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近代陕西商帮的衰落及发展余波 第三节 民国时期陕西商人的发展余波
　　陕甘回民起义后，尽管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和农民战争、清军掳掠的三方打击下，辉煌500余载的陕西商帮过早衰落，在整体上已不能成帮，为后人留下了许多遗憾，但进入民国时期后，随着陕西经济的恢复和缓慢发展，特别是戊戌变法、慈禧新政、辛亥革命的一系列变更，工商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使工商业资产阶级得以参加国民政府的政权建设，这些都推动了陕西商业和陕西商人的发展，使陕西商人在民国时期仍有一个不小的发展余波，并对陕西今日商贸格局的形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民国时期陕西商人的发展余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在陕西本土，西安作为陕西和西北地区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在明清时期，陕西的农村经济和城市政治的二元化社会结构十分明显。泾阳、三原由于交通便利，商业发达，长期以来是陕西和西北地区的商贸总汇和金融中心，每年经西北各地流向泾、三原的“标银”就高达2000万—3000万两，当时就有“宁要三原，不要西安”的传统说法。而西安仅仅是作为会城的政治中心，尚未对全陕经济发生深刻的影响。明清时期的西安商业格局仍然呈现出以官府为核心展开，满足官府需要的依附形态。由于西大街是官府所在地，清时的陕甘总署衙门设在北院门，陕甘回民起义后随左宗棠迁往兰州，北院门成为陕西藩台办公之地，而南院门则长期是陕西布政使司的政府办公之地，而作为陕西考院的“贡院”又设在西大街早慈巷一带，为满足官府和文人学子的需要，西安商业以西大街为中心展开，著名商店、字号多设在南院门，盐店在盐店街，粟行在桥梓口，京广杂货铁器在广济街，文具纸张在正学街，竹木家具在竹笆市和东西木头市。西大街成为西安商业最繁华的地段和商务中心。
　　但1935年以后，随着陇海铁路延展到西安和宝鸡，改变了整个陕西的经济格局，确立了西安作为全陕和西北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为了维持其统治，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日本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在江南和华北地区节节败退，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加快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而西北地区经济开发，西安自然为首选之地。同时，为确保国家经济实力，江南的大量工厂大举西迁，这都迫切需要解决运输问题，从而使国民政府重视西北的铁路建设，使陇海铁路从郑州延展到西安，而后又延展到宝鸡，并加快了西北地区的公路建设。
　　陇海铁路的西延，改变了整个陕西的经济格局。首先铁路是更加快捷、便利和低廉的交通工具，并不受高山河流的阻隔。铁路延展到西安，从根本上改变了陕西长期以来依托渭河水系和丹江水系运送货物的格局，泾阳、三原因在渭河北岸而不受渭水暴涨干扰的便利条件丢失。加之陇海线从西安又延展到虢镇和宝鸡，西向兰州、宁青取道天水路近费省，从泾原到平凉入兰州的陆运优势亦不明显；西安又是省会，各地政府之间的财税划拨，资金往来更有优势，遂使西安取代三原、泾阳成为全陕经济中心，大型商店和钱业、银行纷纷向西安汇聚，并随之形成沿陇海线西安向咸阳、虢镇、宝鸡等新兴城市辐射的新格局。
　　其次，陇海线亦改变了西安的商业格局。由于西安火车站在西安东部尚德门一带，从而带动了西安商业向东大街、解放路一带的转移。加之清政府倒台后，满清贵族居住的皇城改作省政府的办公地，民族工商业的独立性也随着辛亥革命成功而进一步增强，原先那种工商依附官府的格局被打破，一些新式商业和金融业开始汇聚东大街，使东大街取代西大街成为西安新的商业中心，使西安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全陕政治经济中心。
　　其三，陇海铁路的西延又促成新式商业因内迁而向西安荟萃，使东大街名店栉比，形成许多闻名陕西乃至全国的著名字号，成为这一时期陕西商人发展余波的主要代表。它们主要有：
　　西安饭庄 是最能代表“陕菜正宗”的著名饭店。西安饭庄创建于1928年，创始人为当时西安义亭饭店的伙计冯克昌。冯克昌当时30岁，正值年富力强，又有14年从事饮食业服务的丰富经验，练就了市场经营的本领。他见到振华围城后，西安恢复了往日的繁荣，一些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不满足于市场上小吃小菜，需要有一个代表西安饮食水平的有名饭店，遂在名流封至模、冯公涛等13人的资助下，以650个现大洋，开始了创业活动。
　　在创办饭店过程中，冯克昌不落俗套，大胆创新。实行了三大不同凡响的创业步骤。一是饭店选择创新，他独具慧眼，将饭店店址选择在原钟楼下民政厅对门的古长安张家楼饭店的旧址上。张家楼饭店为唐代长安富商王元宝所创，这里当时是长安西市的中心，距离唐长安官府集中地御史台很近，是达官宴会，招待宾客的好去处，又以主营名吃“金钱发菜”而誉满三秦。西安饭庄建在张家楼饭店的旧址上，借幡扬帆，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又是时代创新。因为社会路口上通陕西政府所在地的南院门，下接陕西全陕财源财政厅，可谓左右逢源，发财旺地。二是经营品种创新。“老店人人开，人人各不同”，冯克昌眼光高远，决心创陕西最好的饭店，以质量求生存，以名吃谋发展，便不惜高薪聘请秦菜名厨曹秉钧、靳宣敏来店掌勺，共同创造富有三秦特色的名点名菜，如红肉煮馍、三鲜煮馍、小笼蒸饺等。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创制出以鲜、咸、酸辣、甜、嫩、脆、酥见长的陕菜大系，逐渐形成“十大名菜”，即鸡米海参、金钱发菜、葫芦鸡、口蘑桃仁氽双脆、煨鱿鱼丝、温拌腰丝、三皮丝、枸杞炖银耳、莲菜饼、奶汤锅子鱼等，使西安饭庄名声鹊起，成为秦菜正宗，取得了“集三秦美馔之精，留万众口福之香”的市场优势地位。三是经营方式创新。冯克昌在指导西安饭庄经营上，求真务实，从西安的市场实际出发，既坚持创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的“精品战略”，使西安饭庄成为秦菜正宗之首，满足官府富户迎送之需，欢庆之宴，同时又对满足一般民众需求的“大路菜”如红肉煮馍、水盆大肉等也是精益求精，使饭庄在一般民众心头树立便民形象。这种精简结合、贵贱相交的营销策略，使西安饭庄化解市场风险，在西安民众中树立了很好的形象，成为西安城中最有名和最兴旺的饭店。
　　这一套正确的创业策划，使西安饭庄名声鹊起，兴旺发达，成为三秦餐饮业的代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代表团来西安进行调解，周恩来、叶剑英等曾在西安饭庄宴请以张、杨为首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爱国将领，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1938年以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来陕，周恩来又在西安饭庄设宴，为他们洗尘欢迎。成功的经营使西安饭店利润不断增加，到1947年冯克昌退还股金，实行独资经营，并将饭店正式更名为“西安饭庄”，到1951年已发展成为年收入达四万元新币的大型饭店(110)。
　　德懋恭食品店 为西安有名的百年老店，据传开业于清同治初年(约1871)，店主姓李，系咸阳籍进士李岳瑞先生的族侄，小李最初在西安“东福盛”酱醋店当学徒，经常去西安李进士家干些杂活，深得进士夫人的喜爱。一日年三十，小李向李夫人拜年，愁眉不展，李夫人再三追问，方知其店主嫉贤妒能，见小李聪明，怕抢他的饭碗，遂将李开除。李夫人见小李诚实可靠，有经商才能，就拿出自己的私房银两，交给小李作本钱，在西大街广济街口路南租赁了几间门面房，开了个酱货杂品店，以经营酱货为主，兼营糕点和小食品生意。
　　多年从商的经验，使小李对西安市场有深入了解，他深知在强手林立的市场竞争中要争胜发展，就必须形成自己富有特色的产品。于是对流传于渭南下邳镇一带的“水晶饼”发生浓厚兴趣，他见陕西人好客讲礼，接人待客，走亲访友以礼品为敬，是上好的馈赠佳品，遂以发展“水晶饼”为主业，他多方收集各地糕点制作配方，钻研烘烤技术，又以口味纯正和经营灵活而在西安稍有名气。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形成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他请李进士题写店名。李进士以小李为人作题，给店铺定名为“德懋恭”，选用“予懋乃德”的诗经名句，寓意注重商业信用，谦恭待人，勤奋好学，企盼事业兴盛发达。小李便请李进士泼墨题字“德懋恭”，将其悬挂在店首，从此“逢人驻足看，齐声皆言好”，一个以主营“水晶饼”的食店开始在西安食品市场名声鹊起。
　　店主小李深知“好店须好货，不语自成蹊”，便鼎力研制富有自身特色的产品，逐渐形成“四不用”的独特生产工艺，即水晶饼生产非精白面粉不用，非过罗白糖不用，非当日新鲜猪板油不用，非纯净玫瑰花瓣不用。并坚持自制“糖渍玫瑰”和自制“糖渍猪板油”，使他们生产的“水晶饼”以小巧别致、皮酥馅足、滋润适口，油而不腻，糖重渗甜，玫瑰清香而深得西安民众喜爱。有人写诗概括他们生产的水晶饼是：
　　金底银帮鼓鼓腔，
　　红色印章盖中央。
　　皮酥层次多分明，
　　辅料均匀味悠长。
　　馅子密实无空隙，
　　形似水晶明又亮。
　　油多吃时不觉腻，
　　糖重愈感渗甜香。
　　这套精湛的制作技艺，使“德懋恭”生产的水晶饼成为秦食佳品，位列“秦式糕点”之首。为了扩大影响，店主又将当年陕西名相寇准为水晶饼题写的短诗“公有水晶木，又有水晶心，能辨奸和忠，清白不染尘”，悬挂在店堂，以显示产品文化的源远流长。特别是光绪末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避难到西安时，曾在广济街口闻香停辇，品尝了“老童家”的“腊羊肉”和“德懋恭”的“水晶饼”后，赞不绝口，遂将此两种食品钦点为“贡品”，按期向大内供奉，更使德懋恭身价百倍，闻名遐迩，成为陕西名店的代表(111)。
　　义茂春樊记腊汁肉店 为西安名特小吃名店，创建于1904年，百年老字号，创始人为樊炳仁。樊炳仁原籍陕西蓝田县，此处是有名的厨师之乡。他早年在县城开一个油坊，儿子樊凤祥在北京从厨学艺。后油坊倒闭，1884年樊全家迁到西安卢进士巷，开始在西安沿街叫卖腊汁肉。腊汁肉在陕西有悠长的历史，春秋有“蒸豚”，秦末有“豚肩”，唐代有“彘膣”，以腊肉为原料的美味在陕西层出不穷。但樊家经营腊汁肉却与一段传说有关。相传唐时长安有一位姓樊的官员，曾救济过一个逃荒的年轻人，后来这位年轻人经营腊汁肉致富，在樊某寿日上用上好棺木盛装500斤腊汁肉相赠。数年后，樊某得罪朝廷被削职为民，家产一空，无以为生，忽然想起那口棺材，打开时香气四溢，仍为美食，他便用来卖钱，维持生活。
　　也许是这历史巧合，使樊炳仁动了经营腊汁肉的念头。但与别人不同的是，樊炳仁做生意善动脑筋，勇于创新，他在经营腊汁肉的同时，将西安流传很多，颇受西安人欢迎的“白吉馍”与腊汁肉结合在一起，用号称“两张皮”的白吉馍夹腊汁肉，使“肉夹馍”既有馍的纯香，又有肉的营养，两佳合一，可谓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便当或快餐食品。肉夹馍将西安人喜爱的馍与肉相结合，满足秦人食量大讲求耐饥的饮食需要。又适合陕西人生活简约，吃食讲究简便的人性特点，很快在西安创出名气。樊炳春见市场看好，挑担叫卖的方式已不能满足需要，遂将北京学艺的儿子召回，父子二人将卢进士巷一家蒸馍铺租下来，起名“义茂春”，1904年挂牌营业，专营白吉馍夹腊汁肉。
　　有了自己正式的店面后，樊家父子锐意经营，不断创新。当时西安流传的馍夹肉都是冷馍夹凉肉，油腻伤胃。樊家父子另辟蹊径，他们从南山买来上好木炭，用传统的三扇鏊，将饼馍烤烙成熟，再夹进上好的腊汁肉，使肉汁为馍吸沾，化去油腻，又皮软肉香，入口纯香，一下子提升了馍夹肉的产品质量。父子二人共同努力，樊炳仁淘肉下料，樊凤祥掌刀夹肉，一日销肉四五十斤，并形成自己产品“火功到家、久贮不腐、红润鲜亮，软烂醇香、疲不留渣、肥不腻口”的独特风味，使樊记肉夹馍在西安名声斐然，路人皆知。樊家乘机扩大再生产，先是挤垮了当年较有名的土根儿腊汁肉，又兼并了南院门十五号的张百林馍铺，生意蒸蒸日上。樊炳仁去世后，儿子樊凤样子承父业，开设“樊凤祥腊汁肉铺”，直到解放(112)。
　　藻露堂中药店 创于明代熹宗天启二年，距今360余年，是西安最古老的中药店之一。创始人宋林元，湖北荆县人，为走方郎中，中年流落西安，在五味什字开诊所，悬壶诊病，在有积蓄后，在诊所基础上开设中药店，定名“藻露堂”，以出售妇科名药“培坤丸”而著称于世。
　　进入清代后，藻露堂由于地处繁华闹市，培坤丸驰名遐迩，慕名购药者络绎不绝，生意日渐兴隆，遂扩大店面，增加人员，并请户县殿试榜眼张玉德题写店名牌匾，成为西安最大的国药店。到民国二十二年，资本额积累以二万银元，店员17—18人，日销售额200多银元。由于藻露堂生产的“培坤丸”炮制规范，制作精细，药力纯正，赢得了民众赞誉，在西北地区有口皆碑。就连秦腔艺人阎振俗在《白先生看病》的折子戏中也唱道“人丹宝丹无极丹，藻露堂的培坤丸”。藻露堂除了培坤丸外，还销售其他中成药100多种，其中名贵品种有参桂鹿茸丸、参节奏固本丸，主要销往湖南济阳一带，年销售量约4000斤左右。藻露堂成为西安最大的药店，当时的经理宋赞臣，被推为西安药业公会董事，成了西安国药业举足轻重的人物。
　　300多年来，藻露堂逐步形成了一套传统的经营特点：
　　一是讲求药品质量。制售成药，以“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天理良心观，为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选用上等原料，严格按照规定的工艺制作，不随意减味减量。经营汤剂饮片要把好三关：首先是进货关，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伪劣品种一律拒进；其次装斗关，该堂设有专门的切药工和炮炙工，各种药材在装斗之前，都要按照规定规格，分别切成薄片、厚片、圆片、斜片、方片、条片、直片等。该挑拣、筛簸、淘洗、浸润炮炙煅炒、蒸晒都要遵古法炮制，不粗制滥造，不用渣末变质品；第三是把好调剂关。学徒不满三年不能上柜台抓药。调剂好每服药，都要经过专人核对，以防差错。顾客或医嘱要求多味单包另号的，均按要求办理。还向“京帮”学习，每个品种附有印好的说明，以利患者知晓药性和进行监督。
　　二是讲求商业信誉。藻露堂在经营上不仅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注重药品质理取信于顾客，而且在商业交往中，也经常讲求信誉。藻露堂的货源，绝大部分来自东关各药材行(栈)，他们在购销来往中，每月结账一次，藻露堂从不失信。因此，药材行栈都愿与藻露堂来往，一有好货，上门请购。药材行栈与藻露堂建立了密切关系。
　　三是实行优惠，多中求利。培坤丸是藻露堂得以立足的根本，也是赖以发展的源泉。为了扩大销售而实行每购十斤赠送一斤以优待。这样不仅争得了更多的患者前来购买，而且招来了许多城乡药店批购代销。此外，藻露堂在柜台中，无论是汤剂或成药，遇有顾客钱不够时，也让把药带走服用，方便时送来，从不记账，以此宽惠而吸引众多的顾客。
　　四是设法扩大广告宣传，招引顾客。每年从农历正月十五开始，到二月初二，庆祝药王盛会，藻露堂借此机会举行多样的春节活动。白天宴请宾客，车水马龙，嘉宾盈门。夜间张灯结彩，燃放焰火，盛况空前，途为之塞。特别要提及彩灯，有汉桃梅纱灯、明水磨石灯，不胜枚举。均为楠木框架，其种类之多，绘画之精妙，在古都灯史上享有盛名。灯会邀请西安火烧壁村的焰火、花架盒子灯，五彩缤纷，耀人眼帘。世居西安看过藻露堂宫灯、焰火的老人，至今仍津津乐道。该店灯节还举办清唱自乐班，秦腔名艺人堂会。早已亡故的秦腔名家陈雨侬、马平民、耿善民、苏哲民、李正敏及唱汉调二簧的山鸣岐、赵安之等临场献艺。余音绕梁，巷空途塞。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不仅藻露堂的名声得到广泛传播，而辛劳终年的店员学徒也得借以同乐。藻露堂东家还借每年南五台、西五台佛教盛会，在山上施舍粥食、药物、救济贫民和医治疾病。此种善举对提高企业的知名度收效显著(113)。
　　2.陕西商人流寓各地，除四川外，其他各省的力量，由于没有受到陕甘回民起义的重创，其商贸事业仍然在发展之中。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在流寓地的商贸事业没有中断，如甘肃兰州，而且进入民国后，药材、布匹、茶叶、服务业仍然掌握在陕西人手中，特别是在药材业中陕西商人还占据着绝对优势。解放前兰州中药业中有字号48家，其中河北、兰州本地商帮仅四户，其余44户均为陕西商人所办。可详细列于下表。
　　西宁的商业也依然掌握在山陕商人手中。民初山陕商人掌握着青海商贸总额的50％以上，并且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一些回族兄弟流落在当地，从事西宁与草原之间的中介贸易，西宁一带“刁郎子”就是由他们担任。而且当时西宁镇守使是陕西人马骐，西宁的陕西商人为与洋行对抗，坐上马骐的官轿到各地去收购羊毛，西宁的山陕商人还以山陕会馆为依托，到甘肃督军处打官司，取得了胜诉，捍卫了民族利益。其他如山东济南山陕商人在当时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据着优势；湖南长沙的皮货、药材、烟草陕西商人的势力还很强劲，特别是烟草业，陕西烟商曾一段时间在上海还发展到鼎盛时期。清末民初陕西烟帮在上海南通、苏州设立的销烟分庄多达18家，其中上海9家、南通5家、苏州4家(114)，比较著名的分庄堂号有一林丰、义聚隆、祥盛永、德记、协和记、福生德、天生德、正兴泰、德泰益、德发涌、德生瑞等。在这些销烟分庄中，尤以集中在上海的丰盛兴分庄一林丰，丰盛源的分庄协和成，德隆全的分庄德隆彩，祥盛永的分庄永生瑞，义源厚的分庄义德厚业务最为兴隆，执烟业在江南的牛耳，被称为上海“五大烟行”，地址设在上海新开河一带。此外陕西烟商还在镇江、常州、无锡、嘉兴、松江设有门市商，坐庄待沽，使业务很快发展到鼎盛时期。如渭南孝义赵家在兰州设立的烟庄“丰盛兴”，在泾阳有分号，在上海分庄叫“一林丰”，在南通、苏州、石港、平湖设有支号，在汉口、天津、包头、洛阳、太原、成都、重庆、潼关、泗水、安化、宝鸡设有临时驻庄，这种层次分明，密如蛛网般的销售网络，使“一林丰”与另一烟庄“协和成”的销售量由原来2000多担，增加到3000—4000担，最高时多达5000担，资本亦由原先的30万—40万两银子增加到100多万两银子，成为兰州和陕西有名的“百万富翁”(115)。其东家赵某因财丰钱广曾在上海遭绑架，被勒索现银40多万元，成为当时上海影响很大的事件之一。
　　这同时也表现在清末民初陕西商人在各地还掀起过一场不小的重建山陕会馆的浪潮，前面所列光绪年间各地的山陕会馆，基本上都是在原址上进行的重建和翻新活动。其中著名者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咸丰年间被捻军毁焚大半，大殿廊房悬鉴楼俱化为灰烬。从光绪八年起，山陕商人捐资重建会馆，历时10多年，到光绪十八年始成，各山陕商号共捐银87930两，说明山陕商人在当地力量还很兴盛。到民国十年又有一次新修会馆活动，尽管此时山陕商人在社旗已是“码头中衰，后继无人”，但各商号依然捐银32858两，说明山陕商人在当地还有一定影响(116)。开封的山陕会馆，由于光绪年间旅汴甘肃商人的加入，而易名山陕甘会馆，光绪二十八年又在大殿后增建春秋楼一座，会馆建设一直没有停止。汉口的山陕会馆“创始于康熙癸亥，被毁于咸丰甲寅，复兴于同治庚午，工讫于光绪乙末”，其重建活动主要集中在光绪年间，仅光绪七年(1881)春秋楼重建开工，各汉口山陕商号就一次捐银249066两，也说明那时山陕商人在武汉三镇的力量仍在发展之中。(117)
　　(110)戈军：《秦菜正宗的西安饭店》，《碑林文史资料》，第6辑，第63页。
　　(111)政协莲湖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秦式糕点”名家——德懋恭》，《莲湖文史资料》，第3辑，第113—117页。
　　(112)何金铭：《百姓食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113)《中华百年老药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72—474页。
　　(114)杜景瑜：《兰州水烟业》，第11页。
　　(115)杨重崎：《兰州经济史》，第202页。
　　(116)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页。
　　(117)《汉口山陕会馆志》，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