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清代渭北三大富户之信义镇南焦村——焦荣栋
在清代陕西的渭北财团中，渭南信义镇南焦村焦家是具有影响力的商业家族，他与故市板桥常家互相联姻，成为著名的渭北三大富户之一，也留下了许多商业经营的佳话。
一、清初陕西商人在四川金融业的活动
清代初年，陕西商人携资到四川创业，金融业是他们投资的重要领域，清初四川的当铺、钱庄基本上都是陕西人开的。当年四川有句民谣说：“皇上开当铺，老陕坐柜台；盐井陕帮开，曲酒陕西来。”并且还流传有“要发财，找老陕”的说法，可见陕西商人在清初四川金融业举足轻重的地位。
清代陕西商人在四川金融业的胜利进军，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清初许多陕西商人入川先经营钱庄、字号和典当业以积蓄资本，从而使“四川省之典当业，在前清时颇称发达，当时董斯业者，大都系陕西帮”①。由于陕商经营的钱庄、字号“组织严密，办事认真，加之当时人民俭朴，十当九赎，不愿当死，故每年皆有盈余”②，到雍乾时他们已发展成为拥有雄厚资金的商业高利贷资本集团，掌握四川社会金融大权，所谓“川省正经字号多属陕客”③。并且“此种字号各县均有”④，如：三原第五君“贾于四川之富顺县为典商……执估衣铺领袖”⑤，遂宁县“前清当商以定一、珍益、谦益三号资本为最雄厚，然皆陕西人也”⑥，三台县的当铺“一名利川，一名泰昌，皆秦人于康熙三十六年开张……两当获利最厚，每年运回陕西之数莫可限量”⑦，涪陵的当铺“乾隆时多为陕西人挟资而来，放债剥利，布满樊家巷，其中以公质、和兴两当店最大”⑧，成都仅三原、泾阳两县人开的当铺就有8家。⑨
自流井“有典当业大概开始于1800年间，那时陕帮商人在自流井牛氏巷(今安全巷)开设了第一家当铺，获利很大。本地及荥县、威远的富商大贾及地主老财，看到眼红”⑩。到雍乾时当铺从一家发展到八家，自贡市的“八店街”便由此而得名；后来又在贡井设分号，“在天池寺山下灰包山一带，当时陕西人所经营的八大号都设有子号，街市的繁盛区是老街子，逐渐发展到新街”，(11)成为自流井盐业资本调剂的实际操纵者。
渭南吝店南焦村焦家同这些陕西当商一样，也是在四川经营当铺钱庄发家致富的，运回的银子莫可限量。
二、渭南吝店南焦材焦家的经营情况
焦家在渭南吝店镇南焦村，其兴家在焦荣栋、焦耀栋之手，二人的事迹在《续修渭南县志》卷八“笃行”中有记载。荣栋、耀栋兄弟二人最初在四川彭县岐山马家(马松岭)开的“万盛”号当掌柜，荣栋为“万盛”八分号总管，耀栋为“万盛”一号掌柜。由于焦荣栋精明能干，深得“万盛”号另一东家——渭南王家的信任，很快得荣升为“万盛”号总经理，并使业务蒸蒸日上，道光六年资本积累到10万两银子。道光十七年，王马两家发生分歧，折股分伙，王家将其渭南籍雇员一齐迁到四川新都，仍以焦荣栋为经理，在焦荣栋的精心执掌下，“万盛”号业务发展很快，从一号发展为八号，支号81处，遍布成都、新都、什邡、温江、荣宁、广信各地，资本积累到100万两。(12)后焦荣栋兄弟生有离心。有一年，老二耀栋回陕西过年，老大荣栋嘱其迟归，并以违犯店规为由硬要将老二开除。当时有人劝老大资助老二点钱，让其另立门户，老大佯作不许。陕西籍客商纷纷解囊资助耀栋在新都开设“恒丰荣”商号，焦荣栋见策划成功，暗中将“万盛”号输向“恒丰荣”并辞东不干，专意经营“恒丰荣”号。在兄弟二人的勤奋努力下，“恒丰荣”从一号发展为五号，其为新都“恒丰荣”、彭县“恒丰顺”、金堂“恒丰新”、成都“恒丰裕”、郫县“恒丰合”五号，主要经营烟、茶、票、当诸业，在川东成都一带主营典当，在川西雅安一带主营茶业。另外，在西安、华县、潼关、羌白、赤水等地设有分号，主营钱业与皮货。到光绪年间，焦家业务发展到极盛时期，除四川五号外，在陕西分了西安“恒丰益”，渭南“恒丰德”，大荔“恒丰永”、“新盛裕”、“谦太和”、“敬盛祥”等六号，又在陕西开当铺八处，其他行业18处，店员800余人，成为渭北三大富户之一。
焦家致富后，在家乡信义南焦村大兴土木，盖了“九院三堂”的华丽住宅，总堂叫“协和堂”，下设三堂，老大荣栋为“德厚堂”，老二耀栋为“春敬堂”，老四相栋为“天一堂”，每堂三院，每院建筑花费千余两，号称“焦家大院”。老大、老二经商，老四在家务农，体现了“以商求富，以农守之”的经营策略，并且上联官府，下惠乡党，博取积善名声。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焦家助饷五千两，被赏以花翎，还以三千两修筑了本村的堡寨。1870年渭南修县城时，焦家出资数千两，1877年、1880年的饥荒中，焦家又分别赈捐麦粮千石，施惠乡里，得官府青睐。在焦家的支持和联引下，南焦村共63户人家，从商的就有62户，可谓一村皆商。如焦承祥在成都温江县开设“泰和昌”号放贩生理，焦承武在成都李氏处帮贸，道光十四年“承祥念系同宗，将承武携入号内为伙，承祥从李氏号中带过银八百两，寄存生息”(13)。焦家还巴结官府，庚子年间，慈禧、光绪逃难陕西，焦家捐银五万两，麦六千石，被授予“资政大夫”衔，“恒丰号”资东焦联奎出任刑部员外郎，焦联甲出任四川新丰知县。仅老四相栋一门中，二儿任四川昭化县令，三儿任山东济宁道台，六儿秀才，七儿湖北试用知府，使焦家财大气粗。光绪三十四年光绪驾崩的“国丧”期间，例禁演戏，而焦家七老爷焦振甲过寿照旧演戏，知县张世英路过，闻听锣鼓喧天，派差查问后，不敢干涉改道而过。焦振甲死后，举办盛大葬礼，送礼的有当朝亲王贝勒、宰相、督抚等。(14)
三、渭南吝店南焦材焦家的经营经验
南焦村焦家是清代渭南有名的富户，他们在四川经营获得成功，也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
(一)兄弟戮力，致富为先
焦家最先也是家道贫穷，为了生计，焦家焦荣栋、焦耀栋兄弟，背井离乡当“川客”到四川谋生。他们起先在岐山人马家办的“金盏”号为学徒，学习生意经。岐山人马家办的“金盏”号是陕西人在四川做生意的“孵化器”，许多陕西著名商人都是在马家“金盏”号学做生意起的家。焦荣栋、焦耀栋也是如此。那时做学徒学生意辛苦备尝，早上鸡叫就得起床，洒扫庭院，整理柜台，站街迎客，小心谨慎，到夜晚还得学打算盘，练习记账，一年四季无日休息。为了发家致富，兄弟二人咬紧牙关，吃苦耐劳。尤其是老大焦荣栋刻苦钻研，经商善于动脑筋，深得掌柜喜欢，很快由分号掌柜荣升为马家“万盛”总号掌柜，在四川的陕西商人中已经小有名声。他深谋远虑，在当马家“万盛”总号掌柜期间，注意联络旅蜀陕商之间的感情，乐于帮助有困难的乡里乡党，为自己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当时机成熟时，他先让兄弟焦耀栋从“万盛”号独立出来，自立门户，而众乡友见耀栋孤苦无依，纷纷解囊相助，借贷金钱物质，使耀栋站住了脚跟，兴办了焦家的老号“恒丰荣”当铺，后来他自己也从“万盛”号独立出来，兄弟联手共同打造焦家的致富之船。东伙分离在当时陕帮实行的“东西制”体制下，是司空见惯的事，这说明一个自由雇佣的“经理人市场”正在形成之中。从“万盛”号分离出来后，兄弟二人将“恒丰荣”打点得风生水起，业务蒸蒸日上，从一号发展到五号，遍布成都郊县，然后又携资归陕，在渭南、蒲城、西安发展业务，分号18处，人员800余，达到了鼎盛阶段。
(二)提携乡党，共同致富
焦家兄弟是穷苦出身，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发财不忘乡邻。他们兴办“恒丰荣”致富后，设法提携乡党，共同致富。焦村的乡邻有愿意到“恒丰荣”学生意的他们都敞开店门乐于接纳。每年焦家兄弟回家乡探亲后，临行时总要带几个乡党到四川学生意，这样久而久之，南焦村共63户人家，从商的就有62户，真可谓“一家致富，带动四邻”，形成一村皆商的致富局面。焦家兄弟这样做富有深意。一方面乡党亲友入店学习，“亲不亲，故乡人”，乡缘亲缘关系的纽带会使企业内部产生浓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伙计都会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产生归属感和安全感，并且在企业干好了，会传回家乡，产生在乡亲中的荣耀感，会调动伙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接纳乡亲到商号学徒，并不是焦家单方面的感情施予，而是一种双赢互惠的市场运作过程。乡亲入店学徒，不仅增添了商号的劳动力，更会带来不少资金，壮大上号的经济实力。如焦承祥在成都温江县开设“泰和昌”号放贩生理，收留同宗焦承武入号为伙，承武带过银八百两，寄存生息，就是很有力的证明。这反映出焦氏兄弟对企业人际关系的深层次把握。难怪当年四川人将陕西商人称为“老陕”，这里的“老”字就含有陕西商人老谋深算的含义。
(三)深明大义，乐善好施
焦家兄弟发财不忘报国，在处理利义关系上，能以义为重，重义轻利。清末庚子国变，慈禧西狩，流亡政府逃至西安。在全国税款因仓促没有押解西安，清廷财政危急之际，陕西商人以国事为重，闻风而起，捐钱捐物，资助政府渡过难关。焦家兄弟也与其他陕商一样，大量捐资钱财，焦家捐银五万两，麦六千石，被授予“资政大夫”衔，表现了商人家国一体的爱国情怀。陕甘回民起义期间，焦家又捐资助饷五千两，还用三千两修筑了本村的堡寨。1870年渭南修县城时，焦家出资数千两，1877年、1880年的饥荒中，焦家又分别赈捐麦粮千石，施惠乡里，博取了乐善好施的好名声。焦家的后人中，多从事教育、法律和行政工作，很少继续为商者，这或许与焦家的祖训“金盔、银盔，不如锅盔”，“庄稼钱万万年，生意钱几十年”不无关系。
①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正书局民国32年版，第4章。
②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正书局民国32年版，第4章。
③牛树梅：《省斋全集》，同治年间刻本，卷2。
④吕登平：《四川农村经挤》，中正书局民国32年版，第448-449页。
⑤民国《重修鲁桥镇志》，燕京大学图书馆本，卷7。
⑥康熙《遂宁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7。
⑦民国《三台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食货志》。
⑧《涪陵文史资料》，第1辑，第108页。
⑨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⑩《自贡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47页。
(11)《自贡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308页。
(12)宋金喜：《清代渭南帮钱业的兴衰》，《渭南文史资料》，第3辑，第62页。
(13)樊增祥：《樊山公牍》，上海鸿文书局1932年版，卷2。
(14)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
一、清初陕西商人在四川金融业的活动
清代初年，陕西商人携资到四川创业，金融业是他们投资的重要领域，清初四川的当铺、钱庄基本上都是陕西人开的。当年四川有句民谣说：“皇上开当铺，老陕坐柜台；盐井陕帮开，曲酒陕西来。”并且还流传有“要发财，找老陕”的说法，可见陕西商人在清初四川金融业举足轻重的地位。
清代陕西商人在四川金融业的胜利进军，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清初许多陕西商人入川先经营钱庄、字号和典当业以积蓄资本，从而使“四川省之典当业，在前清时颇称发达，当时董斯业者，大都系陕西帮”①。由于陕商经营的钱庄、字号“组织严密，办事认真，加之当时人民俭朴，十当九赎，不愿当死，故每年皆有盈余”②，到雍乾时他们已发展成为拥有雄厚资金的商业高利贷资本集团，掌握四川社会金融大权，所谓“川省正经字号多属陕客”③。并且“此种字号各县均有”④，如：三原第五君“贾于四川之富顺县为典商……执估衣铺领袖”⑤，遂宁县“前清当商以定一、珍益、谦益三号资本为最雄厚，然皆陕西人也”⑥，三台县的当铺“一名利川，一名泰昌，皆秦人于康熙三十六年开张……两当获利最厚，每年运回陕西之数莫可限量”⑦，涪陵的当铺“乾隆时多为陕西人挟资而来，放债剥利，布满樊家巷，其中以公质、和兴两当店最大”⑧，成都仅三原、泾阳两县人开的当铺就有8家。⑨
自流井“有典当业大概开始于1800年间，那时陕帮商人在自流井牛氏巷(今安全巷)开设了第一家当铺，获利很大。本地及荥县、威远的富商大贾及地主老财，看到眼红”⑩。到雍乾时当铺从一家发展到八家，自贡市的“八店街”便由此而得名；后来又在贡井设分号，“在天池寺山下灰包山一带，当时陕西人所经营的八大号都设有子号，街市的繁盛区是老街子，逐渐发展到新街”，(11)成为自流井盐业资本调剂的实际操纵者。
渭南吝店南焦村焦家同这些陕西当商一样，也是在四川经营当铺钱庄发家致富的，运回的银子莫可限量。
二、渭南吝店南焦材焦家的经营情况
焦家在渭南吝店镇南焦村，其兴家在焦荣栋、焦耀栋之手，二人的事迹在《续修渭南县志》卷八“笃行”中有记载。荣栋、耀栋兄弟二人最初在四川彭县岐山马家(马松岭)开的“万盛”号当掌柜，荣栋为“万盛”八分号总管，耀栋为“万盛”一号掌柜。由于焦荣栋精明能干，深得“万盛”号另一东家——渭南王家的信任，很快得荣升为“万盛”号总经理，并使业务蒸蒸日上，道光六年资本积累到10万两银子。道光十七年，王马两家发生分歧，折股分伙，王家将其渭南籍雇员一齐迁到四川新都，仍以焦荣栋为经理，在焦荣栋的精心执掌下，“万盛”号业务发展很快，从一号发展为八号，支号81处，遍布成都、新都、什邡、温江、荣宁、广信各地，资本积累到100万两。(12)后焦荣栋兄弟生有离心。有一年，老二耀栋回陕西过年，老大荣栋嘱其迟归，并以违犯店规为由硬要将老二开除。当时有人劝老大资助老二点钱，让其另立门户，老大佯作不许。陕西籍客商纷纷解囊资助耀栋在新都开设“恒丰荣”商号，焦荣栋见策划成功，暗中将“万盛”号输向“恒丰荣”并辞东不干，专意经营“恒丰荣”号。在兄弟二人的勤奋努力下，“恒丰荣”从一号发展为五号，其为新都“恒丰荣”、彭县“恒丰顺”、金堂“恒丰新”、成都“恒丰裕”、郫县“恒丰合”五号，主要经营烟、茶、票、当诸业，在川东成都一带主营典当，在川西雅安一带主营茶业。另外，在西安、华县、潼关、羌白、赤水等地设有分号，主营钱业与皮货。到光绪年间，焦家业务发展到极盛时期，除四川五号外，在陕西分了西安“恒丰益”，渭南“恒丰德”，大荔“恒丰永”、“新盛裕”、“谦太和”、“敬盛祥”等六号，又在陕西开当铺八处，其他行业18处，店员800余人，成为渭北三大富户之一。
焦家致富后，在家乡信义南焦村大兴土木，盖了“九院三堂”的华丽住宅，总堂叫“协和堂”，下设三堂，老大荣栋为“德厚堂”，老二耀栋为“春敬堂”，老四相栋为“天一堂”，每堂三院，每院建筑花费千余两，号称“焦家大院”。老大、老二经商，老四在家务农，体现了“以商求富，以农守之”的经营策略，并且上联官府，下惠乡党，博取积善名声。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焦家助饷五千两，被赏以花翎，还以三千两修筑了本村的堡寨。1870年渭南修县城时，焦家出资数千两，1877年、1880年的饥荒中，焦家又分别赈捐麦粮千石，施惠乡里，得官府青睐。在焦家的支持和联引下，南焦村共63户人家，从商的就有62户，可谓一村皆商。如焦承祥在成都温江县开设“泰和昌”号放贩生理，焦承武在成都李氏处帮贸，道光十四年“承祥念系同宗，将承武携入号内为伙，承祥从李氏号中带过银八百两，寄存生息”(13)。焦家还巴结官府，庚子年间，慈禧、光绪逃难陕西，焦家捐银五万两，麦六千石，被授予“资政大夫”衔，“恒丰号”资东焦联奎出任刑部员外郎，焦联甲出任四川新丰知县。仅老四相栋一门中，二儿任四川昭化县令，三儿任山东济宁道台，六儿秀才，七儿湖北试用知府，使焦家财大气粗。光绪三十四年光绪驾崩的“国丧”期间，例禁演戏，而焦家七老爷焦振甲过寿照旧演戏，知县张世英路过，闻听锣鼓喧天，派差查问后，不敢干涉改道而过。焦振甲死后，举办盛大葬礼，送礼的有当朝亲王贝勒、宰相、督抚等。(14)
三、渭南吝店南焦材焦家的经营经验
南焦村焦家是清代渭南有名的富户，他们在四川经营获得成功，也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
(一)兄弟戮力，致富为先
焦家最先也是家道贫穷，为了生计，焦家焦荣栋、焦耀栋兄弟，背井离乡当“川客”到四川谋生。他们起先在岐山人马家办的“金盏”号为学徒，学习生意经。岐山人马家办的“金盏”号是陕西人在四川做生意的“孵化器”，许多陕西著名商人都是在马家“金盏”号学做生意起的家。焦荣栋、焦耀栋也是如此。那时做学徒学生意辛苦备尝，早上鸡叫就得起床，洒扫庭院，整理柜台，站街迎客，小心谨慎，到夜晚还得学打算盘，练习记账，一年四季无日休息。为了发家致富，兄弟二人咬紧牙关，吃苦耐劳。尤其是老大焦荣栋刻苦钻研，经商善于动脑筋，深得掌柜喜欢，很快由分号掌柜荣升为马家“万盛”总号掌柜，在四川的陕西商人中已经小有名声。他深谋远虑，在当马家“万盛”总号掌柜期间，注意联络旅蜀陕商之间的感情，乐于帮助有困难的乡里乡党，为自己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当时机成熟时，他先让兄弟焦耀栋从“万盛”号独立出来，自立门户，而众乡友见耀栋孤苦无依，纷纷解囊相助，借贷金钱物质，使耀栋站住了脚跟，兴办了焦家的老号“恒丰荣”当铺，后来他自己也从“万盛”号独立出来，兄弟联手共同打造焦家的致富之船。东伙分离在当时陕帮实行的“东西制”体制下，是司空见惯的事，这说明一个自由雇佣的“经理人市场”正在形成之中。从“万盛”号分离出来后，兄弟二人将“恒丰荣”打点得风生水起，业务蒸蒸日上，从一号发展到五号，遍布成都郊县，然后又携资归陕，在渭南、蒲城、西安发展业务，分号18处，人员800余，达到了鼎盛阶段。
(二)提携乡党，共同致富
焦家兄弟是穷苦出身，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发财不忘乡邻。他们兴办“恒丰荣”致富后，设法提携乡党，共同致富。焦村的乡邻有愿意到“恒丰荣”学生意的他们都敞开店门乐于接纳。每年焦家兄弟回家乡探亲后，临行时总要带几个乡党到四川学生意，这样久而久之，南焦村共63户人家，从商的就有62户，真可谓“一家致富，带动四邻”，形成一村皆商的致富局面。焦家兄弟这样做富有深意。一方面乡党亲友入店学习，“亲不亲，故乡人”，乡缘亲缘关系的纽带会使企业内部产生浓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伙计都会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产生归属感和安全感，并且在企业干好了，会传回家乡，产生在乡亲中的荣耀感，会调动伙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接纳乡亲到商号学徒，并不是焦家单方面的感情施予，而是一种双赢互惠的市场运作过程。乡亲入店学徒，不仅增添了商号的劳动力，更会带来不少资金，壮大上号的经济实力。如焦承祥在成都温江县开设“泰和昌”号放贩生理，收留同宗焦承武入号为伙，承武带过银八百两，寄存生息，就是很有力的证明。这反映出焦氏兄弟对企业人际关系的深层次把握。难怪当年四川人将陕西商人称为“老陕”，这里的“老”字就含有陕西商人老谋深算的含义。
(三)深明大义，乐善好施
焦家兄弟发财不忘报国，在处理利义关系上，能以义为重，重义轻利。清末庚子国变，慈禧西狩，流亡政府逃至西安。在全国税款因仓促没有押解西安，清廷财政危急之际，陕西商人以国事为重，闻风而起，捐钱捐物，资助政府渡过难关。焦家兄弟也与其他陕商一样，大量捐资钱财，焦家捐银五万两，麦六千石，被授予“资政大夫”衔，表现了商人家国一体的爱国情怀。陕甘回民起义期间，焦家又捐资助饷五千两，还用三千两修筑了本村的堡寨。1870年渭南修县城时，焦家出资数千两，1877年、1880年的饥荒中，焦家又分别赈捐麦粮千石，施惠乡里，博取了乐善好施的好名声。焦家的后人中，多从事教育、法律和行政工作，很少继续为商者，这或许与焦家的祖训“金盔、银盔，不如锅盔”，“庄稼钱万万年，生意钱几十年”不无关系。
①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正书局民国32年版，第4章。
②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正书局民国32年版，第4章。
③牛树梅：《省斋全集》，同治年间刻本，卷2。
④吕登平：《四川农村经挤》，中正书局民国32年版，第448-449页。
⑤民国《重修鲁桥镇志》，燕京大学图书馆本，卷7。
⑥康熙《遂宁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7。
⑦民国《三台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食货志》。
⑧《涪陵文史资料》，第1辑，第108页。
⑨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⑩《自贡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47页。
(11)《自贡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308页。
(12)宋金喜：《清代渭南帮钱业的兴衰》，《渭南文史资料》，第3辑，第62页。
(13)樊增祥：《樊山公牍》，上海鸿文书局1932年版，卷2。
(14)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