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明代开中换引的三原盐商世家——梁选櫲
自洪武三年明政府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政策以来，陕西掀起了“疾耕积粟，以应开中”的浪潮。在这一浪潮推动下，许多陕西农民输粟换引，进城经商，使陕西渭北地区产生了许多“富商大族”，而三原焦吴里梁选櫲家族，则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梁家在明成化年间到万历年间的一百多年里，历经七代人在扬州经营盐业，是名副其实的“盐商世家”。梁家的发家史为我们提供了“食盐开中”在陕西最真实的历史图画。
一、“食盐开中”在陕西的实行情况
明代初年，为解决西北边防军的后勤供应问题，于是有洪武三年“食盐开中”新经济政策的出台。洪武三年，“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引一小引，商人餐毕，即以所给引自赴所在官司交之，如此，则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①。
食盐开中政策起初比较粗疏，仅是“召商输粮”，由官府出粮，召商人运送到边关，盐引是支付商人的运价，目的是利用商人之力解决官府转输军粮“路运费繁”的问题。但由于盐引价高，当时商人运一石甚至几石米到边地才给一小引，而洪武时每石米值银一两，商人在引地以现银买引，“每小引纳银八分”②，合粮才八升，运粮换引不如花钱买引来的便宜并可免受路途风寒之苦，商人运粮没有积极性。为了刺激商人转输粮草的积极性，洪武二十年由“召商输粮”转变为“纳粟中盐”，即由商人自购米粮运送各仓，然后用粮价、运费交换盐引，遂使食盐开中有了独立的经济意义。洪武二十年，“大宁军储不给，请令商人纳粟中盐，粟5斗给浙盐1引”③，并于洪武二十八年正式规定《开中纳米则例》：“出榜召商，于缺粮仓分上交纳，先编制勘合并底簿，发各该布政司并都司卫分……客商纳粮完填写所纳粮，并该支引盐数目，付客商赴各该运司及盐课提举司，照数征盐。”④自此成为定制。
这一“召商中盐”政策转变了“官盐铁”的食盐专卖制度，使一般商人得以参与食盐买卖，并充分照顾到商人的利益，使商人有利可图。当时中盐利厚，永乐时输边粟2升5斗，给盐1引，其获利是“本一而息恒六七倍”⑤，成化十年榆林城“开中河东盐，每引价银5分，就本地发卖，价亦至2钱，视开中之价不啻3倍”⑥。在市场利润刺激下，陕西商民以农业生产发展的雄厚实力为依托，充分发挥自己道便费省、土厚水深、挖掘土窖宜藏谷粟的经济优势，纷纷“率先趋中”，走上纳粟贩盐的经商道路，被称为“运粮大军”，从而使陕西商人在明代盐业贸易领域率先崛起。许多陕西商人因此而成为财雄广陵的大盐贾。当时全国各大盐场均有陕西商人的活动，在两淮盐场“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⑦，陕商实力位列三帮之首；在四川盐场“为盐商者，多系山陕之民”⑧；在长芦盐场，盐分五纲，山陕盐商占其四⑨。这些都说明，明政府在陕西实行的“食盐开中”政策，为陕西商帮在中国西部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使他们在输粟换引中率先“冲出潼关，走向全国”，成为声振江淮的中国西部最大的盐业资本集团。
而在扬州的陕商资本集团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⑩，这里的“梁”，指的就是三原焦吴里梁选櫲家族。
二、三原梁选櫲家族的经营历程
梁选櫲家族的经营历程在陕西省图书馆馆藏的《三原焦吴里梁氏家乘》中有详细记载：
“野庵公命之(仁庄公)贾，公遂贾，贾罢归，命之农。贾大都以勤胜，而又善择人，人有治生才，即与之千金不勒，其人服公，亦不敢怀二心。以是三十年之间，自输粟甘凉，以至守支两淮，所致货里中人莫能右。”(11)
据此可知，梁家一世祖梁福“自山西迁于陕西”，“作餳粉酤业”的小买卖，积财买地，治农为业。到第五代梁汉“业至汉稍充矣，为乡饮宾”。扬州大文豪陆君弼为梁汉撰写的《明太学梁君汝实外传》载：“吾家自乡饮宾公，世业贾。”乡饮宾是乡里举行饮酒礼会典时荐举的乡贤，一般是乡里年高有德、富有威望的人。梁汉作了乡饮宾，反映出梁家在乡里地位的上升。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梁家开始走上以粮换引、经营盐业的发家道路。梁汉号“野庵”，就是“野庵公”，其长子梁一山，号“仁庄”，据三原温纯所撰《明寿官仁庄梁公配王氏继李氏墓志铭》载：“野庵公命之(仁庄公)贾，公遂贾……以是三十年之间，自输粟甘凉，以至守支两淮，所致货里中人莫能右。”可知，到梁汉时，在他的督促下，其长子梁一山走上“输粮报中”的开中盐引经商道路。梁一山输粮到边关换引，然后持引赴扬州按顺序支取盐斤，叫“守支”，这一干就是三十年。由于“中盐利厚”，梁家逐渐摆脱了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成为家境殷实的“中人之家”。
开中盐引，使梁家尝到了经营盐业的甜头，梁汉遂命自己的二儿子梁一仓追随他哥哥一同走上贩盐扬州的道路，梁一仓也“以父命倾货结客游淮扬两浙间。公重信义，得客力，遂以货雄里中”。由于梁一山、梁一仓两兄弟很有经营眼光，他们深知“食盐开中”的核心是粮食，是用粮食换取盐引，“无粮何以得引”，遂将在扬州贩盐获得的利润在家乡转化为农业投资，在“城内外设耕读二园，建屋数十间，置水陆田百余亩，延师教孙，督僮仆，力农作，竟日不休，农又精缮，虽乡里老农亦自引以为不及”，大量生产粮食，为梁家的“输粟换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使梁家在众多生意人中脱颖而出，致富更上一层楼。温纯说这时的梁家已经是“农贾者流以勤与择人故，遂致富冠里中”。清刊的《三原梁氏旧谱》中也记载梁一山“治农积货万金，起建大舍”。
到了七世梁选櫲，梁家的盐业发展迅速，梁家已不仅仅是乡里富户，而且成为寓籍扬州“货雄广陵”的大盐商。梁选櫲是梁一山的二儿子，据李维祯《征士郎梁公配李儒人墓志铭》记载，梁选櫲因父亲一山年老，长兄梁选根又志在儒学，遂自动请缨替父亲到扬州经商，“居广陵，言利事，析秋毫而善任人，资相其质，足以比成，事立而授之，无不贾三倍，遂以货雄广陵”。到了弘治年间，“叶淇变法”，纳银于运司，花钱可直接买引，不必纳粮，切断了农业生产与食盐贸易的内在联系。陕西盐商中一部分资金雄厚的大商贾放弃了纳中粮盐，“悉撤业归”，成为常驻扬州、专买边引输银运司的专业盐商，即“内商”。在梁选櫲这一代，梁家已逐渐转化为寓籍扬州贩盐的专业盐商。《淮盐备要》载：“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糜至，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往往儿子兄弟分居两地。”证之于梁家就是：梁选櫲身在广陵，每月必派人回乡探亲，年底必亲自回家为父母双亲做寿。晚年梁选櫲训子孙：“仓底足而知礼义，礼义之行舍儒安归乎?子孙两用之。”后来温纯之子温自知总结梁选櫲是“罢儒服贾，用盐策起，先垂四十年”。
梁选櫲年老后，将梁家在扬州的盐业交给了侄子、长兄梁选根之长子梁炜。
梁炜本来意进太学，众家人却推他承办梁家号称巨万的扬州鱼盐故业，于是“谢儒为贾”，跟着叔父梁选櫲学习经商，继承叔父的经营经验，“筹划征遂，悉守条规，利益归积益厚，然所入悉以输于公，未尝私一缉筐中，以故群从亡不心服爱慕之者”。由于梁炜善于经营，梁家的产业蒸蒸向阳，“货亦积累巨万万”，发展到顶峰时期。可惜梁炜45岁英年早逝，梁家事业到了梁选櫲三子梁文炳手上时，突遭变故而中落。来复的《明儒官梅亭梁公暨配硕人王氏张氏合葬墓志铭》中记载了个中原因：“父征仕公(梁选櫲)、伯鸿肿公(梁选根)盐□居扬，屡书招公经纪不获，已赴至则督约诸客，益励俭素……洞晰奇赢，擎息屡倍。”后因母丧驰归，“持筹心腹客以拥重而纵，有才慢肤筐之事矣。世积巨万不保钮络，五支皆中落”。梁家最终却被管理财务的心腹之人偷盗、暗算，巨万产业突然中落。虽是毁于人祸，却跟陕商在淮扬整体的衰退趋势暗合。离开了土地和粮食，陕商业盐的风险增大，实力大不如从前。
纵观三原梁选櫲家族从输粮换引走上发家道路，先后四代人一百多年在扬州经营盐业，其兴焉勃焉亡焉忽焉，与明廷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政策及其变化完全吻合，也与陕西商帮在扬州实力的聚合变化完全暗合，是佐证食盐开中政策在陕西极为难得和珍贵的个案历史支撑材料。
三、三原梁选櫲家族的经营经验
梁家在一百多年的盐业经营中，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这些经验反映了陕西商人的经营智慧和历史创新能力。
(一)知人善任，组织有力
“死店活人开，经营在人才”，梁家经营成功的首要经验就是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梁汉让其长子梁一山输粟换引，经商于扬州，就是看到了梁一山有经营才能，“以勤胜，而又善择人，人有治生才，即与之千金不勒，其人服公，亦不敢怀二心”，就是看到梁一山很勤奋，又有知人之明，善于用人，付与千金而不疑，人们都佩服梁一山的胆识和胸怀，忠心耿耿地为梁家卖命。梁一山靠“善择人”为梁家开辟了经商发家的道路，取得了初涉商海的成功。
梁一山的弟弟梁一仓同他哥哥一样，也是一位有眼光的经营者。他“客游淮扬两浙间”，与哥哥同贾时，“重信义，得客力”，以诚信坦荡折服众人，调动了伙计们的积极性，伙计们都愿意为梁家效死卖命，遂使因为“得客力”而“货雄里中”。
到了梁一山的儿子梁选櫲，更是个经营里手。梁家家谱这样记载梁选櫲：“征士公贾，善心计”、“征士公于贾，策利无遗，袖然魁师”。征士公即梁选櫲，也称槐轩公。他善心计，有决策能力，很少出现决策失误，人们都折服他的经营才能，以他为经营领袖，才使梁家的经营发展到了巅峰状态。
到了梁选櫲的侄子梁炜，更是继承了叔父的经营经验，“筹划征遂，悉守条规，利益归积益厚，然所入悉以输于公，未尝私一缉筐中，以故群从亡不心服爱慕之者”。梁炜人品高俊，大公无私，“所入悉以输于公，未尝私一缉筐中”，而且善于策划，每一决策“阁不奇中”，故人们心服口服，愿意跟着梁炜在商海里搏击风云，才使梁家的“盐业帝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由此可见，梁家百年经营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四代主人都是经营的行家里手，而且一脉相承，才引导着梁家的财富航船乘风破浪，不断向前。这充分表现了优秀人才对经营成功的决定性作用。
优秀人才不能单枪匹马地包打天下。优秀人才只有放在合理的组织内，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梁家的成功之道就在于重视组织建设，不断完善企业的组织结构。梁家经营盐业依然采取的是“合伙股份制”经营模式，并且合伙制又采取了比较稳定的“自东自掌”形态。来俨然的《明太学竹亭梁君墓志铭》中记载：“先世主计者为君叔父征士公。”所谓“主计”，就是指在委托经营伙计制下，由财东大会(也叫“神仙会”)聘任一位有经验的人作为负责人，主持企业的全部经营。也就是说，在家族企业的情况下，由于同一家族由几门几房构成，不同房、门作为投资人在企业资本中占一定比例，由他们共同推举一人作为“掌柜”，负责企业全盘业务，再招揽伙计进行经营。这个掌柜既可以是外姓之人，也可以是本家之主。显然，梁选櫲为“主计”，说明梁家是“自东自掌”，这种体制保证了权不外溢，东家可以直接操纵企业，防止了“奸伙欺东”或“挟资外逃”经营风险的发生，是比较稳定的企业经营模式。反之，梁家到梁文炳时突遭中落，就是因为梁文炳在母丧驰归期间，由于择人不当，“持筹心腹客以拥重而纵，有才慢肤筐之事矣”，这显然是“奸伙欺东”或“挟资外逃”造成的悲惨后果。
(二)诚实经营，以智求财
顾炎武曾总结陕商的特点是：“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在梁选櫲身上，具有很多儒商讲求智仁信义的特点。李维祯在《征士郎梁公配李儒人墓志铭》中记梁选櫲“祖、父皆贾淮海间，师承南方之学，得其精华焉久之”，因此，梁选櫲在经商中表现出的诚信待人、以智取财、不贪不奢，无不体现出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子。
李维祯《征士郎梁公配李儒人墓志铭》中还记载了梁选櫲业贾淮扬时一件为众人称道的事迹。当时盐业交易中，“守支”是很关键的一环，守支盐场历来有制，“按资次支给”。从明初到明后叶，两淮盐商的守支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十年，甚至十几年，以致有时候在扣除守支费用后无利可图。有人就别创一法名曰“超掣”，即通过贿赂官府而超越原定顺序率先支盐，因其获利非比寻常，乡人纷纷效法。“贪贾规利，用超掣法以邀公，公谢不可”，认为“利如布帛之有幅焉……过则必败……若属恬不知惧，祸不旋踵矣”。梁选櫲认为经商业贾是有规则的，就像布匹有经纬规矩一样，只有遵照规则，顺应商情，才能在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违背了规律，就是再大的胆量，再雄厚的资财，也不能阻挡违背规律带来的打击。后果然事发，“诸为奸利者伏法”，梁选櫲喟然而叹：“吾不幸言中，然小惩大戒，安知非福。”
(三)节俭不奢，热心公益
梁家是由贫经商致富，他们深知保持节俭的作风对商家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们发家致富后，能够保持节俭朴素的传统家风，洁身自好，不骄不狂，保持了秦人持重内敛的人性特点。
梁家产业到梁选櫲时，在广陵也算得上富甲一方。当时的陕西盐商“富者辄饰宫室，蓄姬腆，盛仆御”，视广陵为别业。此种奢靡风气，还被盐商从南方带回陕西。《三原县志》记载“富商大贾，履厚席丰，甚至践曳绞绫，狼藉膏粱”。梁选櫲在广陵这样“歌舞之娱不绝于耳”的商人聚居之地，能够保持生活俭朴、富而不奢的生活作风，终日“衣褐宽博，正度系履，食赤米盐豉蔬果，或时进薄脯醇卤而已”，为家人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梁炜同叔父梁选櫲一样勤俭。“广陵富贾鳞集，俗辄侈物，以衣食居室相高，又最荡好狎游婚家，君在广陵，促屋居隘，仅容膝身，常衣倪灌衣，日食具一蛙，菜无重味也。客有惑君者，言欲以尤物荐君欢”，被梁炜斥退，耻于跟那些出入欢场的商人子弟为伍，来俨然赞梁炜是“谢儒之迹，而笃儒之实”。
梁选櫲长子梁文烨从小跟父亲寓居扬州，“从父以盐□寓广陵，为江都诸生”，与四方贤豪缔交，“雅负隽声”。然“不乐仕进”，替父管理梁家家业，公正得当，身处扬州繁华通街之地，“女巫女僧歌姬游伎概不入门”。保持着名以清修的高风亮节。
梁家人在梁选櫲的约束下，保持了勤俭不奢的朴素家风。但对家乡公益建设，他们却能慷慨解囊，体现了对故土的拳拳之心。梁选櫲对于赈济乡邻、修城抗贼等事毫无吝啬，有求必应，曾“焚负债者券至千金”，甚至被乡里少年认为懦弱可欺。温纯倡议修三原石桥(龙桥)，梁文烨带头出资“三百金”响应。
(四)左儒右贾，诗书传家
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作为盐商巨贾，梁家非常重视子弟教育，从梁汉起就“延师教孙”，梁文烨更是广资财，“延名士为师”，梁炜更总结说：“吾家自乡饮宾公，世业贾而饰之儒，贾何害儒也!”梁家以贾养儒，以儒促贾，从而“儒与贾冠秦楚间”。
梁家在梁炜以后虽然繁华稍落，但还是衣食无忧的殷实大户。梁家生意发达时，子弟已多有文名，到梁家第八代开始，终于出了进士。据清刊《三原梁氏旧谱》载：“八世梁文煌，字药亭……赐进士第。九世梁应昌……进士第。九世梁应禄……任山东巡抚。还有十世梁魏，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除进士外，梁家还出了三个举人，他们是：梁应基，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举人；梁文熙，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举人；梁士骏，清顺治八年(1651)举人。据梁家家谱记载，梁家第十二世梁程仍然在扬州参加“商籍童子试”，未中又“由海陵试后返棹”归里。商人后代多有文化人和学者，由于盐商广资财，延名师，设私塾，其子弟在科举考试中入考的人数大大超过当地人。据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九科举志统计，明代两淮进士中，陕西人有30名，这些出身盐商后代的陕西进士中，大部分为三原、泾阳人。这说明，陕西商人以商起家，以儒传名，耕读传家一直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
①陈子龙：《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46，第357页。
②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80，《食货志》。
③《明太祖实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条。
④《万历会典》，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34，《盐法》。
⑤沈鲤：《亦玉堂稿》，上海古籍书店1987年版，卷8，《盐法考》。
⑥《明宪宗实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卷120。
⑦宋应星：《野议·盐铁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⑧杨慎：《全蜀经略志》，卷1。
⑨黄掌纶：《长芦盐法志》，上海古籍书店1995年版，卷2。
⑩庞际云：《淮盐备要》，1923年刻本，卷2。
(11)以下史料均见梁希蛰辑《三原焦吴里梁氏家乘》，陕西省图书馆馆藏，明刊本，不再一一注出。
一、“食盐开中”在陕西的实行情况
明代初年，为解决西北边防军的后勤供应问题，于是有洪武三年“食盐开中”新经济政策的出台。洪武三年，“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引一小引，商人餐毕，即以所给引自赴所在官司交之，如此，则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①。
食盐开中政策起初比较粗疏，仅是“召商输粮”，由官府出粮，召商人运送到边关，盐引是支付商人的运价，目的是利用商人之力解决官府转输军粮“路运费繁”的问题。但由于盐引价高，当时商人运一石甚至几石米到边地才给一小引，而洪武时每石米值银一两，商人在引地以现银买引，“每小引纳银八分”②，合粮才八升，运粮换引不如花钱买引来的便宜并可免受路途风寒之苦，商人运粮没有积极性。为了刺激商人转输粮草的积极性，洪武二十年由“召商输粮”转变为“纳粟中盐”，即由商人自购米粮运送各仓，然后用粮价、运费交换盐引，遂使食盐开中有了独立的经济意义。洪武二十年，“大宁军储不给，请令商人纳粟中盐，粟5斗给浙盐1引”③，并于洪武二十八年正式规定《开中纳米则例》：“出榜召商，于缺粮仓分上交纳，先编制勘合并底簿，发各该布政司并都司卫分……客商纳粮完填写所纳粮，并该支引盐数目，付客商赴各该运司及盐课提举司，照数征盐。”④自此成为定制。
这一“召商中盐”政策转变了“官盐铁”的食盐专卖制度，使一般商人得以参与食盐买卖，并充分照顾到商人的利益，使商人有利可图。当时中盐利厚，永乐时输边粟2升5斗，给盐1引，其获利是“本一而息恒六七倍”⑤，成化十年榆林城“开中河东盐，每引价银5分，就本地发卖，价亦至2钱，视开中之价不啻3倍”⑥。在市场利润刺激下，陕西商民以农业生产发展的雄厚实力为依托，充分发挥自己道便费省、土厚水深、挖掘土窖宜藏谷粟的经济优势，纷纷“率先趋中”，走上纳粟贩盐的经商道路，被称为“运粮大军”，从而使陕西商人在明代盐业贸易领域率先崛起。许多陕西商人因此而成为财雄广陵的大盐贾。当时全国各大盐场均有陕西商人的活动，在两淮盐场“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⑦，陕商实力位列三帮之首；在四川盐场“为盐商者，多系山陕之民”⑧；在长芦盐场，盐分五纲，山陕盐商占其四⑨。这些都说明，明政府在陕西实行的“食盐开中”政策，为陕西商帮在中国西部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使他们在输粟换引中率先“冲出潼关，走向全国”，成为声振江淮的中国西部最大的盐业资本集团。
而在扬州的陕商资本集团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⑩，这里的“梁”，指的就是三原焦吴里梁选櫲家族。
二、三原梁选櫲家族的经营历程
梁选櫲家族的经营历程在陕西省图书馆馆藏的《三原焦吴里梁氏家乘》中有详细记载：
“野庵公命之(仁庄公)贾，公遂贾，贾罢归，命之农。贾大都以勤胜，而又善择人，人有治生才，即与之千金不勒，其人服公，亦不敢怀二心。以是三十年之间，自输粟甘凉，以至守支两淮，所致货里中人莫能右。”(11)
据此可知，梁家一世祖梁福“自山西迁于陕西”，“作餳粉酤业”的小买卖，积财买地，治农为业。到第五代梁汉“业至汉稍充矣，为乡饮宾”。扬州大文豪陆君弼为梁汉撰写的《明太学梁君汝实外传》载：“吾家自乡饮宾公，世业贾。”乡饮宾是乡里举行饮酒礼会典时荐举的乡贤，一般是乡里年高有德、富有威望的人。梁汉作了乡饮宾，反映出梁家在乡里地位的上升。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梁家开始走上以粮换引、经营盐业的发家道路。梁汉号“野庵”，就是“野庵公”，其长子梁一山，号“仁庄”，据三原温纯所撰《明寿官仁庄梁公配王氏继李氏墓志铭》载：“野庵公命之(仁庄公)贾，公遂贾……以是三十年之间，自输粟甘凉，以至守支两淮，所致货里中人莫能右。”可知，到梁汉时，在他的督促下，其长子梁一山走上“输粮报中”的开中盐引经商道路。梁一山输粮到边关换引，然后持引赴扬州按顺序支取盐斤，叫“守支”，这一干就是三十年。由于“中盐利厚”，梁家逐渐摆脱了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成为家境殷实的“中人之家”。
开中盐引，使梁家尝到了经营盐业的甜头，梁汉遂命自己的二儿子梁一仓追随他哥哥一同走上贩盐扬州的道路，梁一仓也“以父命倾货结客游淮扬两浙间。公重信义，得客力，遂以货雄里中”。由于梁一山、梁一仓两兄弟很有经营眼光，他们深知“食盐开中”的核心是粮食，是用粮食换取盐引，“无粮何以得引”，遂将在扬州贩盐获得的利润在家乡转化为农业投资，在“城内外设耕读二园，建屋数十间，置水陆田百余亩，延师教孙，督僮仆，力农作，竟日不休，农又精缮，虽乡里老农亦自引以为不及”，大量生产粮食，为梁家的“输粟换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使梁家在众多生意人中脱颖而出，致富更上一层楼。温纯说这时的梁家已经是“农贾者流以勤与择人故，遂致富冠里中”。清刊的《三原梁氏旧谱》中也记载梁一山“治农积货万金，起建大舍”。
到了七世梁选櫲，梁家的盐业发展迅速，梁家已不仅仅是乡里富户，而且成为寓籍扬州“货雄广陵”的大盐商。梁选櫲是梁一山的二儿子，据李维祯《征士郎梁公配李儒人墓志铭》记载，梁选櫲因父亲一山年老，长兄梁选根又志在儒学，遂自动请缨替父亲到扬州经商，“居广陵，言利事，析秋毫而善任人，资相其质，足以比成，事立而授之，无不贾三倍，遂以货雄广陵”。到了弘治年间，“叶淇变法”，纳银于运司，花钱可直接买引，不必纳粮，切断了农业生产与食盐贸易的内在联系。陕西盐商中一部分资金雄厚的大商贾放弃了纳中粮盐，“悉撤业归”，成为常驻扬州、专买边引输银运司的专业盐商，即“内商”。在梁选櫲这一代，梁家已逐渐转化为寓籍扬州贩盐的专业盐商。《淮盐备要》载：“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糜至，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往往儿子兄弟分居两地。”证之于梁家就是：梁选櫲身在广陵，每月必派人回乡探亲，年底必亲自回家为父母双亲做寿。晚年梁选櫲训子孙：“仓底足而知礼义，礼义之行舍儒安归乎?子孙两用之。”后来温纯之子温自知总结梁选櫲是“罢儒服贾，用盐策起，先垂四十年”。
梁选櫲年老后，将梁家在扬州的盐业交给了侄子、长兄梁选根之长子梁炜。
梁炜本来意进太学，众家人却推他承办梁家号称巨万的扬州鱼盐故业，于是“谢儒为贾”，跟着叔父梁选櫲学习经商，继承叔父的经营经验，“筹划征遂，悉守条规，利益归积益厚，然所入悉以输于公，未尝私一缉筐中，以故群从亡不心服爱慕之者”。由于梁炜善于经营，梁家的产业蒸蒸向阳，“货亦积累巨万万”，发展到顶峰时期。可惜梁炜45岁英年早逝，梁家事业到了梁选櫲三子梁文炳手上时，突遭变故而中落。来复的《明儒官梅亭梁公暨配硕人王氏张氏合葬墓志铭》中记载了个中原因：“父征仕公(梁选櫲)、伯鸿肿公(梁选根)盐□居扬，屡书招公经纪不获，已赴至则督约诸客，益励俭素……洞晰奇赢，擎息屡倍。”后因母丧驰归，“持筹心腹客以拥重而纵，有才慢肤筐之事矣。世积巨万不保钮络，五支皆中落”。梁家最终却被管理财务的心腹之人偷盗、暗算，巨万产业突然中落。虽是毁于人祸，却跟陕商在淮扬整体的衰退趋势暗合。离开了土地和粮食，陕商业盐的风险增大，实力大不如从前。
纵观三原梁选櫲家族从输粮换引走上发家道路，先后四代人一百多年在扬州经营盐业，其兴焉勃焉亡焉忽焉，与明廷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政策及其变化完全吻合，也与陕西商帮在扬州实力的聚合变化完全暗合，是佐证食盐开中政策在陕西极为难得和珍贵的个案历史支撑材料。
三、三原梁选櫲家族的经营经验
梁家在一百多年的盐业经营中，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这些经验反映了陕西商人的经营智慧和历史创新能力。
(一)知人善任，组织有力
“死店活人开，经营在人才”，梁家经营成功的首要经验就是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梁汉让其长子梁一山输粟换引，经商于扬州，就是看到了梁一山有经营才能，“以勤胜，而又善择人，人有治生才，即与之千金不勒，其人服公，亦不敢怀二心”，就是看到梁一山很勤奋，又有知人之明，善于用人，付与千金而不疑，人们都佩服梁一山的胆识和胸怀，忠心耿耿地为梁家卖命。梁一山靠“善择人”为梁家开辟了经商发家的道路，取得了初涉商海的成功。
梁一山的弟弟梁一仓同他哥哥一样，也是一位有眼光的经营者。他“客游淮扬两浙间”，与哥哥同贾时，“重信义，得客力”，以诚信坦荡折服众人，调动了伙计们的积极性，伙计们都愿意为梁家效死卖命，遂使因为“得客力”而“货雄里中”。
到了梁一山的儿子梁选櫲，更是个经营里手。梁家家谱这样记载梁选櫲：“征士公贾，善心计”、“征士公于贾，策利无遗，袖然魁师”。征士公即梁选櫲，也称槐轩公。他善心计，有决策能力，很少出现决策失误，人们都折服他的经营才能，以他为经营领袖，才使梁家的经营发展到了巅峰状态。
到了梁选櫲的侄子梁炜，更是继承了叔父的经营经验，“筹划征遂，悉守条规，利益归积益厚，然所入悉以输于公，未尝私一缉筐中，以故群从亡不心服爱慕之者”。梁炜人品高俊，大公无私，“所入悉以输于公，未尝私一缉筐中”，而且善于策划，每一决策“阁不奇中”，故人们心服口服，愿意跟着梁炜在商海里搏击风云，才使梁家的“盐业帝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由此可见，梁家百年经营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四代主人都是经营的行家里手，而且一脉相承，才引导着梁家的财富航船乘风破浪，不断向前。这充分表现了优秀人才对经营成功的决定性作用。
优秀人才不能单枪匹马地包打天下。优秀人才只有放在合理的组织内，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梁家的成功之道就在于重视组织建设，不断完善企业的组织结构。梁家经营盐业依然采取的是“合伙股份制”经营模式，并且合伙制又采取了比较稳定的“自东自掌”形态。来俨然的《明太学竹亭梁君墓志铭》中记载：“先世主计者为君叔父征士公。”所谓“主计”，就是指在委托经营伙计制下，由财东大会(也叫“神仙会”)聘任一位有经验的人作为负责人，主持企业的全部经营。也就是说，在家族企业的情况下，由于同一家族由几门几房构成，不同房、门作为投资人在企业资本中占一定比例，由他们共同推举一人作为“掌柜”，负责企业全盘业务，再招揽伙计进行经营。这个掌柜既可以是外姓之人，也可以是本家之主。显然，梁选櫲为“主计”，说明梁家是“自东自掌”，这种体制保证了权不外溢，东家可以直接操纵企业，防止了“奸伙欺东”或“挟资外逃”经营风险的发生，是比较稳定的企业经营模式。反之，梁家到梁文炳时突遭中落，就是因为梁文炳在母丧驰归期间，由于择人不当，“持筹心腹客以拥重而纵，有才慢肤筐之事矣”，这显然是“奸伙欺东”或“挟资外逃”造成的悲惨后果。
(二)诚实经营，以智求财
顾炎武曾总结陕商的特点是：“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在梁选櫲身上，具有很多儒商讲求智仁信义的特点。李维祯在《征士郎梁公配李儒人墓志铭》中记梁选櫲“祖、父皆贾淮海间，师承南方之学，得其精华焉久之”，因此，梁选櫲在经商中表现出的诚信待人、以智取财、不贪不奢，无不体现出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子。
李维祯《征士郎梁公配李儒人墓志铭》中还记载了梁选櫲业贾淮扬时一件为众人称道的事迹。当时盐业交易中，“守支”是很关键的一环，守支盐场历来有制，“按资次支给”。从明初到明后叶，两淮盐商的守支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十年，甚至十几年，以致有时候在扣除守支费用后无利可图。有人就别创一法名曰“超掣”，即通过贿赂官府而超越原定顺序率先支盐，因其获利非比寻常，乡人纷纷效法。“贪贾规利，用超掣法以邀公，公谢不可”，认为“利如布帛之有幅焉……过则必败……若属恬不知惧，祸不旋踵矣”。梁选櫲认为经商业贾是有规则的，就像布匹有经纬规矩一样，只有遵照规则，顺应商情，才能在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违背了规律，就是再大的胆量，再雄厚的资财，也不能阻挡违背规律带来的打击。后果然事发，“诸为奸利者伏法”，梁选櫲喟然而叹：“吾不幸言中，然小惩大戒，安知非福。”
(三)节俭不奢，热心公益
梁家是由贫经商致富，他们深知保持节俭的作风对商家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们发家致富后，能够保持节俭朴素的传统家风，洁身自好，不骄不狂，保持了秦人持重内敛的人性特点。
梁家产业到梁选櫲时，在广陵也算得上富甲一方。当时的陕西盐商“富者辄饰宫室，蓄姬腆，盛仆御”，视广陵为别业。此种奢靡风气，还被盐商从南方带回陕西。《三原县志》记载“富商大贾，履厚席丰，甚至践曳绞绫，狼藉膏粱”。梁选櫲在广陵这样“歌舞之娱不绝于耳”的商人聚居之地，能够保持生活俭朴、富而不奢的生活作风，终日“衣褐宽博，正度系履，食赤米盐豉蔬果，或时进薄脯醇卤而已”，为家人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梁炜同叔父梁选櫲一样勤俭。“广陵富贾鳞集，俗辄侈物，以衣食居室相高，又最荡好狎游婚家，君在广陵，促屋居隘，仅容膝身，常衣倪灌衣，日食具一蛙，菜无重味也。客有惑君者，言欲以尤物荐君欢”，被梁炜斥退，耻于跟那些出入欢场的商人子弟为伍，来俨然赞梁炜是“谢儒之迹，而笃儒之实”。
梁选櫲长子梁文烨从小跟父亲寓居扬州，“从父以盐□寓广陵，为江都诸生”，与四方贤豪缔交，“雅负隽声”。然“不乐仕进”，替父管理梁家家业，公正得当，身处扬州繁华通街之地，“女巫女僧歌姬游伎概不入门”。保持着名以清修的高风亮节。
梁家人在梁选櫲的约束下，保持了勤俭不奢的朴素家风。但对家乡公益建设，他们却能慷慨解囊，体现了对故土的拳拳之心。梁选櫲对于赈济乡邻、修城抗贼等事毫无吝啬，有求必应，曾“焚负债者券至千金”，甚至被乡里少年认为懦弱可欺。温纯倡议修三原石桥(龙桥)，梁文烨带头出资“三百金”响应。
(四)左儒右贾，诗书传家
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作为盐商巨贾，梁家非常重视子弟教育，从梁汉起就“延师教孙”，梁文烨更是广资财，“延名士为师”，梁炜更总结说：“吾家自乡饮宾公，世业贾而饰之儒，贾何害儒也!”梁家以贾养儒，以儒促贾，从而“儒与贾冠秦楚间”。
梁家在梁炜以后虽然繁华稍落，但还是衣食无忧的殷实大户。梁家生意发达时，子弟已多有文名，到梁家第八代开始，终于出了进士。据清刊《三原梁氏旧谱》载：“八世梁文煌，字药亭……赐进士第。九世梁应昌……进士第。九世梁应禄……任山东巡抚。还有十世梁魏，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除进士外，梁家还出了三个举人，他们是：梁应基，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举人；梁文熙，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举人；梁士骏，清顺治八年(1651)举人。据梁家家谱记载，梁家第十二世梁程仍然在扬州参加“商籍童子试”，未中又“由海陵试后返棹”归里。商人后代多有文化人和学者，由于盐商广资财，延名师，设私塾，其子弟在科举考试中入考的人数大大超过当地人。据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九科举志统计，明代两淮进士中，陕西人有30名，这些出身盐商后代的陕西进士中，大部分为三原、泾阳人。这说明，陕西商人以商起家，以儒传名，耕读传家一直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
①陈子龙：《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46，第357页。
②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80，《食货志》。
③《明太祖实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条。
④《万历会典》，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34，《盐法》。
⑤沈鲤：《亦玉堂稿》，上海古籍书店1987年版，卷8，《盐法考》。
⑥《明宪宗实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卷120。
⑦宋应星：《野议·盐铁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⑧杨慎：《全蜀经略志》，卷1。
⑨黄掌纶：《长芦盐法志》，上海古籍书店1995年版，卷2。
⑩庞际云：《淮盐备要》，1923年刻本，卷2。
(11)以下史料均见梁希蛰辑《三原焦吴里梁氏家乘》，陕西省图书馆馆藏，明刊本，不再一一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