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兰州“祥秦公”木厂大掌柜——柳鼎臣
在甘肃兰州有一家陕西商人办的“祥泰公”木行，垄断着兰州木材业的半壁河山。它的财东是陕西富平人李敦，掌柜则是陕西韩城经营能人柳鼎臣。
一、明清以来陕西木材业的发展
在自然经济时代，木材是重要的稀缺资源，人们做饭、取暖、建屋都需要木材，历代经营木材都是最赚钱的行业，有谚曰“要发财，贩木材”。明清时期是国家和民用建筑大发展时期，造成木材市场的急剧勃兴，使木材及其加工业成为繁兴的产业部门。
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土地是中华民族存身立命的根本。从掘土穴居住到构木为巢，体现了华夏民族农本主义的建筑思想。依山造屋，就地取材，土地木材是土地对中华民族最大的馈赠，因而中华民居多土木结构，“三间两柱，二室四户，木斫而不加丹，墙污而不加白，础阶用石，幂窗用纸”①，土木是中国建筑最主要的物质载体。同时，土木为居又体现了中华民族道法自然、返璞归真的建筑伦理，铺草为顶，架木为居，庐中草堂，只为遮风挡雨，不求厚物长存，追求“天人合一，天地入吾庐”的人生境界。而且，在煤炭、石油没有大规模开采和利用之前，木材又是民用炊饮取暖最基本的材料，所谓“柴米油盐”。这些都说明，木材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用材料和稀缺资源。所以，历代经营木材及其加工都是最赚钱的行当。
迄至明代，除明初疆界未定、宫廷纷争的几十年外，其余二百余年并无大的战事纷扰，“海内升平、天下晏然”，使中国进入一个建筑的高潮时期，有力推动了木材市场的发展。
首先，朝廷兴修宫殿对木材的需求。明二十四年重修乾清、坤宁二宫，仅徽商王天俊承办所需木料16万根，还乘机夹带私木3200余根，亏空国库五六万两银子②。崇祯七年修造皇陵，祁门木商廖廷训采购木材，诏赠“御商”头衔。另外，明代是中国县城建筑的大发展时期。秦设郡县，筑城保民；汉楚之争，高祖刘邦认为郡城不利攻守，遂毁全国郡城，官民暴于荒野。到明代为敬祖归宗，设城保民，大规模地进行县域城坦建设，府县以上治所，筑城设衙，立坛设庙，规划城坊建制，使城坦建设出现高潮。明时全国1171县，清代全国1358县，县县建城，成为木材需求量激增的政治因素。
其次，民间建筑去陋趋华，除旧翻新，是民用建筑的大发展时期。明代成化年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种异动现象，民间房屋纷纷由草房改为瓦舍，全国从缙绅到百姓莫不求田问舍，华丽藏盖。江南“国初宫室尚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成华以后，富者之居高广靡丽，比之公室”。③南京“正德以前，房屋狭小……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④。而且，明代后，十大商帮纵横全国，他们在各地挣得体丰钵满，归乡后大兴土木，建造华丽庭院。徽商是“楼上加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⑤，晋商是“宫室多贪壮丽，至有屋未完而家室空者”⑥，陕商是“秦俗富室，多起大屋尚雕镂，穷工极丽”⑦，这些都增加了对木材的需求。
其三，社会建筑层出不穷，莫不华丽屋宇，是市场木材需求增加的新因素。
明代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最快时期，为加强社会统治，明王朝支助民间基层组织发展，乡村有宗族、乡约，城市有行会、会馆，他们莫不建造华丽府第，以为办公议事之地。仅广东番禺的300多个村落，每一个村落几乎都有祠堂，每一个村落中每一个姓氏又都有祠堂，而且同一姓也有几间祠堂。初步统计，番禺现存的祠堂就有490间。到明嘉靖年间，番禺民间的祠堂建筑进入繁荣时期，到处祠堂林立，牌楼高耸。而发财致富的商帮，更是在各地建造华丽无比的会馆，借以炫耀资财，铺陈本地优越文化。据统计，明清以来全国各地建造会馆2000余所，仅山陕商人建造会馆就有274所之多⑧。而且会馆莫不讲求雕梁画栋，巍峨壮观。自贡西秦会馆建造花费7万两白银；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建造花费8万两白银，该会馆戏台的一根横梁系从陕西秦巴山千里运来，所用琉璃瓦从山西运来，就是关公像前的一根百斤大腊，也是从山西闻喜县用毛驴驮来的⑨。这些都使得本来稀缺的木材资源更显得奇货可居，利市三倍。这就是陕西商帮以经营木材作为主导产业的原因所在。
陕西商人是清代在木材贸易领域异军突起的一支木商新军，他们的出现使清代木材市场刮起了一股强烈的“西北风”。陕西的秦巴山区富有浓郁的森林植被，是祖国西部的主要林区。自东汉历代政府惧怕农民聚啸山林而采取禁革山场政策，使秦巴老林直到清初还保持着“遍山皆是海，无处不生林”的原生状态，满山生长着云杉、冷杉、铁杉、落叶松、油松、柏类、桦类、杨类等用材林木，被称为“陆海”。进入清代后，由于沿海居民内迁和山外人口激增，无田可耕，推动着清政府实行“放垦秦巴”的招徕垦殖政策，使秦巴老林进入全面开发时期，这便为陕西木商在清代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还在康熙年间，陕川总督鄂海就在秦巴山各边邑招募客民，开荒种山，到乾隆五年又准许放垦商州，特许“有民人现在割漆砍竹及探构皮木耳等项听民自便”⑩，使秦巴老林进入初步开发。到嘉庆四年更进一步实行“放垦秦巴”的加快开发政策，该年上谕“肤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林木，既可作建盖庐舍之用”(11)，使秦巴山区进入大规模开发时期。各地商民纷纷挟资入山，开矿砍木作厂，因老林丛密，林产极多，故首推木厂为重。
而清代大量“棚民”入山垦殖，则为陕西林业在清代的急剧勃兴准备了劳动力条件。秦巴老林在明代禁草山场的政策下，“山内地方辽阔，居民稀少”。入清后，清政府在沿海实行“迁海”，使沿海居民内缩，加之山外人多地少，鄂皖楚豫各省人民纷纷入秦巴山区垦殖谋生，形成“湖广填陕西”的移民潮。他们“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崖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做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一统谓之棚民”(12)，使山内人口激增，山内“土著十之一，吴皖楚三省人十之五，江晋豫蜀桂五省十之三”(13)。他们除开荒外，入木厂“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数者亦数十人”(14)，这便为清代陕西林业的兴起准备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
清代陕西山外各县商业资本的积累和为致富欲鼓动的投资热情为陕西林业的兴起准备了资金存量。因为自明代以来，关中渭北、关西凤岐各县多有商人外出经商逐利，手中积淀了相当数量的货币资本，当清廷开放老林“募商开厂”时，他们很自然将手中的资本转化为林业投资，形成陕西木材商的市场新军。典型如周至县周之正，“年少，家贫，每饼自给，人呼为‘周家饼’，争市之，数年积有余资，入山采木，获利倍数”(15)；渭南阳郭镇的九龙贺家“在眉县黑水峪有他家的林场，每年由黑河放下木材，好的自用多余的出售”(16)。这些陕西商人，“来山中采买大木，就地立厂，号曰木厢”(17)。这就是陕西“木厢”的兴起。
在清代，除了秦巴山区开发外，与秦巴首尾相连的陇山、祁连以及梁山、黄龙均为林业发展之区。清代在陇山、祁连山区经营林业的主要还是陕西商人。因为陇县固关等处历来有经营木材加工的传统，“解锯木植，做驮鞍农具木盂木棒之类，名为山货，贩卖甚伙，山民多借以为生”(18)，而清代在祈连山区经营林木伐采的又以陕西富平商人为多。如富平商人在兰州开设的福兴、祥泰木厂是兰州最大的木厂，他们在祁连山包了两座山，将林木由黄河运至兰州，供应兰州的全部木材之需。兰州城外的湖滩就是最大的木材市场，“木客松杉积万株”(19)。而在岷州经营木材的仍以陕商为主，他们“入山购买，自洮岷临洮达宝鸡咸阳者，有自岷州短贩至新寺镇者，有自新寺镇收买转贩至临洮、宝鸡、咸阳者”(20)。
在清代许多陕西商人因经营木材而发财致富。安康马光显“乾隆十五年由楚入陕，随山伐木，筑室于白河南乡南岔沟”，不一二十年，家累千金，富至巨万(21)；祝方厚由“宿迁郧西，遂家焉……善治生产，贸迁有无，辄获倍利。乡自称贷者无虚日，置产连吁陌，佃户数百家”(22)；咸阳王质庵“贩木陇右诸山中，不数年，家日富”(23)；而汉口的陕西木材商刘自强更是当地知名的富商大贾。
在清代林业采伐是耗资巨大的经营，一般木商多采取了设木店募工匠作的采、运、销一体化经营方式。设厂伐木须先“租山”，土著风气不开，租山往往采取“手指脚踏”的粗放方式，“往往有数两契价买地数里十数里者”(24)，“但给地主数贯，亦可种数沟数岭”(25)。租山后，木商就地立场，设厢雇工采伐。
“木厂为大木厂，分圆木、枋板、猴柴、器具各项，而圆木为大圆木、猴材必近水次为便，器具则虽不近水次，美材所产，工匠可就造作贩卖。”(26)由于当时林木采伐系多用人力，内部又分工细密，一般木厂的雇工规模都很大，“一厂恒多数百人，少亦数十人”，加之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人”，若再算上小负贩往来期间者，“常川一、二万人”(27)。由于佣工巨大，木厂内部有细密的管理组织，“开厂出资本商人住西安周至汉中城，其总理总管之人曰掌柜，经营包揽承凭字据曰书办，水运揽工头人曰领岸，水陆领夫之人曰包头”(28)，他们的职能是“商人厚资本，坐筹操奇赢；当家司会计，领岸度工程；书办记簿记，包头伙弟兄”(29)。这套佣工制度和经营管理模式，充分说明清代陕西的木材加工业已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它是中国清代秦巴山区内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代表。
圆木、仿板、猴柴于涨水之际从山内挽出后，多于各山口堆栈停放。分为东西两路，西安以东各山所出为东路，西出则为西路。两路出木材山口当时就有120余处，著名如黑水峪、殿子头、斜谷、田谷、科谷、库峪、大峪等，形成沿秦岭峪口成环形排列的木材市场。各木材商多派人驻各山口收买木料，如周至黄巢谷每年木植出山之日，“木商山客互相交易，不下数万人，其为利亦不下数万两”(30)；斜谷山口的眉县齐家寨“有大小板店十多家，由于木材货源稳定，利润丰厚”(31)；户县涝峪的太平峪，当地居民不过20户，而经营木材的业户就有17户(32)。这些出山材木，由木材商车骡驮运，“近至西同，远及晋豫”(33)。至于山内沿汉江、嘉陵江各木场“厂客所伐者，均令刻字作号，汉则下至兴安、郧阳，江则下至广元、成都”(34)，然后入长江供应江南各地。现在江南各地的一些老房屋横梁上还刻有“某某年陕省秦巴运至”的字样。
清代陕西木厢繁盛数百年，终极原因皆因利润丰厚。由于木材需求广大，市场稳定，木材“砍伐积之深谷，待大水之年而后飘流泛出，则其利十倍”，“大约十停木料，漂失二三，得七八停，到市集则获利不赀”(35)。因此各地木商莫不俱获厚利，带动秦巴山区经济发展。时任陕西巡抚的严如煜说：“本省视为荒山，外省转为乐土。”(36)“老林绵亘千里……树木铁炭，类借此远行。瘠苦之区，渐可饶利。”(37)呈现着一派热气腾腾的开发景象。
而兰州陕西商人创办的“祥泰公”木行，就是陕西商人经营木材业的成功范例。
二、“祥泰公”木行的创办及其经营过程
在兰州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木厂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曾经为兰州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与黄河水车、羊皮筏子、刻葫芦等一起构成了老兰州传统的民族文化和城市符号。兰州木厂最早主要集中在西稍门外骚泥泉街一带(今西津东路小西湖至文化宫一带)。抗战后逐渐发展到吴家园、北园一带，大约有30多家，其历史悠久、势力雄厚、商誉显著、颇具影响的当数陕西韩城人柳鼎臣经营的“祥泰公”木厂。
“祥泰公”木厂是兰州“安泰堂”药店总号较大的分号之一。“安泰堂”药店由皋兰县卸任知县、陕西富平人李敦(字睦堂)于乾隆年间创建，最初叫“安泰堂”药铺，道光元年(1821)更名为“安泰堂”国药号。同治末年由宁夏知府谢威风题额，后在天水、武威、徽县、成县等地设立分号，全盛时期中成药远销到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祥泰公”木厂是“安泰堂”药店于清道光中期开设的一个小型木厂，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大木厂，在兰州颇有影响。“兰州山陕会馆乾隆末年《理仙楼殿施银姓名碑记》有商号400余家，其中就有‘祥泰公’字号的名字；道光二十五年，兰州城隍庙《重修兰州城隍庙寝殿碑记》上也有“祥泰公”的字号；光绪十三年，《山陕老社修建罗汉殿布施花名碑》上也有‘祥泰公’的字号”(38)。
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定名为“祥泰公”木厂，财东为李家后人李子宏，大掌柜为柳鼎臣。木厂旧址在兰州西稍门外骚泥泉街(现东起文化宫九间楼，西至小西湖公园大门口马路，南起西津东路中轴线以北至黄河边)。厂内盖有两幢办公木楼，还有四合院、望云楼、八角碑亨、“安泰堂”药材仓库等建筑。黄河岸边有4棵三四个人才能抱拢的大柳树，河的中心有个滩，叫鸡心滩，也叫狮子滚绣球(现在的黄河兰州段水车苑)。按风水先生讲，在此处做生意会发财。木厂的银钱来往主要在“宏泰兴”和“天福公”钱庄。
清末，兰州“安泰堂”药店大掌柜趁东家在韩城势单力薄，妄图侵吞财产，不认东家，公然称“安泰堂”为自家所有。为此，李家主事房太夫人(于右任的婶娘)领着年幼的少东家李子宏，专程从陕西赴兰州与之打官司。在双方僵持过程中，柳鼎臣出于正义，拿出了“安泰堂”雇佣该人的契约等证据，帮助房太夫人打赢了官司，为李家和“安泰堂”正了名。时值“祥泰公”木厂分号生意亏损严重，急需人才支撑危局。房太夫人多方考察柳鼎臣的为人世事、经营管理才能后，毅然任命柳鼎臣为“祥泰公”木厂的大掌柜，成了木厂半个世纪的实际老板。后来比柳鼎臣小20多岁的少东家李子宏，接管李家在兰州的经营时，房太夫人特别示儿：“柳鼎臣这个人，人品好，有才华，又能干，你要以兄视之。”源于此，李子宏每次外出回兰州，第二天准要登门拜望柳鼎臣。柳鼎臣60大寿时，李子宏特意从杭州用上好的锦缎定做了一幅约宽1米、长3米的寿幛，正面绣“患难之交”四个大字。后面小字详细记载了李、柳两家的家世和交往。逢年过节和柳老太爷的寿诞，就将这幅寿幛挂在上房正厅。后来李子宏和柳鼎臣为纪念房太夫人的大恩大德，特意在木厂办公楼前立“望云楼”石碑，取“孝子思亲，望断白云”之意。柳、李两家过从甚密，相亲相敬，每两年的利润分红一直按“10分账”(分8余2，8分对半开，留2分作经营资金)，这在当时全国都是少有的(当时通常均按3∶7或4∶6分红)，足见两家的人品和交情非同一般。
柳鼎臣接手“祥泰公”木厂后，聪明勤奋、敬业诚信、经营有道，使木厂生意日渐兴隆，逐步成为兰州木材行业最大的字号，实现了“祥泰公”木厂的二次复兴。
“祥泰公”木厂经营的木料主要有油松、白松、硬杂木等，成材的木料年存量5～6万立方(1方木料卖20个大洋)，规模扩大到5个厂区。柳鼎臣还先后在临夏、临洮、卓尼、连城、冶力关和迭部、甘南、合作、夏河、靖远等地开办了分厂(号)，设立庄码(办事处)，具体负责采购、伐木、放渡、中转、销售等，形成了产销一条龙。连城是最大的一个，总负责人为苏志绩；临洮的总负责人为王富斋；岷山的总负责人为王增轩；孙仁山负责兰州的销售。
1941年左右，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部队一个辎重团侵占了木厂一半的地方，加之战乱，木厂逐渐衰败，在连城、临洮的山林也被国民党部队侵占。官司打了几年，一直打到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才得以解决。1947年后，柳鼎臣年事已高，木厂除了重大事项外，具体事务均由樊子祥经理负责。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祥泰公”和“复兴”、“东方”等木厂一起转隶为甘肃木材公司。
正因为柳鼎臣对李家和“祥泰公”木厂的功绩，20世纪40年代李子宏在木厂东南角修建了一座“慧芳堂”四合院，在西南角专门建了一座八角碑亭，树碑纪之。李子宏撰文，书法家贵永清书丹。碑文详细记载了李、柳两家的家世，柳鼎臣帮房太夫人打赢官司和对“祥泰公”木厂的功绩等。碑刻好后，李子宏拓了数十张拓片，分送亲朋好友。1920年，柳鼎臣在小西湖柏树巷24号还修建了“柳合山堂”的四合院，有房屋21间，号称“柳家大院”，现位于兰州七里河区五星坪后街21号(39)。
三、“祥泰公”木行的经营经验
柳鼎臣在经营“祥泰公”木行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严格号规，规范管理
号规是店堂实行管理的制度约束。“祥泰公”木厂的号规承袭了“安泰堂”药店的号规，主要内容是：资方与劳方的关系，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所负的责任；在木厂干事的人不能经营与木厂同样的货；不能营私舞弊，违规者轻则批评，重则解雇；相公(伙计)学徒期为3年，之后提升为班曹(小领班)、把式、会计、营销等；相公不能夜不归宿等。
木材采伐的方式规范，木料主要由筏客子从黄河上游编练成木筏，由水上运输。人员由掌握行情、招揽生意的揽头，负责运输管理木筏的把式，搬运木料的搬手组成。通常揽头负责把采伐的木头组织人扎成木筏，打印木厂的字号(用斧头砍在木头上)，由把式负责漂流运输到兰州。从连城、临洮等上游一带放渡，洮河筏顺流漂至刘家峡、小川一带拆开，从峡口单根放木头，过了峡口再捞上岸，编成筏子继续放渡到兰州。待木筏到木厂堤岸时，回族汉子把粗绳子一头拴在岸上的大柳树上，一头捆住木筏，人人嘴里喊着震天的号子把木筏拉上岸，拆筏后，再由喊着号子的搬手把木头抬到厂区内。“祥泰放木”的场面非常壮观，常常引来众多群众观看，为当时一景。
(二)乐善好施，服务社会
柳鼎臣虽身处商界，但笃厚尚义、乐善好施、备受赞誉，人称“柳大掌柜那真是个大善人”。陕西在兰州的乡党，找不到活干，柳鼎臣便拿钱资助他们开个茶叶铺、布店、水烟、百货等小店养家。经常有穷苦百姓偷木头，柳鼎臣告诫手下相公：“下苦人拿走几根木头，就能养家糊口，我们少一根也亏不到哪去，用不着追究”。这种家风一直被柳家人延续下来，到他孙子柳含润、孙媳妇王月霞时，仅柳家抚养成人、成家立业的亲戚就有五六个，至于为亲朋邻里、孤寡老人、年长者送饭送衣、帮忙干活，则难以数计。
最值得一提的是，柳鼎臣慷慨解囊，为民国大画家张大千赴敦煌临摹壁画提供资助。这在旧时代也是难能可贵的，表现了柳鼎臣“儒商”的眼光和胸怀。
(三)诗书传家，培养后代
柳鼎臣虽然以经商为业，但仍以读书为重，重视子女的培养。其独子柳舜如为“德兴顺”金店东家，供职于甘肃禁烟禁善后总局，虽然环境优越，但为人做事很正派，没有豪门子弟骄奢的不良习气，也没有横行霸道的恶劣行径，在民众中口碑甚好，赢得了“好少爷”的雅称。
受韩城历史文化的传承和熏陶，柳舜如好学上进，喜读文史，精于书画，爱好收藏，亦为名重一时的书画家。《百年中国书画名录》对他的记载是：“书画兼善，擅画山水，犹以蝇头小楷著称，名重一时。书法远追二王，风骨俊美，道婉有法，秀润灵动，自成面目。”可惜柳舜如英年早逝，1939年时患肺病而故。
柳鼎臣的孙子柳含润，与张大干之子张心智、张心钰有旧交。一生主要从事建筑业，先后在甘肃省建筑工程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筑公司、兰州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任技术员、工程师等职。1958年国家从全国抽调建筑专业人员和能工巧匠对故宫进行维修，甘肃省共抽调4人赴京，柳含润是最年轻的一个。故宫维修结束时，为嘉奖维修人员，国家从景德镇为每个维修人员定做了一套白釉绿花瓷器茶具，瓷器落两行黑字楷书款“柳含润，1959年9月”。1959年10月1日，柳含润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光荣出席了新中国国庆10年观礼活动(40)。
①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建筑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
②陈眉公：《冬官记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③陈眉公：《冬官记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卷2。
④顾起元：《客座赘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卷5。
⑤谢肇猘：《五杂俎》，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4。
⑥嘉靖《翼城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
⑦乾隆《渭南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
⑧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243页。
⑨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97页。
⑩仇继恒：《汉江贸易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54页。
(11)《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104。
(12)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
(13)卢坤：《秦疆治略》，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14)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页。
(15)路德：《圣桦馆文集》关中丛书本，卷5。
(16)贺志云：《清末民初关中的几家富户》，《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48页。
(17)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
(18)乾隆《陇县续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55页。
(19)乾隆《狄道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第11页。
(20)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风俗》。
(21)张沛：《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22)张沛：《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23)何栋如：《何公太仆集》，卷14。
(24)《宁陕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第4页。
(25)严如煜：《规划秦巴棚民论》，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81。
(26)严如煜：《三省边防论》，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82。
(27)《留坝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第57页。
(28)严如煜：《三省边防论》，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82。
(29)严如煜：《三省边防论》，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82。
(30)乾隆《周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0。
(31)韦明唤：《出山码头齐家寨》，《眉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117页。
(32)《户县文史资料》，第三辑，第45页。
(33)乾隆《周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0。
(34)乾隆《周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0。
(35)严如煜：《三省边防论》，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82。
(36)《宁陕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第4页。
(37)乾隆《岐山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38)《兰州“柳家大院”见证陕商兰州经营史》，《兰州日报》，2010年5月25日。
(39)柳栋：《兰州“祥泰公”木厂》，《兰州日报》，2009年6月17日。
(40)柳栋：《兰州“祥泰公”木厂》，《兰州日报》，2009年6月17日。
一、明清以来陕西木材业的发展
在自然经济时代，木材是重要的稀缺资源，人们做饭、取暖、建屋都需要木材，历代经营木材都是最赚钱的行业，有谚曰“要发财，贩木材”。明清时期是国家和民用建筑大发展时期，造成木材市场的急剧勃兴，使木材及其加工业成为繁兴的产业部门。
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土地是中华民族存身立命的根本。从掘土穴居住到构木为巢，体现了华夏民族农本主义的建筑思想。依山造屋，就地取材，土地木材是土地对中华民族最大的馈赠，因而中华民居多土木结构，“三间两柱，二室四户，木斫而不加丹，墙污而不加白，础阶用石，幂窗用纸”①，土木是中国建筑最主要的物质载体。同时，土木为居又体现了中华民族道法自然、返璞归真的建筑伦理，铺草为顶，架木为居，庐中草堂，只为遮风挡雨，不求厚物长存，追求“天人合一，天地入吾庐”的人生境界。而且，在煤炭、石油没有大规模开采和利用之前，木材又是民用炊饮取暖最基本的材料，所谓“柴米油盐”。这些都说明，木材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用材料和稀缺资源。所以，历代经营木材及其加工都是最赚钱的行当。
迄至明代，除明初疆界未定、宫廷纷争的几十年外，其余二百余年并无大的战事纷扰，“海内升平、天下晏然”，使中国进入一个建筑的高潮时期，有力推动了木材市场的发展。
首先，朝廷兴修宫殿对木材的需求。明二十四年重修乾清、坤宁二宫，仅徽商王天俊承办所需木料16万根，还乘机夹带私木3200余根，亏空国库五六万两银子②。崇祯七年修造皇陵，祁门木商廖廷训采购木材，诏赠“御商”头衔。另外，明代是中国县城建筑的大发展时期。秦设郡县，筑城保民；汉楚之争，高祖刘邦认为郡城不利攻守，遂毁全国郡城，官民暴于荒野。到明代为敬祖归宗，设城保民，大规模地进行县域城坦建设，府县以上治所，筑城设衙，立坛设庙，规划城坊建制，使城坦建设出现高潮。明时全国1171县，清代全国1358县，县县建城，成为木材需求量激增的政治因素。
其次，民间建筑去陋趋华，除旧翻新，是民用建筑的大发展时期。明代成化年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种异动现象，民间房屋纷纷由草房改为瓦舍，全国从缙绅到百姓莫不求田问舍，华丽藏盖。江南“国初宫室尚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成华以后，富者之居高广靡丽，比之公室”。③南京“正德以前，房屋狭小……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④。而且，明代后，十大商帮纵横全国，他们在各地挣得体丰钵满，归乡后大兴土木，建造华丽庭院。徽商是“楼上加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⑤，晋商是“宫室多贪壮丽，至有屋未完而家室空者”⑥，陕商是“秦俗富室，多起大屋尚雕镂，穷工极丽”⑦，这些都增加了对木材的需求。
其三，社会建筑层出不穷，莫不华丽屋宇，是市场木材需求增加的新因素。
明代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最快时期，为加强社会统治，明王朝支助民间基层组织发展，乡村有宗族、乡约，城市有行会、会馆，他们莫不建造华丽府第，以为办公议事之地。仅广东番禺的300多个村落，每一个村落几乎都有祠堂，每一个村落中每一个姓氏又都有祠堂，而且同一姓也有几间祠堂。初步统计，番禺现存的祠堂就有490间。到明嘉靖年间，番禺民间的祠堂建筑进入繁荣时期，到处祠堂林立，牌楼高耸。而发财致富的商帮，更是在各地建造华丽无比的会馆，借以炫耀资财，铺陈本地优越文化。据统计，明清以来全国各地建造会馆2000余所，仅山陕商人建造会馆就有274所之多⑧。而且会馆莫不讲求雕梁画栋，巍峨壮观。自贡西秦会馆建造花费7万两白银；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建造花费8万两白银，该会馆戏台的一根横梁系从陕西秦巴山千里运来，所用琉璃瓦从山西运来，就是关公像前的一根百斤大腊，也是从山西闻喜县用毛驴驮来的⑨。这些都使得本来稀缺的木材资源更显得奇货可居，利市三倍。这就是陕西商帮以经营木材作为主导产业的原因所在。
陕西商人是清代在木材贸易领域异军突起的一支木商新军，他们的出现使清代木材市场刮起了一股强烈的“西北风”。陕西的秦巴山区富有浓郁的森林植被，是祖国西部的主要林区。自东汉历代政府惧怕农民聚啸山林而采取禁革山场政策，使秦巴老林直到清初还保持着“遍山皆是海，无处不生林”的原生状态，满山生长着云杉、冷杉、铁杉、落叶松、油松、柏类、桦类、杨类等用材林木，被称为“陆海”。进入清代后，由于沿海居民内迁和山外人口激增，无田可耕，推动着清政府实行“放垦秦巴”的招徕垦殖政策，使秦巴老林进入全面开发时期，这便为陕西木商在清代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还在康熙年间，陕川总督鄂海就在秦巴山各边邑招募客民，开荒种山，到乾隆五年又准许放垦商州，特许“有民人现在割漆砍竹及探构皮木耳等项听民自便”⑩，使秦巴老林进入初步开发。到嘉庆四年更进一步实行“放垦秦巴”的加快开发政策，该年上谕“肤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林木，既可作建盖庐舍之用”(11)，使秦巴山区进入大规模开发时期。各地商民纷纷挟资入山，开矿砍木作厂，因老林丛密，林产极多，故首推木厂为重。
而清代大量“棚民”入山垦殖，则为陕西林业在清代的急剧勃兴准备了劳动力条件。秦巴老林在明代禁草山场的政策下，“山内地方辽阔，居民稀少”。入清后，清政府在沿海实行“迁海”，使沿海居民内缩，加之山外人多地少，鄂皖楚豫各省人民纷纷入秦巴山区垦殖谋生，形成“湖广填陕西”的移民潮。他们“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崖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做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一统谓之棚民”(12)，使山内人口激增，山内“土著十之一，吴皖楚三省人十之五，江晋豫蜀桂五省十之三”(13)。他们除开荒外，入木厂“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数者亦数十人”(14)，这便为清代陕西林业的兴起准备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
清代陕西山外各县商业资本的积累和为致富欲鼓动的投资热情为陕西林业的兴起准备了资金存量。因为自明代以来，关中渭北、关西凤岐各县多有商人外出经商逐利，手中积淀了相当数量的货币资本，当清廷开放老林“募商开厂”时，他们很自然将手中的资本转化为林业投资，形成陕西木材商的市场新军。典型如周至县周之正，“年少，家贫，每饼自给，人呼为‘周家饼’，争市之，数年积有余资，入山采木，获利倍数”(15)；渭南阳郭镇的九龙贺家“在眉县黑水峪有他家的林场，每年由黑河放下木材，好的自用多余的出售”(16)。这些陕西商人，“来山中采买大木，就地立厂，号曰木厢”(17)。这就是陕西“木厢”的兴起。
在清代，除了秦巴山区开发外，与秦巴首尾相连的陇山、祁连以及梁山、黄龙均为林业发展之区。清代在陇山、祁连山区经营林业的主要还是陕西商人。因为陇县固关等处历来有经营木材加工的传统，“解锯木植，做驮鞍农具木盂木棒之类，名为山货，贩卖甚伙，山民多借以为生”(18)，而清代在祈连山区经营林木伐采的又以陕西富平商人为多。如富平商人在兰州开设的福兴、祥泰木厂是兰州最大的木厂，他们在祁连山包了两座山，将林木由黄河运至兰州，供应兰州的全部木材之需。兰州城外的湖滩就是最大的木材市场，“木客松杉积万株”(19)。而在岷州经营木材的仍以陕商为主，他们“入山购买，自洮岷临洮达宝鸡咸阳者，有自岷州短贩至新寺镇者，有自新寺镇收买转贩至临洮、宝鸡、咸阳者”(20)。
在清代许多陕西商人因经营木材而发财致富。安康马光显“乾隆十五年由楚入陕，随山伐木，筑室于白河南乡南岔沟”，不一二十年，家累千金，富至巨万(21)；祝方厚由“宿迁郧西，遂家焉……善治生产，贸迁有无，辄获倍利。乡自称贷者无虚日，置产连吁陌，佃户数百家”(22)；咸阳王质庵“贩木陇右诸山中，不数年，家日富”(23)；而汉口的陕西木材商刘自强更是当地知名的富商大贾。
在清代林业采伐是耗资巨大的经营，一般木商多采取了设木店募工匠作的采、运、销一体化经营方式。设厂伐木须先“租山”，土著风气不开，租山往往采取“手指脚踏”的粗放方式，“往往有数两契价买地数里十数里者”(24)，“但给地主数贯，亦可种数沟数岭”(25)。租山后，木商就地立场，设厢雇工采伐。
“木厂为大木厂，分圆木、枋板、猴柴、器具各项，而圆木为大圆木、猴材必近水次为便，器具则虽不近水次，美材所产，工匠可就造作贩卖。”(26)由于当时林木采伐系多用人力，内部又分工细密，一般木厂的雇工规模都很大，“一厂恒多数百人，少亦数十人”，加之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人”，若再算上小负贩往来期间者，“常川一、二万人”(27)。由于佣工巨大，木厂内部有细密的管理组织，“开厂出资本商人住西安周至汉中城，其总理总管之人曰掌柜，经营包揽承凭字据曰书办，水运揽工头人曰领岸，水陆领夫之人曰包头”(28)，他们的职能是“商人厚资本，坐筹操奇赢；当家司会计，领岸度工程；书办记簿记，包头伙弟兄”(29)。这套佣工制度和经营管理模式，充分说明清代陕西的木材加工业已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它是中国清代秦巴山区内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代表。
圆木、仿板、猴柴于涨水之际从山内挽出后，多于各山口堆栈停放。分为东西两路，西安以东各山所出为东路，西出则为西路。两路出木材山口当时就有120余处，著名如黑水峪、殿子头、斜谷、田谷、科谷、库峪、大峪等，形成沿秦岭峪口成环形排列的木材市场。各木材商多派人驻各山口收买木料，如周至黄巢谷每年木植出山之日，“木商山客互相交易，不下数万人，其为利亦不下数万两”(30)；斜谷山口的眉县齐家寨“有大小板店十多家，由于木材货源稳定，利润丰厚”(31)；户县涝峪的太平峪，当地居民不过20户，而经营木材的业户就有17户(32)。这些出山材木，由木材商车骡驮运，“近至西同，远及晋豫”(33)。至于山内沿汉江、嘉陵江各木场“厂客所伐者，均令刻字作号，汉则下至兴安、郧阳，江则下至广元、成都”(34)，然后入长江供应江南各地。现在江南各地的一些老房屋横梁上还刻有“某某年陕省秦巴运至”的字样。
清代陕西木厢繁盛数百年，终极原因皆因利润丰厚。由于木材需求广大，市场稳定，木材“砍伐积之深谷，待大水之年而后飘流泛出，则其利十倍”，“大约十停木料，漂失二三，得七八停，到市集则获利不赀”(35)。因此各地木商莫不俱获厚利，带动秦巴山区经济发展。时任陕西巡抚的严如煜说：“本省视为荒山，外省转为乐土。”(36)“老林绵亘千里……树木铁炭，类借此远行。瘠苦之区，渐可饶利。”(37)呈现着一派热气腾腾的开发景象。
而兰州陕西商人创办的“祥泰公”木行，就是陕西商人经营木材业的成功范例。
二、“祥泰公”木行的创办及其经营过程
在兰州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木厂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曾经为兰州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与黄河水车、羊皮筏子、刻葫芦等一起构成了老兰州传统的民族文化和城市符号。兰州木厂最早主要集中在西稍门外骚泥泉街一带(今西津东路小西湖至文化宫一带)。抗战后逐渐发展到吴家园、北园一带，大约有30多家，其历史悠久、势力雄厚、商誉显著、颇具影响的当数陕西韩城人柳鼎臣经营的“祥泰公”木厂。
“祥泰公”木厂是兰州“安泰堂”药店总号较大的分号之一。“安泰堂”药店由皋兰县卸任知县、陕西富平人李敦(字睦堂)于乾隆年间创建，最初叫“安泰堂”药铺，道光元年(1821)更名为“安泰堂”国药号。同治末年由宁夏知府谢威风题额，后在天水、武威、徽县、成县等地设立分号，全盛时期中成药远销到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祥泰公”木厂是“安泰堂”药店于清道光中期开设的一个小型木厂，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大木厂，在兰州颇有影响。“兰州山陕会馆乾隆末年《理仙楼殿施银姓名碑记》有商号400余家，其中就有‘祥泰公’字号的名字；道光二十五年，兰州城隍庙《重修兰州城隍庙寝殿碑记》上也有“祥泰公”的字号；光绪十三年，《山陕老社修建罗汉殿布施花名碑》上也有‘祥泰公’的字号”(38)。
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定名为“祥泰公”木厂，财东为李家后人李子宏，大掌柜为柳鼎臣。木厂旧址在兰州西稍门外骚泥泉街(现东起文化宫九间楼，西至小西湖公园大门口马路，南起西津东路中轴线以北至黄河边)。厂内盖有两幢办公木楼，还有四合院、望云楼、八角碑亨、“安泰堂”药材仓库等建筑。黄河岸边有4棵三四个人才能抱拢的大柳树，河的中心有个滩，叫鸡心滩，也叫狮子滚绣球(现在的黄河兰州段水车苑)。按风水先生讲，在此处做生意会发财。木厂的银钱来往主要在“宏泰兴”和“天福公”钱庄。
清末，兰州“安泰堂”药店大掌柜趁东家在韩城势单力薄，妄图侵吞财产，不认东家，公然称“安泰堂”为自家所有。为此，李家主事房太夫人(于右任的婶娘)领着年幼的少东家李子宏，专程从陕西赴兰州与之打官司。在双方僵持过程中，柳鼎臣出于正义，拿出了“安泰堂”雇佣该人的契约等证据，帮助房太夫人打赢了官司，为李家和“安泰堂”正了名。时值“祥泰公”木厂分号生意亏损严重，急需人才支撑危局。房太夫人多方考察柳鼎臣的为人世事、经营管理才能后，毅然任命柳鼎臣为“祥泰公”木厂的大掌柜，成了木厂半个世纪的实际老板。后来比柳鼎臣小20多岁的少东家李子宏，接管李家在兰州的经营时，房太夫人特别示儿：“柳鼎臣这个人，人品好，有才华，又能干，你要以兄视之。”源于此，李子宏每次外出回兰州，第二天准要登门拜望柳鼎臣。柳鼎臣60大寿时，李子宏特意从杭州用上好的锦缎定做了一幅约宽1米、长3米的寿幛，正面绣“患难之交”四个大字。后面小字详细记载了李、柳两家的家世和交往。逢年过节和柳老太爷的寿诞，就将这幅寿幛挂在上房正厅。后来李子宏和柳鼎臣为纪念房太夫人的大恩大德，特意在木厂办公楼前立“望云楼”石碑，取“孝子思亲，望断白云”之意。柳、李两家过从甚密，相亲相敬，每两年的利润分红一直按“10分账”(分8余2，8分对半开，留2分作经营资金)，这在当时全国都是少有的(当时通常均按3∶7或4∶6分红)，足见两家的人品和交情非同一般。
柳鼎臣接手“祥泰公”木厂后，聪明勤奋、敬业诚信、经营有道，使木厂生意日渐兴隆，逐步成为兰州木材行业最大的字号，实现了“祥泰公”木厂的二次复兴。
“祥泰公”木厂经营的木料主要有油松、白松、硬杂木等，成材的木料年存量5～6万立方(1方木料卖20个大洋)，规模扩大到5个厂区。柳鼎臣还先后在临夏、临洮、卓尼、连城、冶力关和迭部、甘南、合作、夏河、靖远等地开办了分厂(号)，设立庄码(办事处)，具体负责采购、伐木、放渡、中转、销售等，形成了产销一条龙。连城是最大的一个，总负责人为苏志绩；临洮的总负责人为王富斋；岷山的总负责人为王增轩；孙仁山负责兰州的销售。
1941年左右，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部队一个辎重团侵占了木厂一半的地方，加之战乱，木厂逐渐衰败，在连城、临洮的山林也被国民党部队侵占。官司打了几年，一直打到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才得以解决。1947年后，柳鼎臣年事已高，木厂除了重大事项外，具体事务均由樊子祥经理负责。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祥泰公”和“复兴”、“东方”等木厂一起转隶为甘肃木材公司。
正因为柳鼎臣对李家和“祥泰公”木厂的功绩，20世纪40年代李子宏在木厂东南角修建了一座“慧芳堂”四合院，在西南角专门建了一座八角碑亭，树碑纪之。李子宏撰文，书法家贵永清书丹。碑文详细记载了李、柳两家的家世，柳鼎臣帮房太夫人打赢官司和对“祥泰公”木厂的功绩等。碑刻好后，李子宏拓了数十张拓片，分送亲朋好友。1920年，柳鼎臣在小西湖柏树巷24号还修建了“柳合山堂”的四合院，有房屋21间，号称“柳家大院”，现位于兰州七里河区五星坪后街21号(39)。
三、“祥泰公”木行的经营经验
柳鼎臣在经营“祥泰公”木行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严格号规，规范管理
号规是店堂实行管理的制度约束。“祥泰公”木厂的号规承袭了“安泰堂”药店的号规，主要内容是：资方与劳方的关系，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所负的责任；在木厂干事的人不能经营与木厂同样的货；不能营私舞弊，违规者轻则批评，重则解雇；相公(伙计)学徒期为3年，之后提升为班曹(小领班)、把式、会计、营销等；相公不能夜不归宿等。
木材采伐的方式规范，木料主要由筏客子从黄河上游编练成木筏，由水上运输。人员由掌握行情、招揽生意的揽头，负责运输管理木筏的把式，搬运木料的搬手组成。通常揽头负责把采伐的木头组织人扎成木筏，打印木厂的字号(用斧头砍在木头上)，由把式负责漂流运输到兰州。从连城、临洮等上游一带放渡，洮河筏顺流漂至刘家峡、小川一带拆开，从峡口单根放木头，过了峡口再捞上岸，编成筏子继续放渡到兰州。待木筏到木厂堤岸时，回族汉子把粗绳子一头拴在岸上的大柳树上，一头捆住木筏，人人嘴里喊着震天的号子把木筏拉上岸，拆筏后，再由喊着号子的搬手把木头抬到厂区内。“祥泰放木”的场面非常壮观，常常引来众多群众观看，为当时一景。
(二)乐善好施，服务社会
柳鼎臣虽身处商界，但笃厚尚义、乐善好施、备受赞誉，人称“柳大掌柜那真是个大善人”。陕西在兰州的乡党，找不到活干，柳鼎臣便拿钱资助他们开个茶叶铺、布店、水烟、百货等小店养家。经常有穷苦百姓偷木头，柳鼎臣告诫手下相公：“下苦人拿走几根木头，就能养家糊口，我们少一根也亏不到哪去，用不着追究”。这种家风一直被柳家人延续下来，到他孙子柳含润、孙媳妇王月霞时，仅柳家抚养成人、成家立业的亲戚就有五六个，至于为亲朋邻里、孤寡老人、年长者送饭送衣、帮忙干活，则难以数计。
最值得一提的是，柳鼎臣慷慨解囊，为民国大画家张大千赴敦煌临摹壁画提供资助。这在旧时代也是难能可贵的，表现了柳鼎臣“儒商”的眼光和胸怀。
(三)诗书传家，培养后代
柳鼎臣虽然以经商为业，但仍以读书为重，重视子女的培养。其独子柳舜如为“德兴顺”金店东家，供职于甘肃禁烟禁善后总局，虽然环境优越，但为人做事很正派，没有豪门子弟骄奢的不良习气，也没有横行霸道的恶劣行径，在民众中口碑甚好，赢得了“好少爷”的雅称。
受韩城历史文化的传承和熏陶，柳舜如好学上进，喜读文史，精于书画，爱好收藏，亦为名重一时的书画家。《百年中国书画名录》对他的记载是：“书画兼善，擅画山水，犹以蝇头小楷著称，名重一时。书法远追二王，风骨俊美，道婉有法，秀润灵动，自成面目。”可惜柳舜如英年早逝，1939年时患肺病而故。
柳鼎臣的孙子柳含润，与张大干之子张心智、张心钰有旧交。一生主要从事建筑业，先后在甘肃省建筑工程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筑公司、兰州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任技术员、工程师等职。1958年国家从全国抽调建筑专业人员和能工巧匠对故宫进行维修，甘肃省共抽调4人赴京，柳含润是最年轻的一个。故宫维修结束时，为嘉奖维修人员，国家从景德镇为每个维修人员定做了一套白釉绿花瓷器茶具，瓷器落两行黑字楷书款“柳含润，1959年9月”。1959年10月1日，柳含润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光荣出席了新中国国庆10年观礼活动(40)。
①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建筑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
②陈眉公：《冬官记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③陈眉公：《冬官记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卷2。
④顾起元：《客座赘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卷5。
⑤谢肇猘：《五杂俎》，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4。
⑥嘉靖《翼城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
⑦乾隆《渭南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
⑧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243页。
⑨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97页。
⑩仇继恒：《汉江贸易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54页。
(11)《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104。
(12)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
(13)卢坤：《秦疆治略》，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14)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页。
(15)路德：《圣桦馆文集》关中丛书本，卷5。
(16)贺志云：《清末民初关中的几家富户》，《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48页。
(17)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
(18)乾隆《陇县续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55页。
(19)乾隆《狄道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第11页。
(20)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风俗》。
(21)张沛：《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22)张沛：《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23)何栋如：《何公太仆集》，卷14。
(24)《宁陕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第4页。
(25)严如煜：《规划秦巴棚民论》，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81。
(26)严如煜：《三省边防论》，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82。
(27)《留坝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第57页。
(28)严如煜：《三省边防论》，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82。
(29)严如煜：《三省边防论》，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82。
(30)乾隆《周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0。
(31)韦明唤：《出山码头齐家寨》，《眉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117页。
(32)《户县文史资料》，第三辑，第45页。
(33)乾隆《周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0。
(34)乾隆《周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0。
(35)严如煜：《三省边防论》，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82。
(36)《宁陕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第4页。
(37)乾隆《岐山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38)《兰州“柳家大院”见证陕商兰州经营史》，《兰州日报》，2010年5月25日。
(39)柳栋：《兰州“祥泰公”木厂》，《兰州日报》，2009年6月17日。
(40)柳栋：《兰州“祥泰公”木厂》，《兰州日报》，2009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