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探寻
1.3盐马古道的开拓与历史地位
第一章 定边盐马古道的兴起及历史地位 第三节 盐马古道的开拓与历史地位
一、花马池盐行销范围的变化
在我国封建社会，食盐实行划区销售、边岸制度，不得越界贩卖。因此，花马池盐自古有特定销区，但随王朝更迭，历朝亦有不同变化。
从唐代以来，陕北宁夏之青、白池盐主销甘陇河州，主要解决西北边地民食所需。至宋时盐州、夏州商民开始将青盐内贩，换取关中、陇东一带粮谷，由于宋夏对峙，宋廷严禁青盐内销，有私犯者罪死。后宋夏议和，宋廷每年给西夏大量物资，唯独对西夏提出每年销10万石青白盐于内地的条件，坚执不准。入元后，民族融合，放宽禁令，允许青盐贩运陕西、环庆一带，抽税过卡，成为青盐内销的开始。
明初，在定边所属的灵州设“陕西灵州盐课司”，主管大小花马池行盐。当时花马盐主销宁夏全境，甘肃、平凉、庆阳以及榆林等地，陕西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销山西河东解池盐。
至隆庆中，花马池盐内销范围进一步扩大，隆庆中，令延安、鄜州改食花马池盐，到明末，又令凤翔、汉中两府改食花马池盐。是时花马池盐行销凤翔、汉中、延安、鄜州并清涧一十五州县，计额三万九千四百道，其中汉中两万五千道，延、鄜并清涧一万四千四百道。有人估计，正德时花马池盐年产15.798万石，到嘉靖八年(1529)，年产达35.9736万石，产量几乎翻了近两倍，这从一个侧面页反映了花马池盐行销区域的扩大。①
清承明制，花马池盐销巩昌、临洮、河州、清涧、延安、凤翔、汉中等地，并无多大变化。只是嘉庆年间(1522—1566)又将陕西兴安府(即今安康市)纳入花马池盐销售区域，此时花马池盐销地已覆盖甘、宁、陕南、陕北及关西等广大区域。有人估计，清初花马池盐年产3万驮，后扩大至7万余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花马池盐销地的扩大。②花马池盐行销覆盖西北地区的广大区域，也反映了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明初花马池盐盐税收入为边防军的主要财源，嘉靖年间其盐税收入“专备防秋兵马使用”。万历年间(1573—1619)，仅大小花马池盐税，每岁解宁夏镇年例银13242两，延绥镇年例银13714两，固原镇客兵银2059两，固原军门犒赏银7120两，总计达36000余两。③已占到明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足以证明花马池盐对西北财政经济的支撑作用。
二、花马池盐的行销道路
定边花马池盐长期实行官督民运民销体制，本地土商专司赴延安府令缴引张，并不出资贩运，亦不承令帮本。各州县脚户来池，报明某州县，支盐配引，驮往销售。唯盐课每引一道配盐200斤，征盐课2.56钱。另池上土商，每引一道，向脚户收钱120文，为领缴引张笔墨费之用，名曰“引价”。到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将花马池盐课摊丁入亩后，盐斤听民自行贩运销售。后户部核议“花马大池，系数官池。若听民自行捞晒，利之所在，恐致争端”，遂“招募坐商，自出工本，雇夫捞晒盐斤，或与商贩交易，或系自运出售，均听其便”。此为商产商销阶段。除花马池外，其余苟池、倭池，“因路远沙厚，车骡行走维艰乏人驮运，或蒙古人自行驮运入口，易换零星货物，向不例禁”④。
花马池盐这种商运商销的自由贸易体制，有利于陕、甘、宁、内蒙古四省人民自由驮运盐斤，他们牵驼驱驴，肩挑车载，以定边为起始点，踩出了四通八达的“盐马古道”，演绎了中国古代商业史上雄壮的贸易话剧。
一条为定边当地土商驮盐走的西北官道。此道从定边趋宁夏盐池县到灵武(即古灵州)再到银川。这一驮道因中经盐池县小花马池阻挡，对定边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
一条是北走周台子乡到包头的北关道。这条道或经海子梁，走草地赴托克托旗的“四马路”；或经砖井镇、安边镇，经堆子梁赴内蒙古的“老边路”；或北上经白泥井镇走草原赴鄂尔多斯的“五马路”。这三条道均为汉蒙贸易的草原之路，是联结陕西、内蒙古的贸易纽带。在这条古道上，或是定边土著贾人“每赴蒙古各旗贩驼马牛羊”，或是蒙地人民“饶牧牛马以转盐”，“蒙古人自行驮运入口，易换零星货物”，成为陕北盐马古道的主体道路之一。
一条是走砖井、安边到靖边赴榆林的“东大路”。这条道或是走彭滩，翻孙克观到新安边镇，或是赴吴起、志丹到延安的“东南大道”。这两条古道是花马池盐销延安、鄜州、清涧一十五州县的主要贸易通道，也是定边与榆林、延安联系的主官道，依据“官道即商道”的原理，仍然是主官道。
一条是经板窑，翻羊圈山、宁条梁到西峰或走莲花池，翻青山到固原；或走油房镇到华池、庆阳的“西大路”。这条古道是定边联系关中的主要贸易通道，有十分重大的经济社会意义。当年，固原州“多商旅杂处，而山西延绥尤重”，就是延绥的商民经莲花、青山“牧牛马以转盐”，才取得了固原“衣食不乏”的贸易成绩。⑤庆延路途经的宁条梁镇“夙称繁富，商客辅辏，民人数十万，为延绥边外第一大镇”。⑥而延庆路走西峰，趋平凉，经三原，到凤翔，再由凤翔走栈道达于汉中，从汉中借汉水达于安康，成为联结陕南、关中、甘肃、宁夏的主要贸易通道，我们所讲的定边历史上的“盐马古道”，以这一条古道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陕西历史上第一条沟通陕、甘、宁、内蒙古的“盐马古道”
“欲要富，先修路”。明清时期，定边以驮运花马池盐为中心，形成四通八达的“盐马古道”贸易网络体系。这一古道网络体系，不仅对于促进三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汉中、凤翔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陕甘茶马古道”相衔接，“茶马古道”与“盐马古道”的对接，就形成了明清时期沟通陕、甘、宁、内蒙古的主要通道，它对于促进西北经济的发展和西部经济的初期开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尤其是明崇祯年间(1628—1644)，允许花马池盐内销凤翔、汉中两府，使延庆路延展到汉、凤两府，终于打通了陕南、关中、陕北的贸易联系，使三秦大地真正实现了“中外一统之盛”的繁荣局面。从此，凤翔、汉中若有不到陕北甘庆驮盐捆茶客商的影子，其经济繁荣就会黯然失色，反之定、庆驮客的到来才使凤、汉两府经济呈现出外向型经济的特色。
延庆路开通后，陕北盐商的到来，带给凤翔和汉中的是一片繁荣。凤翔府地处甘川交通要道，“陇关阻其西，益门扼其南”，地形险阻，田原肥美，“一年丰收可足两年之用，犹称省西乐土”⑦，自古为关中物资集散转输之地。甘川物资由此分流，走甘陇则由宝鸡达秦州(天水)直趋兰(兰州)，下四川则由宝鸡入益门穿北栈道达于汉中，成为内地著名码头之一，有“关西都会”之称，加之县北灵台、杜阳等地畜牧业发达，犯霜露逐水草善养驴骡，为凤翔驮运转输提供了物质条件，故自明清以来商业贸易发达，县城东关“街市十数里，坐贾万余家，百货充盈”⑧，筑有“山陕河南会馆”，又名“敬城会馆”，专事商贸融通。咸丰九年(1859)《凤翔重修天圣观碑》载，时县境商号捐资者346家，另加城关盐行、清酒行、篓行等捐资总计500余户，当时仅城关有肉铺十余家，日销猪、羊肉数千斤，商民中有“日销三是猪，百羊百石粮”⑨之说，足见商业之繁荣。而在凤翔诸商行中，运输业尤为昌盛，咸丰五年(1855)仅过载行就在20家以上，四时运转不停，“驴骡常以大队相往来，多则二十头以上”⑩，最盛是发往秦州的“运货骡马年约七八千头”(11)。由于交易以现货为主，“标期”终一结算，故凤翔银钱也发达，“独有一种白银市场，地址在城内准提庵，人称‘准提庵银子市’。每天清早开市，上午九、十点散市，交易者多为各商号经理或东家，还有来自岐山、眉县等地的商人和专事倒卖白银者。交易由经纪人主持，以钱换银或以银换钱。交易凭信用账册，做买空卖空的‘干盘生意’。到‘标期’月终结算。日交易白银五六万两”(12)。从而使凤翔以“银凤翔”而得其名。
汉中为秦蜀交通要冲，物产丰盈，鱼米之乡，阡陌相属，财货充裕，为陕陇货物分流蜀湖转运之地。汉中历史上与关中联系紧密。除出凤翔入大散关的金牛道外，尚有捷径三途，东曰子午道，自洋县东北之午口北越秦岭，而达子口；中曰党骆道，自洋县之党口大周至之骆谷口；西曰褒斜道，自汉中达眉县之斜谷。又有入蜀之道二，一曰米仓道，由南郑经米仓山达四川巴中，一曰阴平道，自勉县经略阳至甘肃武都而达四川江油，故汉中扼陕蜀要隘，又控汉江上游，水运货物入襄汉湖广。因此，客商云集，货物堆存最多，系龙驹寨外陕西第二大水旱码头。“明末之际……汉中已为商业转折重地，沿江帆樯逐渐云集，过街楼即系囤积货物之地，设有货栈多处，并有营业店铺，为往来船商相互交易之市场”(13)。“码头倚江傍水，定名‘兴隆街’，东至过街楼，约一公里，店铺俱全”，“每日款乃声，水浪的船声，码头的熙来攘往声，与渡口竞渡之声相酬答，呈现热闹无比的局面”(14)。到清末，“每年输出额为十万余两”(15)。
而延庆路的南延展，又使中国历史上由陕商开辟的“陕甘茶马古道”与“陕北盐马古道”实行对接，“来时驮盐去时茶”，盐马交易与茶马交易互补，为陕西与西北经济增添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沟通陕、甘、宁、内蒙古的物流大动脉，这两条古道上不独凤翔、汉中成为关西、陕南大都会，就是凤县、略阳、天水都是极常繁荣。
凤县为陕川茶叶经徽州批验的必经之途。因此，“秦蜀商贾云集，资产富饶”(16)，“尤其在商业繁荣的东关，川陕商旅，南来北往，住宿此地，大小客店如川陕店、柳树店、悦来店等都是顾客满员……每当黄昏时节，更是热闹非凡，抬轿、滑竿、驴驮、马载，客旅往来，熙熙攘攘”(17)。茶盐过载还使凤县形成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那就是“每年秋冬……青海、甘肃驮盐的骆驼、马帮到双十铺后，卸下盐包，骡马歇住客店，骆驼就歇在河滩，驮客就在河滩用自带的铜锅，挖坑埋锅造饭，他们没有擀面工具，就把和好的面用手揪到锅里煮熟吃，至今双十铺人还把吃厚面片叫‘骆驼客饭’”(18)。
略阳是陕川茶叶入甘的又一通道，“地边陇蜀，嘉陵江绕于南，栈坝河环于西北，西至阶州白马关为赴甘大道，盐茶货物驴驮人夫往来不绝”(19)。因往来货物到此要改装分配，故略阳的堆栈业很发达，业务繁盛，就是到近代由略阳转输的入甘川茶、紫阳茶“每月约六万七千零八十斤”(20)。
天水为古秦州，是川陕茶叶入甘后的重要集散地。因此该州的运输业极发达，“天水地当川陕要冲，人烟稠密，商贾云集，当清同治以前运输之广甲于全省……向之运货骡马年约七八千头……有骡车约五百余辆……骆驼，每年自冬末至春初约有四千余头”(21)。这些运输力量有相当多是用来转输陕川茶叶和盐巴的。
所以，还在清代就有人正确总结了这条古道的社会经济意义。乾隆时任陕西巡抚的钟音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讲：“自京至陕，由陕至甘原有两路，一路由陕西沿边一带自安边、靖边入宁夏花马池，由宁夏而至凉、甘、肃，此一路也。一路由陕西之邠州、长武至甘属之泾州，由泾州而至兰州。但查泾州一路抵兰州，必从巩昌之会宁、安定二县地方行走，此二县地时稍旱，窖水不足，居民即星散奔忙他处找水，若大队官兵经由此路，殊属未便”(22)。由此可见，由彬县、长武走甘肃因水草不丰，不是大路人马行走的主要路线，而走定边趋宁夏到兰州是草丰水美的便捷大道，遂使定边“盐马古道”成为沟通陕、甘、宁、青、内蒙古的主要通道，和联结西北与内地的主要纽带。钟音是当时陕西的主要行政长官，他对朝廷报告所讲的话应当是可信的。
① 《定边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428页。
②③ 《定边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428页。
④ 《定边县志》嘉庆三十四年本，《田赋志》，第69—70页。
⑤ 《固原州志》卷四。
⑥ 《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七十二。
⑦ 《凤翔乡土志》，第21页。
⑧ 白寿彝：《回民起义》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6年版，第220页。
⑨ 《凤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7页。
⑩ 刘安国：《陕西交通要》上卷，第66页。
(11) 《天水县志》卷八，第21页。
(12) 《凤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8页。
(13)(14) 李于一：《汉江水运和兴隆街的盛衰》，见《汉中文史资料》第6辑，第40页。
(15) 刘安国：《陕西交通要》上卷，第68页。
(16) 《新修凤县志》卷十，第7页。
(17) 《凤县志民国时期资料汇编》，第78页。
(18) 蒲含英：《双十铺今昔》，见《凤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148页。
(19) 卢坤：《秦疆治略》，第58页。
(20) 《陕行汇刊》卷九，第一期。
(21) 《天水县志》卷八，第21—22页。
(22) 引自《陕西商帮与甘肃的地缘关系》网上资料2007-4-30 by:qwerty。
一、花马池盐行销范围的变化
在我国封建社会，食盐实行划区销售、边岸制度，不得越界贩卖。因此，花马池盐自古有特定销区，但随王朝更迭，历朝亦有不同变化。
从唐代以来，陕北宁夏之青、白池盐主销甘陇河州，主要解决西北边地民食所需。至宋时盐州、夏州商民开始将青盐内贩，换取关中、陇东一带粮谷，由于宋夏对峙，宋廷严禁青盐内销，有私犯者罪死。后宋夏议和，宋廷每年给西夏大量物资，唯独对西夏提出每年销10万石青白盐于内地的条件，坚执不准。入元后，民族融合，放宽禁令，允许青盐贩运陕西、环庆一带，抽税过卡，成为青盐内销的开始。
明初，在定边所属的灵州设“陕西灵州盐课司”，主管大小花马池行盐。当时花马盐主销宁夏全境，甘肃、平凉、庆阳以及榆林等地，陕西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销山西河东解池盐。
至隆庆中，花马池盐内销范围进一步扩大，隆庆中，令延安、鄜州改食花马池盐，到明末，又令凤翔、汉中两府改食花马池盐。是时花马池盐行销凤翔、汉中、延安、鄜州并清涧一十五州县，计额三万九千四百道，其中汉中两万五千道，延、鄜并清涧一万四千四百道。有人估计，正德时花马池盐年产15.798万石，到嘉靖八年(1529)，年产达35.9736万石，产量几乎翻了近两倍，这从一个侧面页反映了花马池盐行销区域的扩大。①
清承明制，花马池盐销巩昌、临洮、河州、清涧、延安、凤翔、汉中等地，并无多大变化。只是嘉庆年间(1522—1566)又将陕西兴安府(即今安康市)纳入花马池盐销售区域，此时花马池盐销地已覆盖甘、宁、陕南、陕北及关西等广大区域。有人估计，清初花马池盐年产3万驮，后扩大至7万余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花马池盐销地的扩大。②花马池盐行销覆盖西北地区的广大区域，也反映了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明初花马池盐盐税收入为边防军的主要财源，嘉靖年间其盐税收入“专备防秋兵马使用”。万历年间(1573—1619)，仅大小花马池盐税，每岁解宁夏镇年例银13242两，延绥镇年例银13714两，固原镇客兵银2059两，固原军门犒赏银7120两，总计达36000余两。③已占到明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足以证明花马池盐对西北财政经济的支撑作用。
二、花马池盐的行销道路
定边花马池盐长期实行官督民运民销体制，本地土商专司赴延安府令缴引张，并不出资贩运，亦不承令帮本。各州县脚户来池，报明某州县，支盐配引，驮往销售。唯盐课每引一道配盐200斤，征盐课2.56钱。另池上土商，每引一道，向脚户收钱120文，为领缴引张笔墨费之用，名曰“引价”。到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将花马池盐课摊丁入亩后，盐斤听民自行贩运销售。后户部核议“花马大池，系数官池。若听民自行捞晒，利之所在，恐致争端”，遂“招募坐商，自出工本，雇夫捞晒盐斤，或与商贩交易，或系自运出售，均听其便”。此为商产商销阶段。除花马池外，其余苟池、倭池，“因路远沙厚，车骡行走维艰乏人驮运，或蒙古人自行驮运入口，易换零星货物，向不例禁”④。
花马池盐这种商运商销的自由贸易体制，有利于陕、甘、宁、内蒙古四省人民自由驮运盐斤，他们牵驼驱驴，肩挑车载，以定边为起始点，踩出了四通八达的“盐马古道”，演绎了中国古代商业史上雄壮的贸易话剧。
一条为定边当地土商驮盐走的西北官道。此道从定边趋宁夏盐池县到灵武(即古灵州)再到银川。这一驮道因中经盐池县小花马池阻挡，对定边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
一条是北走周台子乡到包头的北关道。这条道或经海子梁，走草地赴托克托旗的“四马路”；或经砖井镇、安边镇，经堆子梁赴内蒙古的“老边路”；或北上经白泥井镇走草原赴鄂尔多斯的“五马路”。这三条道均为汉蒙贸易的草原之路，是联结陕西、内蒙古的贸易纽带。在这条古道上，或是定边土著贾人“每赴蒙古各旗贩驼马牛羊”，或是蒙地人民“饶牧牛马以转盐”，“蒙古人自行驮运入口，易换零星货物”，成为陕北盐马古道的主体道路之一。
一条是走砖井、安边到靖边赴榆林的“东大路”。这条道或是走彭滩，翻孙克观到新安边镇，或是赴吴起、志丹到延安的“东南大道”。这两条古道是花马池盐销延安、鄜州、清涧一十五州县的主要贸易通道，也是定边与榆林、延安联系的主官道，依据“官道即商道”的原理，仍然是主官道。
一条是经板窑，翻羊圈山、宁条梁到西峰或走莲花池，翻青山到固原；或走油房镇到华池、庆阳的“西大路”。这条古道是定边联系关中的主要贸易通道，有十分重大的经济社会意义。当年，固原州“多商旅杂处，而山西延绥尤重”，就是延绥的商民经莲花、青山“牧牛马以转盐”，才取得了固原“衣食不乏”的贸易成绩。⑤庆延路途经的宁条梁镇“夙称繁富，商客辅辏，民人数十万，为延绥边外第一大镇”。⑥而延庆路走西峰，趋平凉，经三原，到凤翔，再由凤翔走栈道达于汉中，从汉中借汉水达于安康，成为联结陕南、关中、甘肃、宁夏的主要贸易通道，我们所讲的定边历史上的“盐马古道”，以这一条古道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陕西历史上第一条沟通陕、甘、宁、内蒙古的“盐马古道”
“欲要富，先修路”。明清时期，定边以驮运花马池盐为中心，形成四通八达的“盐马古道”贸易网络体系。这一古道网络体系，不仅对于促进三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汉中、凤翔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陕甘茶马古道”相衔接，“茶马古道”与“盐马古道”的对接，就形成了明清时期沟通陕、甘、宁、内蒙古的主要通道，它对于促进西北经济的发展和西部经济的初期开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尤其是明崇祯年间(1628—1644)，允许花马池盐内销凤翔、汉中两府，使延庆路延展到汉、凤两府，终于打通了陕南、关中、陕北的贸易联系，使三秦大地真正实现了“中外一统之盛”的繁荣局面。从此，凤翔、汉中若有不到陕北甘庆驮盐捆茶客商的影子，其经济繁荣就会黯然失色，反之定、庆驮客的到来才使凤、汉两府经济呈现出外向型经济的特色。
延庆路开通后，陕北盐商的到来，带给凤翔和汉中的是一片繁荣。凤翔府地处甘川交通要道，“陇关阻其西，益门扼其南”，地形险阻，田原肥美，“一年丰收可足两年之用，犹称省西乐土”⑦，自古为关中物资集散转输之地。甘川物资由此分流，走甘陇则由宝鸡达秦州(天水)直趋兰(兰州)，下四川则由宝鸡入益门穿北栈道达于汉中，成为内地著名码头之一，有“关西都会”之称，加之县北灵台、杜阳等地畜牧业发达，犯霜露逐水草善养驴骡，为凤翔驮运转输提供了物质条件，故自明清以来商业贸易发达，县城东关“街市十数里，坐贾万余家，百货充盈”⑧，筑有“山陕河南会馆”，又名“敬城会馆”，专事商贸融通。咸丰九年(1859)《凤翔重修天圣观碑》载，时县境商号捐资者346家，另加城关盐行、清酒行、篓行等捐资总计500余户，当时仅城关有肉铺十余家，日销猪、羊肉数千斤，商民中有“日销三是猪，百羊百石粮”⑨之说，足见商业之繁荣。而在凤翔诸商行中，运输业尤为昌盛，咸丰五年(1855)仅过载行就在20家以上，四时运转不停，“驴骡常以大队相往来，多则二十头以上”⑩，最盛是发往秦州的“运货骡马年约七八千头”(11)。由于交易以现货为主，“标期”终一结算，故凤翔银钱也发达，“独有一种白银市场，地址在城内准提庵，人称‘准提庵银子市’。每天清早开市，上午九、十点散市，交易者多为各商号经理或东家，还有来自岐山、眉县等地的商人和专事倒卖白银者。交易由经纪人主持，以钱换银或以银换钱。交易凭信用账册，做买空卖空的‘干盘生意’。到‘标期’月终结算。日交易白银五六万两”(12)。从而使凤翔以“银凤翔”而得其名。
汉中为秦蜀交通要冲，物产丰盈，鱼米之乡，阡陌相属，财货充裕，为陕陇货物分流蜀湖转运之地。汉中历史上与关中联系紧密。除出凤翔入大散关的金牛道外，尚有捷径三途，东曰子午道，自洋县东北之午口北越秦岭，而达子口；中曰党骆道，自洋县之党口大周至之骆谷口；西曰褒斜道，自汉中达眉县之斜谷。又有入蜀之道二，一曰米仓道，由南郑经米仓山达四川巴中，一曰阴平道，自勉县经略阳至甘肃武都而达四川江油，故汉中扼陕蜀要隘，又控汉江上游，水运货物入襄汉湖广。因此，客商云集，货物堆存最多，系龙驹寨外陕西第二大水旱码头。“明末之际……汉中已为商业转折重地，沿江帆樯逐渐云集，过街楼即系囤积货物之地，设有货栈多处，并有营业店铺，为往来船商相互交易之市场”(13)。“码头倚江傍水，定名‘兴隆街’，东至过街楼，约一公里，店铺俱全”，“每日款乃声，水浪的船声，码头的熙来攘往声，与渡口竞渡之声相酬答，呈现热闹无比的局面”(14)。到清末，“每年输出额为十万余两”(15)。
而延庆路的南延展，又使中国历史上由陕商开辟的“陕甘茶马古道”与“陕北盐马古道”实行对接，“来时驮盐去时茶”，盐马交易与茶马交易互补，为陕西与西北经济增添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沟通陕、甘、宁、内蒙古的物流大动脉，这两条古道上不独凤翔、汉中成为关西、陕南大都会，就是凤县、略阳、天水都是极常繁荣。
凤县为陕川茶叶经徽州批验的必经之途。因此，“秦蜀商贾云集，资产富饶”(16)，“尤其在商业繁荣的东关，川陕商旅，南来北往，住宿此地，大小客店如川陕店、柳树店、悦来店等都是顾客满员……每当黄昏时节，更是热闹非凡，抬轿、滑竿、驴驮、马载，客旅往来，熙熙攘攘”(17)。茶盐过载还使凤县形成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那就是“每年秋冬……青海、甘肃驮盐的骆驼、马帮到双十铺后，卸下盐包，骡马歇住客店，骆驼就歇在河滩，驮客就在河滩用自带的铜锅，挖坑埋锅造饭，他们没有擀面工具，就把和好的面用手揪到锅里煮熟吃，至今双十铺人还把吃厚面片叫‘骆驼客饭’”(18)。
略阳是陕川茶叶入甘的又一通道，“地边陇蜀，嘉陵江绕于南，栈坝河环于西北，西至阶州白马关为赴甘大道，盐茶货物驴驮人夫往来不绝”(19)。因往来货物到此要改装分配，故略阳的堆栈业很发达，业务繁盛，就是到近代由略阳转输的入甘川茶、紫阳茶“每月约六万七千零八十斤”(20)。
天水为古秦州，是川陕茶叶入甘后的重要集散地。因此该州的运输业极发达，“天水地当川陕要冲，人烟稠密，商贾云集，当清同治以前运输之广甲于全省……向之运货骡马年约七八千头……有骡车约五百余辆……骆驼，每年自冬末至春初约有四千余头”(21)。这些运输力量有相当多是用来转输陕川茶叶和盐巴的。
所以，还在清代就有人正确总结了这条古道的社会经济意义。乾隆时任陕西巡抚的钟音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讲：“自京至陕，由陕至甘原有两路，一路由陕西沿边一带自安边、靖边入宁夏花马池，由宁夏而至凉、甘、肃，此一路也。一路由陕西之邠州、长武至甘属之泾州，由泾州而至兰州。但查泾州一路抵兰州，必从巩昌之会宁、安定二县地方行走，此二县地时稍旱，窖水不足，居民即星散奔忙他处找水，若大队官兵经由此路，殊属未便”(22)。由此可见，由彬县、长武走甘肃因水草不丰，不是大路人马行走的主要路线，而走定边趋宁夏到兰州是草丰水美的便捷大道，遂使定边“盐马古道”成为沟通陕、甘、宁、青、内蒙古的主要通道，和联结西北与内地的主要纽带。钟音是当时陕西的主要行政长官，他对朝廷报告所讲的话应当是可信的。
① 《定边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428页。
②③ 《定边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428页。
④ 《定边县志》嘉庆三十四年本，《田赋志》，第69—70页。
⑤ 《固原州志》卷四。
⑥ 《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七十二。
⑦ 《凤翔乡土志》，第21页。
⑧ 白寿彝：《回民起义》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6年版，第220页。
⑨ 《凤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7页。
⑩ 刘安国：《陕西交通要》上卷，第66页。
(11) 《天水县志》卷八，第21页。
(12) 《凤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8页。
(13)(14) 李于一：《汉江水运和兴隆街的盛衰》，见《汉中文史资料》第6辑，第40页。
(15) 刘安国：《陕西交通要》上卷，第68页。
(16) 《新修凤县志》卷十，第7页。
(17) 《凤县志民国时期资料汇编》，第78页。
(18) 蒲含英：《双十铺今昔》，见《凤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148页。
(19) 卢坤：《秦疆治略》，第58页。
(20) 《陕行汇刊》卷九，第一期。
(21) 《天水县志》卷八，第21—22页。
(22) 引自《陕西商帮与甘肃的地缘关系》网上资料2007-4-30 by:qwerty。