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5(下).1第一节 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在北京及华北地区的活动概况
第五章 陕西商人发展的第三次浪潮——陕西商帮的兴起(下) 第一节 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在北京及华北地区的活动概况
明清时期形成的陕西商帮，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沟通中西部贸易联系为己任，运粮于塞上，输茶于湖苏，贩布于江南，鬻皮于甘宁，卖烟于南洋，植木于秦巴，在祖国的广阔天地里，纵横捭阖，长袖善舞，以“陕商”或“西商”的形象，在中国明清商业史上谱写了令人荡气回肠的雄浑乐章。明代陕西文人韩邦奇曾写诗称赞说：“浦有美人儒而商，江南塞北飞车航。本为养亲营四方，王民奕奕家用昌。”①十分准确地概括了明清陕西商帮的经营范围和经济与社会的价值取向。
陕西人在北京的活动由来已久，陕西作为历史上的京兆皇都和中国科举考试的发祥地，有着重视文化教育的历史积淀，督农仆耕作，课子弟读书，是陕西人的传统家风。因此，在明清时期举办的274场会试中，陕西关中是县县有人，场场赴选，并产生了像明代的王恕、清代的王杰等钦点状元，出现过弘治年间华州东思庄“三子登科”、万历年间王庭诗“兄弟同榜”的科场佳话。所以，明清时期大量陕西士人赴京求取功名，而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陕西商人作为一支重要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跨州越县，到各地做生意，特别是在北京做皮货、水烟、药材的陕西商人不少。乾隆时期北京的关中会馆《重修会馆碑记》记载，“秦晋口富商大贾，无不崇祀关壮缪者，亦谋利而不忘……自有明以来……久矣。”②日本人服部宇之吉在光绪年间写的《北京志》中也指出，京师商人中“最有势力且商机敏捷者为山西、山东、直隶商人，三江、陕西、福建、广东次之”③，而且直隶京畿地区也有不少陕西商人在活动，顺天府宝坻县“邑之列肆开典者，大率来自他省，惟山右为多，本邑殊少大商”④。在华北著名的药市祁州和正定，陕西商人是西口药材的主要经营者，“主要来货是当归、枸杞、羚羊、麝香、鹿茸、大黄等。帮会首是永隆全药店经理李炳双”⑤。
河北的张家口也是陕西商人云集之地。“张家口肆廛填集，百货如云，盖货行于所无利市可以三倍，故负贩出口，岁计不下万家，商旅所经道成繁会也”⑥。这里“万家商旅”中有不少是陕西客商。出张家口而入内蒙，前套后套更是陕西商人的广阔天地。东胜县的元太祖庙“每年阴历三月十二日为开会之期，凡伊马两盟暨绥、山陕等之商货并云集于此，均在墓前交易，最为繁盛”⑦。后套开发较早，陕西商人亦是捷足先登。嘉庆年间，陕西府谷商人甄玉、魏羊在后套缠金地方开设“永盛兴”“锦永合”两商号，达拉特旗贝子永咙多尔济曾向两号借银五万两，因无力偿还，遂于1825年奏准将该地开放，抵补欠债⑧，使两号成为后套最有影响力的陕商字号。后套永济渠有个张家地方，就是以一家榆林人开的油坊而得名。这家人于道光年间“率属而来，筚缕胼胝，以启此土，富厚闻远近”⑨。进入近代后，前套开始开发，陕西商人更是第一批开发商。陕西商人郑万福与另一同乡在前套南部经营碱湖与农垦，为前套之冠，“两人乃天生异才，抱定振兴实业之宏愿，独出心裁，立志坚决，开边荒辟富源。谋天下之大利，建万世之基础，率克排除艰险，至同治光绪之间为尤盛……二人者皆*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赤手无凭，逃荒塞外，佣为牧工，传至卑役至贱，而竟为人所不能为”⑩。
河南为中原入陕孔道，因此是陕西和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动区域，明清以来的河南商业基本上掌握在山陕两帮手中。河南各地市场“水陆之冲，商贾辐辏，而山陕之人为多”(11)。山陕商人的足迹遍布了豫中、豫南和豫北的各个角落，在明清之际的中原大地上刮起过一场商品经济的“西北风”。在河南睢阳“布帛盐差诸利，率皆秦晋徽苏之侨寓兹邑者，辐辏于市”(12)。在涉县“西人善贾……苏杭关东之货无所不至”(13)。在孟县，由于所产的孟布很驰名，“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车马辐辏，廛市填咽”(14)。在孟津，“秦陇巨商中岁作贩”(15)。在豫北的正阳，“山陕两省，商贩极多”(16)。在南阳，“西安和西北几省以及四川地方的客商有的长期在南阳、镇平、唐河县扎庄大量收购土棉布”(17)。因此唐河“秦晋之民，聚居贸易”(18)，舞阳“坐地贸易如花、布、煤、粮各行户……全系西商”(19)。嵩县“商贾多山陕河北之民”(20)。在豫中的许昌“秦晋京津各地之富商大贾，辇金而来，捆载而去”(21)。在颖州“县境内大布庄亦有二三十家，以陕帮为最多”(22)。由于山陕商人在河南经贸活动的顺利展开，几乎掌握了河南商品贸易的主动权，使当地人民惊呼说“银钱全被他们赚去了，地土全被他们买去了”(23)。就连西峡的市场也是因陕西商人的到来才开集设市，“河南内乡西峡口，原不开集，半川因陕西等处来往买卖贩粜的众多商家，深感艰于贸易，在居民李谦吾等陈告下，于成化甲辰每月二七日开集”(24)。
山东是明清陕西商人经运河入江南贸易的必经之地，因之山东商贸的不少份额纵于陕西和山西商人之手。明代正德年间就有陕西商人赴山东贩盐的记录。陕西商人王禄“精于商贾推算之事，其父就带他去山东相帮种盐，见他能行事，后来其父不出去了，将银一千两，托他自往山东做盐商去。王禄到了山东，得利甚多”(25)。
在鲁西地区，黄宗羲《明文海》卷四百零三朱安侃《甄义士传》记载了嘉靖年间陕西商人甄义士在临清经商的事迹。《苑洛集》卷四韩邦奇《冯翊眭公墓志铭》说，成化年间，陕西冯翊县眭敖曾携子在临清经商。明代大量的江南纺织品沿运河北上，运抵临清，山陕和辽东商人收购后运至北方出售。因此“临清之行的生意都是西京三边上的商人凑来总收”(26)。清代，在临清的市场上，来自河南、山陕的“西丝”随处可见。山陕商人还把山西所产铁器运至临清，然后转运到附近州县及河北地区(27)。明清时期，大批山陕商人来临清购买茶叶，“或更舟而北，或舍舟而陆，总以输运西边。”(28)宣统《聊城县志》载，嘉道年间，运河畅通，聊城商业十分繁荣，“殷商大贾，晋人为多”。这里有山西商人建立的“太汾公所”，还有山陕商人联合建立的山陕会馆。据现存于聊城山陕会馆的碑刻记载，当时山陕人在聊城经商的就有2000余人，开设的店铺不下三四百家。茌平县盐业在清代由山西刘姓商人垄断，清末山西商人郑仲明、刘维楫所用的引票占了全县引票的三分之一(29)。光绪《馆陶县乡土志》卷八《商务》说：城西南有山西会馆，“凡盐、当以及铁货、布庄、杂行、钱店各生意”，皆归他们控制。县城西南30里有南馆陶镇，也有山西会馆，乃“西商所建”。民国《冠县志》卷二《商务》说，冠县城中的商人，“外来者占十分之八，山西人多钱善贾，占大多数”。嘉靖《高唐州志》卷三《地理志》说高唐市场上多有山陕铁器。道东《东阿县志》卷二《街衢》说县城中有山西会馆，“为山西商人捐修”。
鲁西南地区，光绪《曹县乡土志·商务》说，嘉庆年间曹县的商业十分繁荣，城区及乡村，“皆有山西商人开设典当、钱店，均生意茂盛，一切贸易，颇资其利”。道光《冠城县志》卷五《赋役志》说，县城东门内的“元和当铺”，乃嘉庆十一年山西王姓商人所开设。另外菏泽县也有许多山西商人开设的钱铺和当铺。济宁是运河沿岸最繁华的商业城市之一，来这里经商的山陕商人很多，他们与河南商人一起建立了“三省会馆”(30)。山西票号兴起后，在济宁设有分号。制陶是峄县传统的手工业，到了清代业陶者多山西人，他们“转毂数百，行销四方，皆得厚谊”。在峄县经营食盐、典当的商人，也“多山右人”(31)。直至晚清，晋商在峄县的活动仍很活跃，比如盐业，“自道光以来，领运者多山右巨商”(32)。
鲁中地区，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十七《临财》记有山西商人在历城经商之事，清代济南城中陕西商帮实力强大，占据着济南商业的优势(33)，主要经营铁器、粮行和票号业，他们与山西商人共同建立了山陕会馆(34)。道光以后，山西金融商人势力进一步发展，济南城中的山西票号达九家之多。外地人在泰安经商者以晋人为多，他们曾一度垄断泰安的盐业和典当业，他们在这里修建了关帝庙，又称“山西会馆”或“盐当会馆”，会馆中现存的乾隆五十九年碑刻中列盐商字号30家(35)。光绪《宁阳县乡土志·事业》说，乾隆年间，本县监生宁世乾曾“以财货贷晋商”，可见晋人亦有在宁阳经商者。另外益都县城关曾建有山西商人会馆；沂水县“岁出山蚕、山绸无算，西客皆来贩”(36)。
①韩邦奇：《苑洛集》卷五，第43页。
②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③张双林：《北京的商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④洪肇宫修：《宝坻县志》卷七，《风物》。
⑤刘华圃：《祁州庙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199页。
⑥锡珍：《奉使喀而喀纪程》，第2页。
⑦廖兆骏：《绥远志略》第七章。
⑧张植华：《清代河套地区农业及农田水利概况》，《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⑨纯谷：《塞北纪行》载《地学杂志》，第6—8期。
⑩汪尧：《西北地理》，第259页。
(11)光绪《南阳县志》卷二。
(12)《睢阳县志》卷十，《风俗》。
(13)嘉庆《涉县志》卷一，《疆域》。
(14)乾隆《孟县县志》卷四，《物产》。
(15)嘉庆《孟津县志》卷四。
(16)《正阳县志·实业志》。
(17)罗余三：《南阳民间土棉布》，《南阳文史资料》，第5辑，第113—114页。
(18)乾隆《唐河县志》卷一。
(19)道光《舞阳县志》卷六，《风土》。
(20)《许昌县志》卷八。
(21)《许昌县志》卷八。
(22)道光《舞阳县志》卷六，《风土》。
(23)乾隆《孟县县志》卷四，《物产》。
(24)成化《内乡县志》卷二。
(25)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26)清紫阳道人：《续金瓶梅》，顺治十七年刻本，第189页。
(27)嘉靖《高唐州志》，《地理志》；《河间府志》，《风俗》。
(28)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市廛》。
(29)民国《茌平县志》，《实业》。
(30)张自义：《运河与济宁》，《济宁日报》2001年8月26日。
(31)光绪《峄县志》，《物产》。
(32)光绪《峄县志》，《杂税》。
(33)庄维民：《近代山东的商人组织》，《东岳论丛》1986年第2期。
(34)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199页。
(35)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36)吴树声：《沂水桑麻话》。
明清时期形成的陕西商帮，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沟通中西部贸易联系为己任，运粮于塞上，输茶于湖苏，贩布于江南，鬻皮于甘宁，卖烟于南洋，植木于秦巴，在祖国的广阔天地里，纵横捭阖，长袖善舞，以“陕商”或“西商”的形象，在中国明清商业史上谱写了令人荡气回肠的雄浑乐章。明代陕西文人韩邦奇曾写诗称赞说：“浦有美人儒而商，江南塞北飞车航。本为养亲营四方，王民奕奕家用昌。”①十分准确地概括了明清陕西商帮的经营范围和经济与社会的价值取向。
陕西人在北京的活动由来已久，陕西作为历史上的京兆皇都和中国科举考试的发祥地，有着重视文化教育的历史积淀，督农仆耕作，课子弟读书，是陕西人的传统家风。因此，在明清时期举办的274场会试中，陕西关中是县县有人，场场赴选，并产生了像明代的王恕、清代的王杰等钦点状元，出现过弘治年间华州东思庄“三子登科”、万历年间王庭诗“兄弟同榜”的科场佳话。所以，明清时期大量陕西士人赴京求取功名，而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陕西商人作为一支重要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跨州越县，到各地做生意，特别是在北京做皮货、水烟、药材的陕西商人不少。乾隆时期北京的关中会馆《重修会馆碑记》记载，“秦晋口富商大贾，无不崇祀关壮缪者，亦谋利而不忘……自有明以来……久矣。”②日本人服部宇之吉在光绪年间写的《北京志》中也指出，京师商人中“最有势力且商机敏捷者为山西、山东、直隶商人，三江、陕西、福建、广东次之”③，而且直隶京畿地区也有不少陕西商人在活动，顺天府宝坻县“邑之列肆开典者，大率来自他省，惟山右为多，本邑殊少大商”④。在华北著名的药市祁州和正定，陕西商人是西口药材的主要经营者，“主要来货是当归、枸杞、羚羊、麝香、鹿茸、大黄等。帮会首是永隆全药店经理李炳双”⑤。
河北的张家口也是陕西商人云集之地。“张家口肆廛填集，百货如云，盖货行于所无利市可以三倍，故负贩出口，岁计不下万家，商旅所经道成繁会也”⑥。这里“万家商旅”中有不少是陕西客商。出张家口而入内蒙，前套后套更是陕西商人的广阔天地。东胜县的元太祖庙“每年阴历三月十二日为开会之期，凡伊马两盟暨绥、山陕等之商货并云集于此，均在墓前交易，最为繁盛”⑦。后套开发较早，陕西商人亦是捷足先登。嘉庆年间，陕西府谷商人甄玉、魏羊在后套缠金地方开设“永盛兴”“锦永合”两商号，达拉特旗贝子永咙多尔济曾向两号借银五万两，因无力偿还，遂于1825年奏准将该地开放，抵补欠债⑧，使两号成为后套最有影响力的陕商字号。后套永济渠有个张家地方，就是以一家榆林人开的油坊而得名。这家人于道光年间“率属而来，筚缕胼胝，以启此土，富厚闻远近”⑨。进入近代后，前套开始开发，陕西商人更是第一批开发商。陕西商人郑万福与另一同乡在前套南部经营碱湖与农垦，为前套之冠，“两人乃天生异才，抱定振兴实业之宏愿，独出心裁，立志坚决，开边荒辟富源。谋天下之大利，建万世之基础，率克排除艰险，至同治光绪之间为尤盛……二人者皆*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赤手无凭，逃荒塞外，佣为牧工，传至卑役至贱，而竟为人所不能为”⑩。
河南为中原入陕孔道，因此是陕西和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动区域，明清以来的河南商业基本上掌握在山陕两帮手中。河南各地市场“水陆之冲，商贾辐辏，而山陕之人为多”(11)。山陕商人的足迹遍布了豫中、豫南和豫北的各个角落，在明清之际的中原大地上刮起过一场商品经济的“西北风”。在河南睢阳“布帛盐差诸利，率皆秦晋徽苏之侨寓兹邑者，辐辏于市”(12)。在涉县“西人善贾……苏杭关东之货无所不至”(13)。在孟县，由于所产的孟布很驰名，“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车马辐辏，廛市填咽”(14)。在孟津，“秦陇巨商中岁作贩”(15)。在豫北的正阳，“山陕两省，商贩极多”(16)。在南阳，“西安和西北几省以及四川地方的客商有的长期在南阳、镇平、唐河县扎庄大量收购土棉布”(17)。因此唐河“秦晋之民，聚居贸易”(18)，舞阳“坐地贸易如花、布、煤、粮各行户……全系西商”(19)。嵩县“商贾多山陕河北之民”(20)。在豫中的许昌“秦晋京津各地之富商大贾，辇金而来，捆载而去”(21)。在颖州“县境内大布庄亦有二三十家，以陕帮为最多”(22)。由于山陕商人在河南经贸活动的顺利展开，几乎掌握了河南商品贸易的主动权，使当地人民惊呼说“银钱全被他们赚去了，地土全被他们买去了”(23)。就连西峡的市场也是因陕西商人的到来才开集设市，“河南内乡西峡口，原不开集，半川因陕西等处来往买卖贩粜的众多商家，深感艰于贸易，在居民李谦吾等陈告下，于成化甲辰每月二七日开集”(24)。
山东是明清陕西商人经运河入江南贸易的必经之地，因之山东商贸的不少份额纵于陕西和山西商人之手。明代正德年间就有陕西商人赴山东贩盐的记录。陕西商人王禄“精于商贾推算之事，其父就带他去山东相帮种盐，见他能行事，后来其父不出去了，将银一千两，托他自往山东做盐商去。王禄到了山东，得利甚多”(25)。
在鲁西地区，黄宗羲《明文海》卷四百零三朱安侃《甄义士传》记载了嘉靖年间陕西商人甄义士在临清经商的事迹。《苑洛集》卷四韩邦奇《冯翊眭公墓志铭》说，成化年间，陕西冯翊县眭敖曾携子在临清经商。明代大量的江南纺织品沿运河北上，运抵临清，山陕和辽东商人收购后运至北方出售。因此“临清之行的生意都是西京三边上的商人凑来总收”(26)。清代，在临清的市场上，来自河南、山陕的“西丝”随处可见。山陕商人还把山西所产铁器运至临清，然后转运到附近州县及河北地区(27)。明清时期，大批山陕商人来临清购买茶叶，“或更舟而北，或舍舟而陆，总以输运西边。”(28)宣统《聊城县志》载，嘉道年间，运河畅通，聊城商业十分繁荣，“殷商大贾，晋人为多”。这里有山西商人建立的“太汾公所”，还有山陕商人联合建立的山陕会馆。据现存于聊城山陕会馆的碑刻记载，当时山陕人在聊城经商的就有2000余人，开设的店铺不下三四百家。茌平县盐业在清代由山西刘姓商人垄断，清末山西商人郑仲明、刘维楫所用的引票占了全县引票的三分之一(29)。光绪《馆陶县乡土志》卷八《商务》说：城西南有山西会馆，“凡盐、当以及铁货、布庄、杂行、钱店各生意”，皆归他们控制。县城西南30里有南馆陶镇，也有山西会馆，乃“西商所建”。民国《冠县志》卷二《商务》说，冠县城中的商人，“外来者占十分之八，山西人多钱善贾，占大多数”。嘉靖《高唐州志》卷三《地理志》说高唐市场上多有山陕铁器。道东《东阿县志》卷二《街衢》说县城中有山西会馆，“为山西商人捐修”。
鲁西南地区，光绪《曹县乡土志·商务》说，嘉庆年间曹县的商业十分繁荣，城区及乡村，“皆有山西商人开设典当、钱店，均生意茂盛，一切贸易，颇资其利”。道光《冠城县志》卷五《赋役志》说，县城东门内的“元和当铺”，乃嘉庆十一年山西王姓商人所开设。另外菏泽县也有许多山西商人开设的钱铺和当铺。济宁是运河沿岸最繁华的商业城市之一，来这里经商的山陕商人很多，他们与河南商人一起建立了“三省会馆”(30)。山西票号兴起后，在济宁设有分号。制陶是峄县传统的手工业，到了清代业陶者多山西人，他们“转毂数百，行销四方，皆得厚谊”。在峄县经营食盐、典当的商人，也“多山右人”(31)。直至晚清，晋商在峄县的活动仍很活跃，比如盐业，“自道光以来，领运者多山右巨商”(32)。
鲁中地区，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十七《临财》记有山西商人在历城经商之事，清代济南城中陕西商帮实力强大，占据着济南商业的优势(33)，主要经营铁器、粮行和票号业，他们与山西商人共同建立了山陕会馆(34)。道光以后，山西金融商人势力进一步发展，济南城中的山西票号达九家之多。外地人在泰安经商者以晋人为多，他们曾一度垄断泰安的盐业和典当业，他们在这里修建了关帝庙，又称“山西会馆”或“盐当会馆”，会馆中现存的乾隆五十九年碑刻中列盐商字号30家(35)。光绪《宁阳县乡土志·事业》说，乾隆年间，本县监生宁世乾曾“以财货贷晋商”，可见晋人亦有在宁阳经商者。另外益都县城关曾建有山西商人会馆；沂水县“岁出山蚕、山绸无算，西客皆来贩”(36)。
①韩邦奇：《苑洛集》卷五，第43页。
②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③张双林：《北京的商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④洪肇宫修：《宝坻县志》卷七，《风物》。
⑤刘华圃：《祁州庙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199页。
⑥锡珍：《奉使喀而喀纪程》，第2页。
⑦廖兆骏：《绥远志略》第七章。
⑧张植华：《清代河套地区农业及农田水利概况》，《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⑨纯谷：《塞北纪行》载《地学杂志》，第6—8期。
⑩汪尧：《西北地理》，第259页。
(11)光绪《南阳县志》卷二。
(12)《睢阳县志》卷十，《风俗》。
(13)嘉庆《涉县志》卷一，《疆域》。
(14)乾隆《孟县县志》卷四，《物产》。
(15)嘉庆《孟津县志》卷四。
(16)《正阳县志·实业志》。
(17)罗余三：《南阳民间土棉布》，《南阳文史资料》，第5辑，第113—114页。
(18)乾隆《唐河县志》卷一。
(19)道光《舞阳县志》卷六，《风土》。
(20)《许昌县志》卷八。
(21)《许昌县志》卷八。
(22)道光《舞阳县志》卷六，《风土》。
(23)乾隆《孟县县志》卷四，《物产》。
(24)成化《内乡县志》卷二。
(25)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26)清紫阳道人：《续金瓶梅》，顺治十七年刻本，第189页。
(27)嘉靖《高唐州志》，《地理志》；《河间府志》，《风俗》。
(28)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市廛》。
(29)民国《茌平县志》，《实业》。
(30)张自义：《运河与济宁》，《济宁日报》2001年8月26日。
(31)光绪《峄县志》，《物产》。
(32)光绪《峄县志》，《杂税》。
(33)庄维民：《近代山东的商人组织》，《东岳论丛》1986年第2期。
(34)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199页。
(35)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36)吴树声：《沂水桑麻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