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2.3魏晋、北朝时期的长安商业
第二章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长安商业的衰落 第三节 魏晋、北朝时期的长安商业
东汉末年，经过三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太康元年(280年)，西晋统一全国。西晋的统一仅仅维持了二十多年，便再度陷入更大的分裂和战乱之中。西晋灭亡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周边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了不少小朝廷，这就是五胡十六国时代。南方则由东晋王朝统治。后来鲜卑族建立的北魏逐渐统一了北方，社会经济趋于稳定。北魏王朝后又分裂为西魏和东魏，最后这两个政权又分别被北周和北齐所取代。589年，取代北周的隋朝消灭了南方的陈朝，中国历史终于走向大统一、大发展的隋唐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长安商业在这一时期的演变也是如此。在这三个半世纪分裂动乱时期，长安先后做过西晋惠帝和愍帝、前赵(319—329)、前秦(351—383)、后秦(384—417)、西魏(535—556)、北周(557—581)等政权的国都，从而使其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重要城市和政治、军事中心。也许正因为如此，长安成了各个政权争夺的焦点、社会动荡的核心城市，以及各派政治势力厮杀和决斗的战场。这一切都使得长安商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遭到战乱破坏，时断时续，前进的脚步艰难曲折。总的说来，在漫长的三个多世纪里，长安商业时而恢复，时而破坏，有时发展，有时则出现倒退，经历了一个恢复、发展、破坏，再到恢复、发展的艰难曲折的演变过程。
一、曹魏、西晋时期的长安商业
经过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及数千年的军阀混战，长安和关中经济遭到空前剧烈的破坏，“自此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①。当时物价飞涨，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陷于停滞状态，商业极其萧条。建安十六年(211年)，占据关中的马超被曹操赶跑。几年后，曹操统一了北方地区。黄初元年(220年)，曹操之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魏，定都洛阳。不久，刘备、孙权也相继称帝，建立蜀、吴政权，三国鼎立自此开始。
曹魏统治时，战乱比以前大为减少，社会经济逐渐恢复。曹操在北方广大地区实行屯田以恢复农业生产，当时长安就设有典农官。社会秩序稍见安定后，流民纷纷回归故里，从事生产。汉献帝建安初年，“关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及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无以自业”。卫觊认为，食盐专卖有利可图，遂建议曹操恢复昔日的旧制，实行食盐专卖，“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归者以供给之。勤耕积栗，以丰殖关中，远者闻之，必多竞还”。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遣谒者仆射监盐官，移司隶校尉居弘农”。结果，寓居他乡的流民纷纷回到家乡，“关中丰实”②。流民重返故里，有利于关中经济的恢复。曹魏还在关中兴修了若干水利设施。例如青龙元年(233年)开成国渠，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至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筑临晋陂，引汧(今汧河)、洛(今北洛河)，溉舄(xì)卤之地三千余顷，国以充实焉”③。魏文帝黄初年间(220—226)，颜斐任京兆尹，命百姓闲月上山砍木材做车，“其无牛者令养猪，投贵卖以买牛。始者皆以为烦，一二年中编户皆有车牛，于田役省赡，京兆遂以丰沃”④，关中地区的经济明显恢复，长安地区猪、牛等牲畜交易逐渐活跃起来。
随着社会逐渐安定，在农业、手工业有所恢复的基础上，长安的商业也比东汉末期有了起色。曹魏时，邺(今河南临漳)和洛阳商业最为繁盛，长安则与邺、洛阳、许昌、谯并列为五都之一，说明曹魏时长安商业已恢复到相当程度。当时，市场和住宅区(里)仍然分开设置，商品交易仍然按种类分区陈列，仍旧沿用汉代的旧制。两汉时，驻军之地往往设有“军市”，曹魏时也如此。长安在曹魏时经常驻有重军以对付蜀汉。曹魏明帝时，司马懿就曾在长安设置“军市”，由军市侯负责管理，以贸易所得供军中之需。不过“军中吏士多侵侮县民”。京兆太守颜斐便向司马懿告发这一情况，“军市侯”为此被司马懿杖责一百⑤，可见当时统治者对市场交易秩序尚能注意保护。在市场中，交易的经纪人仍然称为“侩”，如马侩、牛侩、市侩等，他们的社会地位似乎很低。长安市中曾有一个市侩，名叫刘仲始，“一为市吏所辱，乃感激，蹋其尺折之，遂行学问，经明行修，流名海内”⑥。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比士人低得多。
曹魏政权在商业政策上有一个不同于东汉的地方，就是对一些主要商品恢复专卖制。如前所述，曹操时，关中就已实行食盐专卖，它对增加财源、安抚流民都有积极作用。后来铁器、酒，甚至胡粉、木材等货物的买卖都由政府控制。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各地纷纷征收关税，漫无章法，税率很高。曹丕继位为魏王后，下令说：“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御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⑦这个命令将以前的关税合法化、制度化，不过将税率定为10％，比过去有所减轻，这有利于商业发展。曹魏后期，商税则不断增多，甚至连卖牛肉也要征税，即所谓“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⑧。在各种杂税重压下，商品交换势必是每况愈下了。
货币流通状况可以反映出一个时期商品流通的活跃程度。东汉末，董卓铸小钱，造成物价狂涨，“谷一斛至数十万”，钱货不行，原有的货币制度被破坏殆尽，社会上常常用实物交易。曹操任丞相后，废除董卓的小钱，仍使用五铢钱。然而当时五铢钱的铸造停废已久，被毁者又多；货币流通量本来就不多，加之曹操“又更无所增益”，新货币增加很少，所以形成了谷价跌落不止的局面。在物价狂跌声中，不久又废止了五铢钱。曹丕称帝后，于黄初二年(221年)三月初恢复使用五铢钱。到了十月，又因为谷贵而废除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⑨。谷帛作为交易媒介显然多有不便，难以适应日益恢复的商品交换的需求，其弊病很快就显现出来。几年后，“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在此情况下，大臣司马芝等人建议恢复五铢钱流通，魏明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太初元年(227年)，“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⑩。实际上，当时货币流通中仍维持着钱、物并用的局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代才有所改变。曹魏时的货币流通状况表明商业已比从前有所恢复，但恢复程度仍很有限，因为这时实物经济的色彩比东汉时更浓了。东汉时期，以绢帛、谷物作为交易手段的现象就已出现，曹魏时这一现象更趋严重(南方的蜀、吴也大体如此)。当时，绢以匹计，谷物则以斗斛计，尤其是绢帛的“匹”更广泛地被用作交易和计算社会财富的数量单位，说明实物经济的地位有所上升，货币经济地位显著下降。
曹魏时，长安为军事重镇，故曹魏政权一直比较重视经营关中和长安，从而使长安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在此基础上，商品交换也逐渐活跃起来，但商业的恢复则是有限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长安在董卓之乱中所受破坏特别严重，短期内难以完全恢复。直到西晋时，长安城仍破败不堪，十分萧条。晋惠帝元康二年(292年)，长安县令潘岳在《西征赋》中描述了长安的萧条衰败景象。他说：长安“街里萧条，邑居败逸，营宇、寺署、肆廛、管库，蕞芮于城隅者百不处一。所谓尚冠、修成、黄棘、宣明、建阳、昌阴、北焕、南平，皆夷漫涤荡，亡其处而有其名”。可知当时长安的商业市场及官署集于城内一角，不及汉代的百分之一。街道仅知其名，而实际上已难寻其踪迹，一片荒凉景象。其次，长安和关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仍然十分脆弱。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关中经济已经衰退，使人民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供交换。其三，金属货币流通量减少，不利于商品流通。由于受战乱影响，人们往往重实物而轻货币。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政府也仅仅重视农业生产，而对商业和商品流通重视不够，赋税制度的改变就是明证。曹魏时，赋税多征实物，很少征收货币，这与汉代有很大区别。这样一来，农民不必出卖农产品，农民与市场、商人、货币的关系大为减弱，商品交换的范围和规模也必然明显萎缩。另外，由于农民的贫困化，其购买力大为减弱，于是便尽可能不依赖于市场。在这种大环境下，长安商业当然难以迅速发展。
景元四年(263年)，曹魏消灭蜀汉政权。两年后，司马炎废掉魏帝曹奂，自立为帝，史称晋武帝，定都于洛阳，史称西晋。太康元年(280年)，西晋又灭孙吴。自董卓之乱开始，经过九十年的分裂混战，至此中国又重新统一。
西晋统一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市场逐渐活跃起来，商业也有所发展。晋武帝下诏说：“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末作不可禁也。”为此，他专门下令告诫地方官员要“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11)，说明当时富商大贾仍然很活跃，弃农经商的中小商人也不少，所以晋武帝专门告诫地方官禁止这些小商贩。不过，西晋时长安商业的发展还是很有限的。
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有所发展，这些都是促进商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但阻碍长安商业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也不少。首先，西晋统一为时太短，真正太平的时间仅十余年，长安便陷入“八王之乱”的战火之中。西晋定都洛阳，对长安的经营用力很少，而且长安还远未从汉末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从潘岳《西征赋》可以看出，长安仍很萧条，至少商业市场的面积已大为缩小。其次，西晋时门阀士族拥有很大的政治经济特权，经营着不少规模庞大的田庄。这些田庄往往是农、林、牧、副、渔诸业俱全，自给自足的能力很强。士族田庄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限制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这是阻碍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三，东汉以来，长安多次遭到战乱破坏，具有较高生产技术的城市手工业者，或死于战火，或流散于他乡。有幸活下来的手工业者，则成为官营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不能自由地生产商品，不能在市场上自由营业，也不能自由地被人雇用。西晋时，官营手工业阵地扩展，私营手工业比重却有所缩小，这在相当程度上缩小了商品生产的范围(12)。另外，西晋时赋税的实物化趋势更趋明显，货币流通也未比曹魏时有多少改善。上述这些因素决定了长安商业不可能得到太大的发展。
从另一方面看，当时商贾的社会地位很低，法令规定市侩要戴上头巾，头巾上写明姓名和所卖物品名称，并且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13)，对商人故意加以丑化。然而大地主、大官僚经商现象却有增无减，从而使正当的私营商人日益受到排挤。例如曾任长安县令的潘岳就经营了一个不小的田庄，种植了梨、柿、枣、李、梅、桃、杏、石榴、葡萄等果树，以及葱、韭、蒜、芋、堇等蔬菜。他在《闲居赋序》中承认自己“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14)。他既卖各种蔬菜，也卖鲜鱼、羊酪等，经营的商品还真不少。不仅官僚地主热衷于经商，就连皇太子也在宫中设立市场，学做商人(15)。这只能说明，官僚地主对商业利润的争夺比以前更加厉害。
正当长安商业缓慢恢复时，“八王之乱”的战火又一次燃烧到关中，长安商业又一次陷入了历史的低谷。晋惠帝时，为了争权夺利，晋室八个诸侯王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厮杀，这场大混战从291年一直持续到306年，达十六年之久，史称“八王之乱”。镇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成为挑动事变的中心人物之一，战火也就由洛阳烧到了长安。304年，晋惠帝被俘至邺(今河南安阳北)，洛阳空虚，司马颙部将张方乘机进据洛阳。后来，张方以武力逼迫元气大伤的成都王和晋惠帝一起到长安。从此司马颙大权独揽，坐镇长安，挟惠帝以号令天下。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又起兵西进，攻打司马颙。经过一年激战，司马越军队攻入长安，司马颙逃入太白山，晋惠帝又被劫回洛阳。随后司马越毒死惠帝，另立司马炽为帝，是为怀帝。司马越独掌晋朝大权，“八王之乱”至此方告结束。
司马氏同室操戈，骨肉相残，不仅为晋室自掘坟墓，而且使得长安、洛阳等地惨遭破坏。东海王司马越攻克长安后，他的部将祁弘等“所部鲜卑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16)。至于因战乱流离失所者，恐怕数量更大。经过这场浩劫，关中一片残破，满目荒凉。长安被烧杀抢掠后更加衰败，从而使正处于恢复发展中的长安商业再受摧残，这无疑使长安商业又一次遭受到严重挫折。
“八王之乱”后，西晋王朝迅速走向末日。史称：“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17)政治腐败与自然灾害交相作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各族人民纷纷起兵反抗西晋的统治。
魏晋时，西北各少数民族人民纷纷向内地迁徙，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旧史称为“五胡”。当时长安和关中人口中的少数民族所占比重很大。早在“八王之乱”中，匈奴贵族刘渊就乘机起兵反晋，建立汉国。永嘉五年(311年)，刘渊攻克洛阳，杀王公百官及士庶三万余人，俘获晋怀帝。同年八月，刘聪之子刘粲攻下长安，“长安遗人四千余家奔汉中”(18)。这次战乱中，长安又遭兵火破坏，百姓流散他乡者不少。次年九月，前雍州刺史贾疋在关中人民支持下又赶走了刘粲，收复长安城。后来他们又迎司马业为帝，改元建兴，史称晋愍帝。
晋愍帝以长安为都，并在此建宗庙社稷，但对城市建设根本无力顾及，所能做的仅仅是掩埋遗骸而已。建兴四年(316年)八月，刘曜率军攻打长安，内外联系完全断绝，将士多死。到了十月，天气寒冷，“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太仓有麴数十饼，麴允屑为粥以供帝，至是复尽”。十一月，晋愍帝在山穷水尽之际出城投降，西晋至此灭亡。这时长安的衰败更甚于以前任何时候，《晋书》卷五《孝愍帝纪》总结说：“属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阙，远馈不继。”宏大的长安城居然人口不到百户，公私仅有四辆车，简直连一个村镇的经济力量也不如，其衰败可谓到了极点，整个关中地区也是一派残破景象。当时关中诸郡“百姓饥馑，白骨蔽野，百无一存”(19)。在这种极端残破的情况下，商品交换和商业必然也极其衰败。
二、十六国时期长安商业的剧烈波动
西晋灭亡后，北方地区各族割据势力先后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史称“十六国”。十六国时期，整个北方地区战乱频仍，兵连祸结，百姓或死于锋镝，或流亡于他乡，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出现倒退。长安在这一时期曾先后做过前赵、前秦、后秦等政权的国都，这对长安商业的恢复是一个有利条件，而且这些政权对长安和关中的经济建设也做过不少努力。在社会安定、经济恢复时期，长安的商业交换也有显著恢复。不过这一时期的长安商业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恢复始终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
十六国时期第一个在长安建都的是匈奴人刘曜。刘曜是匈奴首领刘渊的族子。西晋末，刘渊起兵反晋，建立汉国。刘曜为其屡建战功，曾率兵攻克洛阳和长安，被提拔为相国，率兵镇守长安。刘渊死后，刘聪杀兄自立。汉昌元年(318年)，刘聪荒淫而死，其子刘粲继位，荒淫残暴更甚于其父。后来外戚靳准发动政变，杀掉刘粲及刘氏全族。刘曜从长安起兵讨伐靳准，于途中称帝。光初二年(319年)，刘曜改国号为赵，定都长安，史称前赵。
前赵建国后，刘曜在关中的统治并不稳固。光初三年(320年)，关中巴氐人起兵反抗，羌、羯等族也群起响应，人数达三十多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20)。刘曜用了很大力气才把这些反抗镇压下去。接着他又降服了南安(今甘肃陇西)的杨韬、仇池(今甘肃成县)的杨难当和陇右的陈安。在这些战争中，刘曜不断把人口迁到关中和长安。据统计，先后被迁往长安及其附近的氐、羌、汉等各族人民就达三十多万人(21)。长安及其附近人口显著增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商业的恢复无疑是有帮助的。
刘曜很重视教育，在长乐宫东设立太学，在未央宫西设小学，“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择著名儒士教授儒学。为了恢复经济，他下令禁止杀牛，限制饮酒，禁止奢侈(22)。说明前赵时长安的社会经济秩序已较平稳，商业必然有一定程度的恢复。遗憾的是，这种恢复未能保持多久就被打断。
光初十一年(328年)底，刘曜率大军与后赵石勒大战于洛阳，结果兵败被俘，不久被杀。刘曜之子刘熙等闻讯弃长安奔上邽(今甘肃天水)。次年，后赵将领石生不战而得长安。随后，后赵又把关中大族九千余人迁往襄国(今河北邢台)。前赵仅存在十年便亡国了。
前赵亡国后，长安处于后赵统治之下。后赵石勒在位时，尚能注意劝课农桑，减轻租调，使社会经济有所转机，商品流通也有了一点起色。石虎在位时，还曾修过未央宫。东晋咸康六年(340年)，石虎命令石苞代镇长安，“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城长安未央宫”(23)，可见这次修建的规模还不小。但石虎是个极端残暴的统治者，他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大兴土木，致使“百姓失业，十室而七”(24)。由于当时“众役繁兴，军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贵，金一斤直米二升，百姓嗷然无生赖矣”(25)。349年，梁犊又率卫兵在关中起义，并攻克长安。石虎死后，诸子争位，厮杀不已。永宁二年(351年)，后赵亡国。在这兵荒马乱、百姓失业的情况下，长安的商业自然很萧条。
后赵灭亡后，前秦占据了关中地区，且以长安为国都。前秦统治时，长安和关中地区社会逐渐安定，经济明显好转，从而使长安商业经历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阶段。
皇始元年(351年)，氐族人苻健自称天王，定都长安，国号秦，史称前秦。苻健的父亲苻洪是临渭(今甘肃秦安)的氐族豪强，他曾接受过前赵、后赵的封号。石虎死后，他已拥兵十余万，自称三秦王。苻洪死后，苻健继位，率军从河南西进关中，赶走了占据长安城的京兆豪强杜洪。苻健在长安即位后，设置百官，修缮宗庙社稷，减轻百姓赋税，发展生产，优待士族，尊崇儒学，各方面都有一些起色。关中社会经济秩序逐渐安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还开放了与南方的关市贸易。苻健的弟弟苻雄在丰阳县(今陕西山阳)设置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26)。说明前秦统治者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商业的作用。苻健死后，儿子苻生即位。不久，苻健的侄子苻坚在汉、氐大臣支持下，杀掉残暴的苻生，苻坚做了大秦天王。
苻坚即位后，励精图治，任用汉族士人王猛为相，治理秦国。在政治上，他能够虚心纳谏，任人唯贤，对王猛的任用就是最好的说明。王猛年少时贫贱，“鬻畚为业，尝货畚于洛阳”(27)。王猛虽系小商贩出身，却有着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为此苻坚对他大加重用，“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在王猛辅佐下，苻坚坚决打击不法豪强势力，整顿吏治，“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28)。苻坚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派遣官吏劝课农桑，赈恤穷困，改进农业耕作技术，将西汉时实行的区种法重新在关中推广。区种法是一种适合于干旱地区的先进耕作技术，随着这一先进技术的推广，关中的农业获得了较好收成，关中的水利工程也得到了修复。自魏晋以来，由于战乱破坏，关中地区在战国秦汉时所修建的水利灌溉网已被严重破坏，难以发挥效用，农业生产深受影响。为此，苻坚着力兴修水利，征发“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29)。水利设施的修复无疑有助于发展农业。由于前秦推行了许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关中地区残破的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空虚的仓库里又装满了粮食，颠沛流离的百姓有了较为安定的生活，即所谓“田畴修辟，仓库充实，盗贼屏息”(30)。出现了“关陇晏清，百姓丰乐”(31)的兴旺景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前秦终于在370年消灭了前燕，夺取东晋的梁州(今陕西汉中)、益州(今四川成都)，并于376年吞并前凉，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
前秦时，还多次从各地向关中和长安移民以充实关中，最多的一次竟达10万户，若按每户5口计，则有50万人之多(32)。关中农业的发展及人口的迅速增加，有利于长安商业的发展。苻坚即位不久就宣布“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33)。秦汉以来，山林川泽常常是皇帝的私有财产，禁止私人樵采渔猎，前秦弛山泽之禁，显然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也有利于商品交换的活跃，因为山林川泽中的众多产品大多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商品。苻坚允许私人开发山泽产品，必然能够增加市场上的商品供应，促进商业的活跃。
前秦对长安城的建设也多所致力，各个宫殿的修建自不必说，城中居民住宅区和市场也都整饰一新。城内街道宽阔平坦，街道两旁栽种了杨树和槐树。苻生在位时还曾征发三辅百姓修建了渭桥(34)。经过前秦努力经营，长安的社会经济逐渐趋于繁荣，人民心情舒畅，于是百姓歌唱说：“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35)长安与外地的交通道路也大为改观，《晋书·苻坚载记》说，“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交通道路改善后，往来于长安和各地之间的商人明显比以前增多。长安与各地的商品交流也更加顺畅。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当时长安人口众多，社会安定，文化教育逐渐兴盛，经济迅速发展，交通发达，城市繁荣，这一切都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交通道路的改善及北方地区的统一，极大地便利了商人往来。当时西域和中亚各族各国的商人也纷纷来到长安经商，为此前秦政府专门在长安平朔门设置了“来宾馆”“以怀远人”(36)。苻坚在位时，东北的肃慎、西域的鄯善王、车师前部王、康居、于阗，南亚的印度、西亚的大宛以及海东诸国，共有六十二个国家和国王遣使臣到长安贡献方物(37)。在此情况下，四方商贾云集长安和关中，据说那时“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38)，说明长安的少数民族商人和域外商人不少。这种盛况在魏晋南北朝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随着商业的恢复和发展，长安中聚积了不少家累千金的富商大贾。这些富商大贾财力雄厚，政治上也相当活跃，与达官贵人过从甚密。例如长安商人赵掇、丁妃、邹瓮等人，“皆家累千金，车服之盛，似则王侯，(苻)坚之诸公，竞引之为国二卿”，足见商人势力之活跃。这种情况可能较为普遍，以至于引起一些官员不满。黄门侍郎程宪就曾向苻坚告状说：“赵掇等皆商贩丑竖，市郭小人，车马衣服僭同王者，官齐君子，为藩国列卿，伤风败俗，有尘圣化，宜肃明典法，使清浊显分。”于是苻坚把荐举赵掇等为国卿的人降低了爵位，并且为此专门下了一道诏令，规定：“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39)这一政策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也有抑制奢侈之风的含意。商人的活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长安商业的兴盛。
当前秦全盛之际，苻坚决心消灭南方的东晋政权，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太元八年(383年)，符坚从长安启程，率秦军大举伐晋，“旗鼓相望，前后千里”，颇为雄壮。不料在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苻坚狼狈逃回长安。原来在苻坚控制下的各族上层分子纷纷独立，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在以后半个世纪里，北方地区再度陷入分裂和混乱之中。
前秦的败亡，使长安商业的发展势头又一次被打断。苻坚从淮南败归长安后，鲜卑贵族慕容垂等起兵反叛，羌族人姚苌也叛于渭北。燕兴元年(384年)，慕容冲率兵攻长安，不久攻占了阿房城(今陕西西安三桥镇南)，并在此称帝，史称西燕(后定都山西长子)。长安久被围困，粮食奇缺，“时长安大饥，人相食，诸将归而吐肉以饴妻子”(40)。385年，苻坚率数百骑从长安逃奔五将山(今陕西岐山县境)，留太子苻宏守长安。不久苻宏也从长安逃出，辗转投奔东晋。慕容冲攻入长安后，“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这次战乱对长安和关中破坏极大，史称慕容冲“毒暴关中，人皆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41)，一派衰败凄凉景象。长安的繁华又一次无情地被毁灭了，商业又陷入了衰败状态。
前秦败亡后，羌人建立的后秦政权又崛起于关中，后秦仍定都长安。后秦统治时，长安的经济有所恢复，商业又有一段短暂的兴复。
后秦是羌族豪帅姚苌建立的。苻坚兵败淝水后，姚苌率兵叛走渭北，于384年自称万年秦王，攻占北地(今陕西耀县)、新平(今陕西彬县)等地，控制羌胡十余万户。后来他遣兵在五将山围杀了苻坚，又在新平大破西燕慕容冲五万人马，迫使慕容冲退出长安。不久，姚苌击败乘虚入据长安的卢水胡郝卢，占据了长安城。太元十一年(386年)，姚苌在长安称帝，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姚苌在位时，修德政，重节俭，重用人才，在长安兴建太学，使前秦末年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变。姚苌于建初八年(393年)病死，其子姚兴即位。
在十六国时期的许多君主中，姚兴是较有才能的。他曾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措施，使后秦迅速强大起来。姚兴为政较为宽明，能够知人纳谏，注重法律，甚至“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若州郡县所不能决者，谳之廷尉。(姚)兴常临谘议堂听断疑狱，于时号无冤滞”(42)。他也很重视儒学和佛教，在长安汇集了许多著名儒学家，如天水人姜龛、东平人淳于歧、冯翊人郭高等。他们在长安教授儒学，各有门徒数百人，“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从而使长安儒风大盛。他还邀请佛教大师鸠摩罗什到长安，翻译了大量佛经。当时从各地来长安的和尚达五千多人，“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43)，从而使长安成为佛教重镇。姚兴还注意缓和社会矛盾，曾下令“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消灭苻登后，又下令“散其部众，归复农业”。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所以后秦在姚兴统治时曾一度相当强大，控制了西起河西陇右，东至徐、兖的广大地区。
前秦末年，受战乱影响，长安和关中人口锐减。有的因战火而死亡，有的为了避乱而流散他乡，有的则是有组织地迁移外地，如西燕军队退出长安时，鲜卑人随之东去者甚众，以至于长安为之空虚(44)。为了充实长安和关中，后秦曾多次向这里移民。仅据《晋书·姚苌载记》和《晋书·姚兴载记》统计，后秦时向长安大规模移民就有三次，向关中移民两次。三次共向长安移民至少在4.5万户以上，若以每户5口计，则等于向长安迁入了23万人。由于长安人口逐渐恢复，商业也就必然逐渐趋于活跃。随着经商者日益增多，商税自然也越来越重要。后来，姚兴便以国用不足为名，“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
长安商业恢复不久，便在后秦败亡时又一次遭到破坏。姚兴在位二十二年，长安和关中尚能安定。他死后，诸子争位，内讧不休，长安又陷入动乱之中。义熙十三年(417年)，东晋刘裕率军北伐，乘乱攻入关中，攻占长安，后秦亡。刘裕消灭后秦后，将长安的织锦工等手工业者大量迁到建康(今江苏南京)(45)，这必然会影响长安的手工业。后秦败亡时，长安人口也顿时减少。不久，刘裕匆匆由长安南归，留其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次年，匈奴人赫连勃勃大举进攻关中，刘义真被迫撤出长安。临行时，刘义真和将士大掠珍宝子女，装满了一车又一车，因而行军速度甚慢，结果在青泥(今陕西蓝田)被赫连勃勃的军队追上，刘义真单骑逃走。赫连勃勃称帝于灞上，然后留其子守长安，自己回到大夏国的都城统万城(今陕西靖边白城子)。426年，北魏军队攻占长安。在这连年不息的杀伐攻战中，关中社会经济日益脆弱，长安的商业再度陷入萎缩不振的境地。
三、北朝时期的长安商业
北朝时期，长安与其他大多数城市一样，商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不高，速度也较为缓慢。但相对于十六国时期来说，还是有所发展。
北魏的建立者是鲜卑族拓跋部。登国元年(386年)，拓跋珪乘前秦瓦解之机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称代王，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天兴元年(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太武帝时，十六国时期的各个政权经过多年互相吞并，已所剩不多。经过八九年的征讨，北魏终于消灭了这些割据政权，于439年统一了北方。这时南方则由取代东晋的刘宋王朝统治。
从商品交换规模、商品经济活跃程度以及货币流通、市场发展水平等方面来看，北魏时期特别是北魏初期，长安商业发展水平不高。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以下因素决定的：其一，长安及其周围地区久经战乱破坏，北魏时仍有几次大的战乱，致使长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始终没有一个持续恢复的机会；其二，关中的农业及手工业由于长期破坏而陷入衰落状态。其三，在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也还存在不少阻碍商业发展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长安商业的发展。
频繁的战乱几乎是制约长安商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北魏时，长安及其周围地区的战乱虽不及十六国时那样频繁和酷烈，但战乱仍有好几次。北魏是从匈奴人手中夺得长安的。始光三年(425年)，魏军大举西进，镇守长安的夏国将领赫连助兴弃城而逃，此年十二月，魏军占领长安。次年正月，赫连昌派其弟赫连定率兵两万向长安进发，欲夺回长安。北魏太武帝则派遣拓跋礼镇守长安。后经多次交战，魏军将赫连定的军队赶出了关中。北魏初期，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反魏起义此起彼伏，其中尤以关中盖吴起义规模最大。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卢水胡盖吴在杏城(今陕西洛川西南)起义，“诸种胡争应之，有众十余万”，屡次击败魏军，起义军势力迅速扩大。不久盖吴自称天台王，设置百官。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正月，太武帝亲率六万精兵进入关中，从渭南直扑长安。半年之内，魏军与起义军大小数十战，几乎“无日不战”，损兵折将，“伏尸蔽野”，仍未能取胜。北魏又从河北调来两万精锐部队驰援关中。八月，盖吴在作战中牺牲，不久起义失败。北魏末，关陇地区又爆发了莫折念生和万俟丑奴领导的起义。525年，起义军主力十几万人在黑水(今陕西兴平西)与魏军大战，结果起义军溃败，损失十万人，被迫退出关中。几个月后，起义军东山再起，接连攻克汧州(今陕西陇县)、岐州、北华州(今陕西黄陵)和长安，横扫关中，势不可挡。起义军直取潼关，威胁北魏首都洛阳，使北魏朝野震惊。528年，万俟丑奴自称天子，建元神兽。530年，尔朱天光、贺拔岳带兵入关中镇压起义。后来，丑奴战败被俘，起义失败。
长安和关中地区自晋末、十六国以来就屡遭战火，进入北魏后，仍几次遭到战乱破坏，这就不能不使长安商业的恢复受到阻滞。频繁的战乱造成人口减少，农田水利设施被毁，关中农业已处于衰落状态，至于长安的手工业也因种种原因未能恢复。刘裕攻占长安后，就曾把长安的手工业者大量迁往南京。太平真君七年(446年)，魏太武帝镇压盖吴起义后，又下令“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46)。长安大量手工业者被迁往外地，致使手工业者人数下降，其技术程度和生产规模也就不能不受影响。与此同时，有些手工业工人死于战火，有的则因逃避战乱而流散异乡。另外，北魏从建国开始就竭力垄断手工业，对工匠严密控制。太武帝时就规定“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47)。工匠的社会地位也很低，如文成帝时规定：“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48)孝文帝规定：“工商皂隶，各有厥分，而有司纵滥，或染清流。今户内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以下，准次而授。”(49)北魏还禁止私人占有工匠，私造器物也被禁止。北齐时，大官僚毕义云“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余机织锦，并造金银器物，乃被禁止”(50)。可见直到北齐时，私藏工匠和私造器物还是违法的。北魏对手工业的垄断以及对工匠的严格控制，极大地妨碍了私营手工业和小型工业的发展。在此情况下，长安手工业生产的规模、水平等方面也就自然难以恢复。农业、手工业的衰落，决定了长安商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从社会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方面来看，也有不少制约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社会发展程度较低。在社会经济领域内，既有原始氏族经济的残余，又有一定比重的奴隶经济，还有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经济，人身依附关系趋于强化。当时除自耕农外，还存在大量的新民、农奴、杂户、隶户、奴婢，其社会地位都很低，受政府或豪强地主的严格控制，他们同市场的联系很少。北魏时期士族田庄经济比以前更加发展。关中士族地主以韦、裴、柳、薛、杨、杜、皇甫等为最盛。士族地主占有大量良田，他们的庄园既种植五谷，也栽培果树，还有蔬菜、家禽饲养、种桑养蚕等，“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已足，但家无盐井耳”(51)。这些士族田庄除了自己不能生产的食盐而必须依靠市场外，其他一切生活品都可以自己生产，从而达到“闭门而为生之具已足”。这里不大需要商人的介入，与市场的联系若有若无。在这样的经济结构里，商品交换的规模很难扩大。
从货币制度、货币流通状况来看也是如此。北魏从立国之初到太和十九年(495年)长达一百余年中，竟然长期没有发行货币，故史书说：“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52)直到495年才正式发行了“太和五铢”钱。但北魏政府又同时宣布“民有欲铸，听就铸之”(53)，把货币发行权“下放”给了私人,这一现象正好说明当时货币经济水平低下。后来北魏又曾发行“永安五铢”钱。但是这两种货币发行后，京师洛阳及各州镇也是或铸或停，有的地方则一直专用古钱，而不使用新钱，形成新旧钱并行流通的混乱局面。这种状况致使货币流通不畅，引起“商货不通，贸迁颇隔”。货币流通不畅，商品交换也就难以通畅。北魏亦曾禁止旧钱流通，但在熙平初年，任城王元澄又上奏请将太和五铢等新钱与“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得到了魏明帝的批准。造成货币流通混乱的另一大祸根则是私铸之风盛行。由于私铸盛行，流通中有所谓“鸡眼”等劣钱，后来有的劣钱“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乃至风飘水浮，斗米几直一千”(54)。孝庄帝曾试图整顿货币流通，结果引起更大混乱。史称“利之所在，盗铸弥甚，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55)。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魏末。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北魏时期货币的职能大为降低，使用范围明显缩小，货币流通萎缩。北魏前期百余年间，“钱货无所周流”，在此形势下，绢帛谷物则成为主要流通手段，代替了货币职能。北魏发行太和五铢钱后，河北诸州“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于市也”(56)，货币的使用范围明显缩小。秦汉时期，征收赋税、官俸、赏赐等方面都广泛使用货币，而北魏征收租赋则收实物，开始制定官禄时也是以布帛计算和支付。笨重的物品作为货币使用，显然不便于携带和分割换零，这就必然阻碍商品交换的扩大。
上述事实说明，当时社会经济的大环境不利于长安商业的发展，也显示出北魏商业不发达。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不利因素或多或少有所改变，商业也就逐渐活跃起来。
北魏在北方的统治逐渐稳定后，大规模的战事减少，社会秩序趋于安定。特别是孝文帝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孝文帝即位后，实行三长制、均田制和班禄制，整顿吏治，迁都洛阳，并加速汉化。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把北魏的社会经济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在农业显著恢复的同时，手工业状况也有所改善，北魏政府对手工业者的控制也稍稍有所放松。延兴二年(472年)，孝文帝宣布：“工商杂伎尽听赴农。”太和十一年(487年)，又下令“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57)。制盐在北魏前期本来实行官营，酒也不允许私人酿造。但孝文帝时，盐池则允许民营，也允许私人酿酒。太和二十年(496年)十月，孝文帝下令“开池盐之禁，与民共之。”(58)手工业者有了较多自由，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孝文帝时，随着商品交换的增多，也正式恢复了金属货币流通。太和五铢钱的发行，既说明商品交换已恢复到了一定水平，也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由于长安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重要性，北魏也就不能不对其倍加重视。北魏在长安站稳脚跟后，也曾对长安城做过一些维修工作。早在北魏初期，太武帝于延和二年(433年)下令征发秦、雍二州兵士一万人，在长安城内筑了“小城”(59)。随着社会逐渐安定，流亡他乡的居民也陆续回到长安。例如延和三年(434年)，杨难当攻克汉中后，“送雍州流民七千家于长安”(60)。不少流民在社会安定后重返故乡，这样长安的人口也就逐渐上升。
随着社会逐渐安定及经济的发展，长安商业的环境大为改善：钱货无所周流的时代已经结束，城市已经维修，流民也已陆续返回，对手工业者的控制有所放松，于是商人们也已开始忙碌起来。就这样，商品交换逐渐活跃，商人获得的利润也越来越可观。北魏高宗在诏令中说，当时“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61)。商业利润的丰厚以及富商的活跃，足以说明商业已经恢复到相当程度。当时外国商人到北魏首都洛阳做买卖的络绎不绝，如《洛阳伽蓝记》卷3所说：“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到洛阳做生意的外国商人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东行，必然要经过长安这座重要城市，在长安停留，在此做买卖，有的甚至干脆就住在长安而不再东行。所以这时长安的西域商人乃至外国商人恐怕也不少。
北魏中期以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有三个：即洛阳、邺城和长安。洛阳是北魏首都，人口繁多，交通便利，遂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邺城是新兴的商业都会；长安则仅次于洛阳和邺城，成为当时重要的商业城市。
北魏时，城市中仍然实行坊市制，即商业区(市)和居民区(坊)相互分离，市内不住家，肆中不住人(62)，同时坊里(住宅区)也不设市。不过从洛阳的情况可以看出，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住宅距市场较近，一般都在市场附近，这样便于商人和手工业者往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市内各行业仍然是按商品种类分地段经营，以便于顾客选购和官府管理。在市场里，交易时间有明确规定，开市、闭市均由市场管理人员发出号令。政府设有钟、鼓，用击钟、敲鼓的办法来宣布开市、闭市的时间。例如在洛阳建春门外的建阳里建有三丈高的土台，“上作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63)。这个土台就是西晋时的旗亭(市楼)。用击鼓、撞钟以开市、闭市，是自秦汉以来就有的旧制度。洛阳沿袭前代的旧制，当时长安也应如此。另外，市场设有市门，市的四周都筑有围墙，不经市门是无法入市的。而且每个市场还设有市官，负责征税，监督交易，维持交易秩序等事宜。北朝一般是有商税的，商人在市内使用的店舍都要向官府交税。孝昌二年(526年)，北魏规定：“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64)按照这个规定，不管是买者还是卖者，凡进入市场者均要征税，每人交一钱；商人们的店舍(营业场地)则分为五等，按等级纳税，这种“税”其实应是商人支付的营业场地租金，而不是市场交易税。交易税大概按照交易额的大小而征收。在市内进行大宗或者特定商品交易(如马、牛、驴、骡等)还要立文券。北齐人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说：“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这种文券相当于交易合同，也便于征收交易税。
总之，自北魏中期以来，长安的商业已有明显恢复，当然还未达到汉代的盛况。到北魏末期，战乱又起，国无宁日，长安商业又走下坡路了。
北魏末年，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起义军遍布北方各地。这些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北魏王朝却为之大伤元气。534年以后，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高欢立元善见为帝(孝静帝)，并迁都于邺城，史称东魏(534—550)；535年，宇文泰立元宝矩为帝(文帝)，以长安为都，史称西魏(535—557)。东、西魏对峙不到二十年，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则取代西魏，仍以长安为都，这样又形成了北齐与北周的对峙局面。
西魏、北周政权与东魏、北齐政权割据近半个世纪，双方互为敌国，时有战争，商业活动大受限制，故史称“魏自永安之后，政道陵夷，寇乱实繁，农商失业”，“百姓愁怨，无复聊生”(65)。在分裂割据、战争不断的社会环境中，经济遭到破坏，交通受阻，商人经商缺乏安全保障，商业凋敝是必然结果。
不过，西魏、北周皆以长安为都，发展商业的有利条件还是不少。长安再次作为国都，必然在经济、交通、人口、城市建设、市场设置诸方面有所改善。西魏、北周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亦曾实行过一系列改革，如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大力向关中移民以充实关中，打击佛教势力，“取地于庙塔之下”，于是社会经济明显好转，西魏、北周也日渐强大起来，并超过了北齐。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了北方。北周还从南朝手中夺取了重要的商业城市益州(今四川成都)和江陵(今湖北江陵)。就在灭齐的同年，周武帝又整顿了度量衡，“议定权衡度量，颁布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停”(66)。北方的统一、度量衡的整顿都有助于商业的发展。再者，西魏、北周时虽有不少战争，但长安并未直接受战争破坏。而且由于它是国都所在，在城市建设方面肯定会有所改善，这与董卓之乱后长安屡遭兵火摧残显然有所不同。长安的人口也显著增加，这种增加一是由于流民重返故里，另外则是由于政府有目的的移民。大统十二年(546年)，独孤信讨平凉州宇文仲和，“虏其民六千户，送于长安”(67)。若按每户5口计，则这次移民就有3万人之多，类似这样的移民还有几次。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下令“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68)，迁入关中的人口当有20万人之众。长安成为国都后，也吸引了各地的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农民来此经营各种生意。
长安及关中的交通道路也有明显改善。以前，雍州境内“路侧一里置一土候，经雨颓毁，每须修之”。废帝二年(553年)，韦孝宽任雍州刺史后，命令境内在设置土候的地方种植槐树以取代土候，这样“既免修复，行旅又得庇荫”(69)。宇文泰对此大加称赏，于是命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70)。从此关中通往各地的道路皆有绿阴。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宇文泰又命崔猷等人“率众开通车路，凿山堙谷五百余里，至于梁州(今陕西汉中)”(71)，从而使关中与汉中的交通更加便利。交通的改善有利于商人往来，商品流通也更为便利。
在此情况下，长安的商业日渐活跃。据载，当时“有贾人持金二十斤，诣京师（长安)交易”(72)。这个商人到长安做生意，一次竟拿出黄金20斤，应是一笔很大的本钱。北周时，西域商人也有不少人来长安经商，史称北周“德刑具举，声名遐洎。卉服氈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73)。从商人势力的活跃亦可概见长安商业的发展。隋文帝杨坚代周前，他的心腹刘昉势倾朝野，官拜上大将军。刘昉“溺于财利，富商大贾朝夕盈门”(74)。长安不少富商都与这位权贵密切往来，商人势力的膨胀于此可见一斑。有的商人或其子孙甚至进入仕途，如富商王训的孙子王辩在北周时因军功授帅都督(75)。西域商人何妥也曾深受周武帝器重，并被任命为太学博士。何妥在周宣帝时还被封为襄城县伯(76)。在商人子弟做官的同时，官僚贵族也有经商牟利者。广陵王元欣在西魏大统时，曾任柱国大将军等，像这样的高官也在经商，史称其“好营产业，多所树艺，京师名果皆出其园”(77)。元欣大概经营着庞大的果园，所产水果品质优良，皆为京师长安名品，其收入自然不非。
和北魏时相比，长安的市场设置和市场管理及商业的繁荣程度应有较大的改观。因为长安已是西魏的国都，自然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而无所进步。同时代的其他城市，当然也无法和长安比拟。例如北魏中期以后以洛阳为都，洛阳商业之盛堪称第一。但西魏、北周时，长安再次为国都，而洛阳却失去了国都地位，并且洛阳还遭到战火破坏。这样洛阳大为衰落，长安则明显进步，长安商业之繁荣又一次超过洛阳，成为我国北方最负盛名的商业都会。为了加强长安的商业管理，北周设有“司市下大夫”一职，专门负责长安的市场管理。早在北魏时就有所谓“入市之税”，或称“市门税”，这种税在西魏时仍然征收。北周建国后，闵帝宇文觉为了表示刷新政治，于557年正月下令废除市门税(78)。周宣帝即位(579年)，“复兴入市之税，每人一钱”(79)。不过这次恢复市门税仅两年，北周便被隋朝取代。581年，隋文帝即位后，又废除了入市之税(80)。入市之税的征收对象是进入市场的每个人，属于工商杂税性质。它的出现一方面说明统治者的贪婪，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进入市场的人很多，商品交易比较活跃，为此统治者想出了这个捞钱的好办法。
西魏、北周时，长安的商业虽有一定发展，但商业领域仍存在不少问题。从当时的货币发行与流通状况即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西魏曾于大统六年(540年)、十二年(546年)两次铸造五铢钱，作为西魏地区的主要货币。北周初年，仍沿用西魏发行的五铢钱。周武帝保定元年(561年)，北周才开始发行“布泉”钱，以一枚布泉当五枚五铢钱，二者并行流通。建德三年(574年)，又铸造“五行大布”钱，以一枚“五行大布”当布泉十枚。周静帝大象元年(579年)，又铸造“永通万国”钱。尽管北周发行的三种新钱皆为货币中的精品，然而这些钱均为虚价大钱。例如“五行大布”钱与“布泉”重量差不多，而北周政府却规定前者一枚抵后者十枚使用，这等于货币减重1／10。这是北周政府剥削百姓的一种手段，商人所受损失也很大，所以史称北周政府“大收商估之利”(81)。短短十八年间，北周居然发行了三种货币，平均六年发行一次新货币，而且各种货币并行流通，相互比价又极不合理，因而引起私铸货币之风盛行，货币流通混乱不堪，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商业的发展。
①《晋书》卷26《食货志》。
②③④《晋书》卷26《食货志》。
⑤《三国志》卷16《仓慈传》注引《魏略》。
⑥《三国志》卷22《裴潜传》注引《魏略》。
⑦《三国志·魏书》卷2《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注引《魏书》。
⑧《三国志》卷25《高堂传》。
⑨⑩《晋书》卷26《食货志》。
(11)《晋书》卷26《食货志》。
(12)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二册，第232页。
(13)《太平御览》卷8《资产部》八引《晋令》。
(14)《晋书》卷55《潘岳传》。
(15)《晋书》卷53《愍怀太子传》。
(16)《晋书》卷4《惠帝纪》。
(17)《晋书》卷26《食货志》。
(18)《晋书》卷5《孝帝纪》。
(19)《晋书》卷60《贾疋传》。
(20)(21)(22)《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23)(24)(25)《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26)《晋书》卷112《苻健载记》。
(27)(28)(29)(31)《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30)《资治通鉴》卷101，晋穆帝升平五年。
(32)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第五章，第332～333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3)(35)《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34)《晋书》卷112，《苻生载记》。
(36)《晋书》卷112《苻生载记》。
(37)(39)《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38)《太平御览》卷363引车频《秦书》。转引自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二册，第244页。
(40)(41)《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42)(43)《晋书》卷117《姚兴载记》。
(44)《晋书》卷116《姚苌载记》说：慕容冲“既率众东下，长安空虚”。
(45)《太平御览》卷815《布帛部》引《丹阳记》说：“斗场锦署，平关右，迁其百工也。”
(46)(47)《魏书》卷4《世祖纪》。
(48)《魏书》卷5《高宗纪》。
(49)《魏书》卷77《高祖纪》。
(50)《北齐书》卷47《毕义云传》。
(51)颜之推：《颜氏家训》卷1《治家》。
(52)(53)(55)《魏书》卷110《食货志》。
(54)《魏书》卷77《高祟传》附《高谦之传》；《北史》卷50《高道穆传》。
(56)《魏书》卷110《食货志》。
(57)《魏书》卷7上《高祖纪》。
(58)《魏书》卷7下《高祖纪》。
(59)(60)《魏书》卷7下《世祖纪》。
(61)《魏书》卷5《高宗纪》。
(62)《太平御览》卷828引《晋令》说：“坐垆肆者，皆不得宿肆上。”
(63)《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
(64)《魏书》卷110《食货志》。
(65)《隋书》卷24《食货志》。
(66)(68)《周书》卷6《武帝纪》。
(67)《周书》卷16《独孤信传》。
(69)(70)《周书》卷31《韦孝宽传》。
(71)《周书》卷35《崔猷传》。
(72)《周书》卷22《柳庆传》。
(73)《周书》卷49《异域传》。
(74)《隋书》卷38《刘昉传》。
(75)《隋书》卷64《王辩传》。
(76)《隋书》卷75《何妥传》。
(77)《北史》卷19《广陵王诩传》附《元欣传》。
(78)《周书》卷3《孝闵帝纪》。
(79)《通典》卷11《食货典·杂税》。
(80)《隋书》卷24《食货志》。
(81)《隋书》卷24《食货志》。
东汉末年，经过三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太康元年(280年)，西晋统一全国。西晋的统一仅仅维持了二十多年，便再度陷入更大的分裂和战乱之中。西晋灭亡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周边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了不少小朝廷，这就是五胡十六国时代。南方则由东晋王朝统治。后来鲜卑族建立的北魏逐渐统一了北方，社会经济趋于稳定。北魏王朝后又分裂为西魏和东魏，最后这两个政权又分别被北周和北齐所取代。589年，取代北周的隋朝消灭了南方的陈朝，中国历史终于走向大统一、大发展的隋唐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长安商业在这一时期的演变也是如此。在这三个半世纪分裂动乱时期，长安先后做过西晋惠帝和愍帝、前赵(319—329)、前秦(351—383)、后秦(384—417)、西魏(535—556)、北周(557—581)等政权的国都，从而使其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重要城市和政治、军事中心。也许正因为如此，长安成了各个政权争夺的焦点、社会动荡的核心城市，以及各派政治势力厮杀和决斗的战场。这一切都使得长安商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遭到战乱破坏，时断时续，前进的脚步艰难曲折。总的说来，在漫长的三个多世纪里，长安商业时而恢复，时而破坏，有时发展，有时则出现倒退，经历了一个恢复、发展、破坏，再到恢复、发展的艰难曲折的演变过程。
一、曹魏、西晋时期的长安商业
经过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及数千年的军阀混战，长安和关中经济遭到空前剧烈的破坏，“自此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①。当时物价飞涨，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陷于停滞状态，商业极其萧条。建安十六年(211年)，占据关中的马超被曹操赶跑。几年后，曹操统一了北方地区。黄初元年(220年)，曹操之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魏，定都洛阳。不久，刘备、孙权也相继称帝，建立蜀、吴政权，三国鼎立自此开始。
曹魏统治时，战乱比以前大为减少，社会经济逐渐恢复。曹操在北方广大地区实行屯田以恢复农业生产，当时长安就设有典农官。社会秩序稍见安定后，流民纷纷回归故里，从事生产。汉献帝建安初年，“关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及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无以自业”。卫觊认为，食盐专卖有利可图，遂建议曹操恢复昔日的旧制，实行食盐专卖，“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归者以供给之。勤耕积栗，以丰殖关中，远者闻之，必多竞还”。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遣谒者仆射监盐官，移司隶校尉居弘农”。结果，寓居他乡的流民纷纷回到家乡，“关中丰实”②。流民重返故里，有利于关中经济的恢复。曹魏还在关中兴修了若干水利设施。例如青龙元年(233年)开成国渠，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至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筑临晋陂，引汧(今汧河)、洛(今北洛河)，溉舄(xì)卤之地三千余顷，国以充实焉”③。魏文帝黄初年间(220—226)，颜斐任京兆尹，命百姓闲月上山砍木材做车，“其无牛者令养猪，投贵卖以买牛。始者皆以为烦，一二年中编户皆有车牛，于田役省赡，京兆遂以丰沃”④，关中地区的经济明显恢复，长安地区猪、牛等牲畜交易逐渐活跃起来。
随着社会逐渐安定，在农业、手工业有所恢复的基础上，长安的商业也比东汉末期有了起色。曹魏时，邺(今河南临漳)和洛阳商业最为繁盛，长安则与邺、洛阳、许昌、谯并列为五都之一，说明曹魏时长安商业已恢复到相当程度。当时，市场和住宅区(里)仍然分开设置，商品交易仍然按种类分区陈列，仍旧沿用汉代的旧制。两汉时，驻军之地往往设有“军市”，曹魏时也如此。长安在曹魏时经常驻有重军以对付蜀汉。曹魏明帝时，司马懿就曾在长安设置“军市”，由军市侯负责管理，以贸易所得供军中之需。不过“军中吏士多侵侮县民”。京兆太守颜斐便向司马懿告发这一情况，“军市侯”为此被司马懿杖责一百⑤，可见当时统治者对市场交易秩序尚能注意保护。在市场中，交易的经纪人仍然称为“侩”，如马侩、牛侩、市侩等，他们的社会地位似乎很低。长安市中曾有一个市侩，名叫刘仲始，“一为市吏所辱，乃感激，蹋其尺折之，遂行学问，经明行修，流名海内”⑥。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比士人低得多。
曹魏政权在商业政策上有一个不同于东汉的地方，就是对一些主要商品恢复专卖制。如前所述，曹操时，关中就已实行食盐专卖，它对增加财源、安抚流民都有积极作用。后来铁器、酒，甚至胡粉、木材等货物的买卖都由政府控制。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各地纷纷征收关税，漫无章法，税率很高。曹丕继位为魏王后，下令说：“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御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⑦这个命令将以前的关税合法化、制度化，不过将税率定为10％，比过去有所减轻，这有利于商业发展。曹魏后期，商税则不断增多，甚至连卖牛肉也要征税，即所谓“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⑧。在各种杂税重压下，商品交换势必是每况愈下了。
货币流通状况可以反映出一个时期商品流通的活跃程度。东汉末，董卓铸小钱，造成物价狂涨，“谷一斛至数十万”，钱货不行，原有的货币制度被破坏殆尽，社会上常常用实物交易。曹操任丞相后，废除董卓的小钱，仍使用五铢钱。然而当时五铢钱的铸造停废已久，被毁者又多；货币流通量本来就不多，加之曹操“又更无所增益”，新货币增加很少，所以形成了谷价跌落不止的局面。在物价狂跌声中，不久又废止了五铢钱。曹丕称帝后，于黄初二年(221年)三月初恢复使用五铢钱。到了十月，又因为谷贵而废除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⑨。谷帛作为交易媒介显然多有不便，难以适应日益恢复的商品交换的需求，其弊病很快就显现出来。几年后，“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在此情况下，大臣司马芝等人建议恢复五铢钱流通，魏明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太初元年(227年)，“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⑩。实际上，当时货币流通中仍维持着钱、物并用的局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代才有所改变。曹魏时的货币流通状况表明商业已比从前有所恢复，但恢复程度仍很有限，因为这时实物经济的色彩比东汉时更浓了。东汉时期，以绢帛、谷物作为交易手段的现象就已出现，曹魏时这一现象更趋严重(南方的蜀、吴也大体如此)。当时，绢以匹计，谷物则以斗斛计，尤其是绢帛的“匹”更广泛地被用作交易和计算社会财富的数量单位，说明实物经济的地位有所上升，货币经济地位显著下降。
曹魏时，长安为军事重镇，故曹魏政权一直比较重视经营关中和长安，从而使长安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在此基础上，商品交换也逐渐活跃起来，但商业的恢复则是有限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长安在董卓之乱中所受破坏特别严重，短期内难以完全恢复。直到西晋时，长安城仍破败不堪，十分萧条。晋惠帝元康二年(292年)，长安县令潘岳在《西征赋》中描述了长安的萧条衰败景象。他说：长安“街里萧条，邑居败逸，营宇、寺署、肆廛、管库，蕞芮于城隅者百不处一。所谓尚冠、修成、黄棘、宣明、建阳、昌阴、北焕、南平，皆夷漫涤荡，亡其处而有其名”。可知当时长安的商业市场及官署集于城内一角，不及汉代的百分之一。街道仅知其名，而实际上已难寻其踪迹，一片荒凉景象。其次，长安和关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仍然十分脆弱。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关中经济已经衰退，使人民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供交换。其三，金属货币流通量减少，不利于商品流通。由于受战乱影响，人们往往重实物而轻货币。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政府也仅仅重视农业生产，而对商业和商品流通重视不够，赋税制度的改变就是明证。曹魏时，赋税多征实物，很少征收货币，这与汉代有很大区别。这样一来，农民不必出卖农产品，农民与市场、商人、货币的关系大为减弱，商品交换的范围和规模也必然明显萎缩。另外，由于农民的贫困化，其购买力大为减弱，于是便尽可能不依赖于市场。在这种大环境下，长安商业当然难以迅速发展。
景元四年(263年)，曹魏消灭蜀汉政权。两年后，司马炎废掉魏帝曹奂，自立为帝，史称晋武帝，定都于洛阳，史称西晋。太康元年(280年)，西晋又灭孙吴。自董卓之乱开始，经过九十年的分裂混战，至此中国又重新统一。
西晋统一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市场逐渐活跃起来，商业也有所发展。晋武帝下诏说：“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末作不可禁也。”为此，他专门下令告诫地方官员要“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11)，说明当时富商大贾仍然很活跃，弃农经商的中小商人也不少，所以晋武帝专门告诫地方官禁止这些小商贩。不过，西晋时长安商业的发展还是很有限的。
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有所发展，这些都是促进商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但阻碍长安商业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也不少。首先，西晋统一为时太短，真正太平的时间仅十余年，长安便陷入“八王之乱”的战火之中。西晋定都洛阳，对长安的经营用力很少，而且长安还远未从汉末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从潘岳《西征赋》可以看出，长安仍很萧条，至少商业市场的面积已大为缩小。其次，西晋时门阀士族拥有很大的政治经济特权，经营着不少规模庞大的田庄。这些田庄往往是农、林、牧、副、渔诸业俱全，自给自足的能力很强。士族田庄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限制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这是阻碍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三，东汉以来，长安多次遭到战乱破坏，具有较高生产技术的城市手工业者，或死于战火，或流散于他乡。有幸活下来的手工业者，则成为官营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不能自由地生产商品，不能在市场上自由营业，也不能自由地被人雇用。西晋时，官营手工业阵地扩展，私营手工业比重却有所缩小，这在相当程度上缩小了商品生产的范围(12)。另外，西晋时赋税的实物化趋势更趋明显，货币流通也未比曹魏时有多少改善。上述这些因素决定了长安商业不可能得到太大的发展。
从另一方面看，当时商贾的社会地位很低，法令规定市侩要戴上头巾，头巾上写明姓名和所卖物品名称，并且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13)，对商人故意加以丑化。然而大地主、大官僚经商现象却有增无减，从而使正当的私营商人日益受到排挤。例如曾任长安县令的潘岳就经营了一个不小的田庄，种植了梨、柿、枣、李、梅、桃、杏、石榴、葡萄等果树，以及葱、韭、蒜、芋、堇等蔬菜。他在《闲居赋序》中承认自己“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14)。他既卖各种蔬菜，也卖鲜鱼、羊酪等，经营的商品还真不少。不仅官僚地主热衷于经商，就连皇太子也在宫中设立市场，学做商人(15)。这只能说明，官僚地主对商业利润的争夺比以前更加厉害。
正当长安商业缓慢恢复时，“八王之乱”的战火又一次燃烧到关中，长安商业又一次陷入了历史的低谷。晋惠帝时，为了争权夺利，晋室八个诸侯王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厮杀，这场大混战从291年一直持续到306年，达十六年之久，史称“八王之乱”。镇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成为挑动事变的中心人物之一，战火也就由洛阳烧到了长安。304年，晋惠帝被俘至邺(今河南安阳北)，洛阳空虚，司马颙部将张方乘机进据洛阳。后来，张方以武力逼迫元气大伤的成都王和晋惠帝一起到长安。从此司马颙大权独揽，坐镇长安，挟惠帝以号令天下。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又起兵西进，攻打司马颙。经过一年激战，司马越军队攻入长安，司马颙逃入太白山，晋惠帝又被劫回洛阳。随后司马越毒死惠帝，另立司马炽为帝，是为怀帝。司马越独掌晋朝大权，“八王之乱”至此方告结束。
司马氏同室操戈，骨肉相残，不仅为晋室自掘坟墓，而且使得长安、洛阳等地惨遭破坏。东海王司马越攻克长安后，他的部将祁弘等“所部鲜卑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16)。至于因战乱流离失所者，恐怕数量更大。经过这场浩劫，关中一片残破，满目荒凉。长安被烧杀抢掠后更加衰败，从而使正处于恢复发展中的长安商业再受摧残，这无疑使长安商业又一次遭受到严重挫折。
“八王之乱”后，西晋王朝迅速走向末日。史称：“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17)政治腐败与自然灾害交相作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各族人民纷纷起兵反抗西晋的统治。
魏晋时，西北各少数民族人民纷纷向内地迁徙，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旧史称为“五胡”。当时长安和关中人口中的少数民族所占比重很大。早在“八王之乱”中，匈奴贵族刘渊就乘机起兵反晋，建立汉国。永嘉五年(311年)，刘渊攻克洛阳，杀王公百官及士庶三万余人，俘获晋怀帝。同年八月，刘聪之子刘粲攻下长安，“长安遗人四千余家奔汉中”(18)。这次战乱中，长安又遭兵火破坏，百姓流散他乡者不少。次年九月，前雍州刺史贾疋在关中人民支持下又赶走了刘粲，收复长安城。后来他们又迎司马业为帝，改元建兴，史称晋愍帝。
晋愍帝以长安为都，并在此建宗庙社稷，但对城市建设根本无力顾及，所能做的仅仅是掩埋遗骸而已。建兴四年(316年)八月，刘曜率军攻打长安，内外联系完全断绝，将士多死。到了十月，天气寒冷，“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太仓有麴数十饼，麴允屑为粥以供帝，至是复尽”。十一月，晋愍帝在山穷水尽之际出城投降，西晋至此灭亡。这时长安的衰败更甚于以前任何时候，《晋书》卷五《孝愍帝纪》总结说：“属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阙，远馈不继。”宏大的长安城居然人口不到百户，公私仅有四辆车，简直连一个村镇的经济力量也不如，其衰败可谓到了极点，整个关中地区也是一派残破景象。当时关中诸郡“百姓饥馑，白骨蔽野，百无一存”(19)。在这种极端残破的情况下，商品交换和商业必然也极其衰败。
二、十六国时期长安商业的剧烈波动
西晋灭亡后，北方地区各族割据势力先后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史称“十六国”。十六国时期，整个北方地区战乱频仍，兵连祸结，百姓或死于锋镝，或流亡于他乡，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出现倒退。长安在这一时期曾先后做过前赵、前秦、后秦等政权的国都，这对长安商业的恢复是一个有利条件，而且这些政权对长安和关中的经济建设也做过不少努力。在社会安定、经济恢复时期，长安的商业交换也有显著恢复。不过这一时期的长安商业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恢复始终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
十六国时期第一个在长安建都的是匈奴人刘曜。刘曜是匈奴首领刘渊的族子。西晋末，刘渊起兵反晋，建立汉国。刘曜为其屡建战功，曾率兵攻克洛阳和长安，被提拔为相国，率兵镇守长安。刘渊死后，刘聪杀兄自立。汉昌元年(318年)，刘聪荒淫而死，其子刘粲继位，荒淫残暴更甚于其父。后来外戚靳准发动政变，杀掉刘粲及刘氏全族。刘曜从长安起兵讨伐靳准，于途中称帝。光初二年(319年)，刘曜改国号为赵，定都长安，史称前赵。
前赵建国后，刘曜在关中的统治并不稳固。光初三年(320年)，关中巴氐人起兵反抗，羌、羯等族也群起响应，人数达三十多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20)。刘曜用了很大力气才把这些反抗镇压下去。接着他又降服了南安(今甘肃陇西)的杨韬、仇池(今甘肃成县)的杨难当和陇右的陈安。在这些战争中，刘曜不断把人口迁到关中和长安。据统计，先后被迁往长安及其附近的氐、羌、汉等各族人民就达三十多万人(21)。长安及其附近人口显著增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商业的恢复无疑是有帮助的。
刘曜很重视教育，在长乐宫东设立太学，在未央宫西设小学，“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择著名儒士教授儒学。为了恢复经济，他下令禁止杀牛，限制饮酒，禁止奢侈(22)。说明前赵时长安的社会经济秩序已较平稳，商业必然有一定程度的恢复。遗憾的是，这种恢复未能保持多久就被打断。
光初十一年(328年)底，刘曜率大军与后赵石勒大战于洛阳，结果兵败被俘，不久被杀。刘曜之子刘熙等闻讯弃长安奔上邽(今甘肃天水)。次年，后赵将领石生不战而得长安。随后，后赵又把关中大族九千余人迁往襄国(今河北邢台)。前赵仅存在十年便亡国了。
前赵亡国后，长安处于后赵统治之下。后赵石勒在位时，尚能注意劝课农桑，减轻租调，使社会经济有所转机，商品流通也有了一点起色。石虎在位时，还曾修过未央宫。东晋咸康六年(340年)，石虎命令石苞代镇长安，“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城长安未央宫”(23)，可见这次修建的规模还不小。但石虎是个极端残暴的统治者，他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大兴土木，致使“百姓失业，十室而七”(24)。由于当时“众役繁兴，军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贵，金一斤直米二升，百姓嗷然无生赖矣”(25)。349年，梁犊又率卫兵在关中起义，并攻克长安。石虎死后，诸子争位，厮杀不已。永宁二年(351年)，后赵亡国。在这兵荒马乱、百姓失业的情况下，长安的商业自然很萧条。
后赵灭亡后，前秦占据了关中地区，且以长安为国都。前秦统治时，长安和关中地区社会逐渐安定，经济明显好转，从而使长安商业经历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阶段。
皇始元年(351年)，氐族人苻健自称天王，定都长安，国号秦，史称前秦。苻健的父亲苻洪是临渭(今甘肃秦安)的氐族豪强，他曾接受过前赵、后赵的封号。石虎死后，他已拥兵十余万，自称三秦王。苻洪死后，苻健继位，率军从河南西进关中，赶走了占据长安城的京兆豪强杜洪。苻健在长安即位后，设置百官，修缮宗庙社稷，减轻百姓赋税，发展生产，优待士族，尊崇儒学，各方面都有一些起色。关中社会经济秩序逐渐安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还开放了与南方的关市贸易。苻健的弟弟苻雄在丰阳县(今陕西山阳)设置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26)。说明前秦统治者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商业的作用。苻健死后，儿子苻生即位。不久，苻健的侄子苻坚在汉、氐大臣支持下，杀掉残暴的苻生，苻坚做了大秦天王。
苻坚即位后，励精图治，任用汉族士人王猛为相，治理秦国。在政治上，他能够虚心纳谏，任人唯贤，对王猛的任用就是最好的说明。王猛年少时贫贱，“鬻畚为业，尝货畚于洛阳”(27)。王猛虽系小商贩出身，却有着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为此苻坚对他大加重用，“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在王猛辅佐下，苻坚坚决打击不法豪强势力，整顿吏治，“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28)。苻坚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派遣官吏劝课农桑，赈恤穷困，改进农业耕作技术，将西汉时实行的区种法重新在关中推广。区种法是一种适合于干旱地区的先进耕作技术，随着这一先进技术的推广，关中的农业获得了较好收成，关中的水利工程也得到了修复。自魏晋以来，由于战乱破坏，关中地区在战国秦汉时所修建的水利灌溉网已被严重破坏，难以发挥效用，农业生产深受影响。为此，苻坚着力兴修水利，征发“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29)。水利设施的修复无疑有助于发展农业。由于前秦推行了许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关中地区残破的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空虚的仓库里又装满了粮食，颠沛流离的百姓有了较为安定的生活，即所谓“田畴修辟，仓库充实，盗贼屏息”(30)。出现了“关陇晏清，百姓丰乐”(31)的兴旺景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前秦终于在370年消灭了前燕，夺取东晋的梁州(今陕西汉中)、益州(今四川成都)，并于376年吞并前凉，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
前秦时，还多次从各地向关中和长安移民以充实关中，最多的一次竟达10万户，若按每户5口计，则有50万人之多(32)。关中农业的发展及人口的迅速增加，有利于长安商业的发展。苻坚即位不久就宣布“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33)。秦汉以来，山林川泽常常是皇帝的私有财产，禁止私人樵采渔猎，前秦弛山泽之禁，显然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也有利于商品交换的活跃，因为山林川泽中的众多产品大多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商品。苻坚允许私人开发山泽产品，必然能够增加市场上的商品供应，促进商业的活跃。
前秦对长安城的建设也多所致力，各个宫殿的修建自不必说，城中居民住宅区和市场也都整饰一新。城内街道宽阔平坦，街道两旁栽种了杨树和槐树。苻生在位时还曾征发三辅百姓修建了渭桥(34)。经过前秦努力经营，长安的社会经济逐渐趋于繁荣，人民心情舒畅，于是百姓歌唱说：“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35)长安与外地的交通道路也大为改观，《晋书·苻坚载记》说，“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交通道路改善后，往来于长安和各地之间的商人明显比以前增多。长安与各地的商品交流也更加顺畅。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当时长安人口众多，社会安定，文化教育逐渐兴盛，经济迅速发展，交通发达，城市繁荣，这一切都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交通道路的改善及北方地区的统一，极大地便利了商人往来。当时西域和中亚各族各国的商人也纷纷来到长安经商，为此前秦政府专门在长安平朔门设置了“来宾馆”“以怀远人”(36)。苻坚在位时，东北的肃慎、西域的鄯善王、车师前部王、康居、于阗，南亚的印度、西亚的大宛以及海东诸国，共有六十二个国家和国王遣使臣到长安贡献方物(37)。在此情况下，四方商贾云集长安和关中，据说那时“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38)，说明长安的少数民族商人和域外商人不少。这种盛况在魏晋南北朝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随着商业的恢复和发展，长安中聚积了不少家累千金的富商大贾。这些富商大贾财力雄厚，政治上也相当活跃，与达官贵人过从甚密。例如长安商人赵掇、丁妃、邹瓮等人，“皆家累千金，车服之盛，似则王侯，(苻)坚之诸公，竞引之为国二卿”，足见商人势力之活跃。这种情况可能较为普遍，以至于引起一些官员不满。黄门侍郎程宪就曾向苻坚告状说：“赵掇等皆商贩丑竖，市郭小人，车马衣服僭同王者，官齐君子，为藩国列卿，伤风败俗，有尘圣化，宜肃明典法，使清浊显分。”于是苻坚把荐举赵掇等为国卿的人降低了爵位，并且为此专门下了一道诏令，规定：“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39)这一政策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也有抑制奢侈之风的含意。商人的活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长安商业的兴盛。
当前秦全盛之际，苻坚决心消灭南方的东晋政权，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太元八年(383年)，符坚从长安启程，率秦军大举伐晋，“旗鼓相望，前后千里”，颇为雄壮。不料在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苻坚狼狈逃回长安。原来在苻坚控制下的各族上层分子纷纷独立，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在以后半个世纪里，北方地区再度陷入分裂和混乱之中。
前秦的败亡，使长安商业的发展势头又一次被打断。苻坚从淮南败归长安后，鲜卑贵族慕容垂等起兵反叛，羌族人姚苌也叛于渭北。燕兴元年(384年)，慕容冲率兵攻长安，不久攻占了阿房城(今陕西西安三桥镇南)，并在此称帝，史称西燕(后定都山西长子)。长安久被围困，粮食奇缺，“时长安大饥，人相食，诸将归而吐肉以饴妻子”(40)。385年，苻坚率数百骑从长安逃奔五将山(今陕西岐山县境)，留太子苻宏守长安。不久苻宏也从长安逃出，辗转投奔东晋。慕容冲攻入长安后，“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这次战乱对长安和关中破坏极大，史称慕容冲“毒暴关中，人皆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41)，一派衰败凄凉景象。长安的繁华又一次无情地被毁灭了，商业又陷入了衰败状态。
前秦败亡后，羌人建立的后秦政权又崛起于关中，后秦仍定都长安。后秦统治时，长安的经济有所恢复，商业又有一段短暂的兴复。
后秦是羌族豪帅姚苌建立的。苻坚兵败淝水后，姚苌率兵叛走渭北，于384年自称万年秦王，攻占北地(今陕西耀县)、新平(今陕西彬县)等地，控制羌胡十余万户。后来他遣兵在五将山围杀了苻坚，又在新平大破西燕慕容冲五万人马，迫使慕容冲退出长安。不久，姚苌击败乘虚入据长安的卢水胡郝卢，占据了长安城。太元十一年(386年)，姚苌在长安称帝，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姚苌在位时，修德政，重节俭，重用人才，在长安兴建太学，使前秦末年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变。姚苌于建初八年(393年)病死，其子姚兴即位。
在十六国时期的许多君主中，姚兴是较有才能的。他曾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措施，使后秦迅速强大起来。姚兴为政较为宽明，能够知人纳谏，注重法律，甚至“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若州郡县所不能决者，谳之廷尉。(姚)兴常临谘议堂听断疑狱，于时号无冤滞”(42)。他也很重视儒学和佛教，在长安汇集了许多著名儒学家，如天水人姜龛、东平人淳于歧、冯翊人郭高等。他们在长安教授儒学，各有门徒数百人，“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从而使长安儒风大盛。他还邀请佛教大师鸠摩罗什到长安，翻译了大量佛经。当时从各地来长安的和尚达五千多人，“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43)，从而使长安成为佛教重镇。姚兴还注意缓和社会矛盾，曾下令“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消灭苻登后，又下令“散其部众，归复农业”。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所以后秦在姚兴统治时曾一度相当强大，控制了西起河西陇右，东至徐、兖的广大地区。
前秦末年，受战乱影响，长安和关中人口锐减。有的因战火而死亡，有的为了避乱而流散他乡，有的则是有组织地迁移外地，如西燕军队退出长安时，鲜卑人随之东去者甚众，以至于长安为之空虚(44)。为了充实长安和关中，后秦曾多次向这里移民。仅据《晋书·姚苌载记》和《晋书·姚兴载记》统计，后秦时向长安大规模移民就有三次，向关中移民两次。三次共向长安移民至少在4.5万户以上，若以每户5口计，则等于向长安迁入了23万人。由于长安人口逐渐恢复，商业也就必然逐渐趋于活跃。随着经商者日益增多，商税自然也越来越重要。后来，姚兴便以国用不足为名，“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
长安商业恢复不久，便在后秦败亡时又一次遭到破坏。姚兴在位二十二年，长安和关中尚能安定。他死后，诸子争位，内讧不休，长安又陷入动乱之中。义熙十三年(417年)，东晋刘裕率军北伐，乘乱攻入关中，攻占长安，后秦亡。刘裕消灭后秦后，将长安的织锦工等手工业者大量迁到建康(今江苏南京)(45)，这必然会影响长安的手工业。后秦败亡时，长安人口也顿时减少。不久，刘裕匆匆由长安南归，留其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次年，匈奴人赫连勃勃大举进攻关中，刘义真被迫撤出长安。临行时，刘义真和将士大掠珍宝子女，装满了一车又一车，因而行军速度甚慢，结果在青泥(今陕西蓝田)被赫连勃勃的军队追上，刘义真单骑逃走。赫连勃勃称帝于灞上，然后留其子守长安，自己回到大夏国的都城统万城(今陕西靖边白城子)。426年，北魏军队攻占长安。在这连年不息的杀伐攻战中，关中社会经济日益脆弱，长安的商业再度陷入萎缩不振的境地。
三、北朝时期的长安商业
北朝时期，长安与其他大多数城市一样，商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不高，速度也较为缓慢。但相对于十六国时期来说，还是有所发展。
北魏的建立者是鲜卑族拓跋部。登国元年(386年)，拓跋珪乘前秦瓦解之机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称代王，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天兴元年(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太武帝时，十六国时期的各个政权经过多年互相吞并，已所剩不多。经过八九年的征讨，北魏终于消灭了这些割据政权，于439年统一了北方。这时南方则由取代东晋的刘宋王朝统治。
从商品交换规模、商品经济活跃程度以及货币流通、市场发展水平等方面来看，北魏时期特别是北魏初期，长安商业发展水平不高。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以下因素决定的：其一，长安及其周围地区久经战乱破坏，北魏时仍有几次大的战乱，致使长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始终没有一个持续恢复的机会；其二，关中的农业及手工业由于长期破坏而陷入衰落状态。其三，在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也还存在不少阻碍商业发展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长安商业的发展。
频繁的战乱几乎是制约长安商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北魏时，长安及其周围地区的战乱虽不及十六国时那样频繁和酷烈，但战乱仍有好几次。北魏是从匈奴人手中夺得长安的。始光三年(425年)，魏军大举西进，镇守长安的夏国将领赫连助兴弃城而逃，此年十二月，魏军占领长安。次年正月，赫连昌派其弟赫连定率兵两万向长安进发，欲夺回长安。北魏太武帝则派遣拓跋礼镇守长安。后经多次交战，魏军将赫连定的军队赶出了关中。北魏初期，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反魏起义此起彼伏，其中尤以关中盖吴起义规模最大。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卢水胡盖吴在杏城(今陕西洛川西南)起义，“诸种胡争应之，有众十余万”，屡次击败魏军，起义军势力迅速扩大。不久盖吴自称天台王，设置百官。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正月，太武帝亲率六万精兵进入关中，从渭南直扑长安。半年之内，魏军与起义军大小数十战，几乎“无日不战”，损兵折将，“伏尸蔽野”，仍未能取胜。北魏又从河北调来两万精锐部队驰援关中。八月，盖吴在作战中牺牲，不久起义失败。北魏末，关陇地区又爆发了莫折念生和万俟丑奴领导的起义。525年，起义军主力十几万人在黑水(今陕西兴平西)与魏军大战，结果起义军溃败，损失十万人，被迫退出关中。几个月后，起义军东山再起，接连攻克汧州(今陕西陇县)、岐州、北华州(今陕西黄陵)和长安，横扫关中，势不可挡。起义军直取潼关，威胁北魏首都洛阳，使北魏朝野震惊。528年，万俟丑奴自称天子，建元神兽。530年，尔朱天光、贺拔岳带兵入关中镇压起义。后来，丑奴战败被俘，起义失败。
长安和关中地区自晋末、十六国以来就屡遭战火，进入北魏后，仍几次遭到战乱破坏，这就不能不使长安商业的恢复受到阻滞。频繁的战乱造成人口减少，农田水利设施被毁，关中农业已处于衰落状态，至于长安的手工业也因种种原因未能恢复。刘裕攻占长安后，就曾把长安的手工业者大量迁往南京。太平真君七年(446年)，魏太武帝镇压盖吴起义后，又下令“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46)。长安大量手工业者被迁往外地，致使手工业者人数下降，其技术程度和生产规模也就不能不受影响。与此同时，有些手工业工人死于战火，有的则因逃避战乱而流散异乡。另外，北魏从建国开始就竭力垄断手工业，对工匠严密控制。太武帝时就规定“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47)。工匠的社会地位也很低，如文成帝时规定：“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48)孝文帝规定：“工商皂隶，各有厥分，而有司纵滥，或染清流。今户内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以下，准次而授。”(49)北魏还禁止私人占有工匠，私造器物也被禁止。北齐时，大官僚毕义云“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余机织锦，并造金银器物，乃被禁止”(50)。可见直到北齐时，私藏工匠和私造器物还是违法的。北魏对手工业的垄断以及对工匠的严格控制，极大地妨碍了私营手工业和小型工业的发展。在此情况下，长安手工业生产的规模、水平等方面也就自然难以恢复。农业、手工业的衰落，决定了长安商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从社会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方面来看，也有不少制约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社会发展程度较低。在社会经济领域内，既有原始氏族经济的残余，又有一定比重的奴隶经济，还有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经济，人身依附关系趋于强化。当时除自耕农外，还存在大量的新民、农奴、杂户、隶户、奴婢，其社会地位都很低，受政府或豪强地主的严格控制，他们同市场的联系很少。北魏时期士族田庄经济比以前更加发展。关中士族地主以韦、裴、柳、薛、杨、杜、皇甫等为最盛。士族地主占有大量良田，他们的庄园既种植五谷，也栽培果树，还有蔬菜、家禽饲养、种桑养蚕等，“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已足，但家无盐井耳”(51)。这些士族田庄除了自己不能生产的食盐而必须依靠市场外，其他一切生活品都可以自己生产，从而达到“闭门而为生之具已足”。这里不大需要商人的介入，与市场的联系若有若无。在这样的经济结构里，商品交换的规模很难扩大。
从货币制度、货币流通状况来看也是如此。北魏从立国之初到太和十九年(495年)长达一百余年中，竟然长期没有发行货币，故史书说：“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52)直到495年才正式发行了“太和五铢”钱。但北魏政府又同时宣布“民有欲铸，听就铸之”(53)，把货币发行权“下放”给了私人,这一现象正好说明当时货币经济水平低下。后来北魏又曾发行“永安五铢”钱。但是这两种货币发行后，京师洛阳及各州镇也是或铸或停，有的地方则一直专用古钱，而不使用新钱，形成新旧钱并行流通的混乱局面。这种状况致使货币流通不畅，引起“商货不通，贸迁颇隔”。货币流通不畅，商品交换也就难以通畅。北魏亦曾禁止旧钱流通，但在熙平初年，任城王元澄又上奏请将太和五铢等新钱与“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得到了魏明帝的批准。造成货币流通混乱的另一大祸根则是私铸之风盛行。由于私铸盛行，流通中有所谓“鸡眼”等劣钱，后来有的劣钱“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乃至风飘水浮，斗米几直一千”(54)。孝庄帝曾试图整顿货币流通，结果引起更大混乱。史称“利之所在，盗铸弥甚，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55)。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魏末。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北魏时期货币的职能大为降低，使用范围明显缩小，货币流通萎缩。北魏前期百余年间，“钱货无所周流”，在此形势下，绢帛谷物则成为主要流通手段，代替了货币职能。北魏发行太和五铢钱后，河北诸州“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于市也”(56)，货币的使用范围明显缩小。秦汉时期，征收赋税、官俸、赏赐等方面都广泛使用货币，而北魏征收租赋则收实物，开始制定官禄时也是以布帛计算和支付。笨重的物品作为货币使用，显然不便于携带和分割换零，这就必然阻碍商品交换的扩大。
上述事实说明，当时社会经济的大环境不利于长安商业的发展，也显示出北魏商业不发达。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不利因素或多或少有所改变，商业也就逐渐活跃起来。
北魏在北方的统治逐渐稳定后，大规模的战事减少，社会秩序趋于安定。特别是孝文帝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孝文帝即位后，实行三长制、均田制和班禄制，整顿吏治，迁都洛阳，并加速汉化。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把北魏的社会经济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在农业显著恢复的同时，手工业状况也有所改善，北魏政府对手工业者的控制也稍稍有所放松。延兴二年(472年)，孝文帝宣布：“工商杂伎尽听赴农。”太和十一年(487年)，又下令“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57)。制盐在北魏前期本来实行官营，酒也不允许私人酿造。但孝文帝时，盐池则允许民营，也允许私人酿酒。太和二十年(496年)十月，孝文帝下令“开池盐之禁，与民共之。”(58)手工业者有了较多自由，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孝文帝时，随着商品交换的增多，也正式恢复了金属货币流通。太和五铢钱的发行，既说明商品交换已恢复到了一定水平，也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由于长安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重要性，北魏也就不能不对其倍加重视。北魏在长安站稳脚跟后，也曾对长安城做过一些维修工作。早在北魏初期，太武帝于延和二年(433年)下令征发秦、雍二州兵士一万人，在长安城内筑了“小城”(59)。随着社会逐渐安定，流亡他乡的居民也陆续回到长安。例如延和三年(434年)，杨难当攻克汉中后，“送雍州流民七千家于长安”(60)。不少流民在社会安定后重返故乡，这样长安的人口也就逐渐上升。
随着社会逐渐安定及经济的发展，长安商业的环境大为改善：钱货无所周流的时代已经结束，城市已经维修，流民也已陆续返回，对手工业者的控制有所放松，于是商人们也已开始忙碌起来。就这样，商品交换逐渐活跃，商人获得的利润也越来越可观。北魏高宗在诏令中说，当时“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61)。商业利润的丰厚以及富商的活跃，足以说明商业已经恢复到相当程度。当时外国商人到北魏首都洛阳做买卖的络绎不绝，如《洛阳伽蓝记》卷3所说：“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到洛阳做生意的外国商人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东行，必然要经过长安这座重要城市，在长安停留，在此做买卖，有的甚至干脆就住在长安而不再东行。所以这时长安的西域商人乃至外国商人恐怕也不少。
北魏中期以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有三个：即洛阳、邺城和长安。洛阳是北魏首都，人口繁多，交通便利，遂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邺城是新兴的商业都会；长安则仅次于洛阳和邺城，成为当时重要的商业城市。
北魏时，城市中仍然实行坊市制，即商业区(市)和居民区(坊)相互分离，市内不住家，肆中不住人(62)，同时坊里(住宅区)也不设市。不过从洛阳的情况可以看出，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住宅距市场较近，一般都在市场附近，这样便于商人和手工业者往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市内各行业仍然是按商品种类分地段经营，以便于顾客选购和官府管理。在市场里，交易时间有明确规定，开市、闭市均由市场管理人员发出号令。政府设有钟、鼓，用击钟、敲鼓的办法来宣布开市、闭市的时间。例如在洛阳建春门外的建阳里建有三丈高的土台，“上作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63)。这个土台就是西晋时的旗亭(市楼)。用击鼓、撞钟以开市、闭市，是自秦汉以来就有的旧制度。洛阳沿袭前代的旧制，当时长安也应如此。另外，市场设有市门，市的四周都筑有围墙，不经市门是无法入市的。而且每个市场还设有市官，负责征税，监督交易，维持交易秩序等事宜。北朝一般是有商税的，商人在市内使用的店舍都要向官府交税。孝昌二年(526年)，北魏规定：“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64)按照这个规定，不管是买者还是卖者，凡进入市场者均要征税，每人交一钱；商人们的店舍(营业场地)则分为五等，按等级纳税，这种“税”其实应是商人支付的营业场地租金，而不是市场交易税。交易税大概按照交易额的大小而征收。在市内进行大宗或者特定商品交易(如马、牛、驴、骡等)还要立文券。北齐人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说：“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这种文券相当于交易合同，也便于征收交易税。
总之，自北魏中期以来，长安的商业已有明显恢复，当然还未达到汉代的盛况。到北魏末期，战乱又起，国无宁日，长安商业又走下坡路了。
北魏末年，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起义军遍布北方各地。这些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北魏王朝却为之大伤元气。534年以后，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高欢立元善见为帝(孝静帝)，并迁都于邺城，史称东魏(534—550)；535年，宇文泰立元宝矩为帝(文帝)，以长安为都，史称西魏(535—557)。东、西魏对峙不到二十年，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则取代西魏，仍以长安为都，这样又形成了北齐与北周的对峙局面。
西魏、北周政权与东魏、北齐政权割据近半个世纪，双方互为敌国，时有战争，商业活动大受限制，故史称“魏自永安之后，政道陵夷，寇乱实繁，农商失业”，“百姓愁怨，无复聊生”(65)。在分裂割据、战争不断的社会环境中，经济遭到破坏，交通受阻，商人经商缺乏安全保障，商业凋敝是必然结果。
不过，西魏、北周皆以长安为都，发展商业的有利条件还是不少。长安再次作为国都，必然在经济、交通、人口、城市建设、市场设置诸方面有所改善。西魏、北周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亦曾实行过一系列改革，如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大力向关中移民以充实关中，打击佛教势力，“取地于庙塔之下”，于是社会经济明显好转，西魏、北周也日渐强大起来，并超过了北齐。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了北方。北周还从南朝手中夺取了重要的商业城市益州(今四川成都)和江陵(今湖北江陵)。就在灭齐的同年，周武帝又整顿了度量衡，“议定权衡度量，颁布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停”(66)。北方的统一、度量衡的整顿都有助于商业的发展。再者，西魏、北周时虽有不少战争，但长安并未直接受战争破坏。而且由于它是国都所在，在城市建设方面肯定会有所改善，这与董卓之乱后长安屡遭兵火摧残显然有所不同。长安的人口也显著增加，这种增加一是由于流民重返故里，另外则是由于政府有目的的移民。大统十二年(546年)，独孤信讨平凉州宇文仲和，“虏其民六千户，送于长安”(67)。若按每户5口计，则这次移民就有3万人之多，类似这样的移民还有几次。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下令“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68)，迁入关中的人口当有20万人之众。长安成为国都后，也吸引了各地的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农民来此经营各种生意。
长安及关中的交通道路也有明显改善。以前，雍州境内“路侧一里置一土候，经雨颓毁，每须修之”。废帝二年(553年)，韦孝宽任雍州刺史后，命令境内在设置土候的地方种植槐树以取代土候，这样“既免修复，行旅又得庇荫”(69)。宇文泰对此大加称赏，于是命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70)。从此关中通往各地的道路皆有绿阴。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宇文泰又命崔猷等人“率众开通车路，凿山堙谷五百余里，至于梁州(今陕西汉中)”(71)，从而使关中与汉中的交通更加便利。交通的改善有利于商人往来，商品流通也更为便利。
在此情况下，长安的商业日渐活跃。据载，当时“有贾人持金二十斤，诣京师（长安)交易”(72)。这个商人到长安做生意，一次竟拿出黄金20斤，应是一笔很大的本钱。北周时，西域商人也有不少人来长安经商，史称北周“德刑具举，声名遐洎。卉服氈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73)。从商人势力的活跃亦可概见长安商业的发展。隋文帝杨坚代周前，他的心腹刘昉势倾朝野，官拜上大将军。刘昉“溺于财利，富商大贾朝夕盈门”(74)。长安不少富商都与这位权贵密切往来，商人势力的膨胀于此可见一斑。有的商人或其子孙甚至进入仕途，如富商王训的孙子王辩在北周时因军功授帅都督(75)。西域商人何妥也曾深受周武帝器重，并被任命为太学博士。何妥在周宣帝时还被封为襄城县伯(76)。在商人子弟做官的同时，官僚贵族也有经商牟利者。广陵王元欣在西魏大统时，曾任柱国大将军等，像这样的高官也在经商，史称其“好营产业，多所树艺，京师名果皆出其园”(77)。元欣大概经营着庞大的果园，所产水果品质优良，皆为京师长安名品，其收入自然不非。
和北魏时相比，长安的市场设置和市场管理及商业的繁荣程度应有较大的改观。因为长安已是西魏的国都，自然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而无所进步。同时代的其他城市，当然也无法和长安比拟。例如北魏中期以后以洛阳为都，洛阳商业之盛堪称第一。但西魏、北周时，长安再次为国都，而洛阳却失去了国都地位，并且洛阳还遭到战火破坏。这样洛阳大为衰落，长安则明显进步，长安商业之繁荣又一次超过洛阳，成为我国北方最负盛名的商业都会。为了加强长安的商业管理，北周设有“司市下大夫”一职，专门负责长安的市场管理。早在北魏时就有所谓“入市之税”，或称“市门税”，这种税在西魏时仍然征收。北周建国后，闵帝宇文觉为了表示刷新政治，于557年正月下令废除市门税(78)。周宣帝即位(579年)，“复兴入市之税，每人一钱”(79)。不过这次恢复市门税仅两年，北周便被隋朝取代。581年，隋文帝即位后，又废除了入市之税(80)。入市之税的征收对象是进入市场的每个人，属于工商杂税性质。它的出现一方面说明统治者的贪婪，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进入市场的人很多，商品交易比较活跃，为此统治者想出了这个捞钱的好办法。
西魏、北周时，长安的商业虽有一定发展，但商业领域仍存在不少问题。从当时的货币发行与流通状况即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西魏曾于大统六年(540年)、十二年(546年)两次铸造五铢钱，作为西魏地区的主要货币。北周初年，仍沿用西魏发行的五铢钱。周武帝保定元年(561年)，北周才开始发行“布泉”钱，以一枚布泉当五枚五铢钱，二者并行流通。建德三年(574年)，又铸造“五行大布”钱，以一枚“五行大布”当布泉十枚。周静帝大象元年(579年)，又铸造“永通万国”钱。尽管北周发行的三种新钱皆为货币中的精品，然而这些钱均为虚价大钱。例如“五行大布”钱与“布泉”重量差不多，而北周政府却规定前者一枚抵后者十枚使用，这等于货币减重1／10。这是北周政府剥削百姓的一种手段，商人所受损失也很大，所以史称北周政府“大收商估之利”(81)。短短十八年间，北周居然发行了三种货币，平均六年发行一次新货币，而且各种货币并行流通，相互比价又极不合理，因而引起私铸货币之风盛行，货币流通混乱不堪，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商业的发展。
①《晋书》卷26《食货志》。
②③④《晋书》卷26《食货志》。
⑤《三国志》卷16《仓慈传》注引《魏略》。
⑥《三国志》卷22《裴潜传》注引《魏略》。
⑦《三国志·魏书》卷2《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注引《魏书》。
⑧《三国志》卷25《高堂传》。
⑨⑩《晋书》卷26《食货志》。
(11)《晋书》卷26《食货志》。
(12)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二册，第232页。
(13)《太平御览》卷8《资产部》八引《晋令》。
(14)《晋书》卷55《潘岳传》。
(15)《晋书》卷53《愍怀太子传》。
(16)《晋书》卷4《惠帝纪》。
(17)《晋书》卷26《食货志》。
(18)《晋书》卷5《孝帝纪》。
(19)《晋书》卷60《贾疋传》。
(20)(21)(22)《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23)(24)(25)《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26)《晋书》卷112《苻健载记》。
(27)(28)(29)(31)《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30)《资治通鉴》卷101，晋穆帝升平五年。
(32)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第五章，第332～333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3)(35)《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34)《晋书》卷112，《苻生载记》。
(36)《晋书》卷112《苻生载记》。
(37)(39)《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38)《太平御览》卷363引车频《秦书》。转引自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二册，第244页。
(40)(41)《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42)(43)《晋书》卷117《姚兴载记》。
(44)《晋书》卷116《姚苌载记》说：慕容冲“既率众东下，长安空虚”。
(45)《太平御览》卷815《布帛部》引《丹阳记》说：“斗场锦署，平关右，迁其百工也。”
(46)(47)《魏书》卷4《世祖纪》。
(48)《魏书》卷5《高宗纪》。
(49)《魏书》卷77《高祖纪》。
(50)《北齐书》卷47《毕义云传》。
(51)颜之推：《颜氏家训》卷1《治家》。
(52)(53)(55)《魏书》卷110《食货志》。
(54)《魏书》卷77《高祟传》附《高谦之传》；《北史》卷50《高道穆传》。
(56)《魏书》卷110《食货志》。
(57)《魏书》卷7上《高祖纪》。
(58)《魏书》卷7下《高祖纪》。
(59)(60)《魏书》卷7下《世祖纪》。
(61)《魏书》卷5《高宗纪》。
(62)《太平御览》卷828引《晋令》说：“坐垆肆者，皆不得宿肆上。”
(63)《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
(64)《魏书》卷110《食货志》。
(65)《隋书》卷24《食货志》。
(66)(68)《周书》卷6《武帝纪》。
(67)《周书》卷16《独孤信传》。
(69)(70)《周书》卷31《韦孝宽传》。
(71)《周书》卷35《崔猷传》。
(72)《周书》卷22《柳庆传》。
(73)《周书》卷49《异域传》。
(74)《隋书》卷38《刘昉传》。
(75)《隋书》卷64《王辩传》。
(76)《隋书》卷75《何妥传》。
(77)《北史》卷19《广陵王诩传》附《元欣传》。
(78)《周书》卷3《孝闵帝纪》。
(79)《通典》卷11《食货典·杂税》。
(80)《隋书》卷24《食货志》。
(81)《隋书》卷24《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