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黎平、猴场会议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渡过湘江后，决定转兵贵州的三次重要会议。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湘南通道，当天党中央即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酝酿向贵州前进。
    1934年12月14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猴场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为不久以后召开的遵义会议，作了必要的准备。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金(凯丰)以及红军总部、各军团负责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出席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报告和意见。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遵义会议还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两河口、俄界会议
    1935年6月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与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随左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到达包座，等左路军前来会合。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他擅自率8万红军南下，公开分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自行成立党中央。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榜罗镇会议
    1935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甘肃通渭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