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致电中共中央，告知了发动事变的经过，并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人前来协助工作。张学良、杨虎城还分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人和各地实力派领导人，说明了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委、经过和主张，希望得到理解和响应。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国际舆论也沸沸扬扬。
    12月12日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府委员在南京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议做出决议，由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委、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并将张学良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委会直接指挥。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由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从当天起，何应钦命令空军出动飞机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而宋子文、宋美龄则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各地实力派领导人中，少数人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是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因而对张、杨不表示支持。这些实力派领导人尽管态度不一致，但他们主张消弭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得知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后，中共中央于12月1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做会议结论时指出：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①
    12月14日，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指出：西安的抗日起义，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赞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蒋介石，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②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致电南京政府诸先生，呼吁他们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希望他们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③
    12月15日清晨，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离开保安。12月17日，周恩来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从延安抵达西安。当天晚上，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了单独会谈。随后，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他同张学良会谈情况。12月18日上午，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国内各派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并陈述了个人对于解决事变的意见。
    12月18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就西安事变发表公开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当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提出具体建议：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参加。
    面对西安事变之后急速变化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局势，中国共产党迅速而正确地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各项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得到了西安事变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的认同。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即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于12月22日来到西安。蒋介石见到宋子文、宋美龄后，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
    12月23日下午，博古、叶剑英乘坐张学良提供的飞机，从延安抵达西安。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的具体分工是：周恩来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博古主持党内工作，叶剑英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的工作。
    从12月23日起，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经过两天的谈判，达成以下六项条件：“(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④
    12月24日晚和25日上午，周恩来再次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并表示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在他的授意下，张学良被扣留，并遭到军法审判。从此，张学良在所谓“严加管束”的名义下，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蒋介石还调集重兵，进逼西安，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此情况下，西安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被一部分激进的青年军官杀害，酿成了充满血腥的“二·二”事件，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力挽狂澜，制定了一系列保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果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了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在苦撑危局的杨虎城和于学忠等人的协助下，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得以巩固，内战危机被化解，从而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1937年3月上旬，东北军主力部队被调往河南、安徽、江苏一带。5月初，第十七路军建制和西安绥靖公署被撤销，仅保留第三十八军番号。杨虎城被迫辞职后，于同年6月底出国考察。1937年12月2日，在蒋介石授意下，杨虎城被从香港诱至江西南昌，从此身陷囹圄达12年之久。1949年9月7日，杨虎城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
    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21—62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2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2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