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党的干部理论教育工作。他在陕北的13个春秋，为党的干部理论教育工作付出了无量的心血，他的言行，给后人留下了多方面的教益。
    “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干部教育的广大教授法。在抗战爆发的新形势下，他更加重视干部的理论教育工作。由他和周恩来等发起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中强调：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干部决定一切!”这不仅在平时，而且在战时也是非常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和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号召从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毛泽东的号召下，1939年2月，中共中央特设干部教育部，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谈到干部教育问题时说：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大、边区党校、鲁迅师范等17所学校，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是18年来未曾有过的现象。由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下各类干部学校的诞生和干部理论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使一代德才兼备的新型干部迅速成长，从而大大提高了革命的战斗力，加速了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循循善诱的教员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一所著名的军政干部学校。在抗战8年间，包括12所分校，它共为革命培养了20多万干部。抗大初建时，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后又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他亲自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毛泽东经常为抗大讲课、做报告。抗大的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简称“红大”。1936年7月，中共中央由瓦窑堡移驻保安(今志丹县)时，“红大”也随中央迁到保安。保安有一座奇特的教室，就是“红大”学员自己动手，清除杂草，搬走石头，垒墙填坑，因陋就简修起来的。修好后，毛泽东讲课时对学员们诙谐地说：你们走的是石头路，坐的是石头凳，用的是石板桌，石黑板，住的是石窑洞，真是石器时代的人啊!你们这些“石器时代的人”，可学的是世界上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啊!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一书中，也风趣地说：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毛泽东就是在这座奇特的教室、罕见的“高等学府”中向学员传授革命理论的。以后抗大随中央搬到延安。毛泽东在1937年5月至7月，为抗大讲《实践论》和《矛盾论》历时3个多月。在1938年3月至1939年5月短短的14个月时间内，又为抗大做过20余次报告和题词。他在报告中引用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作比喻，生动地阐述了抗大的教育方针。他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艰苦，臭柿子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他还风趣地赞扬唐僧的那匹小白马，说它不图名，不图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毛泽东还称赞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
    对其他干部学校，毛泽东也同样重视。据记载，从1937年10月至1938年6月的8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为陕北公学作报告和题词有11次之多。他号召陕公的学员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并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成仿吾校长回忆：有一个时期，毛主席经常到陕北公学来，陕公的教员和干部见到毛泽东就说：“教员，给我们讲讲形势吧!”(毛泽东说他是教员出身，所以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教员”)。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透彻，比喻生动，妙趣横生，又能结合学员的思想认识回答问题，非常受欢迎。他讲演后，常常被学员团团围住，要求签名留念。
    安步当车  不要迎送
    毛泽东这位循循善诱的教员给干部学校做报告，经常是安步当车，不让接送。1939年秋的一天，他去马列学院做报告，从学院到毛泽东的住地杨家岭，少说也有四五公里，中间横着延水河。因马列学院当时没有交通工具，院领导就派教育处长邓力群等去接毛泽东。半路上相遇时，毛泽东抢先问：“你们4个风风火火的，要干么子去?”邓力群回答：“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毛泽东笑了笑，幽默地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我是忘不了的。”邓力群解释说：我们是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好意思。毛泽东扬起手来摇了摇说：“这样做有点不好，1个人做报告要4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他环顾一下四周后又认真地说：“哦，4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4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纳喊的，你们说好不好?”说得大家都笑了。毛泽东也忍不住笑了并一个劲地摇手说：那才不象话嘛!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就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毛泽东的一席话，深刻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使大家未走进课堂就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马列主义教育。
    放箭要对准靶
    毛泽东关于干部理论教育工作的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他强调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必须采取有的放矢的态度。“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中国共产党人所以找这根“矢”，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毛泽东认为无的放矢，理论脱离实际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他给这种人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讥笑教条主义：人总要落在一个地点，象飞机早上飞出去，晚上也得飞回来落在一个地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就是不落地，它是永远挂在空中。”
    毛泽东很重视理论研究，希望有一位得力的助手。中央党校为他推荐了一位同志，是研究苏共党史的专家，20年代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一直搞理论工作。一次，毛泽东约这位同志谈有关马列主义、联共党史等方面的问题，他却如同在党校讲课一般，不看对象，滔滔不绝，一套一套地讲得十分得意。毛泽东实在听不下去了，就问：“《联共党史》你通读过了吗?”他不明其意，回答说：“通读了三、五遍。”毛泽东说：我一遍也没有读过，只是将每章的结束语都读了。书，既要会读，更要会用。我没有通读，可是会用。你讲的这些离中国革命太远了，对目前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涉及，没有解决。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最后毛泽东不客气地说：“好了，好了，你自己去吧，我这里容不下你。”
    到“大鲁艺去”
    为了贯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干部教育原则，毛泽东强调各条战线上的干部都应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认真改造世界观。他不只一次地去桥儿沟给鲁艺的全体师生做报告，说只是在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文艺工作者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他还讲过：“《红楼梦》里有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两种歌，你们喜欢哪一种呢?我看《下里巴人》也不错，全国人民都会唱。”
    毛泽东不但号召干部、文艺工作者这样做，而且身体力行，在百忙中，抽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了解民情，利用一切机会经常与群众保持联系。他曾意味深长地说：我跟他们聊了很多东西，长进了许多知识。我知道了我们的各项政策在农村究竟实行得好不好。我跟他们学习，我是小学生。他们有些说得不对的地方，我就耐心地给他们纠正，又成了他们的先生。有些人光做先生是不行的，结果一定落在学生后面。毛泽东还谆谆教导自己的儿子毛岸英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送你去好吗?”毛岸英很爽快地答道：“好，很好!”不几天，他背着小米、菜籽和被子要去吴家枣园上“劳动大学”。临走时，毛泽东把自己打补丁的一套灰布衣服给他穿上，一再嘱咐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群众学习。毛泽东对毛岸英的要求，也是对广大知识青年的要求。毛泽东希望广大干部不但要读有字的书，而且要深入实际读无字的书。
    活到老学到老
    1937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演说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话：“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亲身感受，经验之谈。他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读书，经史子集、裨官小说无所不读。在陕北，更加发愤，勤于钻研。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报道过：“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毛泽东不仅自己发愤读书，还组织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读书，提倡党的干部都来读书。1936年9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10本，先交富春，停3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10天寄一次。”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布尔什维克化12条时还提出：我们要注重理论，高级干部要准备读书，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选三四十本。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要能读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就把我们的党大大的武装起来了。延安时期是民主革命中我们党在理论上达到成熟的时期，与毛泽东倡导并带头读书密切相关。
    毛泽东从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认识读书活动。1938年8月，他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说：你活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50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这里毛泽东把学习(认识世界)的主体，由个人推延到整个人类。客观现实运动永远不会完结，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毛泽东基于上述深刻的认识，精心读马列的书，垂老不倦。正象他所讲的：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毛泽东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他的诺言。几乎是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
    (秦益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