村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成立，支队长罗永宽，政委高朗亭，经济员王聚德。游击队员崔正冉、白光立、宜宝才、贺胜等，全支队共十余人。⑦
    红二支队成立不久，首先镇压了恶贯满盈的绥德南区区长薛运通，没收了他的财产，并出示布告历数他的罪恶。1934年1月21日，红二支队在红一支队部分指战员的配合下，袭击清涧县解家沟据点，当场处决了豪绅、地主和收款员十人，其中一人因连砍几刀而未死，故称之为“九个半”。解家沟除害获胜，大长了当地革命群众的志气。绥德和清涧边界地区也因此迅速掀起了革命斗争的高潮。
    1934年11月4日，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将红二支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二团。同时，陕北特委在清涧县小马家山组建了新二支队。
    高起家坬会议结束后，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派特委委员马文瑞前往神府地区巡视工作，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马文瑞到神府后，找到区委负责人贾怀光、乔钟灵以及马万里、王兆相等人，确定成立游击队，由王兆相任队长，并立即行动起来。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8月，在20个月的时间内，中共神木区委先后十次组织夺枪、买枪，以牺牲九人的血的代价，换来了一支长枪和三支短枪。这四支枪，成为神木地区创建正式红军的重要条件。
    1933年10月18日，神木特务队在神木尚家岊正式宣布成立，李成兰任队长，王兆相任政委，全队共七人，四支枪。11月7日，根据陕北特委的指示，神木特务队在松树峰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王兆相任支队长，马万里任政委，全队共20余人。此后，高朗亭曾接任支队长，张毅忱、贾怀光、杨文谟先后接任政委。
    红三支队成立后，在沙坡西沟、呼家庄、红交寺等地镇压土豪、收款员，声震神木、府谷、佳县。1934年9月，红三支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三团。
    1933年12月30日，中共陕北特委派张达志、马佩勋等人在吴堡县樊家圪坨村组建了吴堡抗日义勇队，队长薛俊山，政委马佩勋。1934年2月6日，薛俊山、马佩勋等率领义勇队突袭佳县木头峪民团，处决了团总张东皎。2月15日，吴堡抗日义勇队在樊家圪坨正式改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当时全队共20余人，8支枪，分为2个分队，后发展到60余人。红四支队成立后，活动于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一带。红四支队曾再次攻打佳县木头峪获胜。1934年3月21日，红四支队和红二支队夜袭清涧县店则沟李成善民团，获得胜利，缴枪10余支。
    红四支队成立后，薛俊山、郭育仁、宋平生先后任支队长，马佩勋、高长久、王国昌、崔世俊、慕生忠先后任政委。
    1935年3月，红四支队与陕北红军第五团合编，组成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三团。
    1934年4月下旬，中共绥德县委报请陕北特委批准，在绥德南区王家沟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五支队，崔正冉任支队长，政委马万里，副支队长王海山。
    红五支队成立后，配合红二支队开辟绥德、清涧和延川东区游击根据地，该支队主要活动在绥德县境内，使绥德南区成为绥德的中心苏区。红五支队人数最多时曾发展到近80人，分设3个中队。1935年3月，红五支队主力编入陕北游击队第二五纵队。其余30余名队员继续以红五支队名义开展斗争。
    1934年5月，由中共佳县县委领导的佳县特务队成立，郭立人任队长，樊文德任政委。同年6月，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佳县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六支队，支队长先后为郭立人、王世杰，政委樊文德，副支队长王士文。全队共20余人。红六支队主要活动在佳县南部和吴堡、米脂边界地区。同年冬，国民党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一个排起义，将13支步枪和1挺轻机枪交给红六支队。红六支队士气大振，部队迅速发展到近60人。
    1935年2月，红六支队与红十五支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五团。此后，中共陕北特委重新组建了六支队。
    随着红一支队的恢复和红二、三、四、五、六支队的相继建立，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各地党组织，不断扩大根据地。陕北各地党组织公开组织贫农会185个，建立赤卫队50多个，安定东区、西区及其他县共有120多个村庄成为公开的苏区。在这些地区普遍建立了妇女会、赤少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并由贫农会行使地方行政权力。陕北根据地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①  同年8月，马文瑞接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
    ②  当时属米脂县，今属榆林市榆阳区。
    ③  今属子洲县。
    ④  指高起家坬扩大会议。
    ⑤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69页。
    ⑥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74页。
    ⑦  红二支队成立之后，王聚德、白雪山先后接任支队长，崔正冉、王浩、张毅忱、马万里先后接任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