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养亲别父母四海生涯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活动的西部地区天苍野茫。一上陇山，景色与关中迥然有别：西望秦川，墟舍桑辛，与云霞一色；北望甘陇，高山大川，黄尘古道，一派高原景色。有人形容它是：
　　一阵风来一阵沙，
　　有人行处无人家。
　　黄河九曲冰先冻，
　　紫塞三春不见花。
　　又有人说它是：
　　陇干去边几千里，
　　莽莽野华平埋沙。
　　居民多牧少耕田，
　　行人出入悬弓矢。
　　六月草尽黄，
　　白昼飞严霜。
　　陇上生活十分艰苦。有一位南方人写了一首诗，把陇上描绘为穷山恶水，地冻山寒，擤一把鼻涕冰凌就会挂在鼻子上，因此，南方商人视之为畏途，脚步绝不越秦关一步。
　　出哈密而走西域更是千村寥落，莽莽戈壁，天山尽削，古垒啼鸟。林则徐曾经写过一首诗，描写西域的景色是：
　　严关百尺界天西，
　　万里征人驻马蹄。
　　非阁遥连秦树直，
　　缭坦斜压陇云低。
　　天山*(左走右上西右下早)削摩肩立，
　　瀚海苍茫入望迷。
　　谁道崤函千古险，
　　回首只见一丸泥。
　　要在这条艰难险阻的商路上经商求富，需要有万难不屈、驱死地若鹜的勇敢精神。
　　再如秦岭巴山，沟壑纵横，连绵八百里，山中树木参天，路少行人，常有虎狼出没，行走其间有性命之忧。
　　唐代末年，陕西云阳商人王行言与同村众商人赴蜀中贩卖盐斤，因山中野兽出没，人们常常携带铁杖予以防身。行至乌稍岭有一吊睛猛虎寻迹紧随其后，众人皆战栗不止，在一树下歇息，等待天亮虎走再行。王行言胆小睡于众人中间，第二天天亮，众人醒来一看，王行言已被老虎噙走，这就是虎噙商人的故事。
　　但也有陕西商人打死老虎的事情。明清之际，甘陇青藏产汗血良马，许多陕西商人到西域贩马，以回民商人为多，洛阳的清真寺就是陕西贩马商人所建。
　　明代末年陕西贩马商人吴松与众人到甘肃河西一带贩马。吴松身材魁梧，武艺超群，早年随一高人练就一身钢鞭技艺，三五个人不是他的对手。他们从河西购得良马数百匹，赶到山东去卖。沿途2000余里，他与伙计骑上马，手持长鞭，前呼后应，呐喊照料。行至陇山中，一伙计突然挥鞭前指，对吴松说：“东家快看，那是什么?”吴松策马向前站一高处，寻着伙计指的方向一看，就在200步开外的一个大岩石上，蹲着一只花斑猛虎，眼放绿光，引颈长啸，震得树叶簌簌发抖，情况十分危急。吴松心想，这山谷是贩马必经之路，如若马群被老虎惊扰跑散，他的全部家当必然化为乌有。看来只有赶走猛虎，此外别无选择。吴松凭着自己的一身武艺，一手挽弩弓，一手执长鞭，策马朝前方的猛虎扑去。离老虎还有50余步，吴松手拉弩弓，利箭离弦呼啸着直射虎身，结果插到了岩石上。老虎一惊，一跃而起，朝吴松扑来。吴松策马躲过虎身，挥起弩弓朝虎身一劈，不料老虎长尾用力一甩，把弩弓弹飞到十几步外的草丛中。吴松只好手持长鞭朝虎头猛打，这一鞭正打在老虎的耳门上，血便从老虎的脸上淌下来。老虎见势不妙，掉头便跑。吴松回过身来对伙计们一挥手说：“虎被我赶跑了，大家各就各位，吆喝上路。”眼看就快到黄昏，马群还没有走出山谷，众人又渴又饿，吴松让大家停下来，歇一会儿再走。
　　就在这时，前面的草丛中有声音窣窣作响，只见那只猛虎悄悄潜来，躲在距马群不远的草丛中，眼里冒着贪婪的凶光。吴松看得真切，大喝一声道：“又是那畜生。”说着手提长鞭，向猛虎奔去，猛虎前扑，吴松一鞭打在老虎的前腿上，把老虎打得差点跳起来。老虎大吼一声，向吴松扑去，吴松抽出腰间的长刀，朝老虎的脖子使劲戳去，血像泉水一样喷射出来，吴松又连捅数刀，直到老虎毙命为止。众人看着这惊心动魄的场面，都惊呆了，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迈不开步子。吴松一言不发，沉默了半晌，拍了拍身上的泥土，对伙计们说：“把老虎抬到马背上，继续前行。”
　　走险境若死地一路拼杀
　　有一首清代《竹枝词》中形容商人经营的艰难是：
　　几处行船几处商，
　　瞿塘如马险难当。
　　船行可避瞿塘险，
　　最险人心不可防。
　　明清的西部天高皇帝远，人少牲畜多，社会不靖，土匪没道，千沟万壑，征剿不力，持镪辇重的商人常常是他们追杀的对象。要在这条商路上经营求富，非要有不避锋硝、重死轻生的尚武精神不可。而陕西自商鞅变法以来，虎狼文化，寓兵于农，形成秦人游侠之风，好斗轻死，粗犷强悍的性格。使得陕西商人能够适应西部兵荒马乱、土匪剪径的社会环境，以“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西商形象，在兵匪出没的漫漫商路上扬鞭走马，闯荡天涯，具有武装贸易的性质。
　　明代富平大商人李月峰有一身好武艺，往来于塞北荒野中，押运粮草，手提强弓，坐骑骏马，是关中有名的刀客。不逞之徒，望见他纷纷逃匿，其他商旅也借用他的名号，保持旅途安全。
　　高陵巨商刘锡有一次经商于漳泉，夜宿蝎蛰岭被一群强盗围住，欲砍其兄。刘锡拔刀相向，与之拼杀，掩护其兄携带货物先走，由他断后，有两个土匪头子持刀来攻，刘锡与之交战不到两个回合，便连斩二人之首于刀下，其他匪徒一哄而散。
　　三原商人温朝凤经商于四川，有一次行商于三峡中，水深浪急，有大盗数十人将他的货船团团围住，船上的其他客商吓得脸无人色，伏在船上不敢动弹。温朝凤挺身而出，立于船头，连毙三人，其他匪徒作鸟兽散。
　　三原商人刘自学经商蜀中，有一次行船至黄龙岗，遇群盗其势甚凶，刘自学无所畏惧，大声问强盗说：“你们想要干什么?”强盗说：“留下买路钱，否则休想保住性命。”刘自学回答说：“你们不过想要我船中的货物，这个容易，船中的货物任你们搬去，何必杀人。”群盗反而佩服其有胆量，开路放行。
　　三原商人贾云山为武林魁首，他年轻时经商为贾，遍历大江南北，入武林游览天下俊秀。武林天下壮士聚会，莫不闻公大名，纷纷交接贾云山。
　　闯雷区逞强悍陕西愣娃
　　有一首《竹枝词》中描写商人经商远别的状况是：
　　远别家山趋估船，
　　家乡总觉异非烟。
　　年年报赛春秋社，
　　醉话桑榆共促筵。
　　陕西商人不畏险阻、粗犷强悍的性格，又羽化了他们不辞辽远、万里投荒的创业精神。李亦人《西康综览》论述陕西商人促成川藏贸易兴盛原因时，认为“川人不善经营，尤畏远道，故不能与陕人竞争”，“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不辞艰辛，亦所罕及者”。这里，论及的只是商人们率领伙计吃苦耐劳的精神。其实，就是边茶贸易，也远远不是辛苦所能概括的。边茶贸易，沿途有官匪骚扰，不时出没往来劫持，商旅视为畏途，加之又是危关险隘、羊肠小道，或在蔽日树阴间遭毒虫蛰咬甚至成为猛兽腹中餐，或身坠崖壑甚至冻馁倒毙，此类事件屡屡发生。不知多少陕西商人和伙计死在这条商路上，前仆后继，在川藏丛林草莽间踏出一条内地与边地贸易往来、融洽民族关系的血泪茶路。一部《列女传》不知记录了多少陕西商人客死他乡的辛酸故事。
　　渭南田立本，其父经商广东佛山，病故于旅店；
　　渭南李俊齐，贸易客死湖广；
　　渭南李俊风，到河南贩布，没有两年染病而亡；
　　泾阳张体仁，娶妻不到半月，为养家赴云南贸易，客死他乡；
　　高陵冯世英，经商于中州，不久死于客栈。
　　但这些并不能阻挡陕西商人经营的脚步和千里致富的欲望。西安商人王禄到山东贩盐获利不少，不久染病不起，临终前前告诉其弟将他的尸骨连同购置好的棺材一同运回陕西。其弟遵照兄言，扶柩归乡，到家后打开棺木，只见其兄尸首下有白银2000余两，使人读之酸鼻。
　　陕西商人这种强悍不屈、强打敢拼的经营精神使他们在经营中不守成规、锐意进取、勇于冲破政策划定的“雷区”，冒死为自己开辟经营的新天地。
　　清顺治二年特制定陕西茶马例，不许陕西民间私自进行茶马交易，“违者尽数入官，仍将叛逆人员治罪”，陕西茶行商人依然我行我素。
　　明代陕西掌柜携资闯入茶业，从陕西境内开始了对“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榷茶制度的冲击，迫使明政府在成化五年下令“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陕商又置明廷“汉不入藏，藏不入汉”禁令于不顾，在西南进行汉藏茶马交易。陕西户县孙葛两姓，明初即设立“恒盛合”商号于康定，经销边茶，开创资本逾2万两白银，规模信誉均在康定独树一帜。每年春秋两季，有经验的掌柜带七八十人，沿陕川间38个站口，步行40余日，跋涉3000余里，深入川藏各地，经营边茶贸易，这样的陕西商号仅康定陕西街就有23家，“行茶之地五千余里”。私贩盛行，官府无力禁止，遂于弘治三年出榜招商，诏准茶叶私营合法。四川边茶贸易，嘉靖时每年为240万斤，隆庆时为340万斤，迄止清中叶更激增为1100万斤。在西北，面对明政府“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的规定，陕西茶行掌柜仍携带茶叶，“雇请土人，传驿道行，群附党援，深入番绰”，推动西北边茶繁荣，既丰富了西北各民族人民生活需求和经济往来，也给自己赚取了丰厚的利润。
　　清代陕西盐业掌柜，冒着财失人亡的风险，打开了自贡井盐的生产局面。在清政府“引岸专商”制度下，官府严格控制川盐，“边商均在川黔接壤设店发卖”，不许越境贩卖，置腹地民众无盐可食于不顾，借以钳制边民。陕西掌柜负气尚勇，锐意进取，冒死犯禁，携带盐船深入腹地，“由黔侵灌而湘而粤而滇”，硬是一路凯歌。到雍正年间，把川盐的销区扩大到贵阳、安顺、遵义等十府，约占贵州全省7／10，确立了陕西掌柜在川黔滇盐业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陕西商人在河南、湖北的棉布投资也是如此。当陕西布商在江南受到徽商的排挤而放弃江南标布市场，转向豫鄂棉布市场时，当时北方的手工纺织业才刚刚兴起，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使棉布生产规格很不统一，产量也有限。到底这个市场的前景如何，人们心中都没有底。那些徽商们以幸灾乐祸的心情看着陕西商人在这片土地上败得落花流水。陕西商人经商素以强毅果敢而著称于世，他们虽说胆大敢为，但却粗中有细。他们深知河南和湖北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于棉花的种植，而中原人民历来有纺纱织布的习惯，不愁技术上不能推广。他们调查得知，当时豫鄂大地上棉布生产并不低于江南，也达到同江南一样的日织一匹的水平。而且豫鄂离陕西更近，运费更低。因此，他们大胆地向豫鄂棉布生产投资，为了提高质量，他们把所要求布匹的规格、尺寸写成招纸，遍贴于豫鄂城乡各地，引导棉布生产向规模型发展，派伙计到各地纺织户家里，介绍收购土布的品种、规格，并与当地的棉布收购行栈建立了稳定的购销关系。在他们有意识的市场培育活动下，豫鄂棉布市场迅速发展，很快压倒了江南布市，使陕西布商在豫鄂大地上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在棉布经营上陕西商人也是放开手脚，艺高胆大，敢于冒险，表现了陕西人粗犷强悍的民风。清代光绪年间，陕西千阳县恒丰泰布店领东掌柜李永岐，从山西购得白布50驮，从龙门过黄河入陕，恰值阴雨连绵，黄河汛期将至，河水暴涨，过河风险极大。岸边客商云集，船少难渡，船家无奈，情急之中，提出谁敢往黄河里搁50两银子，以谢河神，谁就先上船。众商愕然，李永岐听罢，立即从褡裢里拿出两块50两重的银锭，让船主和众商观看，并大声说：“诸位看好，这不止100两吧。”说完眼都不眨一下，一挥手把银锭扔到了黄河里。众商惊呆了，只好让千阳的布驮子率先过河，等他们过河以后，河水大涨，再胆大的船家，也不敢开船，其他商人只好望河兴叹。结果李永岐因抢先渡过黄河，把这批货早发各地，一次就赚了10万两白银。
　　在川康的茶叶贸易中，陕西茶商也是如此。当时的川康各县土匪横行，拦路抢劫，往来客商如果没有当地的土著予以保护，很难通行，而且没有不被土匪劫掠的。陕西茶商硬是不信这个邪，他们组织成牛骡大帮，一次运茶的牛骡就有一两千头，并且组织严密，防御紧凑，土匪望之，不敢近前，在别人视为畏途的商道上他们却驱车如雷，扬鞭走马。
　　抓商机冒风险才高胆大
　　粗犷强悍的经营风格，又使陕西商人敢冒风险，善抓商机，每每取得经营的成功。三原师家堪为一例。
　　陕西三原富商师从政家的发家史就是一部陕西商人抓住有利商机、与时俱进、发家致富的历史。
　　师家从其父师庄南起就经商于姑苏吴越之间，以“能人”而著称乡里。明朝初年，为解决三边防卫军的粮草供应，朱明王朝在陕西实行输粮换引的食盐开中政策，张贴告示于城门。一天师庄南从城里回到泾阳孟店家中，手持招贴思忖良久，儿子师从政见状问父亲：“为何愁叹不止?”其父说：“朝廷让输粮到边关，换引贩盐，这可是千年不遇的大好时机，古人从汉武帝官盐铁以来，实行盐铁专卖，政府垄断经营，不准商人插足盐利。今天政府让利于民，让我们用粮食换盐引，这可谓天助我师家也。”跟随父亲习商的师从政听罢对父亲说：“我听村里从边关回来的人说，输粮边关换引太多的利不敢说，足有三倍的钱可赚，而且粮食交给官府，没有风险。吾家藏粮甚多，又放账取利，利息甚厚，这可是个发财的绝好机会。”师庄南听罢，脸上露出喜悦之色，心想不愧是自己的儿子，才学商半年就懂得其中奥窍，将来必成大器。遂与师从政一一谋划，由师从政赴扬州做内商，捆引贩盐，其弟从文赴甘陇，输粮换引，父亲坐镇泾阳家中调度指挥。父子三人，边商、居中、内商各坐镇一方，同心协力，形成边塞—泾阳—扬州三点一线的经营模式，成为当时陕西商人经商的典型形态。由于师家抓住了机遇，输粮换引可以获得六七倍的利润，三年之间就赚了上万两的银子，成为泾阳先富起来的有名富商。
　　师从政在扬州经营盐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市场的万物变化已装于胸中，做生意很有生意眼。他在扬州，听说官府又要实行布马交易政策，为解决边防军的衣着和兵马旗仗，需要大量布匹，遂召商人到江南贩运棉布到边关，以布换引。当时陕西棉花种植很不普遍，布匹的市场缺口很大，陕西仅军布一项每年就缺221800匹，当时棉布的地区差价也很大，一匹标布在江南卖一钱银子，运到边塞可卖六七钱，可谓大利所在。师庄南认为这又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就把贩盐赚的钱用来投资贩布，他到苏州、松江贩运标布到三原改卷，卷成适合于西部驮运的形式，再运到边关前线，赚钱甚丰。他一次携带千百万两白银到江南购布，江南的布工视他为钱串子，把他像王侯一样捧着。为了方便运布，他把老家从泾阳搬到了陕西布匹市场所在的三原，奔走于苏州三原之间无虚日，家业大起。这个师从政有口吃的毛病，说话结结巴巴，因此言语木讷，人多时可以终日不吐一词，但胸中却波涛翻滚。他常对人们说：“我经商多年，万物之行情尽在胸中，市价涨落我观而知之。”有一次几个布商在布店中闲聊，其中一个布商无意中说了句：“有一家布客求布甚急。”师从政听罢，立即携布前往，布商们见到后拍手大笑说：“一句戏言，君何以当真?”师从政不以为然，木讷地对他们说：“个中奥窍，尔辈岂可得知。我若换不回布银，自当置酒席以酬诸君。”说完携布前去，不一会儿，他笑眯眯地背着银褡裢归来。众布商愕然，对着师从政说：“此真乃命也!”从此对师从政大为折服，称他为经商的行家里手，有关商业经营上的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
　　像师从政这样发家致富的例子，在陕商中所在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