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民国靠垦殖经商发家的安康人——谢氏
自从清代嘉庆四年“放垦秦巴”以来，大量湖广“棚民”开垦秦巴，为陕西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些“湖广填陕西”的移民中，有不少人是靠经商发的家。其中，安康谢氏家族就是典型的代表。
一、清代—民国秦巴山区的开发
秦巴山绵亘2000余里，老林之中，地方辽阔，“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①。但明政府因惧怕流民屯聚，征剿不易，从明洪武起采取“禁革山场，民不许入”的严禁垦殖政策，规定“凡窃取者，依律问罪，仍枷号三月以示众”②，使秦巴山区在明代长期处于“民少地荒，禽兽逼人”的原始状态。入清后，随着各地人口激增，失业加剧，湖、广、黔、楚、川等省无业流民，十百为群，不顾政策禁令，入山垦殖，清政府只得转变政策，对秦巴山实行招民开垦。乾隆六年首先放垦商州，该年“户部复议陕西巡抚张楷奏称‘商州及所属地方，尚有未垦荒地……官为插标招垦……其有民人现在割藤砍竹及探取木耳等听民自便’应如所请”③。到嘉庆四年，则对终南山实行全面放垦。该年上谕道：“陕省终南山，绵亘八百余里……山内地方辽阔，居民稀少，此等地方既系山径僻杂，又延袤广远，与其置之空闲徒为盗薮，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砍竹木，即可作建盖庐舍之用。”④从而使秦巴老林进入全面开发的历史阶段。
首先，老林新辟，耕地面积增加，使粮食产量增长很快。老林开垦之初，由于地广人稀，土著人少，“所种不过一二，余皆租于外宋客民，以手指脚踏为界，往往有数两契买地数里十数里者”⑤。有的客民，甚至采取打赌的方式获得租种土地，如丹凤花瓶乡赵姓由山西迁入，“其第一代祖先臂力过人，绰名‘赵蛮子’，到花瓶乡后与戴姓打赌，一口气将八里坡一石碑背了二十里，戴姓因之让给赵姓二十里地，并用朱砂在石岩上写上‘戴赵分界’”⑥。这些外省棚民客户从土著手中获得土地后便毁林开荒，“开山之法数十人通力合作，树颠缚长组下链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到，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⑦。加之广种包谷、红薯等高产耐旱作物，“近日遍山漫谷皆种包谷”⑧，使粮食总产增加，“闾阎值粥，尚为易谋”，并且还有剩余，故“山内粮食绝贱，大米每石值不到白银一两，包谷杂粮每石只青蛟三四百”⑨。又因“财轻国赋少，垦荒佃租微”，使山内各地经济都呈现出活泼生动的局面。如汉中，清初粮食尚不够吃，“农一岁两获，无余粟”，康熙以来休养生息百余年，尉为繁富之区，“农多饱暖，商裕货财，县境世家望族闻里之民，户口繁滋，极称盛焉”⑩；安康明末尚是“人户萧条，路岐荒僻”，到清中叶已是“田亩膏胰，棉桑遍野，男耕女织，富加全境”，每年仅粮食就剩余“三百万石之多”(11)，郡城富商大贾贩粮到襄汉，“其利数倍”(12)；商州在明末还是“千里望苍茫”，到乾隆后已是“穷山深谷，皆闻鸡犬，老岩绝壑，亦长佳麦，高高下下，人尽务农”，“在上百度之有余，在下供应之不苦”(13)，一派繁荣的景象，有人称这种情况是“本省视为荒山，外省转为乐土”(14)。
其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多种经营空前发展。秦巴山区气候适宜、物产丰盈，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存量。“老林多良材，产铁矿，竹可纸，木生耳菜，宜包谷荞豆燕麦”(15)，又有“药材竹笋木耳蘑菇香椿，核桃栗子梭树构穰漆葛根之类……但可食用，即可卖钱”(16)。山民近山食山，充分开发和利用当地丰富的物产资源从事多种经营，“山内营生之计开荒外，有铁厂木厂纸厂耳厂各项，一厂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17)，使秦巴山区的多种经营在从嘉庆到光绪的百余年间呈现出高度发展的态势，其中尤以铁冶、木厢、纸厂、耳扒各业为盛。
终南山称为陆海，林深箱密，林业资源丰饶，故林业采伐解板割枋是山内最大的经营项目。山内木材业兴起于乾隆年间，盛于嘉庆道光朝，整整兴盛了200余年。“有力之家，捐重货聚徒众人入山数百里砍伐木植”(18)，谓木厂；“借水运漂流泛出”，谓之做厢。“供厢之人甚伙”，每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人”(19)，如周至黑水峪，清代中叶“每年经常有五六千至一万余名采伐大木的人”(20)。“每年所出木植，近至西同远及晋豫皆赖之，每年木植出山之日，黄巢谷地方，木商山客互相交易，不下数万人，其为利亦不下数万两”(21)。岐山“林木出于函谷，远近取给，利赖溥焉”(22)，《留霸商务志》载：“操重货者一曰厢，在褒消二水上游，上商凡四五家，皆伐木取材，陆运秦川，水运梁洋者。”(23)佛坪“四方商贾来山中采买大木，就地立厂，号曰木厢，境内共有数十厂，每厂辄用数百人，由水路运出黑水峪口，用人尤多，地方赖以富庶”(24)。除了这些商品性很强的大木厢、板厢外，眉县、凤县、宝鸡、岚皋，山内“资本俱不甚大，工作人等亦属无多”(25)的小柴厢为数也不少。秦巴山区“丛竹生山中，遍岭漫谷，最为茂密，取以为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处处皆有纸厂”(26)，土纸仍是山内的重要出产之一，各县纸厂的规模也很可观。如户县“火纸厂设涝浴内之八里坪、七亩坪，发卖以捆计，由陆运至省城咸阳礼泉乾凤眉武等外，每年约销六七百捆”(27)；西乡有纸厂20余座，“厂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28)；汉中“有纸厂四十五处……其工作人数甚多”(29)；洋县是蔡伦的封邑，故洋县自古有造纸的传统，“洋州古龙亨，利赖蔡侯纸……驮负秦陇道，船运郧襄市，华阳大小巴，厂屋簇蜂垒，匠作食其力，一厂百手指”(30)；镇巴山中也产纸，“丛竹生山中，领谷茂密可作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定远多有纸厂”(31)；安康山区多产纸和做纸的原料构穰；紫阳县“六道河有造火纸者数家”(32)，白河多纸厂，“故树构者众”(33)；旬阳则盛产做纸的原料构穰，构树“兴安州镇安、山阳诸县各有之，唯旬阳最盛，其用流通晋、豫、吴、楚。用以做纸”。山民种构树三年后，伐树、留根、取树皮，浸渍石灰水，加压成纸浆，称为撅。“货攘者，俱系三晋安同人，列座而居”(34)。
木耳、菌覃乃山中又一大出产。“山内有耳扒者。将青冈木砍伐作架，至次年渐生耳，其利可三年。进而新蓄之青冈木又可做扒，再作覃扒者……因耳扒、覃扒利可三年，故山内耳扒、覃扒各地均有”(35)；汉中“木耳生花梨木者为贵，南山客民多作耳扒”(36)；宁羌“木耳为出产一大宗，每年由陆运至府城不过二千包，由水运四川省不过千余包”(37)；西乡有“专务而取利者，漆厂匠工不下数十人”(38)；石泉也有“专务而取利者，漆为最，木耳次之”(39)；商南“土人伐木生耳，俗称砍扒，近日收买成色，水陆发运……乡民获利万金”(40)。
这些都为山内民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实行多种经营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而安康谢氏就是其中的代表。
二、安康谢氏的经商发家过程
安康谢氏的经商发家过程，《安康谢氏家谱序》中有详细记载：
“乾隆十五年，自福建武平迁来，至乾隆末，已在当地立业入籍，子孔入学，多人食廪讫，贡成均。其初来时因‘累世业儒，不能食力，室如悬磬，环诸萧然，艰苦万状，所不忍言。余日采樵山谷间，易钱二三十文，借以为养，负薪烈日当中，首无笠，足无履，不敢践土，藉草而行，虽风雨不能歇肩。
乙亥移居岚皋鹿角沟，庚辰改迁岚皋河，卜居于汉滨之角，即今居也。壬午，父与兄均在郡生理。余往宴吉河为人芸萃，佃赵姓地，种稻粱，易钱与赵，地遂归余，始入在城里十甲民籍。”(41)
据此可知，岚皋谢氏当年与开垦秦巴的许多棚民一样，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创业过程，留下了一段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和闪烁着陕商精神的宝贵财富。
首先，不辞劳苦的创业精神。安康谢氏是乾隆年间随“湖广填陕西”的移民浪潮来到陕西，与其他劳动民众不同，他们的先辈是儒生，没有谋生的实际本领，面对“室如悬磬，环诸萧然”的现实，在逆境中奋起。他们先是利用秦巴山现有的木植，采樵山谷间，担薪赴市井叫卖，换得二三十文钱，借以养家糊口。由于家境贫寒，负薪烈日当头，连一顶遮阳草帽都没有，脚上没有鞋子，无法抵御脚下土地的灼热，只好借草径前行，虽风霜雨雪都不敢歇肩，艰难地谋求家人的生存。
这种不辞劳苦的创业精神，正是秦人“自强不息”性格的真实体现。秦山耸立，给了秦人坚韧不屈的性格培育，使秦人可以坦然面对人生道路上的各种风雨，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以辛勤减实的劳动，开创自己美好的未来。
其次，因地制宜的经营精神。谢氏父子两代人，有着闽地人善于经营的血脉遗传。负薪求卖，小本经营，逐渐可以使家人解决温饱。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家内劳动力的良性配置。父亲与兄长均到安康郡城里开铺经商，走着“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发展道路，使一个移民贫困的家庭，开始走上经营致富的道路。这当然也是因为秦巴山开发初期植被丰富、物产充盈，使靠山吃山的多种经营可以迅速发展起来，为人们经营山货特产提供了资源的方便条件。而另一家人则到宴吉河为人佣耕，佃种赵姓业主土地，收取农业种植效益。这依然是“农商互为挹注”的家内产业配置模式，走的还是“以商求富，以农受之”的发展道路。因为在传统社会，农商比较效益的差异，使商业容易因工农产品剪刀差和城乡信息的不对称发财致富，但商业的市场风险和官府需索，又常使商业利润不能长久保持，转瞬即逝。这便使得人们不得不把农业与商业结合起来，将商业利润转化为农业投资，又以农业的稳定收入支持商业的发展，使农商互相支撑，叫做“若要发，买卖搅庄稼”。安康谢氏走的仍然是这种传统的经营发展道路。“种稻粱，易钱与赵，地遂归余”，将农业与商业的经营收入转化为土地投资，将钱给地主赵某，买得赵某的土地，全家终于有了存身立命的土地，有了从边缘化向主体化转变的立足之地。这在当时当然是一种最稳妥最有效益的经营选择。
其三，不断进取的发展精神。安康谢氏农商经营发家后，并没有停止追求的步伐，而是弃农就商，去乡入城，用农商经营获得的财产作为入城的资质，获得了定居城市的条件，“始入在城里十甲民籍”，“已在当地立业”，完成了自身的城镇化过程。
进城后，谢氏的家庭来源主要还是商业上的经营，其父与兄还在安康经营商业。但此时他们的眼光就更为远大，依靠优越的经济条件，供子弟读书，求取功名，开始走上“读书做官”的科举道路。其子孙有不少人考取了秀才、贡生，食官府的学禄，受到世人的尊敬。
安康谢氏从穷苦的外乡移民，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成为名扬乡里的新土著，是中国传统农民发家致富的典型表现。他们先是就地取材，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砍樵叫卖，用林业上的便利谋求流寓异地的生存。继而因地制宜，力农致富，经商发家，将经营效益转化为土地投资，成为土地所有者，获得了在流寓地扎根的资质，去乡城定居。进而又由于商业上的经营，课子弟读书，科举成名，光宗耀祖，成为当地的富绅。这种力农致富、经商发家、读书做官的发展模式，是传统社会最理想的发展模式和成功之道。安康谢氏完整地展现了这一过程。
①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27页。
②《明宪宗成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50。
③《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146。
④《清仁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53，第16页。
⑤《宁陕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编本，第4页。
⑥编委会：《丹风县志》，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
⑦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
⑧严如煜：《三省山内风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
⑩《城固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编本，第17页。
(11)《安康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编本，第32页。
(12)《安康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0。
(13)民国《续修商志》，商县方志办刊本，卷4。
(14)《宁陕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编本，第4页。
(15)贺长龄：《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卷81，第72页。
(16)贺长龄：《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卷28，第71。
(17)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18)《周至县志》，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9)贺长龄：《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992年版，卷81，第20页。
(20)《周至县志》，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21)彭择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第1册，第341页。
(22)乾隆：《岐山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23)《留坝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编本，第57页。
(24)《佛坪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编本，第1页。
(25)卢坤：《秦疆治略》，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26)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27)《户县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编本，第13页。
(28)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9。
(29)卢坤：《秦疆治略》，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49页。
(30)彭择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第1册，第272页。
(31)光绪《定远厅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5，第8页。
(32)卢坤：《秦疆治略》，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33)嘉庆《白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34)乾隆《旬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35)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41页。
(36)《汉南续修府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志》。
(37)《宁羌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编本，第25页。
(38)卢坤：《秦疆治略》，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54页。
(39)道光《石泉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第32页。
(40)乾隆《商南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41)《岚皋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4-625页。
一、清代—民国秦巴山区的开发
秦巴山绵亘2000余里，老林之中，地方辽阔，“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①。但明政府因惧怕流民屯聚，征剿不易，从明洪武起采取“禁革山场，民不许入”的严禁垦殖政策，规定“凡窃取者，依律问罪，仍枷号三月以示众”②，使秦巴山区在明代长期处于“民少地荒，禽兽逼人”的原始状态。入清后，随着各地人口激增，失业加剧，湖、广、黔、楚、川等省无业流民，十百为群，不顾政策禁令，入山垦殖，清政府只得转变政策，对秦巴山实行招民开垦。乾隆六年首先放垦商州，该年“户部复议陕西巡抚张楷奏称‘商州及所属地方，尚有未垦荒地……官为插标招垦……其有民人现在割藤砍竹及探取木耳等听民自便’应如所请”③。到嘉庆四年，则对终南山实行全面放垦。该年上谕道：“陕省终南山，绵亘八百余里……山内地方辽阔，居民稀少，此等地方既系山径僻杂，又延袤广远，与其置之空闲徒为盗薮，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砍竹木，即可作建盖庐舍之用。”④从而使秦巴老林进入全面开发的历史阶段。
首先，老林新辟，耕地面积增加，使粮食产量增长很快。老林开垦之初，由于地广人稀，土著人少，“所种不过一二，余皆租于外宋客民，以手指脚踏为界，往往有数两契买地数里十数里者”⑤。有的客民，甚至采取打赌的方式获得租种土地，如丹凤花瓶乡赵姓由山西迁入，“其第一代祖先臂力过人，绰名‘赵蛮子’，到花瓶乡后与戴姓打赌，一口气将八里坡一石碑背了二十里，戴姓因之让给赵姓二十里地，并用朱砂在石岩上写上‘戴赵分界’”⑥。这些外省棚民客户从土著手中获得土地后便毁林开荒，“开山之法数十人通力合作，树颠缚长组下链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到，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⑦。加之广种包谷、红薯等高产耐旱作物，“近日遍山漫谷皆种包谷”⑧，使粮食总产增加，“闾阎值粥，尚为易谋”，并且还有剩余，故“山内粮食绝贱，大米每石值不到白银一两，包谷杂粮每石只青蛟三四百”⑨。又因“财轻国赋少，垦荒佃租微”，使山内各地经济都呈现出活泼生动的局面。如汉中，清初粮食尚不够吃，“农一岁两获，无余粟”，康熙以来休养生息百余年，尉为繁富之区，“农多饱暖，商裕货财，县境世家望族闻里之民，户口繁滋，极称盛焉”⑩；安康明末尚是“人户萧条，路岐荒僻”，到清中叶已是“田亩膏胰，棉桑遍野，男耕女织，富加全境”，每年仅粮食就剩余“三百万石之多”(11)，郡城富商大贾贩粮到襄汉，“其利数倍”(12)；商州在明末还是“千里望苍茫”，到乾隆后已是“穷山深谷，皆闻鸡犬，老岩绝壑，亦长佳麦，高高下下，人尽务农”，“在上百度之有余，在下供应之不苦”(13)，一派繁荣的景象，有人称这种情况是“本省视为荒山，外省转为乐土”(14)。
其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多种经营空前发展。秦巴山区气候适宜、物产丰盈，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存量。“老林多良材，产铁矿，竹可纸，木生耳菜，宜包谷荞豆燕麦”(15)，又有“药材竹笋木耳蘑菇香椿，核桃栗子梭树构穰漆葛根之类……但可食用，即可卖钱”(16)。山民近山食山，充分开发和利用当地丰富的物产资源从事多种经营，“山内营生之计开荒外，有铁厂木厂纸厂耳厂各项，一厂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17)，使秦巴山区的多种经营在从嘉庆到光绪的百余年间呈现出高度发展的态势，其中尤以铁冶、木厢、纸厂、耳扒各业为盛。
终南山称为陆海，林深箱密，林业资源丰饶，故林业采伐解板割枋是山内最大的经营项目。山内木材业兴起于乾隆年间，盛于嘉庆道光朝，整整兴盛了200余年。“有力之家，捐重货聚徒众人入山数百里砍伐木植”(18)，谓木厂；“借水运漂流泛出”，谓之做厢。“供厢之人甚伙”，每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人”(19)，如周至黑水峪，清代中叶“每年经常有五六千至一万余名采伐大木的人”(20)。“每年所出木植，近至西同远及晋豫皆赖之，每年木植出山之日，黄巢谷地方，木商山客互相交易，不下数万人，其为利亦不下数万两”(21)。岐山“林木出于函谷，远近取给，利赖溥焉”(22)，《留霸商务志》载：“操重货者一曰厢，在褒消二水上游，上商凡四五家，皆伐木取材，陆运秦川，水运梁洋者。”(23)佛坪“四方商贾来山中采买大木，就地立厂，号曰木厢，境内共有数十厂，每厂辄用数百人，由水路运出黑水峪口，用人尤多，地方赖以富庶”(24)。除了这些商品性很强的大木厢、板厢外，眉县、凤县、宝鸡、岚皋，山内“资本俱不甚大，工作人等亦属无多”(25)的小柴厢为数也不少。秦巴山区“丛竹生山中，遍岭漫谷，最为茂密，取以为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处处皆有纸厂”(26)，土纸仍是山内的重要出产之一，各县纸厂的规模也很可观。如户县“火纸厂设涝浴内之八里坪、七亩坪，发卖以捆计，由陆运至省城咸阳礼泉乾凤眉武等外，每年约销六七百捆”(27)；西乡有纸厂20余座，“厂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28)；汉中“有纸厂四十五处……其工作人数甚多”(29)；洋县是蔡伦的封邑，故洋县自古有造纸的传统，“洋州古龙亨，利赖蔡侯纸……驮负秦陇道，船运郧襄市，华阳大小巴，厂屋簇蜂垒，匠作食其力，一厂百手指”(30)；镇巴山中也产纸，“丛竹生山中，领谷茂密可作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定远多有纸厂”(31)；安康山区多产纸和做纸的原料构穰；紫阳县“六道河有造火纸者数家”(32)，白河多纸厂，“故树构者众”(33)；旬阳则盛产做纸的原料构穰，构树“兴安州镇安、山阳诸县各有之，唯旬阳最盛，其用流通晋、豫、吴、楚。用以做纸”。山民种构树三年后，伐树、留根、取树皮，浸渍石灰水，加压成纸浆，称为撅。“货攘者，俱系三晋安同人，列座而居”(34)。
木耳、菌覃乃山中又一大出产。“山内有耳扒者。将青冈木砍伐作架，至次年渐生耳，其利可三年。进而新蓄之青冈木又可做扒，再作覃扒者……因耳扒、覃扒利可三年，故山内耳扒、覃扒各地均有”(35)；汉中“木耳生花梨木者为贵，南山客民多作耳扒”(36)；宁羌“木耳为出产一大宗，每年由陆运至府城不过二千包，由水运四川省不过千余包”(37)；西乡有“专务而取利者，漆厂匠工不下数十人”(38)；石泉也有“专务而取利者，漆为最，木耳次之”(39)；商南“土人伐木生耳，俗称砍扒，近日收买成色，水陆发运……乡民获利万金”(40)。
这些都为山内民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实行多种经营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而安康谢氏就是其中的代表。
二、安康谢氏的经商发家过程
安康谢氏的经商发家过程，《安康谢氏家谱序》中有详细记载：
“乾隆十五年，自福建武平迁来，至乾隆末，已在当地立业入籍，子孔入学，多人食廪讫，贡成均。其初来时因‘累世业儒，不能食力，室如悬磬，环诸萧然，艰苦万状，所不忍言。余日采樵山谷间，易钱二三十文，借以为养，负薪烈日当中，首无笠，足无履，不敢践土，藉草而行，虽风雨不能歇肩。
乙亥移居岚皋鹿角沟，庚辰改迁岚皋河，卜居于汉滨之角，即今居也。壬午，父与兄均在郡生理。余往宴吉河为人芸萃，佃赵姓地，种稻粱，易钱与赵，地遂归余，始入在城里十甲民籍。”(41)
据此可知，岚皋谢氏当年与开垦秦巴的许多棚民一样，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创业过程，留下了一段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和闪烁着陕商精神的宝贵财富。
首先，不辞劳苦的创业精神。安康谢氏是乾隆年间随“湖广填陕西”的移民浪潮来到陕西，与其他劳动民众不同，他们的先辈是儒生，没有谋生的实际本领，面对“室如悬磬，环诸萧然”的现实，在逆境中奋起。他们先是利用秦巴山现有的木植，采樵山谷间，担薪赴市井叫卖，换得二三十文钱，借以养家糊口。由于家境贫寒，负薪烈日当头，连一顶遮阳草帽都没有，脚上没有鞋子，无法抵御脚下土地的灼热，只好借草径前行，虽风霜雨雪都不敢歇肩，艰难地谋求家人的生存。
这种不辞劳苦的创业精神，正是秦人“自强不息”性格的真实体现。秦山耸立，给了秦人坚韧不屈的性格培育，使秦人可以坦然面对人生道路上的各种风雨，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以辛勤减实的劳动，开创自己美好的未来。
其次，因地制宜的经营精神。谢氏父子两代人，有着闽地人善于经营的血脉遗传。负薪求卖，小本经营，逐渐可以使家人解决温饱。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家内劳动力的良性配置。父亲与兄长均到安康郡城里开铺经商，走着“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发展道路，使一个移民贫困的家庭，开始走上经营致富的道路。这当然也是因为秦巴山开发初期植被丰富、物产充盈，使靠山吃山的多种经营可以迅速发展起来，为人们经营山货特产提供了资源的方便条件。而另一家人则到宴吉河为人佣耕，佃种赵姓业主土地，收取农业种植效益。这依然是“农商互为挹注”的家内产业配置模式，走的还是“以商求富，以农受之”的发展道路。因为在传统社会，农商比较效益的差异，使商业容易因工农产品剪刀差和城乡信息的不对称发财致富，但商业的市场风险和官府需索，又常使商业利润不能长久保持，转瞬即逝。这便使得人们不得不把农业与商业结合起来，将商业利润转化为农业投资，又以农业的稳定收入支持商业的发展，使农商互相支撑，叫做“若要发，买卖搅庄稼”。安康谢氏走的仍然是这种传统的经营发展道路。“种稻粱，易钱与赵，地遂归余”，将农业与商业的经营收入转化为土地投资，将钱给地主赵某，买得赵某的土地，全家终于有了存身立命的土地，有了从边缘化向主体化转变的立足之地。这在当时当然是一种最稳妥最有效益的经营选择。
其三，不断进取的发展精神。安康谢氏农商经营发家后，并没有停止追求的步伐，而是弃农就商，去乡入城，用农商经营获得的财产作为入城的资质，获得了定居城市的条件，“始入在城里十甲民籍”，“已在当地立业”，完成了自身的城镇化过程。
进城后，谢氏的家庭来源主要还是商业上的经营，其父与兄还在安康经营商业。但此时他们的眼光就更为远大，依靠优越的经济条件，供子弟读书，求取功名，开始走上“读书做官”的科举道路。其子孙有不少人考取了秀才、贡生，食官府的学禄，受到世人的尊敬。
安康谢氏从穷苦的外乡移民，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成为名扬乡里的新土著，是中国传统农民发家致富的典型表现。他们先是就地取材，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砍樵叫卖，用林业上的便利谋求流寓异地的生存。继而因地制宜，力农致富，经商发家，将经营效益转化为土地投资，成为土地所有者，获得了在流寓地扎根的资质，去乡城定居。进而又由于商业上的经营，课子弟读书，科举成名，光宗耀祖，成为当地的富绅。这种力农致富、经商发家、读书做官的发展模式，是传统社会最理想的发展模式和成功之道。安康谢氏完整地展现了这一过程。
①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27页。
②《明宪宗成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50。
③《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146。
④《清仁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53，第16页。
⑤《宁陕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编本，第4页。
⑥编委会：《丹风县志》，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
⑦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
⑧严如煜：《三省山内风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
⑩《城固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编本，第17页。
(11)《安康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编本，第32页。
(12)《安康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0。
(13)民国《续修商志》，商县方志办刊本，卷4。
(14)《宁陕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编本，第4页。
(15)贺长龄：《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卷81，第72页。
(16)贺长龄：《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卷28，第71。
(17)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18)《周至县志》，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9)贺长龄：《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992年版，卷81，第20页。
(20)《周至县志》，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21)彭择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第1册，第341页。
(22)乾隆：《岐山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23)《留坝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编本，第57页。
(24)《佛坪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编本，第1页。
(25)卢坤：《秦疆治略》，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26)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27)《户县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编本，第13页。
(28)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9。
(29)卢坤：《秦疆治略》，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49页。
(30)彭择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第1册，第272页。
(31)光绪《定远厅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5，第8页。
(32)卢坤：《秦疆治略》，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33)嘉庆《白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34)乾隆《旬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35)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41页。
(36)《汉南续修府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志》。
(37)《宁羌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编本，第25页。
(38)卢坤：《秦疆治略》，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54页。
(39)道光《石泉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第32页。
(40)乾隆《商南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41)《岚皋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4-6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