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18日
    秦邦宪
    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陆海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在5月5日的通电上这样写着。无疑的，这通电和红军回渡是一个极端重大的政治步骤，这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的政治路线及最近几个月来暴风雨般发展着的中国政治生活的环境产生起来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掠夺和榨取是愈来愈狠毒，愈来愈狰狞凶残，愈来愈肆无忌惮。吞并了东四省，沦亡了华北，肢解了内蒙，进逼着浙闽，最近更以“防共”、“协同剿共”的旗帜，企图斩绝我们民族任何生机，吞噬整个的中国，置我们民族于万劫不复的死地。汉奸卖国贼的投降出卖，愈益无耻，愈益卑鄙龌龊，愈益俯首听命。四年间断送八百余万方里的土地，让敌人的铁蹄在中国领土上任意纵横，让敌人的飞机在中国的领空上翱翔自如，为敌人的警犬，为敌人的刽子手，无所不用其极地压迫爱国运动，屠杀爱国民众。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动员他所有的兵力，枪口向着抗日的红军和不愿作亡国的民众。最近更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防共协定”，给我们的民族生命加上新的锁链桎梏，阻拦抗日红军的前路，捣乱抗日后方，残杀、逮捕、监禁、蹂躏每一个崛起的民族解放斗争。日本帝国主义的狂妄的谰言：“从赤化的危险救出东亚”，和汉奸的无耻的亡国理论：“攘外必先安内”，在今天已经汇合着，结晶着“协同剿共”的协定。“反共”已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和卖国贼汉奸投降出卖之共同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团结着沦亡中国毁灭中华民族的反革命的联合。这是发展着的政治形势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则伟大的千百万群众崛起的民族解放斗争，而在几个月来汹涌澎湃的群众民族革命争斗的怒潮中，愈益明显地表示出：“组织国内的统一战线去反对外来的侵略者”是其中心的最高的观念。“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最普遍最广大地流传，散播在这个运动之中，成为反日救亡运动的急先锋的学生示威，在他们的旗帜上、文电上、要求中，都高高地举起“停止一切内战，动员一切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的标语。每一个多少想为中国民族留一线生机的人，都莫不极力排击几年国民党官场的亡国理论：“攘外必先安内”，而尖锐地将动员全国力量抵抗外敌和它对立起来。譬如国家主义派的重镇之一——王造时先生在上海一二八纪念会上讲到四年来的教训曾指出：
    第五，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这有许多事实告诉出来，证明了内既不能安，攘外更说不到，恰恰得了相反的结果。我们现在要改变为先攘外而后安内，因为只有抗敌才能安内，才能真正统一。
    ——见《怒吼》第一期
    至于章乃器先生，则更以“沸腾的血，焚烧的气”敢冒“刀锥斧钺”之险而迸裂出下列的呼声：
    几年来在‘前方军事剿匪，后方文化剿匪’的政策之下，杀戮了多少勇敢而有余的英俊青年，毁灭了多少田园庐舍，消耗了多少枪械弹药。到了今日，外无以攘，内无以安。……显然的，‘反共’的口号，目下已成为敌人和汉奸殷汝耕辈的骗人工具，这还值得大吹大擂么?中国人目下的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大众枪口一齐向外，大家一齐联合起来抗战自卫……非立刻停止自杀的内战决不足以言民族，非立刻组织民众的力量亦决不足言民族解放，假如政府真有抗敌的决心，就应该马上停止剿匪，同时准许人民隔断火线……
    ——见《四年间的清算》
    这是中华民族最热忱为国的好男儿的呼声!应该如何地激动每一个人的心弦。然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辈仍然一意孤行，且以派更多部队入晋，更严厉命令、督促堵击和进剿，来回答这种血泪俱下的呼号。
    可是，当红军飞渡黄河，马首东向，坚决地向国防前线上猛进，以求迅速实现对日直接作战的时候，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抗日决心和意旨，为更广大的阶层，更广大的中国人民所了解的时候，于是更稳健、更徘徊与犹疑的人们，亦或明或暗，呼喊或透露出相类的语调。
    天津大公报在华北睦邻防共空气之中，红军渡河入晋时，在其社论上说：
    最近中央发言人指示，舆论界之救国途径，不外两端：一、肃清赤匪余孽；二、应具奋发沉着之精神。此两端在中央政府，吾人信其必能言行一致，然以之说服人民则未必有效。盖中央数年来集中全力剿匪之结果，外患不但未能减轻，且日益加重，足见剿匪为一事，救国为另一件事。
    这时候，这地点，这报纸，这适可而止的话，我们当然能够懂得它要“透露”的意思。不仅《大公报》，即现任南京军委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亦于3月30日的广播演讲中说：对现在抗日前进的力量不能加以抵消。谁抵消这力量，谁就帮助了敌人。甚至于在前线“剿匪”的军官有的亦确认“红军入晋，已竟不等待的、主动的执行抗日先锋队的任务”。有的则以“剿匪”有损国防力量为辞，再三吁请他调整理。
    所有这些都说明白不仅在全国人民心怀中，不仅在全国舆论界的笔尖上，而且在国民党自己的营垒内，蒋介石部下的稍有一点热血的人们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巨雷是在波荡彻响着，愈加宽广，愈加普遍。
    假如一二九开始而迷漫全国的学生运动是崛起的民族运动出现于街道，是全国民族解放斗争成熟的指标，是要求以民族的人民战线抗拒残暴的敌人的先声与发端，那么，红军在山西的行动与胜利，其最大的历史意义的收获，就在更广大的人民面前证实了红军的抗日先锋的作用，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更深固的基础上使他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和团集的中心。就在他推动了全国人民反日运动，要求动员全国力量一致抗日的运动向前开展，开始了苏维埃运动的扩张与人民反帝运动扩张之间新的辩证的联系，就在他推进与促成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客观主观条件的日益成熟。
    国内政治情势的特点，是在环绕于联共抗日或降日剿共的问题周围而进行着社会力量之新的分布，尖锐的两级化和统治阶级中内部的分化并行的飞跃着。一方面是结晶于“防共协定”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汉奸们之反革命的“剿共”(=灭亡中国)的统一战线：一方面是日益成熟的全国范围内的抗日人民统一阵线。在这尖锐的两极化的情况下，被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命令着执行“协同剿共”的部队，不论其士兵和长官益加有力与明显地显示他们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不愿以自己肉血替日本天皇创功立业，不愿残杀自己的同胞。可是，这种不满的酝酿和表示，还没有走上大暴烈，命令神圣还能维持自己的魔力。要使这种不满、“内心的痛苦”走到公开倒转枪来，要使“无期徒刑犯”敢于决心越狱，当然，还须极大的政治的工作，忍耐的说明，无情的揭露卖国贼，光荣的模范例子，和他们切身的政治经验。在这种形势下，假如红军采取和阻拦抗日前进道路的国民党军队的决战的方针，自然，胜利的把握是具备着的。但是向着可能逐步走近来的明天的朋友，今天不给他们以反省的机会，而立即给以当头一击，当然，不仅是愚笨而且是罪恶。目前需要不是肉体的歼灭，而是诚恳的说服。这样，苏维埃和红军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红军自动的撤回黄河西岸的重要的政治和军事的动作，可以帮助这些抗日有志、命令神圣的官兵们决心何去何从，推动他们走上决心抗战道路上来，使日益成熟着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实现于他最高方式的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之中。
    差不多和这个宣言同时，在山西的中央军，好几个部队都一致吁请免调入陕籍以保存国防实力，这一行动，确切地表示了苏维埃和红军这一步骤之成熟和必要。
    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健儿们，更勇敢些，更坚决些!起来，响应全国舆论一致呼号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苏维埃和红军准备着欢迎我们民族英雄和战士，一共携手前进!
    原载《博古文选·年谱》第163——16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